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术概念，其内涵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群体传承基础的，通过语言、行为、活动等一些“非物态”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表达形式及文化载体（空间）。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正式提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口头性”（Oral）与“无形性”（Intangible）。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提出的学术概念，但是其内涵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它实际上是在“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创作”等这样的一些传统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中国，“民间文化”这一概念很早就在学界与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内涵很大程度上与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重合。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蕴藏量极为丰富，自2010年时，我国已搜集珍贵的非遗实物和资料29万件，普查文字记录量达20亿字，拍摄图片477万张，汇编普查资料14万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其中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资源项目达7万多项。这些资源散布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千米的整个中华大地，江河湖海，高山平原，村落城镇，街衢巷陌，无处没有非遗资源的身影。面对浩如烟海，规模庞大、分布广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储藏，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于这些资源的整理、归纳与研究。积极开展对于我国非遗资源的整理、归纳与研究工作，不仅可以使大量的非遗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保存，同时也可以使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更好地纳入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体系之中，成为国家实现多元文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是整个非遗资源整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主要以图为对象来进行整理、归纳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图谱”一词本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最初的意义是指一种由一系列的图所构成的谱系资料。传统的图谱，主要包括了“图（即图像与图形）”与“谱”（即按一定关系而组成的某种系列）两个方面。“图”是指用手绘线描的方式塑造形象的表现方式，其功能是摹形状物，具体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特点，使读者一看便知，一看就懂，主要表现对象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药物、建筑、武术等；“谱”是指将某些事物按一定关系而组成某种系列的表现方式，其功能是按类而著，条理分明，使事物之间体现出一种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图谱概念中，“谱”主要又特指将某些“图”按照一定关系而组成的一种系列体系，如“仕女图谱”便是按照一幅幅仕女形象而编制成的谱系图像，“饮茶图谱”便是按照一幅幅饮茶程序而编制成的谱系图像。严格来说，单独存在的“图”或“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谱，只有当“图”与“谱”二者结合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完整的图谱概念。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谱系表达方式，如家谱、族谱等，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谱”形式，因为它们大多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像。总之，中国传统图谱的内涵主要就是由“图”与“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图”反映的是一种事物的形态，“谱”反映的是一种事物的关系，只有把“图”与“谱”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体现“图谱”这一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意义。

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七略》中，就存有一些图谱类的资料，它们主要被保留在任宏所校的“兵书略”和尹咸所校的“数术略”中，如《吴孙子兵法》中所附的“图九卷”、十八家“历谱”等。但是《七略》中的图谱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图”和“谱”被分而置之，尚未合并成一处。真正将“图”与“谱”合为一体，并且直接提出“图谱”一名的文献资料，是南北朝时期的王俭《七志》。在此书中，作者第一次将“图”和“谱”合为一类，并以“图谱志”对其进行直接命名。王俭将“图谱志”的地位抬得很高，把它设为一级类目。

王俭的《七志》虽然对图谱编撰的实践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是在图谱编撰的理论方面却并没有涉及。真正能够在中国古代图谱编撰的实践与理论方面都有所建树的，是南宋的郑樵。在郑樵所著的《通志》一书中，专门列有《图谱略》一卷，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古今学术中非图谱无以掌握的十六个方面。《图谱略》中还分“记有”和“记无”两个部分，记载了大量当时存世和已经失传的图谱文献。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二是着眼于实用，取其“有裨实用”的方面；三是“图”占大多数，“谱”则很少，且二者概念时相混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志·图谱略》中，郑樵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图谱的理论思想。例如他在《通志·图谱略》中明确提出“图”具有与文字之“书”同等重要的地位：“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他又提出“图”具有“至约”“简易”的特点：“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认为图谱的特点是简易明了，容易掌握，而书文的特点是广博深奥，必须深入探求。这些有关图谱的理论思想在当时来说具有很大的前沿性。

