第3章

一种紧凑、多彩而难以形容的生活开始了。我如今回忆起这种生活，仿佛在回忆一个童话故事。现在，当我重温往事的时候，有时自己也难以相信，这曾经有过的一切，就是如此真实地存在着，丝毫不爽。我不由得想对许多事情提出疑问，予以否定——一个“愚昧的民族”的阴暗生活，太富于残酷性了。

然而真实高于怜悯，而且我并不是在讲述我自己，而是在讲述由许多可怕的印象构成的令人感到压抑、窒闷的环境，普通的俄罗斯人曾在这个环境里生活，而且至今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外公家里充斥着所有人相互敌视的浓烈氛围；这种敌视使大人深受毒害，连小孩儿也掺入其中。后来我从外婆的叙述中得知，我母亲正好在她的兄弟们执意要和父亲闹分家的日子里来到了娘家。母亲的突然回家对他们想分家的愿望犹如火上浇油，使它更强烈了。他们怕母亲提出要那笔原本要给她、却留在外公手里的嫁妆。因为我母亲是违背父命，“私奔”成婚，舅舅们认为这笔嫁妆该由他们分享。很久以前他们就在激烈争吵：谁去城里开作坊，谁去奥卡河对岸的小镇上开染坊。

那是在回到家不久，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一场争吵爆发了：两个舅舅突然间跳起来，隔着餐桌弯过身去，向着外公大吼大叫，像狗一样呜呜地龇着牙，浑身发抖；外公拿汤匙敲着桌子，满脸涨得通红，像公鸡一样响亮地叫起来：

“我叫你们都讨饭去！”

外婆病态地扭歪了脸，说道：

“老爷子，把什么都给他们吧——这样你会安宁些，给他们吧！”

“住口！都是让你给惯的！”外公两眼闪出愤怒的光芒喊道。奇怪的是他个子这么小，叫喊起来却那么震耳欲聋。

母亲从桌子边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向窗口走去，转过身子背对着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忽然伸出手去猛地扇了弟弟一记耳光。对方怒吼一声，和他扭作一团。于是两人扭翻在地翻来滚去，哇哇叫着，骂着，连声音都嘶哑了。

孩子们哭了起来。怀着身孕的娜塔里娅舅妈绝望地叫起来。母亲将她一把抱住，拖了出去。开开心心的麻脸保姆叶甫盖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翻倒了；年轻魁梧的雇工茨冈娃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一个秃顶、蓄着大胡子、戴墨镜的人，则不慌不忙地用毛巾把舅舅的双手缚了起来。

舅舅伸长了脖子，稀疏的黑胡子擦着地面，声嘶力竭地叫着；外公围着桌子跑来跑去，哀怨地呼喊着：

“是自家兄弟呀，啊！同胞手足！哎，你们呀……”

争吵刚开始时我就吓坏了，跳到了炉炕上，惊恐万状地看着外祖母用铜洗手盆里的水洗去雅科夫舅舅被打破的脸上的血；舅舅哭着，跺着脚。外婆语气沉重地说：

“该死的，两个野人，脑子该醒醒啦！”

外公一面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头穿好，一面对着她喊：

“你这个妖婆，怎么生下了两只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了以后，外婆缩到角落里，撕心裂肺地哀号着说：

“圣母啊，把理智还给我的孩子吧！”

外公站起来侧身对着她，望着杯盘狼藉的餐桌，悄悄说：

“孩子他娘，你可留神点儿，小心他们欺侮瓦尔瓦拉，别出什么事……”

“够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来补补……”

这时她用手掌紧紧地捧住外公的脑袋，亲了亲他的脑门；在她对面，他显得很矮小，把脸贴到她的肩膀上说道：

“看来该分家了，孩子他娘……”

“该分了，孩子他爹，该分了！”

他们俩谈了好久。起先谈得挺和谐，后来外公开始用一只脚蹭地板，就像打架前的公鸡似的，扬起一根手指警告外婆，放大了声音说：

“我了解你，你更喜欢他们俩！你的米什卡[7]是个骗子，雅什卡[8]是个自由思想分子！他们要花光我的钱财去喝酒，耗尽我的财产……”

我在炉炕上笨拙地翻了个身，把熨斗碰落了，熨斗顺着炉梯哐啷啷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污水盆。外公跳上炉梯档，把我拖了下来，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我似的。

“谁把你放到炉炕上的，是你母亲？”

