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
——“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题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该报“编者按”说：“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有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北大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北大好传统，使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国学的再一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篇文章，这在北大引起了积极的反应。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今日谈》栏目中发表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赞扬北大开展国学研究的见地和气魄，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9月，北大举行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季羡林提出，国学的轰动是应该的，一个国家的腾飞有理无文是不行的，他还倡议在北大创办国学研究院。
1993年10月中旬，由北大学生会率先组织了“国学月”活动，北大校内百家学生社团纷纷响应。首场国学研讨会在大讲堂举行，季羡林、邓广铭、张岱年等作报告，听讲学生逾千人。首都一些新闻报刊对这次讲座作了纪实报道。10月14日《光明日报》在《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一文中记述“台上台下忘年的学与问之中，展示了一个久违了的文化景观：在国学的旗帜下，在国学大师们的身后，正跟上来一代虎虎有生气的学子”。“国学月”共举办了15次讲座、2次研讨会。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节目以“北大‘国学热’的启示”为话题，对北大校园出现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气氛作了纪实报道。1993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以《国学：在蓦然回首中》为题，全面报道了北大学生开展“国学月”的活动。1993年12月，北京广播电台以国学为题，邀请北大教授现场回答观众的热线提问。中央电视台与北大签约，合作拍摄150集《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协议说“本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注重社会效益”。“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
在北大发生的这一切，在传媒的积极参与下，被外界和海外自然地视为“国学热”正在中国兴起。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关传统文化的出版物的大量增加，和1989年、1994年两次隆重纪念孔子的活动，似乎更加强化了“国学热”遍及全国的印象。
“国学热”的提法出现未久，它的动向立即受到各方面的高度注视。1993年秋，汤一介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不宜提倡国学。1994年夏天他在一篇题为《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的论文的结尾处提到1993年以来的“国学热”：“到1993年，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如何判断20世纪90年代悄然兴起的‘国学热’的走向，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看清。照我看，可能有两种走向：一种可能是能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得中国文化的真精和现时代的时代要求接轨，这将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的唯一的出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另外一种可能是国学热离开了学术的轨道而意识形态化，从而背离某些学者热心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初衷。”这种分析颇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一部分从事人文研究而又坚持推进改革和开放的学者面对所谓“国学热”的复杂心情——警惕走向封闭的国粹主义和对“国学热”意识形态化的担忧。
此外，汤一介教授所未提及的其他可能境况在1994年的下半年也开始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哲学研究》杂志在1994年的第6期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他们从韦伯把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宗教伦理的文化决定论中受到鼓舞，热衷于用观念文化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打中国文化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起时落的文化热以及目前行情看涨的国学热，使东方文化的神话再度复活。”文章提出严肃的警告：“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把这种提法直接视为将马克思主义与“国学”加以对立，可能并不适当，但是如果说到“不能排除”的各种可能性，也使人联想起不能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重复以往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怀疑和批判。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国学热”的活动受到了新闻主管部门的鼓励，纪念孔子的活动也是在党和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摘“国学”研究活动，是不是有无的放矢之嫌呢？无论如何，所有对于“国学”或“国学热”的疑虑似乎都与这个概念带给人的某种“国粹”色彩有关联。那么，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概念的由来。
“国学”的概念
“国学”的概念由何而来呢？虽然中国古代已有把设在京师的国家官学称为“国学”的历史，但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国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所说的“国学”一词，应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移借而来的。
日本17世纪至18世纪时发展出所谓“国学”学派，在开始时是以日本古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王朝时代的历史、制度、文学等，特别强调古典的语言学研究。和歌学即由此产生。到了18世纪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一方面强调用客观的语言学——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古典；另一方面也追求阐明古典中的古道。但基本上可以说，日本的“国学”是强调对本国古典和古代的实证性研究。日本“国学”的这种发展，与清代的汉学有一致之处。所不同的是，汉学是要通过中国的古文辞学、古文献学阐明中国的圣人之道，而“国学”是强调用日本的古文辞学、古文献学来阐明自己古道[1]。因此，由日本思想史中移借而来的近代中国的国学观念，很自然地用来指代近代中国形成的一套继承清代汉学而立足于近代教育制度的、以本国传统文化（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等）为对象的实证性的学问体系。在这样一个定义下，也包括沿袭古代民间讲学方式传习古代学问的活动。民国以后所用的“国学”概念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本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二是指近代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日本的“国学”可以说是相对中国学问而言，近代中国的“国学”则是在西方文化传入、近代教育体制建立后相对于西洋学术而言的。从文化上看，“国学”一词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弱势文化的边缘性意味。