中国古代的图谱文献大多以写实性的图像作为基本内容，它们主要通过手绘线描的方式，对事物或者人物的形象进行描摹勾画，以此制成具有事物或人物特征的形象图绘系列，这是中国传统图谱最为基本的特征。根据不同的表现内容，中国古代的图谱又可以分为地理图谱、名物图谱、礼仪风俗图谱、医药图谱、工艺技术图谱、金石图谱，以及由各种不同内容的图谱类型所组成的综合图谱。其中较为著名的地理图谱有《禹贡地域图》《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图志》《禹贡山川地理图》《天下州县图》《广舆图》等；较为著名的名物图谱有《山海经》《茶经》《砚谱》《墨谱》《金石图谱》《竹谱》《兰谱》《菌谱》《桐谱》等；较为著名的医药图谱有《新修本草》《黄帝明堂灸经》《铜人针灸图经》《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较为著名的礼仪风俗图谱有《三礼图集注》《礼书》《仪礼旁通图》《三礼图》等；较为著名的工艺技术图谱有《农书》《梓人遗制》《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棉花图》《豳风广义》《蚕桑萃编》《熬波图》《滇南矿厂图略》《四川盐法志》《耕织图》《农书农器图谱》《营造法式》《元祐法式》等；较为著名的金石图谱有《考古图》《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金石萃编》《古玉图考》等；较为著名的综合性图谱集有《三才图绘》、《四库全书》（子部）、《永乐大典》等。这些图谱的绘制，与古代统治者以及文人阶层的提倡有很大关系，正如《道园学古录》所云：“昔时守令之门皆书耕织之事，岂独劝其人民哉！亦使为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

从以上所述的大量图谱资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图谱内容极为丰富，门类十分广泛，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手绘线描的方式对具体的事物与人物进行摩形状物，简括勾勒，表现了鲜明的写实性与具象性特点。

到了近现代时期，图谱的编制方式有了一定的发展，它不再像古代图谱那样仅仅局限于运用手绘线描的方式对事物或者人物的形象进行描摹勾画，而是运用了一些更为先进的技术表现方式来达到图谱编制的目的。照相技术的使用是现代图谱高效先进的科技特点的一个典型体现。在现代图谱编制中，传统的手绘制作方式已经逐渐被现代的照相摄制技术所替代，从而大大提高了其高效性与保真度。例如郑振铎先生在1947—1951年间编撰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以时代先后为序，从上古、殷商到明清共24辑，内容包括仰韶、小屯文化，安阳甲骨，商周铜器，西陲汉简，乐浪漆画，武梁刻石，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壁画，宋元书影名画，明代刊本瓷皿，清朝画像墨迹以及各时代有关生活文化、工艺美术、建筑设计、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所有内容都以照片的形式予以表现，整部书中所收录的照片共达3000多幅。由于照相技术的运用，使得现代图谱的编制与研究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内容上看，现代图谱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古代图谱，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历史、地理、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工程技术、工艺美术等领域的相关题材，都能够通过图谱的形式得以清晰明了的表现；从形式上看，由于现代图谱的制作中较多地运用了一些具有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特点的科学表现手段，因而使现代图谱与古代图谱相比其编制手段更体现快速高效、保真度高等方面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谱编制的方法与技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逐步实现了由写实性图谱向信息化图谱的跨越。信息技术的运用是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谱编制技术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图谱编制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革命”。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大量的原始材料被转化与提炼成为一种负载量极大的资源信息，并通过图谱的形式得以集中的显示。在这种依靠信息技术而制成的图谱形式中，大量的原始材料已经不再是以一种简单、具体的实物形象的面貌出现，而是变成了一个个“信息点”，以及由大量的“信息点”所构成的“信息群”。当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图谱便是一种依靠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图谱形式。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来说，知识图谱就是把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的多学科融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知识图谱根据共引分析、共现分析等理论基础，构建成一种知识之间关系的网络图，它包含了以文献等信息为节点，以它们之间关系为边的链形、树形、网形等结构的图形……知识图谱这种扩展到深层次的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领域中的可视化方法，在信息管理界被称为知识领域的可视化。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图谱编制事业上的运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化图谱的又一重要体现。所谓GIS技术，简单而言就是一种将地图上的空间对象（包括点、线、面三种形式）与其相关的属性信息（包括文字、图片、多媒体信息等）联系起来的技术。它主要以地理学为基础，运用卫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空间思维的系统理论，结合空间数据库、数据模型等技术方法，探索研究对象的空间形态、格局、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信息技术形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文化现象或过程背后的机理，使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示，而且也可以明晰地表达地理空间上的信息在历史事件上的动态过程。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制作与运用主要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运用这种技术来制作社会人文地图与图谱的做法正在逐渐得到推广，并且成为我国现代图谱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复旦大学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家谱地理信息系统”等，都在有关地理信息图谱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为重要的探索。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的图谱编制方式，有着一个逐渐推演、发展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图谱，主要是一种以手绘线描的方式对具体的事物与人物进行摹形状物的表达形式，其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写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图谱也就是一种按照一定的规则编排而成的“图画”。依托于现代先进科技手段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图谱，则是一种在古代图谱的基础上发展、衍化出来，然而又对古代图谱有着许多突破与超越的新型图谱形式。与古代图谱相比，现代图谱的内涵与功能都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概括而言，现代图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直观性、集聚性特点的文化表达方式与科学研究方法，它可以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如照相技术、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运用，达到对于事物内在本质的直接把握（与通过语言形式的转换不同），起到实在的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现代图谱虽然仍然以“图”与“谱”作为图谱制作中最为基本的手段，但是其内涵却要比古代的图谱丰富、复杂得多，在现代图谱中，各种图像、图案、图表、图形等资源信息都被予以系统的编排，并辅以简洁文字，创造性地处理复杂信息，并使其达到简洁化、可视化、系统化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与古代那种“看图说话”式的简单图谱编制方式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总之，现代图谱的制作与表达方式已经逐渐与具象的图像和图画相脱离，而信息、数据等抽象元素的成分则逐渐增加，从而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展示与说明各种特定信息、数据及其背后意义的载体与手段。

