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的民俗地图编制实践与理论

一、日本的民俗地图概念

在日本，民俗地图被研究者根据制作目的或该地图的功能划分成两种，一种是“民俗分布地图”，另一种是运用民俗地图分析民俗特征、文化规律或者用来展示研究结果的“民俗研究地图”。现在所说的民俗地图，在日语里一般涵盖上述分布图和研究地图这两类民俗地图，狭义使用时则多指前者的民俗分布地图。

在1972年出版的《日本民俗词典》中，对民俗地图的说明和定义如下：“显示民俗事象地域性分布的地图。”在1978年出版的《日本民俗讲座系列》中则将民俗地图定义为：“呈现民俗资料地域性分布的地图，可鸟瞰各种传承的地域分布之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的福田亚细男、宫田登主编的《日本民俗概论》中则是这样记述了有关民俗地图的概念：“描绘民俗分布图是进行比较研究时所运用资料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显示某种民俗是如何分布在某个地区，或揭示某种民俗事象类型分布的地域性差异。”这几个定义都是指民俗分布地图的。

民俗地图从欧洲引入后，日本民俗学科进一步扩展了它的绘制范围和表现形式，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两类民俗地图：一类是用于记录和表现民俗信息和数据的民俗地图，一类是呈现民俗研究结果，阐释某种理论定义的民俗地图。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民俗大辞典》的“民俗地图”条中就明确提示：“民俗地图是作为一种民俗研究手段而做成的地图。有标示特定事象存在地点的分布图和揭示民俗变迁和民俗性质的地图。前者是为展开研究所做的基础作业的结果，后者是为展示研究成果而做的图。”在2015年出版的日本民俗界最新民俗地图研究专著——仓石忠彦先生的《民俗地图方法论》里，则指出民俗分布图和民俗地图是两种图类：“民俗分布图是以标示特定民俗事象所在为目的的……换言之是把民俗资料一览表移植到地图上的形式。”“所谓民俗地图，是指以把握民俗事象与地域空间之关系为目的而做的图……它与民俗分布图不是完全同等的。”著名的柳田国男提出的“方言周圈论”，是通过提示日本地图上呈对称性分布的古方言的变化规律后归纳出的空间距离显示时间性变迁的理论，他论证方言周圈论的那幅蜗牛方言分布图，就属于“以把握民俗事象与地域空间之关系为目的而做的图”“为展示研究成果而做的图”，是呈现民俗研究结果、阐释某种理论定义的，具有研究性功能的民俗地图。

从这个角度看，民俗地图似乎应该根据目的功能的不同，具体称为民俗记录图和民俗研究图。然而即使在日本，可以被归为民俗研究图类的图也为数极少。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研究者们可以通过诠释、解读民俗记录地图或民俗分布地图，提出该地图信息呈现的某类或某地域民俗分布或传播、变容的规律及特征，因此，通过读解民俗分布图得出的结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分析民俗，演绎理论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俗记录图或民俗分布图亦具有提供研究的可能性，该图也就具有了研究功能。

日本民俗学者参与编制的日本两套系列全国民俗地图，可以说都是民俗记录图。第一套大型民俗地图《日本民俗地图》的序言中说，当时“传统的生活形式和风俗习惯急剧变化，有形和无形的民俗资料在迅速消失，因此保护民俗资料成为当时的紧急任务……从这个目的出发……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在民俗资料紧急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版了这套《日本民俗地图》”。在该序言“制作目的”部分，又再次明确了民俗地图与民俗资料的关系：“编制这套《日本民俗地图》以资保护民俗资料。”

