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才子传》十卷，元辛文房撰，是一部专门记载唐代诗人事迹的传记。鲁迅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中国文学学习书目中，列的第二种就是《唐才子传》[1]，可见其地位。清人伍崇曜在《粤雅堂丛书·唐才子传跋》中盛赞此书“评骘精审，似锺嵘《诗品》；标举新颖，似刘义庆《世说》；而叙次古雅，则又与皇甫谧《高士传》等相同”，把《唐才子传》跟《诗品》《世说新语》《高士传》等相提并论，一方面说明其诗学价值之大，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传记水平之高。这跟《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既是诗评家又是传记文学家有关。
一
辛文房，字良史，下面我们根据有关材料，对其生平事迹略作稽考。
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引》，《唐才子传》完成于“元大德甲辰春”，也即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的春天。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引》中自称“异方之士，弱冠斐然”，而弱冠是指男子二十岁，故《唐才子传》完成之时，辛文房或许刚二十岁，则其生年约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左右。当然，一位二十岁的“异方之士”能否有学养完成这样一部传记，让人颇为怀疑。从《唐才子传》一书中多有坎
不遇之叹来看，这书大抵是辛文房早年不仕时所作。
《全元诗》第二十三册收录贡奎《送良史》一诗，诗题下的小注说：“（良史）西域人，尝学于江南，除翰林编修，今省归豫章。”可知辛文房是西域人，从“省归豫章”看，辛文房入中原后安家在江西南昌，并“尝学于江南”，后被授任为翰林编修，因回乡省亲，所以贡奎写诗送他。
关于辛文房“尝学于江南”，在《唐才子传》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唐才子传》卷六《徐凝传》中说：“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揽辔彷徨，不忍去之。”可见辛文房曾游历桐庐，即今浙江杭州一带。又《全元诗》第二十七册收辛文房《苏小小歌》，有“东流水底西飞鱼”“莲子种成南北岸”等诗句，疑即辛文房早年“学于江南”游苏小小墓时所见。从《唐才子传》看，辛文房对江南风景和文化印象颇深，如卷五《朱放传》中说：“时江浙名士如林，风流儒雅，俱从高义。”又卷八《郑巢传》中也说：“两浙湖山寺宇幽胜，多名僧，外学高妙，相与往还酬酢，竟亦不仕而终。”类似在辛文房笔下多次涌现的江南名胜还有不少，大概都跟他“尝学于江南”有关。
辛文房“除翰林编修”后“省归豫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考贡奎《送良史》诗云：“郁郁楚竹实，飞凤以慰饥。鸣声乃铿和，遂息苍梧枝。时哉一朝遇，粲若五采施。矫首沧江云，空晴散何之？岂不比翮翔，悠悠眷子私。惊飙起层波，落日增余悲。去去勿久留，赴此远大期。采风讵辞责，上寄简册垂。缄书谁复悟，为子歌别离。”从“岂不比翮翔”来看，此诗可能写于二人同任翰林编修时。据赵文友《贡氏三家集·贡奎集·前言》，贡奎“大德九年（1305）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武宗至大元年（1308）转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丁父忧去职，直到延祐元年（1314）服阙再度出仕。假定贡奎服丧三年，则其丁父忧去职当在至大四年（1311）前后。由此推断，贡奎写《送良史》一诗的时间应在大德九年（1305）之后，至大四年（1311）去职丁父忧之前。考《全元文》卷五四〇收录至大四年（1311）程钜夫所写的《大元河东郡公布都公神道碑铭》，其中提到“谨按国史院编修官辛良史所为行状”，可知至大四年（1311）前后辛文房确是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故辛文房任国史院编修官之职，或在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
又《全元诗》第三十一册录张雨《元日雪霁早朝大明宫和辛良史省郎廿二韵》，从诗题可知此时辛文房已转任“省郎”。孙映逵先生《唐才子传校注·前言》根据诗中“岁开环甲纪”一语，推定该年当为甲子岁，也即泰定元年（1324）。实则此篇诗序明言“延祐改元三月（按，《草堂雅集》卷七作“三日”，较确，盖“三月”则离诗题“元日”时间太远），……承需鄙作”，诗中又称“岁开环甲纪，星动指寅杓”，则此年当为甲寅岁，而延祐元年（1314）正是甲寅岁，故此诗当作于延祐元年（1314）。则辛文房任“省郎”当在延祐元年（1314）前后。
《唐才子传》卷十《陈抟传》提及“大节详见之《宋史》云”，可知辛文房应该读过《宋史》。而《宋史》修成在至正五年（1345），则或许其时辛文房尚在世。不过，据学者考证，元初《宋史》初稿即已完成，只是碍于正统争论，没有定稿而已，故至正五年（1345）《宋史》修成定稿之前，元人著作中已多有言及《宋史》者。考虑到辛文房曾担任过国史院编修官，应该有机会见过元初即已修成的《宋史》初稿，故无法确认《陈抟传》提到的“《宋史》”是否是至正五年（1345）的定稿，因而辛文房的卒年下限也难于确考。当然，如前所考，辛文房任国史院编修官约在至大年间（1308—1311），也就是在《唐才子传》写成之后，而《陈抟传》这段话若是他任国史院编修官时所补，则大德八年（1304）《唐才子传》写成后，辛文房又陆续对其做过修改。
综上所述，我们大约可知辛文房是西域人，家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可能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早年曾在浙江等江南地区游历学习，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延祐元年（1314）前后任“省郎”，可能到至正五年（1345）尚在世。