20世纪20年代“国学”一词流行颇广，因为与这一时期的“国故”一词意近而常常互换。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就在日本出版过几部以“国学”“国故”为名的著作。1919年刘师培、黄侃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同时期的“新潮社”与胡适都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与《国故》不强调科学精神的追慕国故不同，但都肯定研究国故的意义。胡适把再造文明的任务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1922年章太炎出版《国学概论》，到处进行“国学”讲习活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胡适提出“国故学”的三个努力方向：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同年，胡适和梁启超都为学生开过“国学”书目。做过革命派的章太炎、做过保皇党的梁启超和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对“国学”的概念和“国学”研究都是肯定的。稍后的学衡派主张“昌明国故”，其所谓“国故”亦即是“国学”。因此，人文学者很少有在一般意义上排斥“国学”概念或把它看作可疑之物的。
胡适对“国学”的主张和看法对后来“国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发展较有影响。他所强调的是“科学的研究”和“还古人本来面目”，以理解过去的“真意义”。这种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倾向，促进了人文领域中国近代学术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特别强调“国学”是对中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历史研究，认为这与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没有密切关系，这在20世纪的“国学”家中似居少数。多数国学大师在从事“国学”研究的同时，在价值上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并有着弘扬中国文化、使之继往开来的愿望。
“国学”的概念有什么地方可疑呢？日本18世纪后产生的“国学”概念或中国近代移借运用的“国学”概念已概述。我国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所运用的“国学”可以张岱年先生的定义为代表。1991年3月，他在为自1990年开始组织编写的“国学丛书”撰写的《总序》中阐明了“国学”的意义和范围：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其中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至今犹能给予人以深切的启迪，亦有违离客观实际的谬妄之说。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另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借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
这些有关“国学”的阐述，明白清楚，毫无“可疑”之处。
1992年1月成立的《国学研究》编委会开始编辑《国学研究》年刊，并于1993年5月首次出刊。南怀瑾在卷首致词中云：“中国固有文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因有别于西洋文明，故有国学之名兴起。实则所谓国学，并非专指写古文辞旧体诗词等文字范畴，中国文化自古及今素来文哲不分、文史不分，而且文法、文政亦不可或分。如以现代言之，国学一词，内涵统括固有之文史科哲等学，并非仅限于词章义理考据而已。”《人民日报》“编者按”所引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的提法正是概括了《国学研究》的理解。1993年6月北京大学校刊刊登《国学研究》编委会的文章《写在〈国学研究〉出版之际》，文章指出：“研究国学，并非盲目的崇古，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整理与探讨，给予正确的阐述与评价，既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又通过深入地把握其丰富内涵，更好地调整其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说明》指出，该丛书组编始自1990年冬，并提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之后的中国学术。”“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把“国学”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这种理解在学术界较少，虽然，“国学大师”都是指近代以来国人研究固有文化之有成就者，但“国学”还是多兼指研究对象与研究本身。
20世纪早期的“国学”概念往往带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国学”只是古代历史、典籍的训诂考据之学，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甚至具有某种崇古的意味。而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胡适及其对“国学”“国故”的关注最能说明这一点。
文化变迁中的“国学“符号
这十年来，“国学”的概念在消失多年之后，开始重新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概念在半个世纪之后恢复使用，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汉语修辞的需要。汉语修辞的简易化、典雅化的要求使得在出版、编辑、命名等方面，“国学”“国学丛书”“国学集刊”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中国传统文化集刊”更容易被选择和接受。
近十年来，与“文化热”兴起相伴而来的“国学”概念，在直接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汤一介教授等就在南方兴设了国学研究所，筹划出版《国学集刊》（后改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一方面与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摆脱教条主义的僵化束缚，恢复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的要求有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学”一词在民间的使用显著增多，如前述的“国学丛书”、《国学研究》、“国学大师丛书”等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1992年北京的一些中青年学人还组织了国学研究所，定期研讨中国文化以及与中国文化研究有关的学术问题。
我自己作为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国学”为名的几种活动的学者，对中国是否有一个“国学热”，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基于对七十年来文化激进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力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近年商业大潮搅动人心的现实感受，我根本不认为目前在实质上会有多少人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内在的兴趣，或中国文化在知识界的研究与关怀中真正热乎了起来。但我也承认，关心中国文化的人愈来愈多起来了，知识界了解传统的心态也渐趋平实，特别是在以出版物为代表的形式上，中国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出现了一种与80年代相当不同的景观。