二、日本民俗地图编制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配有民俗地图的民俗学论文，地理学的表述方法自那时起便被运用于标示民俗调查数据。20世纪中期，民俗地图研究者把调查数据用规模不同、形式不同的民俗地图形式保存和表现，并于此基础上先后出版了10卷本的《日本民俗地图》和13卷本的《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这些以全国地图或各都道府县行政区规模地图绘制的民俗地图，从宏观角度概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民俗类型信息，同时也为人们认识日本历史和民俗文化提供了一种工具。虽然这几套民俗地图存在着各种不足，但无疑提高了诸学科对民俗学的关注度和对民俗地图的认知度。早期民俗地图运用者之一的柳田国男通过对自己标示的一幅方言分布图的读解分析，提出了古方言的变化围绕文化中心在地图上呈现出一种对称式分布之说，即后来被称为“方言周圈论”的古方言词汇分布格局。这个诠释在方言研究界获得认可，日后又成为日本民俗学史上解读民俗事象分布的一条著名理论。也因为这个研究结果，这类标有代表民俗事象各种符号的民俗地图在日本民俗学界引起极大关心，当时民俗学年会的讨论题目以及民俗学会会刊都曾以“民俗地图”为专题，足见当时的注目度之高。

1．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分布图》

日本民俗学开始使用民俗地图的历史一般都追溯到1927年。第一幅用于阐述民俗研究的民俗地图，指的是柳田国男1927年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民俗方言的著述《蜗牛考》一文里绘制的方言分布图（见图1-2）。这是柳田国男为了阐明他发现的一种各地古方言对蜗牛的称呼在日本各地扩散和分布的规律而绘制的方言词汇分布图成果。柳田国男将日本全国各地对蜗牛的不同方言称呼，用不同的标记符号指代，并将各种指代符号按照调查资料来源地，逐一标注在一幅日本全国地图上。根据图上分类标志所显示的特征，柳田国男指出：日本各个地区对同一种生物的不同称呼可归纳为数种类型，这数种类型用指代符号标示在地图上，则可以呈现出对文化中心地区有规律地面对称相似的分布形态。通过分析方言地图上符号聚合分离所呈现的词汇分布变化规律，柳田国男进一步指出了古方言的分布与变迁的规律具有地理上的“远方一致性”特点，即这种规律性分布恰恰与该方言从边缘地区到文化中心地区，从古老形式到最新形式的变迁顺序相吻合。柳田国男根据图示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本古方言的分布特征是以空间性差异反映时间性差异。分布地图标示的符号呈现的空间性相同或相异所呈现的，是该方言词汇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柳田国男从分析方言变迁推导出“方言周圈论”理论，指出古方言自文化中心向文化边远地区的扩散，是呈水面波纹般圆圈式地逐渐扩散开去的，边远地的该语言形态，代表了最古老年代时该语言的形态。

由于上图标记的数据不易一目了然地读出，著名语言学者柴田武后来又用略图解说了柳田的方言周圈理论（见图1-3）。图中长方形象征日本全国狭长的地形，复数的同心圆罩在地形上，替代柳田所说的以京都为中心对称分布的语言现象，每个圆圈里填写的是呈对称分布的古方言。而后，为了便于日语读者之外的人能够读懂这幅图，学者何彬又用彩色符号再现了柳田和柴田二人的方言周圈论图（见图1-4）。

而后，日本的福田亚细男教授又用一幅理论结构图简明扼要地诠释了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分布理论。柳田国男用平面空间标示数据，凝缩性地展现了空间上的方言变化趋向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而福田亚细男则用模式图更抽象简练地阐明了文化中心E到A的空间距离的文化现象，呈现的是时间轴上A到E的过去到现在的关联（见图1-5）。

在柳田国男运用民俗地图构建了方言词汇变化分析的理论之后，民俗地图引起民俗学者的极大关注。除了陆续有人撰文探讨民俗地图的功用和优缺点之外，更多的人则尝试把手头的民俗资料数据化，用标注符号的方法制作民俗分布图。日本民俗界的民俗调查记录和民俗研究的各种论文著述里逐步出现个人绘制的，用以表述民俗分布或民俗行为时间的民俗地图，亦即表现民俗存在的地图。

而后，在1950年出版的柳田国男监修的《民俗学辞典》里，附录了三幅民俗分布图，这是日本民俗学类词典收录民俗地图的首次尝试，表明了日本民俗学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非常关注民俗地图，认为它是可以用来表述、诠释民俗的视觉性方法，同时也证明民俗地图在日本民俗学开始获得一席之地。然而，虽然这本词典里第一次收录了民俗分布地图，但并未单设“民俗地图”的词条，表明对民俗地图的理性认识和研究尚不足。后来编制的民俗学词典则专门设置了“民俗地图”一项词条，表明民俗地图的绘制和对民俗地图本身的研究都在继续发展。