如今，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的主要重点，就是将现今已经搜集到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图谱化处理，使其具有更为直观性与可视化的效果，具体方法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化、图形化、数字化，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将运用图像、图形、地图等表现方式来对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据的汇集与内容的阐释，以使各种不同形式的非遗资源呈现出鲜明的可视化特点。通过编制非遗图谱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大量的非遗资源以一种非常直观与简括的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提高人们对于非遗事象整体性把握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列入一种“谱系化”的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清晰地反映出各种资源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这项研究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与学科前沿性特点。

在当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实践中，已经作出较多探索与尝试的是有关“非遗资源分布图”的编制工作。非遗资源分布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一种以空间形态呈现的图谱形态，其主要特点，就是将各种非遗资源信息与其相关地区放到一个统一的空间概念中去进行考察，通过对资源信息的生成发源地区、流布传承地区、辐射影响地区等信息的分析与考察，使其形成一种地理上的对应关系。早在2007年，江苏省苏州市就编制创作了首张非遗资源分布图。该图分为正反两面，正面绘制的是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分别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简单介绍了国家级、江苏省级、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代表形象以及所属区域都清楚标在地图上，并配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专门图标。反面绘制的则是苏州的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继苏州以后，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先后在对自身的非遗资源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出了一系列非遗资源分布图的成果，例如浙江省宁波市非遗分布图、浙江省桐乡市非遗分布图、湖南省益阳市非遗分布图、河北省武安市非遗分布图、河北省唐山市非遗分布图、陕西省乾县非遗分布图、湖南省湘西土家族非遗分布图，等等。2010年时，湖南省政府还以下达文件的方式，专门制定了编制该省非遗资源分布图的系统规划，计划共分《普查资源分布图》《特色资源分布图》《普查资源目录汇编》等几种类型，对全省的非遗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整合。

总的看来，自2007年以后我国的一些由某一地区自行编制的非遗资源分布图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门类丰富齐全。在我国现已编定的一些地区性非遗资源分布图中，其门类大都体现了较为丰富齐全的特点。例如被列入湖南省益阳市非遗资源分布图中的项目，其门类细分为戏剧、曲艺、民间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医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族语言及其他等各个类别，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非遗资源分类体系中的所有门类。

第二，地域特色鲜明。在我国现已编定的一些地区性非遗资源分布图中，大都呈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性特色，纳入图中的项目与内容，多为当地民间特有的，与当地民众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形式。例如在浙江省宁波市非遗分布图中，具有宁波走书、宁海平调、四明南词、奉化布龙、渔民谢洋节、姚剧甬剧、梁祝传说、徐福东渡传说等一大批颇具宁波本地特色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体现了浓郁的宁波地方文化艺术特色，也反映了独特的宁波地方民间生活风情。