“我自己。”

“撒谎。”

“是的，是我自己。我吓坏了。”

他把我推开，用手心轻轻拍拍脑门。

“活脱脱像他爸！走吧……”

我求之不得，就逃离了厨房。

我清楚地看到，外公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一直在注视我，所以我怕他。我记得我总想躲避这灼人的目光。我觉得外公很凶，他和任何人说话都语带讥刺，尖酸刻薄，口气中含着挑衅，总想惹恼每一个人。

“唉，你们哪！”这是他经常感叹的一句话，那声音拖得长长的“们哪”两个字总在我心里激起一股乏味和冷飕飕的感觉。

在喝晚茶休息的时候，他、两个舅舅和工匠们倦容满面地从染坊来到厨房，他们的双手被紫檀色颜料染成了紫黑色，满是硫酸盐烧伤的斑斑伤痕，头发上束着一根带子，人人都像厨房角落里的一个个深暗色的圣像。外公就在我的对面坐下，而且跟我说的话比跟其他孙儿多，这使他们不胜羡慕。他整个人体态匀称，形容清瘦，显得尖头细脑。他那件丝线缝的缎子西装背心已显得破旧，印花布衬衫也皱巴巴的，裤子上左膝部有两块显眼的大补丁，但比起穿着西式上衣、胸衣，脖子上系着丝巾的儿子们，他的穿着依然让人觉得干净、悦目。

我们来这儿没几天，外公就要我学习祈祷词。其他几个孩子岁数比我大，已经在圣母升天教堂的一个执事那里学识字，从家里的窗口望得见教堂一个个洋葱头似的金顶。

教我的是文静、羞怯的娜塔里娅舅妈。这个女人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小脸和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我觉得透过这双眼睛能看见她脑袋后面的一切。

我喜欢目不转睛、久久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她眯起双眼，摇着脑袋，轻轻地、几乎耳语般地要求我：

“来，请你说：‘我们的在天之父……’”

假如我问：“雅科·日是什么意思？”她就惶惑不安地回头看上一眼，然后就劝告我说：

“你还是别问，问了更不好！你直接跟我念就得了：‘我们的在天父’……好吗？”

我被说得惴惴不安：为什么问了更不好？“雅科·日”这三个字就有了特别的意思？所以我故意把它念得走了样：

“雅科夫热”，“雅甫科热”[9]……

但是舅妈面色苍白，仿佛病弱不支的样子，耐心地纠正我念的单词，那声音一直是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

“不对，你就念‘雅科·日’……”

然而她这个人连同她那些话，都不是那么简洁明了，这使我很恼火，妨碍了我去记住祷告词的内容。

有一次外公问我：

“喂，阿廖沙，今天做过什么啦？你额头上起了个包，凭这点我看出来了。头上弄出个包来，这可算不得聪明！‘我们的在天之父’背熟了吗？”

舅妈轻轻说：

“他记性不好。”

外公冷笑一声，两条红眉毛乐滋滋地竖了起来。

“要是这样——那该吃鞭子啦！”

于是他又问我：

“你爹打你吗？”

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没说话。这时母亲就说了：

“不，马克西姆没打过他，也不许我打他。”

“这究竟为什么呀？”

“他说了，敲打成不了才。”

“这个马克西姆是个十足的傻瓜，他已不在了，上帝呀，原谅我吧！”外公毫不含糊地、生气地说。

他的话使我受了委屈。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噘着嘴干吗？瞧你……”

这时他摸了摸夹杂着银丝的棕红头发，又说道：

“到星期六我要叫萨什卡为顶针的事吃生活。”

“怎么吃？”我问。

大家都笑起来，外公却说：

“你等着瞧……”

等静下心来，我暗自寻思：做生活，就是把要染的衣服拆开，可是鞭和打，显然就是一码事。人们打马、打狗、打猫，岗警打波斯人，这些我都见过。可是我从未见过这样打小孩的，虽然这里舅舅们弯起中指的关节敲自己的孩子，有时敲前额，有时敲后脑勺，孩子们对此却无所谓，只是摸摸被敲过的地方。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们：

“痛吗？”

他们总是硬气地回答说：

“不痛，一点也不痛！”