图5是用抽象的模式图说明图2的抽象性理论，这两幅图都被定位在民俗研究方法论的层次。而制作最多、运用最多的是民俗分布图。民俗分布图是民俗研究图的基础图，也是保存数据的优秀方法之一。由于分布图是将文字和数据表现为直观性极强的图示，其结果就不仅是有效记录和保存了数据，同时又是在一幅平面图上呈现了许多复杂多元和立体的因素，随时供人们阅览或解读。这是用分布图保存数据或者获得数据后绘制分布图的主要意义所在。

2．《日本民俗地图》和《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

在日本，从附录在村庄乡土志、社区地方志民俗篇里的民俗地图，到省市级地方志民俗篇附录的民俗地图，再到个人论文里的单项民俗分布图，可以说种类繁多，不可胜数，这说明民俗地图在日本学界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成为记录民俗数据、记述各种地区文化现象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除了许多由专家学者绘制的，主要运用于研究的民俗地图以外，日本还有一些由国家行政部门主导规划、组织并予以经济支持，由日本民俗学界大量的研究者参与制作，其标示的数据涵盖整个日本国土的民俗系列地图，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日本民俗地图》和《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这两套系列性的民俗地图集。

（1）《日本民俗地图》

这是一套10卷本的大型系列民俗地图集，是由日本政府组织编制的第一套覆盖全国数据的民俗地图集。它的出版背景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社会经济进入急速发展阶段，传统生活结构急剧变化，日常生活里的民俗不断消失，保存记录尚存的民俗文化则成为文化当局的当务之急。

据有关文献介绍，在柳田国男运用民俗地图阐述、构建了“方言周圈论”理论之后，出任政府文化财专审会民俗资料分会委员的冈正雄，关敬吾二人援引德国和欧洲民俗地图事例，在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力说民俗地图对保存和保护传统文化之效用。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国家级行政部门主持并给予财政支持的调研、整理、编绘、出版全国性民俗地图形成定势。日本文化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策划绘制全国性分类民俗地图的庞大计划。该计划分为调查阶段以及整理资料、绘制图画等两个阶段。这套民俗地图编绘的第一步，便是国家财政支持开展的“民俗资料紧急调查”。因其“紧急性”，即民俗在现代化进程里急剧消亡的状态，政府要求每个调查点的调查必在一年内完成。相当于中国省级行政设置的46个都道府县大行政区里各选定30个民俗调查点，按照统一的20个问项，实施“民俗资料紧急调查”。1962年，日本文化厅首先在10个县实施这一调查计划，后又于1963年实施18个县，1964年实施18个县，并给予三年经费支持。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除了冲绳县之外的46个行政单位（冲绳县当时属美国基地管辖）全部完成了各自行政管辖内的调查。自1962年至1964年三年时间里，全国1342个调查地点就20个调查项目实施“民俗资料紧急调查”，记录下了大量即将变化或消失的民俗资料。接下来若干年的工作，就是分类处理调查数据和将各种数据，用符号标于地图并编写民俗地图调查文字资料和解读民俗的资料。据介绍，每一卷的编绘都有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参与。

这套《日本民俗地图》是代表日本民俗地图学术和技术发展史的典范式民俗地图形式，每一集由大开张的民俗地图和一册对每一幅民俗地图所做的文字解说与有关资料两部分构成。民俗分布地图也每每相互关联而成，其具体分类题目如下（后面方括号里是每册里按照不同题目制作的民俗地图的数量）：

第1卷 年节（1）[30幅]

第2卷 年节（2）[30幅]

第3卷 信仰与社会生活[15幅]

第4卷 贸易与运输[14幅]

第5卷 生育与育儿[10幅]

第6卷 婚姻[10幅]

第7卷 葬制与墓制[10幅]

第8卷 衣着生活[10幅]

第9卷 饮食生活[8幅]

第10卷 居住生活[10幅]