第三，表现直观形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作为一种以非遗资源为表现对象的图谱形式，在形式上具有十分鲜明的直观形象性，这一点在我国现已编定的许多地区性非遗资源分布图中有着十分清楚的体现。例如在苏州与宁波编制的非遗资源分布图中，都运用了直观形象的图标将各种项目在地图上进行了醒目的标注，旁边再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以使图谱起到很好的简单明了、直观形象的视觉效果。

如果说，以上这些主要由地方文化部门发起组织的非遗资源分布图的编制在技术上还大多停留在较为传统和经验性的层面，那么近年来主要由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承担与组织的非遗资源分布图编制实践，则把这项工作引向了更为现代和学理性的层面，其中由北师大主持的“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编写与研究工作的开展，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作者把有关民间故事和民俗的研究成果与具有现代高科技特点的计算机数字化技术以及地理信息技术（如GPS定位技术、GIS分图层存储技术等）相结合，创制出了一套数字故事民俗地图的应用模式，致使现今我国留存的大量民间故事与民俗事象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处理在电子地图上得到精确的呈现。通过这种表现方式，大量的民间故事与民俗事象信息可以转化成为数字化的信息，并在地图上得到多层、多元、多空间、多图形的表达。这种具有现代数字技术意义的制图技术在民俗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实际运用，致使我国的民俗事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图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性”时代，其意义与价值不可小觑。

除了非遗资源分布图编制以外，近年来我国也有另外一些学者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进行了探索，并且希望运用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的手段，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技术系统。如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在近年来开展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图谱研究工作，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在这项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提出了具有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意义的“可视化非遗图谱”设计理念，并运用一些相关的非遗实例对这项研究进行了实证性的探讨。所谓“可视化图谱”，简单而言就是使用可视化方法实现的、描述原始事物图形的一种方法。这种图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细节，并且遵照事物的内在关系加以组合。诸如人物关系图谱、动植物谱系图谱、历史图谱、地学图谱、思维图谱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可视化图谱”主要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抽象化描述而得到的，较为注重对于图的分析方法的应用。研究者又把具有可视化特点的非遗图谱分为“非时序图谱”与“时序图谱”两种，前者不考虑时序的概念，主要从相对静态的层面对非遗进行描述；而后者则主要强调时序的概念，反映各种事物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演化。

由此可见，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在近年来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从一种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起组织的地方性非遗资源分布图编制，到具有较强学理性与技术性特点的数字民俗地图制作，再到提出有关非遗图谱制作体系的构想，标志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正在走向一条逐渐完善与成熟的道路。中国非遗图谱编制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整个图谱编制事业的发展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它体现了图谱制作逐渐由写实性的手绘线描方法向抽象性的信息集聚方法发展演化的特点，也反映了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化信息储存方面的不断探索与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范围相对狭小，缺乏全国层面的整体性成果与样本。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具有了一批较为可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成果，但是其范围大多还局限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部门，覆盖的地域与范围相对狭小，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从全国层面上对非遗资源进行整合与表现的图谱成果则颇为少见。

第二，规则不够统一，缺乏宏观层面的体系构架。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文本在材料选择、规则制订，以及体系构建等方面，大多是按照编制者自己的思路来设计与编创的，缺乏一个更为宏观层面的编制体系的统辖，因此往往是各自为政，自成一体，显得较为零碎而不成系统。

第三，信息不够多元，缺乏多视角的信息表达与展现。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文本在对于信息的搜集以及表现方面还显得较为单一与狭隘，与非遗资源本身的丰富性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例如现有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成果大多只重视了非遗资源的地域分布信息情况，却对非遗资源的历史源流、表现形式、生态环境、行为方式、代表作品、传承人及其相互关系等其他诸多方面信息因素缺乏关注，由此造成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大多只是一种较为单一的非遗资源分布图，而缺少其他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形式，如非遗资源传承图、非遗资源流变图、非遗资源类型图等。