和顶针有关的那场沸反盈天的风波我是知道的。每到傍晚，在下午茶到晚餐之间的时间里，两位舅舅和一位师傅要把染过的一块块衣料缝成一件衣服，再加上硬纸标签。一次米哈伊尔舅舅想捉弄视力很差的格里高利，就吩咐九岁的侄子把师傅的顶针放到烛火上去烧烫。萨沙用夹除烛花的镊子紧紧夹住顶针，将它烧得很烫，然后不动声色地放到格里高利的手边，自己躲到了炉炕后面。正好这时外公来了，坐下来要干活，便拿起火烫的顶针往手指上套。

我记得当我闻声赶到厨房里时，只见外公将烫伤的手指抓着一只耳朵，模样可笑地又蹦又跳，嘴里叫着：

“谁做的好事，缺德鬼？”

米哈伊尔舅舅俯身向着桌子，用手指将顶针拨来拨去，向它吹着气；师傅镇定自若地做着针线活，飞针与手的影子在他硕大的秃顶上跳跃；雅科夫舅舅跑来，躲到炉炕背后偷偷地哧哧笑着；外婆在擦板上将生土豆磨成末。

“这是雅科夫家的萨什卡做的好事！”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胡说！”雅科夫从炉炕后面跳将出来，吼道。

于是在角落的某个地方他的儿子哭着叫起来：

“爸爸，别信他。是他亲自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开始吵架。外公却一下子平静下来，往手指上敷点土豆泥，带上我默默地走开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不好。自然，我在喝茶的时候问了，会不会鞭他或抽他。

“该会吧。”外公斜睨着我没好气地说。

米哈伊尔舅舅用手拍了拍桌子，大声对母亲说：

“瓦尔瓦拉，你把自己的狗崽子管好了，要不我拧了他的脑袋！”

母亲说：

“试试吧，动动看……”

大家都不吭声了。

母亲善于说出言简意赅的一两个字，把别人顶回去，顶得远远的，他们也真的退缩了。

我心里清楚，大家都怕母亲；就是外公本人，和她说话的语气也跟别人不一样——轻声轻气地。这使我心里高兴，我自豪地在表兄面前炫耀：

“我母亲是最厉害的！”

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发生在星期六的一件事却影响了我对母亲的态度。

没到星期六，让我赶上犯了一次错。

我觉得大人们很巧妙地把布料的颜色变来变去很好玩：一块黄的料子往黑的水里一浸，料子变得鲜蓝鲜蓝的，成了“宝蓝色”；将灰的往棕红色的水里一漂，它就带上了红色，成了深红。做起来很简单，可我却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我想亲自染点东西，就把想法告诉了雅科夫家的萨沙。他可是个认真的孩子；他总让大人们注意到他，对所有人都亲亲热热，愿意千方百计为大家效劳。大人们都夸他听话、聪明，但是外公却常常斜着眼去看他，说道：

“这个马屁精！”

雅科夫家的萨沙个子瘦小，肤色黧黑，长着一双突出的虾一样的眼睛，说起话来急急忙忙、轻声轻气，常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似乎想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那双黑眼珠常常呆滞不动，然而当他兴奋的时候，又会和眼白一起颤动。

我不喜欢他。对米哈伊尔家不大引人注目、笨手笨脚的萨沙我要喜欢得多。他是个文静的孩子，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总留着讨人喜欢的笑容，很像他那性格温和的母亲。他的牙齿不好看，从嘴里往外突着，上牙床上还长了两排牙齿。这使他觉得很有趣。他老是把手指塞在嘴里，摇着后面的一排牙齿，试图将它拔出来。他乖乖地让每个想摸他牙齿的人摸它。可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更有趣的地方。屋子里人挤得满满的，他却孤零零地一个人过日子，喜欢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傍晚则坐在窗口。我喜欢默不作声地和他待在一起，坐在窗口，心里很舒坦，身子紧贴着他，一直不声不响地坐着，看被晚霞映红的天空，黑色的寒鸦围绕大教堂洋葱头般金色的圆顶辗转不安地翻飞盘旋，一忽儿向高空飞升，一忽儿向低处降落，蓦然间又像一张黑色的网似的遮住了正在暗下去的天空，飞向某处，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当你望着这番景象时，你什么话也不会想说，于是胸中充溢着一种淡淡的愁绪。