以上10卷本的《日本民俗地图》共计有民俗分布图147幅，再加上10册的文字解说和调查数据，这套民俗地图集堪称一部图文并茂的，描绘20世纪60年代日本全国民俗生活的百科全书。每卷《日本民俗地图》除了标示民俗事象的地图之外，还附有一册厚达数百页的民俗地图讲解和调查基本数据资料，人们可以凭借文字资料更深入地了解图面上未能展示的具体数量或详细事例内容。也正因为《日本民俗地图》每卷都附有一册民俗地图的讲解和调查数据资料，弥补了符号记述不细致的弱点，使得民俗地图更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增大了这些民俗地图的使用范围和运用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些民俗地图附录的讲解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学术价值还要高于民俗地图本身。

根据《日本民俗地图》序言的介绍，当初只计划编绘4卷本，分为年节2册，社会生活与信仰等1册，衣食住和生产等习俗1册。而最终历时40年，编制成了10卷大部头系列，说明贵重的调查资料数量之庞大，超越了最早的编制计划。这一事实也告诉我们，拥有绝对数量的高精度调查资料，是成功绘制民俗地图的首要条件。

这种大型系列民俗分布图集的绘制在日本尚属首次，无疑会有经验不足和缺欠。如调查项目设定少，致使民俗生活面覆盖力薄弱，调查资料由于设定全国统一问项而忽略了问询各地独特的民俗，各个县调查选点过少以致标示精确度较低，标识符号只表示该项民俗的有无，而不能显示具体数量等。

（2）《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

日本另一项大型民俗地图系列绘制的成果是《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这套民俗地图集成由天野武监修，东洋书林出版社出版，共有13卷。与上一套民俗地图首先在编制形式上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以民俗类型来分卷，而是如题所示，按地区和行政区划分册。13卷分为7大地区，每卷包括2至5个省级行政单位：

第1卷 北海道，青森县，岩手县

第2卷 宫城县，秋田县，山形县，福岛县

第3卷 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埼玉县

第4卷 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

第5卷 山梨县，长野县

第6卷 新潟县，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

第7卷 岐阜县，静冈县，爱知县，三重县

第8卷 滋贺县，京都府，奈良县

第9卷 兵库县，大阪府，和歌山县

第10卷 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

第11卷 德岛县，香川县，爱媛县，高知县

第12卷 福冈县，佐贺县，长崎县

第13卷 熊本县，大分县，宫崎县，鹿儿岛县，冲绳县

这套民俗地图制作的基本资料来源是在日本政府行政主导和财力支援下，于1974年开始至1984年结束的“都道府县内民俗文化财分布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调查计划共实施了10年，但每一个县基本上只用2年时间便完成了本区域调查。调查项目分为文化厅提示的全国共同项目和各行政县根据本区域特征设置的小问项。吸取了第一套民俗地图编制时项目数量较少的教训，本项调查项目细分竟有350项之多，调查地点也增加到每个县150个，是上一套地图编绘调查地点的5倍。

周密的调查，详细的资料，为省级民俗地图编绘提供了很好的基本资料。在《都道府县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中，各个省级行政部门陆续按计划将调查结果归纳成民俗地图，其数量要远多于《日本民俗地图》。例如其中北海道78幅，京都88幅，大阪112幅，冈山115幅，东京57幅。民俗地图绘编超过100幅的有4个县，超过50幅的有39个县，13卷民俗地图集所收4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民俗地图总数为3250幅。

这套民俗分布地图不同于第一套民俗地图的最大特征是缩小了每幅地图的面积，并改变了地图的表现方式。由于它只标示本地区的民俗，因此不需要在全国地图上绘制。利用这一优势，绘图都控制在书页对开的篇幅内，免去了大幅地图折叠不便和使用不便的弊端，图与文字资料收纳在一册里，民俗地图又进一步向绘制方便、阅读使用方便方向跨进了一步。另外，彩色符号标识，也应该说是时代的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彩色印刷手段的普及，使民俗地图标识手段日益便捷化、清晰化了。

