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而不知
在生活实践中传承文化
这些年,我常呼吁要重新看待“东方智慧”。东方智慧同时涵盖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在东北亚地区影响是很大的。东方智慧是值得重视的。
东方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重视直觉思维。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理性思维比直觉思维高级。人类生来有两个方面能力,一是通过感觉感知世界,一是通过理性认识世界,两者互补,缺一不可。理性思维是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内部或聚焦局部进行研究,然后经过逻辑推演,来建构科学体系和理论。直觉思维较为笼统,不大去深入内部,或聚焦局部问题。直觉思维的优势在于,可以从整体上得出一个总的道理,有了这个道理以后,可以把它运用到事物的不同方面。这两种人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同等有效和准确的,需给予以同等的尊重,不应该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总体而言,西方文化智慧中也有直觉思维,但更侧重于理性思维;中国文化也有理性思维,但更侧重于直觉思维。
东方智慧的贡献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人的总体性的认同,在世界文化中非常突出。它能修正人在自我认知和自信心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切围绕人来展开——人应该怎样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人与人的关系,用儒家观点来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人为本。人要保持主体性,一旦失去主体性,人就失去尊严。同样,人也不能自我异化为物的奴隶。所以,中国文化强调人的自我提升。从自觉到自立,不光是个体,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人在宇宙中处于什么地位?《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人在万物中所处的位置很重要,一言一行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强调的是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夸大和放任自己,恰恰是要求人要自我约束。我认为,这是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之一。
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束缚了人的自主性,让人必须听从上帝意志。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推崇人本的力量,让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在这之后,西方文化高举人本主义大旗,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为人类中心主义,一些人提出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口号。而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并没有发展成“以人为世界万物的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也要自我约束。二战后,西方科学家和思想家意识到不能无穷地放大人的力量,才提出要尊重自然。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正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
20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人的自我主体性在慢慢丧失,人的自尊受到了很大的侵害。因此,重新认识东方智慧的时代意义在于,越是在主体性丧失的时候,越是要重视人文主义,维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如果感觉到自我失落了,我想从中国文化中,才能找到自我。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蕴藏在很多地方,它并未消失。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来自于丰厚的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的典籍,就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记录的工具不是语言,而是文字。中国汉字是了不起的文化传承载体,它让我们的文化从未中断。除了物质文化、文字典籍,还有民俗风情和民间精神的传承。比如,孝道不是口头上讲讲,家教、家风、家训都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并且代代相传。当下个体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我认为,继承传统文化,就要把它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在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中,都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
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最好让它保持“某种天性”。学传统文化,就要学其精神。比如,做人要讲“敬”和“诚”。敬,就是要有敬畏心,尊敬自己和他人;诚,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心、诚信。我觉得,哪怕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但如果做到了“敬”与“诚”,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人都能“敬”,能“诚”,社会风气就会变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要经过历史的淘汰,而且传统文化的继承不需要轰轰烈烈,而是要不绝如缕。轰轰烈烈,就像赶潮流一样,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的文化传统,最好是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下薪火相传,就如古语所说的那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
礼乐并重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它是一种人文的文化,体现了一种人文的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一方面是礼,作为一种伦理的教育,体现的是一种伦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教育,或者说是美育,体现的是一种艺术的精神。之所以提出礼乐教育这个概念,是因为艺术精神所包含的意义比一般的艺术教育或者艺术宽泛得多,它并不是指写诗、绘画这样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指体现艺术追求和境界的一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超越了具体艺术的精神。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的精神;另一个是艺术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荀子·乐论》)、“明分”(《荀子·富国》),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建立社会秩序。而乐,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用来“统同”(《礼记·乐记》)的。
社会是一个群体,用礼来把这个群体分成不同的等级,明确各自不同的责任、权利、义务。同时,又通过乐教来使得这个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人们通过乐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礼、乐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有高尚品德的人。
过去人们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伦理的文化。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因为它只看到了礼教,而忽略了乐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视乐教的。古代社会看起来好像非常严肃,等级非常森严,其实它也是非常和谐的。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如果不了解乐教,不知道中国文化是充满艺术精神的,那么这种了解就是不够全面的。
海纳百川
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其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一讲到艺术的文化,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中国有很多的艺术形式,从文学上讲,就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从音乐上讲,我们的音乐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传统艺术,还把外来的音乐、舞蹈都吸收进来,使之变得异常丰富。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有琴、棋、书、画,如果继续上溯,还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我们艺术宝库中的精髓。
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流传的弹拨乐中最古老的一种乐器,到现在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而中国的昆曲可以跟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能”相提并论。但无论是从剧本文学艺术、音乐演唱艺术,还是舞台表演艺术以及整个的戏曲理论体系来讲,昆曲较其他艺术都更胜一筹。希腊的悲剧早已消亡,只剩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印度的梵剧只是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现在的印度舞蹈中;日本能剧的历史比昆曲要早几百年,但它从剧本到唱腔,再到表演艺术理论都没有昆曲那么完整和丰富。2001年,中国的昆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3年,中国的古琴也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艺术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