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是未央宫所藏六艺书籍的整理目录，属于《汉志》目录体系的中心部分，对于我们了解《汉志》的性质和特点尤为重要。这是最早的一份六艺类著作目录，也是早期学术史的纲目文献。鉴于《汉志》的重要性，注释或笺证理论上是没有多少空隙可乘的。但阅读总会给人以惊喜，《汉志·六艺略》文本及其所载书籍的很多问题，因为其经典的身份反而被忽略了，这正是本书取巧的地方。

如《六艺略》所录五经文本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传本，既非汉初经师的传本，也非汉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大师之本。《易》、《书》、《礼》三经甚至都是汉宣帝时代的经师用本。我们知道汉宣帝甘露三年有著名的石渠议经，其奏议往往放在了每一类文献的最末，这很难不让我们把《汉志·六艺略》与石渠议经联系起来。进一步而言，《汉志》之所以如此著录，恐怕与未央宫所藏经传著作的实际收藏情况有关，即汉宣帝时期入藏中秘的五经是石渠、天禄二阁的主要经学收藏。这便涉及《汉志》的收录范围与原则等基础问题，同时也会将西汉图书藏录情况等问题一并勾连出来，自然是有趣的问题了。从这样的角度再去阅读《汉志》及其他相关文献，西汉学术会以非常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本质而言，《汉志》是以典籍为载体的学术史。西汉经学史诸多问题，从中可略窥一斑。

另一方面，《汉志》所载文献，除了《尚书》、《诗》这些由某一位儒生传习的文本，其他绝大多数的文献，所代表的却不是一部书，而是一类内容、篇目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文献群。这些文献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才统一为一部体系完整的书。《汉志》篇目是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前，古书是流动的和开放的，同一类型或同一标题的文献，不同的传本之间差异或大或小，极少存在文献的定本。《汉志》之后，刘向、刘歆整理本逐渐成为多数文献的定本，其他早期类型的传本因为优善程度不如刘氏父子校订本，因此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逐渐散佚。所以说《汉志》对于西汉人来说，是一个文献种类目录；对东汉之后的人来说，才是一个书籍目录。这是《汉志》最为重要的“学术性质”，事关整个战国秦汉学术的理解，不可将其与《隋书·经籍志》、《四库提要》等目录名著混而视之。如《齐论语》就是对体例相近、汉初主要流行于齐地的《论语》文本的整理，包括了庸生、王吉等人的传本，延续到汉宣帝时，藏入秘府的则主要是后氏本、孙氏本。刘向校书时必是将这些不同传本合校，最后写成一部《齐论语》。因此《汉志》著录的“《论语》……《齐》二十二篇”所指虽然是刘氏父子的整理本，但这个整理本背后却是西汉时代流传的一类书籍。如果我们身处刘向之前的时代，“齐论语”这个语词指的就不是一部书，而是一类书。基于此，可以判断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勘比价值是相对有限的，也无“纠正”传世文献“错误”的必要。因为《汉志》著录的单一古书在刘向之前是一个庞杂的文献群落，即便没有出土文献，我们也可以判断不同写本之间大量异文的存在。况且，先秦时代存在大量的音声异文，许多文字仅仅是记音的符号，单单从写法的角度判断文字意义的方法存在先天的缺陷。所以，承认并分析异文原因，远远比纠正错误更有价值。另外，在文献学的层面，出土文献的作用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对前汉时代文本物质形态的认知上，即提供了古书的实物样本。

我对《汉志》的兴趣开始于2004年，那时曾想仔细汇注这个短短的目录，虽然陆陆续续积累了很多材料，但要做得像个样子，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出土文献的日渐增多，想要完整汇注《汉志》的想法恐怕短时期内很难实现。鉴于其注释传统资源的深厚，《汉志》也并无全面梳理之必要。⁽¹⁾因此我决定就可考之问题、可循之趣味而附解一二，或长或短，无有常形，亦无统一体例，考辨文字均因需而设。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做勉强的附益。

此书多为日常阅读和研究时随时补录而成，虽有个人的研究，但也兼采前人成说；自己未及的领域就少有笺释，自己略有所得的部分就详尽考证，各部分并不平衡。《汉志》的笺证，原初仅仅是作为研究工作的备注或补充，文字前后也许有矛盾或重复，行文从十几年前到现在，也有很多变化，这也很难再做统一，所以缺漏错讹在所难免。这次斗胆拿出《六艺略》的部分，还望读者多予批评。此书性质上更接近于读书和研究的记录，名之曰“笺证”，未知当否？

接下来，我对未央宫秘府的图书收藏与石渠阁辩经之间的关系略作说明。这一部分的文字已见于拙著《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的下编第一章中，因为与《汉志·六艺略》关系密切，因此择其重要者作为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