以上两次日本民俗地图的绘制，无论是在调查规模、调查项目的质量上，还是在参与调查人员的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自此之后，日本没有再大规模制作过超过这两者的大型系列民俗地图。换言之，这两套系列民俗地图基本收录、反映了20世纪中期以后日本民俗的全部概况。在民俗普查基础上陆续绘制出版的全国民俗地图集及各都道府县行政区规模的民俗地图集，从宏观角度记录下了当时的民俗类型信息，为人们认识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直接性、可视性的文本。民俗分布地图可以反映出区域性民俗文化特色，用视觉手法记述和标示大规模民俗调查的结果，既可以促进民俗学研究，还可向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相邻学科提供资料，由此提高日本人文科学界以及日本民俗界对民俗地图的认知度。虽然学术界对这类民俗地图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这种通过行政的参与和行政的资助方式来进行民俗地图编制的做法，无疑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民俗地图在民俗学科的普及，并及时记录下了大量处于时代转折期的，有关日本整个国家中民俗文化、民众生活等各方面的珍贵资料。日本民俗学科由此在学界独树一帜，以其拥有丰厚的民众民俗生活第一手资料和特殊的记述、保存手段得到了其他学科的注目和相应的学科学术评价。

以上两个编制大型系列民俗地图的例子，可以为我国大型文化遗产调研课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拥有大量文献和数据资料时，可考虑制作系列式的图表或者覆盖广域的地图形式。当然，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也不应一味追求图大图全，而是要先做好基础图谱后再逐步绘制大型系列图。

3．日本其他民俗分布地图成果

除了由国家、政府编制的民俗地图以外，日本也有许多由专家学者编制的，具有较强学术研究意义的专题性民俗研究地图。先看图1-11和图1-12。这两幅图是前述民俗词典中收录的最早的民俗分布地图——“海女分布图”（海女是对专业在浅海区域潜水捕捞蚌螺类海生物的女子们的指称）与“两墓制分布图”。

图1-11用数字标识了当时调查到的有海女存在的渔村。从图示符号可以看到明显的分布地区偏向。地图上方的北海道、青森等寒冷地带几乎没有案例，说明海女潜水这一民俗基本上集中在温暖地带。

图片来源：[日]柳田国男监修，民俗学研究所编：《民俗学辞典》，东京堂出版社，1951年初版，1977年第50版，卷首照片地图页，何彬摄。

两墓制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人死后埋葬和被祭祀于不同地点。它是日本很古老的习俗还是近代的产物，曾经引起民俗学界极大关注。学会也设专题开会，会刊出专辑等。在图1-12中，把70个两墓制村落用红色数字标在图上，令人一目了然地看到日本的两墓制事例集中在京都和周边地区，为解读此习俗提供了分布范围的论据。

这幅正月煮年糕特征分布图，选定九个事象：年糕形状，加工方法，调味方法等在全国各县和部分市的分布信息，用色彩和符号分别把数据标示于图。其结果是清晰呈现出几个色彩集聚区域和符号相对集中分布区域。绘图者进而指出，根据地图呈现的符号和色彩的分布，可以看到正月煮年糕的习俗分布可以划分成东西两大地区。根据年糕的形状、调味、加热方式等又明显呈现出几个大的习俗区域。这幅图为把握日本正月饮食习俗的地域性分布和研究日本全国年糕食俗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后来这幅图在分析正月饮食或年糕民俗时一直被频繁引用。

图1-14用色彩和当地名称标出奈良市端午食品的区别，又用贴照片的手法进一步增强视觉效果，这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知民俗地图的宣传功能。当我们把文字记述诉诸直观效应的地图的时候，文字资料就获得了加倍的表现力和表达功能，成为一幅具有事半功倍价值的有用之图。

4．仓石忠彦的《民俗地图方法论》

2015年2月，日本出版了仓石忠彦先生的新著《民俗地图方法论》，该书作者将其毕生参与绘制和精心研究民俗地图的成果，用几十万文字和大约130幅左右的图来进行表述。这是日本关于民俗地图研究的最厚的一部专著，也几乎是关于民俗地图的最全面、实例最多，并且通过作者在长期亲身参与大规模行政民俗地图调查实践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大部头著作。此书的出版，代表了日本民俗地图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全面总结的新成果。全书分四章：民俗地图之意义，年节与民俗地图，神与祭祀的民俗地图，民俗地图的可能性。书中除了就民俗地图的意义、民俗分布图与民俗地图之不同等问题的阐述表明了作者的见解以外，还通过列举作者参与调查和绘制的长野县民俗地图（各章引用的民俗地图多达百幅以上）的事实，来讲解民俗地图和民俗分布图的异同与各自的功能、意义，以及绘制时的要点。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最强调的一种观点，就是民俗地图不同于民俗分布图，民俗地图的功能远大于民俗分布图。民俗地图不仅要研究绘制方法，为绘制民俗地图所做的民俗调查设定具体的指导，而且也需要正确地解读和使用这些地图。