第四，专门特色不浓，缺乏对非遗项目或资源自身个性的强调。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文本大多将许多门类的非遗项目与资源集中在一幅图中进行表现，而较为忽视对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项目与资源的专门性研究，以致造成截至今日，还很少看到一些能够具体反映某个非遗项目或非遗资源详细信息的专门性图谱文本形式（如皮影戏图谱、越剧图谱、田山歌图谱等）。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应用实践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与其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研究却仍然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从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成果来看，绝大部分都显示了应用性、经验性较强，而理论性、学术性较弱的特点。具体而言，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成果大多还停留在对于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非遗项目的图谱形态制作，以及技术性手段运用的探索尝试阶段，而缺少对一些更加深层和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内涵范畴、分类标准、研究方法、表现手段、功能价值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更缺少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体系构建方面的整体性思考。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致使我国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事业中难以超越个别与具体的实践局限，形成一种更为深刻、宏观，更具有整体性与普遍性意义的学术思想体系与非遗图谱学科，另一方面则致使现已出版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成果大多自成一体，标准不一，难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与规范化的编制体系。

我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研究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它具有着超越具体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普遍性、整体性意义，并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实践起到归纳、提升与指导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各种理论要素进行集聚、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构架，它能够较为广阔地容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相关的各种理论与实践要素，并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作出解释与回答。充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不但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工作超越个别与具体的经验局限，逐步上升到更加具有宏观性、整体性与普遍性意义的学科研究层面，形成独树一帜的非遗保护体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学科体系，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实践向着更为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使其达到更加科学与有效的程度。针对目前我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理论研究尚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进行一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是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目前在非遗保护工作实践方面推进速度甚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国际上诸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研究的相关成果的出现（尤其是如德国、日本的民俗地图，欧美的知识图谱等）以及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广（如GPS、GIS技术等），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从较为宏观的研究范畴来看，当今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本质论，其研究取向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概念与内涵、范畴与形式、特点与分类、体系与结构等；二是方法论，其研究取向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研究分析方法、归纳整理方法、分类综合方法、数据统计方法、可视化表现方法、数字化存储方法等；三是价值论，其研究取向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保存价值、认知价值、研究价值、开发价值等。在当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实践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充分重视与强调这些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实践向着更加自觉、规范、科学的方向发展。只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概念、特点、形态等各种研究对象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本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更加符合非遗学科发展的规律，体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只有有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统一规范与标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更好地达到较高的效率，避免重复、遗漏与矛盾。同样，只有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科学价值与科学方法，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内容与形式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更好地维护非遗研究工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总之，要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向着更加完善的目标发展，就必须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自觉意识、规范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要想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自觉意识、规范程度和科学水平，就必须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更好地认识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

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从较为宏观的本质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维度上，提出了一个较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构架，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本质内涵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本质内涵的探讨，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所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性质与目的问题。我们认为，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本质内涵，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将非遗资源的各种对象要素（包括非遗资源的内容、形式、类型、传承、分布、关系等）以及与非遗资源有关的各种信息与数据进行图谱化处理，使非遗资源变成一种具有直观明了、信息集聚、各资源要素之间呈现一定关联性特点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简单地说，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也就是一种对非遗资源进行“图谱化”处理的过程，借以达到将非遗资源实现系统化、可视化展现的目的。

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本质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首先是一种图谱的形式，与我国其他的各种图谱样式，如人物图谱、风俗图谱、器物图谱、营造图谱一样，是一种由一系列的图所构成的谱系资料。图谱是人们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独特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与研究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图谱的表现方式与人类用以传播与传承知识的其他一些表现方式，如语言方式、书写方式、音像方式等有着重要的差异。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是一种以非遗事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图谱形式，具有非遗资源的专门性与独特性。与其他形式的图谱所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重点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行为与文化艺术行为方式，并具有一定的“无形性”特点。它所表现的主要对象，是以前很少被列入上层阶级及文人士大夫视野的中下层民众文化方式，如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手工技艺、民间风俗节庆、民间信仰、民间医药等。这些内容大多以“无形的”，即口头与行为的方式得以流传，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关心与重视，也很少在正史以及其他类型的文人著作中有所记录。然而，正是这样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文化事象，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所要表现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将通过各种图谱化的方法，尽力表现这些现已作为非遗资源材料存在的文化事象，包括其内容与形式、类型与分布、传承与传播、发展与演变等，并通过图谱化的手段，使这些原本散见在民间的珍贵历史材料与生活材料破土而出，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

第三，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图谱形式，具有中国非遗资源的本土性与民族性特征。在本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主要是针对中国而提出的，无论是图谱内容的选择，图谱类型的划分，还是图谱编制方法的制订，图谱传承谱系的描绘，都是在中国本土的基础上产生的，体现了浓重的中国本土色彩，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应该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学体系。