20世纪80年代末的学术出版，除去各种专业刊物外，综合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刊物或以中国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增加较快，如《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中国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学院）以及《学人》《学术集林》《道家文化研究》《原学》《原道》等。《中国文化》沟通内地与港台，学术、文化有声有色；《国学研究》以厚重和纯学术性见长；《学人》以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为主要取向，兼容东亚和西方文化的研究；《学术集林》提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更强调实实在在地探索和研究具体的学术问题；《原学》与《原道》是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所创办，体现了他们致力研究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生气。其余各地主办的刊物不一而足。
就丛书来说，除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孔子基金会推动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齐鲁书社）等，前面提到的几种国学的丛书外，中国文化书院组编的“神州文化集成”、北京图书馆组织的“中国文化小丛书”等都有一定影响，比较现代的如“中国20世纪思想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及“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出版潮的一部分。
在中国文化原始材料的出版方面更是惊人，除新编《中华大藏经》继续出版，《道藏》《四库全书》等大部头书被影印外，各种佛典近年大量刊印，例如由国家推动的《中华大典》。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孔子文化大全》，由企业及外资支持的《四库全书存目》以及《续修四库全书》等受到“盛世修典”口号的激励而纷纷出台，或已出版，或在编辑之中。各省出版单位近年在出版本省先贤的遗集方面，贡献颇丰。古籍的今译在近年更是遍地开花，其中精粗混杂，质量不一，几乎是无所不译。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实实在在的“气功热”在20世纪90年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各种修炼的宝笈印行甚广，而《周易》与易学借其势尤为流行。占卜、厚黑之书，明清言情文学，各种以中国文化为名的辞书、辞典印行量也乘势激增。
面对这一切，至少人文领域出版物方面的“国学热”的存在，真可以说是有根之论，而非无稽之谈了。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在批判全盘西化思潮的政治气氛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热的西学译著的出版，在出版单位的自律之下，必然改变方向。出版界作为一种产业必须寻求其他的市场和出路，古籍的印行有不受写作生产力和版权、版税的限制的特点，使得古籍成为出版业炙手可热的资源。同时，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各家出版社努力亲近导向，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原典、资料、辞典的大量印行。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得影印古籍的价格已可为读者所接受，从而面对中国古文献的巨大市场缺口，影印古籍的迅速增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扩张相适应的、对民间宗教和方术的兴趣的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文化的推动和旅游文化的开发，乃至企业家对文化事业的热情投入就无法一一详加评说了。
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界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改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急切的心态和反传统的迷思，以冷静和清醒的思考面对文化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研究的能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必然转移，也确实因为在理智支配情绪之后，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文化理论上的严肃论说。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青年学者到90年代更趋向成熟，对于传统的态度愈来愈多的是深入的研究或同情的了解，同时在教育体制内，前卫青年转变为专业化的教授，这使得激进的反传统宣言已不受欢迎。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平实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占了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传统不是指摘其缺陷，而是寻求其肯定因素的风气。风气所及，不仅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学人更加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颇为积极地参与中国文化的讨论与交流。1993年春，由黄楠森教授主持的、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参加的中国两岸文化研讨会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说，这一切都反映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在历经曲折之后开始步入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民族自信增强了，就这一点而言，它是不受指责的。这种自信乃是现代化工程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决非政治性思维所能理解和消解。
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就算是“国学热”了么？（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是更喜欢用“中国文化”而不是“国学”这个词的）出版文化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这是很明显的。否则，怎么又会有1994年《读书》杂志上关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呢？
大约与所谓“国学热”的酝酿处于同一历史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一场全国性的工商业大潮汹涌而来，这才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热潮，小到北大推倒南墙，大到浦东开发，它的冲击可以说无所不至。一年后，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肯定了这种发展，并给市场取向的发展赋予了充分的合法性。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界就经历了未曾想见的巨大冲击。商业化、商业文化及其带来的人心的变动，构成了对文化与学术的重大威胁。而知识分子的尴尬就在于，他们既要欢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承受市场经济发展的苦果，与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负效应苦苦抗争，以守护文化和价值，使之不被商业化以至堕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再来看，可知实质性的“国学热”在这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说，1993年下半年对“国学热”的宣传，恰恰是以市场经济非理性地活跃和商业化下的文化失范为背景而产生的，这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叙述重点可以清楚看出，其他的新闻稿也莫不如此。1993年的所谓“国学热”现象在此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文学术对商业冲击的一种抗争，即使是在政府的新闻部门，也是把对“国学热”的宣传作为文化失范情况下的加强舆论导向的工作。因此，透过表面的“国学热”，便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其实面临着困境。在经济上，市场取向的工商业发展吸引着社会的优秀人才，使得培养关注传统文化的力量更为困难，也造成了相对于日益发展的出版业和刊物群，研究与写作的生产力的相对萎缩（如果不是绝对萎缩的话）。在政治上，“国学”受到了双重怀疑，一方面被怀疑可能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化；另一方面被怀疑有国粹主义倾向而侵占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思想上，在“反封建”这个标签下，自由主义的启蒙心态和教条主义的封闭心态，对传统始终抱有强烈的戒心和批判意识，而更为流行的功利主义则倾向于把传统和文化干脆排除出视野之外。这表明，自五四以来，国学一直是处于困境，而远非热点。事实上，这种困境和遭遇对于20世纪以来的儒学而言，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