三、日本民俗地图经验对于我国非遗图谱编制的启示

近百年来日本民俗地图编制的实践充分说明，民俗地图不仅具有重要的保存资料与记录资料价值，而且还具有研究与拓展的功能，能够引导人们逐渐从视觉到感觉再到理性思维地对民俗地图的表现对象进行由表入里的认识与思考。当大量的民俗信息和数据被准确、详细地再现于地图时，该地图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研究相关信息和数据的功能。一部分精密制作的、标示浓缩信息的民俗分布图，往往兼有着启示理论思维、提示分析线索的效果。当最初以记录、显示民俗文化信息数据为目的而制作的民俗地图被解读为一种分布规律或变容的特征时，民俗分布图就已经兼有了研究功能或者说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研究意义的民俗研究图。如是，民俗地图就从一般地反映民俗事象的数量、形态、时间，以及空间分布、时空结构特点的记述方式，升华为一种具有较高学术启迪意义的理论研究基础图。民俗分布图可以因其表述详细、鲜明进而成为研究阐述及学术综述之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水到渠成之功。有时甚至民俗地图还会呈现给作者和读者一些制图者没有分析周全、没有预想到的或者尚未诠释之处，留给人们日后对其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发展的空间。

当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俗地图的研究性功能，必须建立在资料信息的准确与详细的基础上，只有准确详细地保存并再现于地图的民俗信息和数据，才能提供把握、认识、研究民俗，以及再现民俗整体状况的可能性。

日本民俗地图的实践，对于我们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工作具有很多方面的启示意义，首先就是要有效地实现民俗与非遗资料的可视化转化。日本民俗地图编制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较好地实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在地图上进行标注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信息资料的可视化转化过程。正如日本民俗地图研究家仓石先生所言，要把数据科学地“移到地图上”。这种把文字或图像的数据标示在图的做法，既可以保存现有资料，准确记录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数据，又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各种科学性的依据，促进研究工作的进行。因此，对于今天我国的非遗保护事业而言，这种民俗与非遗资料的可视化转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就是要选择科学的资料搜集与编撰的方法与路径。日本民俗地图的实践证明，在民俗地图编撰工作中，方法与路径的确定十分重要。首先是要立足于细致的田野作业的基础以及系统化的基本理论，然后是要对搜集到的大量民俗资料进行精密分析，然后再是在此基础上制成各种类型的图表。参照日本在民俗地图编撰方面的经验以及日本“民俗学地图法”的技术操作方法，我们认为要想做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工作也必须遵循这样一些方法。首先就是要通过田野作业的方法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然后是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绘制成各种图表、图形与地图的形式，再后是采用图示数据的方法创建一套中国式的“非遗资源信息”数据库，将海量的非遗资源信息进行科学、规范的集聚与存储。这些工作，现已成为当前中国民俗与非遗保护学界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三是对已经搜集与保存的民俗及非遗资料的有效管理与运用。对已经搜集与保存的民俗与非遗资料，应当建立一种统一的管理机制，将其统辖在一起，形成一个集聚性的资源管理平台，以使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运用，而不能把这些资源束之高阁，搁置一边，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前，由于日本民俗地图的个人制作和运用缺乏系统管理，个人绘制的民俗分布图往往只是散见在一些个人或调查小组的论文里或调研报告文集里，或者保管在某个大学的院系资料室，一般在文章里出现一次就收存入库，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和学术浪费。因此，应当在我国的民俗地图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工作中建立统一化的管理平台，设立专门的网站来从事这些资料信息的存储、更新、链接与运用，便于这些成果的公共化与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