雅科夫舅舅家的萨沙能像大人一样，什么事都说得头头是道。他得知我想学染色，就怂恿我从柜子里取出一块节日用的白桌布，将它染成蓝色。

“白的最好染，这点我知道！”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拖出一块沉甸甸的桌布，拿着它就往外跑，但是当我把桌布的边沿浸到宝蓝色的染缸里时，茨冈娃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向我直冲过来，一把夺过桌布，用他那双爪子似的大手将它拧干，对着从穿堂间看我干好事的表兄喊道：

“快去喊奶奶来！”

他大祸临头似的摇晃着头发蓬松的黑脑袋，说道：

“为这件事你可有好果子吃啰！”

外婆跑来了，喔的一声惊叫，连眼泪都出来了，同时模样可笑地骂我说：

“哎呀，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咸耳朵！真该把你举起来摔死！”

接着她开始串通茨冈娃：

“瓦尼亚，你可别告诉外公啊。我会把这件事瞒起来，说不定能设法对付过去……”

万卡[10]一面把那双湿漉漉的手在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着，一面心事重重地说：

“我会怎么样？我不会说；可您留神，别让小萨沙去告状！”

“我会给他一个两戈比的小钱的。”外婆一面带着我进屋，一面说。

星期六那天，彻夜祈祷[11]之前，有人把我带进了厨房。那里又暗又静。我记得通往穿堂间和各个房间的门都被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是秋季傍晚灰蒙蒙的暮色，还有淅淅沥沥的雨声。漆黑的炉门前，一把长椅上坐着茨冈娃，气呼呼的，这不像他自己一贯的模样。外公站在角落里，在一只大洗碗盆旁边，正从盛着水的木桶里挑选长长的树枝条，比较着它们的长短，然后在空中呼呼地挥了几下。外婆站在暗处，大声嗅着鼻烟，嘴里唠叨着：

“可得意呢……虐待狂……”

雅科夫家的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椅子上，用拳头擦着双眼，拉长了声音在说，那声音不像是他自己的，仿佛是一个七老八十的叫花子在说话：

“看在基督的分上，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两个孩子像木头人似的站在椅子后面，彼此肩靠着肩。

“等我打完了再饶你，”外公握着长长的湿树条，从握成拳的掌心里捋过，说道，“好吧，把裤子扒下！……”

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而且无论他说话的声音，还是坐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的孩子惊慌不安的哀求，或者外婆移步时双脚轻擦地面的沙沙声，都未能打破笼罩在厨房里、被烟熏黑的低低的天花板下面的寂静。

萨沙站起身，解开裤带，将裤子扒到膝部，用双手提着，猫着腰，跌跌撞撞地向长椅走去。看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觉得挺难受的，我的双腿也在瑟瑟发抖。

他乖乖地脸朝下躺到长椅上，万卡用一条阔毛巾将他沿胳肢窝和后脖颈在椅子上绑住，然后用他那双黑手抓住他双腿的脚踝，这情景叫人看了更难受。

“历克赛[12]，”外公叫我，“走近些！……对了，我跟谁说话来着？……你好生瞧瞧，什么叫抽……一下！……”

他的手扬起不高，树条啪的一下打在裸露的身体上。萨沙一声尖叫。

“装样子，”外公说，“这不算疼！这下更疼！”

他抽得非常狠。萨沙身体马上发红，突起一道红杠杠，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号叫。

“不好受？”外公的手有节奏地一起一落，问道，“不喜欢是吗？这可不是顶针！”

在他扬起手臂时，我胸膛里的一切也跟着往上升，手臂降下时，我整个人也仿佛跌了下去。

萨沙喊叫的声音非常尖，难听极了：

“我再也不了……我可是把桌布的事也说啦……我可是说啦……”

外公平静地、仿佛诵读《圣经》诗篇似的说道：

“告密——这可救不了你！告密者首先该打。现在，为了桌布的事，该你啦！”

外婆向我扑过来，将我一把抱住，叫了起来：

“我不许你打历克赛！不许你打，恶魔！”

她开始用脚踢门，喊道：

“瓦丽娅，瓦尔瓦拉！……”

外公向她冲去，把她撞倒在地，将我一把夺过，带到了长椅边。我在他手里挣扎，抓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头。他嗷嗷地叫着，把我紧紧夹住，最后将我扔到椅子上，把我的脸也摔破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狂野的叫喊：

“绑起来！我打死他！……”

我还记得母亲脸色煞白，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她在长椅边跑来跑去，说话的声音都嘶哑了：

“爸爸，不能这样！……交给我吧……”