“国学”与21世纪中国
面对传播媒介一度频繁使用的“国学热”，一些同志忧心忡忡，他们不仅批评肯定传统文化某些观念的学术观点，而且在他们的批评中轻率地使用诸如“复古主义”“国粹论者”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字眼，在客观上为本来就步履维艰的传统文化研究平添了不必要的困扰。“复古主义”“国粹论者”的提法在五四前后的书刊文献中很常见，但20世纪90年代与五四时代完全不同，在重视继承传统的人中，基本上都是赞成和拥护改革开放、促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根本没有人企图返回到封建的古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把所谓“复古主义”的提法运用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不仅是习焉不察，而且是不科学、不适当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文章中，“复古主义”的提法常常成为对传统文化和老一代学者进行极“左”的教条主义批判的利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令人心有余悸。10年前，冯友兰先生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写了“一点感想”，他说：
五四时期谈中西文化，其重点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来进行批判；现在再谈中西文化，其重点是要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有所继承。人们常说，对于古代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是一个程序的两个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有时注重这个方面，有时注重那个方面，所以就显示出一种转化。……一提到继承，就往往被怀疑为“复古”，这种怀疑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程序还有批判的那一面管住，批判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应当说，冯先生的话，对于今天来讲，还未完全过时。同时，我们也充满信心地期望，排除各种由具有政治性意味的语词引发的纠葛与干扰，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氛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国学”既然强调“本国”的意义，当然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因此，“国学”研究只是文化中国的诸意义中的一部分，但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面对现实，“国学”当然希望淡化对它的外在炒作和政治性解读；展望未来，“国学”将从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中汲取益处，它也将按照自己科学的、历史的、客观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既然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的转向并不是因1993年的“国学热”而引起，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学”一词带来的各种纠葛与干扰不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研究。中国文化将承继五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融会新知，大踏步地迈向未来。
正确理解“国学热”现象，就要对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地位与走向有正确的估计，要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怀有真正的热诚。对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走向，必须在一个全球的经济、文化视野里加以考察，离开了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就无法高瞻远瞩，也不能超越浅近的功利眼界。虽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敢领受“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但“亚太世纪”的提法在当今世界已颇受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亚太的发展中，中国无疑占了一个重要位置。放眼未来，亚太地区将可能成为带动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中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地位，将由此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开展，植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复兴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基于改革进程全方位展开的不可逆转，从上面一种认识和展望出发，比较20世纪的行程和21世纪的发展可能，就中国文化而言，也许可以这样说，20世纪是“批判和启蒙”的世纪，21世纪则将是“创造与振兴”的世纪，而世纪之交正是整个民族生命“贞下起元”的转折点。把握这一文化转型的特点是我们认识文化现象、思考文化发展的重要出发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现代化过程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未来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振兴将进一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将逐渐解体。在全新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人们将不再主要关切西方文化的引进、应用，不再把西方作为普遍性的典范，在非西方的世界，植根于自己传统的文化将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从国内的发展看，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确立，作为改革初期的文化动员，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在今后将不再重要。在改革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我们将面对重建民族精神、价值体系的巨大现实课题，“振兴中华”将从科技的振兴、经济的振兴走向包括精神的振兴在内的全面的振兴。在现代东亚文化的振兴中，中国文化将要重新担负起精神创造的责任，事实上，这也是东亚文化圈内对中国文化的期望。
1996年
[1] 参看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17页；第二卷，第17—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