2．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内容范畴

从内容范畴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内容应该是对非遗资源内容的整体性囊括，主要包括非遗资源的历史发展、地域分布、内容情节，主要类型、传承方式与传承关系、活跃程度和应用状态、社会影响，以及与这些基本内容相关的各种辅助信息，如生态环境、村落遗址、使用工具、保护机构等。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主要是一种以具有中国特点的非遗资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图谱形式，因此在整个中国疆域内的各个地区的非遗资源形态，都应该被纳入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范畴之中。

3．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表现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作为一种以非遗资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图谱资料，在表现形式上也体现了一般图谱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们主要是通过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得以实现的。一是图化方式。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图化方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中一种运用图的形式（包括图像、图形、图示、图表等）来反映非遗资源形态、内容、特点等各种基本要素的表现形式及实施过程。图化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实现“图谱化”目的的最为基本的手段，也是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本质的最为核心的内涵。二是谱化方式。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谱化方式”（亦即“谱系化方式”），是指对非遗图形中所呈现的各种非遗资源要素和信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顺序进行排列，使其形成一种由一定的关系而构成的次序系列的表现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谱化”过程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涵之一，并与“图化”一起共同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实现“图谱化”目的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4．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数以千计分布广泛、类型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合而成的系统集合，它们复杂多样、内容丰富，并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采取科学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合理的分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前提，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类对其图谱的编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理论体系中，必须综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各种文化信息及其特点，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目间的逻辑性、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等内容，按照图谱编制的内在要求，对大量存在的非遗资源进行深入细化的及不同层级的分类研究，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更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

5．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方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不但需要一个较为完整的和较具科学意义的理论体系，而且也需要一套较具科学性与规范性特点的方法体系，只有依靠了一整套较为正确、科学，以及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才能做得更加科学、规范与全面。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方法体系又可以分为研究方法体系与操作方法体系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是指编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时所使用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宏观性理念、视角与思路，主要包括可视化方法、系统化方法、数字化方法、地域性与跨地域方法等；后者主要是指编者在宏观思路的引领下，为了达到一定的具体研究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必要的操作手段与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资料搜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数据统计方法、信息处理方法、技术运用方法、工具使用方法等。

6．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功能价值

图谱是一种人类观察事物与认识事物的独特方法系统，这种方法系统在认识论上的重要特点，就是对于客观事物的直观性与整体性把握。通过“图”与“谱”的编制，可以把任何事物转变成为一种具有直观形象以及概括完整特点的形态，这是图谱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区别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最为重要的功能特点，也是文字这种主要以符号为特征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在本体系中，我们将中国非遗图谱的功能主要归纳为造型性功能、说明性功能、整理性功能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作为一种主要以非遗资源项目为表现对象的图谱形式，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文化保护事业的顺利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日益深入以及非遗图谱本身所具有的许多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优势的逐渐呈现，这种独特的文化表现方式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正在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群的关注与重视。在当前我国文化与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与研究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它不但应该成为当今我国文化与学术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推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成为展示与弘扬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加强文化认同，提高民族自信的一种重要载体与形式，其意义并不亚于古籍整理、考古发掘等其他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以上我们从本质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维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理论与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它们是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中最为本质的核心内涵。在这套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中，我们重点强调了三个方面的统一关系，其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是一种运用“图谱”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理、归纳、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一方面立足于传统，另一方面又着重于现代，并从传统理念、方法与现代理念、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的整体性思考。其二是中国与世界的统一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文化理念以来，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非遗保护的公约之中，这为中国非遗保护事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又必须是在符合中国本土国情，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中国自身的立场，并从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充分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十分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尤其是自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发起了规模浩大的非遗保护工程，将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峰。这些有关非遗保护方面的大量实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创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要想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科学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体系，仅仅依靠现有的工作实践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在对大量的现有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归纳的基础上，抽象出一套可以用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实践进行指导的系统、宏观的理论思想与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本质内涵、形态特征、分类标准、研究方法、功能价值等，只有建立了这样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现代学科研究与方法论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工作真正上升到一种理性的高度，具有更强的学术性、系统性与规范性意义。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程，它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政府部门、学术理论界，以及社会相关群体的共同努力。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科学求真的态度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其地位不亚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文化经典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经典之作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于中国的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