外公打得我昏死过去，后来我背朝上躺在一个小房间里，在一张宽宽的、热烘烘的床上病了好几天；那房间只有一扇窗，角落里的神龛前点着一盏红色的长明灯，神龛里有许多圣像。

生病的那几天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大概长得很快，也感悟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对人们惶惑不安的关注，仿佛从我心上揭去了一层皮似的，对于任何委屈和痛苦的关注，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变得不堪忍受地敏感。

起先，外婆和母亲的争吵使我非常吃惊：在逼仄的房子里，一身黑衣、高高大大的外婆慢慢向母亲逼近，把她往角落里、放圣像的方向推，压低了嗓子恨恨地说：

“你为什么不把他抱走，啊？”

“我吓坏了。”

“亏你这副好身板！你不觉得害臊吗，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婆子，还不怕呢！你真丢人！……”

“别说了，妈妈，我烦……”

“不，你不喜欢他，你不心疼这个孤儿！”

母亲语气沉重而响亮地说：

“我自己一辈子都在做孤儿！”

接着她们俩坐在角落里的一口大木箱上哭了好久，母亲还说：

“如果不是阿历克赛，我早就走了，远走高飞了！在这个地狱里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妈妈！我无能为力……”

“你是我的骨肉，我的心肝。”外婆轻轻说。

我记住了：母亲并不厉害，她和所有人一样，害怕外公。我妨碍了她离开自己无法生活的家。这是一件叫人很伤心的事。不久，母亲真的从家里消失了，她到某个地方做客去了。

有一天外公突然出现了，仿佛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似的，他坐到床上，用冰一样冷的手摸摸我的头，说：

“你好，小子……你说话呀，别生气了！……咳，又怎么啦？……”

我真想踢他一脚，可是身子痛得无法动弹。他的头发看上去比以前更红了；他不安地把头摇来摇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墙上寻找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做成山羊形的蜜糖饼干，两个糖角，一只苹果和一串紫葡萄干，把这些东西都放到枕头上，我的鼻子边。

“你看见啦，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他弯下身子，吻了吻我的前额；然后一面用那只被颜料染成黄色的粗糙的小手抚着我的头，一面开始说话，那手上的黄色在弯曲得像鸟爪一样的指甲上尤其明显：

“我那时对你确实太那个了，小子。我火极了；你咬了我，还抓我，所以我也火极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因为最厉害的那几下你也挺过来了，会对你有好处的！你可要知道，被自己亲人打，这可不是受委屈的事，是受教训！别让别人打！挨自己人打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挨过打？我挨过的打呀，阿瘳沙，你即使做噩梦的时候也没见过。我受过的委屈呀，恐怕上帝本人见了也会哭！结果怎么样呢？我，一个孤儿，一个穷母亲的儿子，升到了现在这样的位置，成了行会的会长，指挥别人的头头。”

他那干瘦匀称的身子随意地躺下来偎依着我，开始沉稳有力、语重心长地讲述自己童年的岁月，这些话从他口中一句句地道出，既易懂又好听。

他的那双绿眼睛兴奋得熠熠生光，金黄的头发竖了起来，他愉快地说着，高亢的嗓音变得浑厚沉着，口中吐出的气体向我的脸上直冲：

“你可是坐了轮船来的，有蒸汽运送你，我在年轻的时候可得自己走，用自己的力量逆着伏尔加河的水流给驳船拉纤。船在水里行，我在岸上走，光着脚丫子，踩着尖利的岩石，踏着山麓的碎石片，就这样从日出走到黑夜！太阳烤得后脑勺火辣辣的，脑袋热得像铁锅里的水在滚，而你得把腰弯得很低很低，骨头都咯咯作响。走啊走，还看不见路，眼睛被汗水淋得模糊了，心里直想哭，眼泪直往下淌，可是，阿廖沙啊，你还不能说！走着走着，突然背纤的带子滑出了，你一骨碌倒了下去，摔了个嘴啃泥，那才乐呢。也许是力气彻底使完了，但愿能歇口气，哪怕就这么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仁慈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就是这么活着的！……就这么着我把伏尔加母亲河丈量了三遍：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到这儿；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集市。这可有好几千俄里呵！到第四个年头我已经当上了驳船上的工长——我向东家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说着说着，在我面前很快地就如白云一般长大起来，从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头变成了一个有神话般力量的人——他独自一人拉着巨大灰色的驳船在逆水行走……

有时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舞动双手，向我演示纤夫拉纤行走的样子，排水的样子；用男低音唱上几首歌，然后又像年轻人似的跳跃着躺到床上，用更加浑厚、更加铿锵有力的声音说话，这时他整个儿变得叫人惊讶不已：

“唉，阿廖沙，不过当驳船靠码头休息的时候，在夏日的傍晚，在日古利丘陵地带，或山岭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常点起一堆堆篝火，煮上粥。这时一个苦命的纤夫唱起了一首情歌，伙伴们也应声而起，齐声唱起来——那情景啊，简直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整条伏尔加河的水流得更快了，就像一匹马，前蹄凌空，直冲云霄！于是所有的痛苦，就如风中的灰尘，吹得无影无踪啦；人们唱得忘乎所以连粥潽了也不知道；这时就该拿长勺儿敲伙夫的脑门了——你尽管玩儿得痛快，可别忘了自己的差事！”

好几次有人向门里探进头来叫他出去，可是我却求他说：

“别走！”

他笑着，挥挥手把人打发走：

“等会儿，那儿……”

他一直说到了傍晚，当他亲切地和我道别后离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外公其实并不凶，也不可怕。要我再去回想正是他如此凶残地抽打了我，那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要忘却这件事也是做不到的。

外公的来访为所有的人敞开了房门，于是从早到晚总有人坐在床边，千方百计逗我乐；我记得这并非总是一件叫人快乐和好玩的事。在我身边待得最多的是外婆，她还跟我同睡一张床。但是这些日子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茨冈娃。他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宽宽的胸膛，一个头发卷曲的大脑袋。他来看我的时候已经傍晚了，穿戴得像过节一样，上身是一件金光灿灿的绸衬衫，下身是一条波里斯线裤子，脚上是一双像手风琴一样吱吱作响的皮靴。他头发油光锃亮，两条浓眉下的那双外斜的快乐的眼睛炯炯有神。还有年轻的黑唇须下那排洁白的牙齿，也闪闪有光。那件衬衫在长明灯柔和的红色光焰的映照下，鲜亮鲜亮的。

“你看看，”说着他捋起袖子，让我看那截裸露的手臂，那上面直到臂肘部都是一道道红红的伤痕，“看，肿得多厉害！原来还要厉害，已经长好许多了！”

“你感觉到了吗，外公发了多么大的火！我看到他会把你打死，所以我开始用这条手臂去做衬垫，我想等到树条被打断，外公会走开去换树条，这时外婆或者你妈会把你拖走！可是树条就是打不断，韧着呢，浸过水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少挨了不少。看见吗，我挨了多少下？小兄弟，我可会施诡计呢！……”

他柔和亲切地笑起来，重新仔细瞧了瞧肿起的手臂，含笑说：

“我是多么心疼你呵，我觉得喉咙里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心想这下完了！可他还在抽……”

他像马打响鼻一样吐着气，摇晃着脑袋，开始讲述外公的事，一下子使我觉得他亲近起来，变得跟孩子一样单纯。

我告诉他我非常爱他，他朴实的回答令人难忘：

“其实我也一样爱你，为此我才会去接受那样的疼痛，为了爱嘛！难道我还会为另外什么人？我瞧不起……”

接着他悄悄地教我，不时回过头去瞧瞧门口：

“下次再挨打的时候，你可小心了，别缩头缩脑，知道吗，别把身子缩起来，你身子一缩紧，会加倍地痛，你得把身子舒展了，放松，使它变得软乎乎的，像一团果冻那么躺着！别把气憋住，要用尽全力拼命叫喊——你可得记住，这挺管用！”

我问道：

“难道还要打？”

“怎么不打？”茨冈娃满不在乎地说，“当然还要打！说不定你还会经常挨打……”

“为什么？”

“反正外公总会找到理由的……”

于是他又关切地开始教我：

“如果他从上往下打，树条直接从上面下来，那你就静静地躺着，放松；如果抽打——也就是说树条打下来后还往自己身边拉，那是要抽掉你的皮，那你就把身子往他方向转一下，跟着树条转，懂了吗？这样会好受些！”

他眨了眨那只斜视的黑眼睛，又说道：

“我在这些方面比警察局长还聪明！小兄弟，我被打得简直可以把皮剥下来缝手套了！”

我望着他乐呵呵的脸，便想到了外婆讲的伊凡皇子和傻瓜伊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