辛文房的名字似可一说。其名“文房”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字，其字“良史”是另一位唐代诗人于良史的名。辛文房以两位唐代诗人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或有寓意。《唐才子传》中对袭仿前人名号的现象多有论及，如卷十《王贞白传》中说：“梁陶弘景弃官隐居三茅，国事必咨请，称‘山中宰相’，号贞白，今王公慕其为人而云尔。”卷五《张碧传》也提到：“（张碧）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咏，必见清风，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马长卿希蔺相如为人也。”辛文房认为，王贞白是仰慕外号“贞白先生”的陶弘景，所以给自己取名王贞白；张碧仰慕李白，跟李白把自己的字取作“太白”一样，他把自己的字取为“太碧”，正像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而取同名，所以辛文房会这么取名字也不奇怪。而且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引》中首引曹丕《典论·论文》之文，文中正有“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之句，则辛文房把自己的字取作“良史”，又写了《唐才子传》的这部诗人传记，或亦有诙谐意味。总之，从辛文房字良史来看，作为西域人，却能以“文史”为好，大概是他取这个名字的用意所在。
元人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记载，辛文房在当时诗名很高，跟杨载、王执谦齐名。杨载是元诗四大家之一，辛文房与之齐名，可见当时辛文房诗名颇盛。杨载写有《元日早朝次韵辛良史》七律诗，既是“次韵”，则辛文房所写也当是七律。而张雨大概知道辛文房不喜次韵（见卷八《皮日休传》），或许也不善写格律诗，所以诗序中说“林下朽生，不能造馆阁绮语，幸于言句外求之，愧悚而已”，写了一首不次韵的和诗，题作《元日雪霁早朝大明宫和辛良史省郎廿二韵》，诗中有句云“怜君守华省，琢句废春宵”，指出辛文房写诗“琢句”的苦吟情形。辛文房所写的《元日早朝》诗，在当时可能广为流传，可惜今已无法看到。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文房的两首诗，最早见于苏天爵《元文类》，其一为前面提到的《苏小小歌》，其二为《清明日游太傅林亭》：“隔水园林丞相宅，路人犹记种花时。可怜总被风吹尽，不许游人折一枝。”[2]两首诗一首是七律，一首是七绝。联系其所写《元日早朝》七律诗可知，辛文房被人传诵的诗歌大约是他的格律诗。当然，他的诗歌题材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二有《辛良史〈披沙集〉诗》一首，诗中说：“未可披沙拣，黄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长歌。秋塞鸣霜铠，春房剪画罗。吟边变余发，萧飒是阴何。”据此可知，辛文房有诗集叫《披沙集》，“披沙”语出锺嵘《诗品》所载陆机诗评语“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辛氏以此为诗集名，颇见自得之意。从“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长歌”一联来看，其诗体制丰富，古体近体、长篇短制均有；从“秋塞鸣霜铠，春房剪画罗”一联，其诗题材风格多样，边塞雄风、闺阁绮情兼备。马祖常更以南朝著名诗人阴铿、何逊来比喻辛文房，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认为“以此相比，深许之矣”，认为是对辛文房诗歌成就的肯定。这些可以补充我们对辛文房诗歌风格和诗歌创作的认知。
二
《唐才子传》全书共有二百七十八篇传记，连同附带论及的一百二十人，共记述了初唐至五代的大小诗人三百九十八人（实际涉及的人不止此数）。每篇传记大致包括如下部分：传主名字及地域，进士登第年份，生平经历，诗歌创作，与传主或其诗有关的趣闻轶事，诗集或作品流传情况，辛文房对传主、诗歌或某些诗歌现象的评论等。当然，具体的板块和顺序会随着传主情况而有所变化。作品方面，除了记录诗文集外，偶尔也会提到诗人的诗歌选本或诗论著作，如郑谷《国风正诀》、齐己《玄机分别要览》、李洞《诗句图》等，有时也记录其他著作，如储光羲除文集外，也著录了他的《正论》《九经分义疏》等。
《唐才子传》所引用的材料一部分来自唐五代诗人自传、别传、行状、墓志、诗文别集、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笔记（如《唐摭言》《朝野佥载》）等，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唐才子传》中的大量材料，是辛文房自己在唐人诗文集中勾勒出来的，这需要对他们的作品、集序等做精微、细致的阅读才能做到。除此之外，辛文房多采用较可靠的正史，如《旧唐书》《新唐书》本传等，也广泛地采择唐五代以后的诗选、诗评、笔记等材料，如《诗话总龟》《唐诗纪事》《沧浪诗话》《北梦琐言》等，对公私目录类的著作也充分利用，如《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辛文房对材料理解不够，导致错误，但很多唐代文献资料据此得以保存，如唐人所撰《登科记》就依靠辛文房的引用而得到部分保存。对于《唐才子传》的史料价值及其讹误（本书注释中也酌情据前人研究成果予以订正），学界言之详矣，此处不赘，下面主要介绍《唐才子传》在传记文学及诗学观念方面的特点。
《唐才子传》中传主的选择，即其人是否是才子，是以当时的诗名或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作为衡量标准的。辛文房为什么要定这样一个标准呢？这首先是因为唐代诗人及其诗歌本身就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在唐代那样一个诗歌的时代，写诗除了能中进士做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有用，比如《唐才子传》中记载，诗人李涉路遇一群强盗打劫，强盗得知他是“李山人”后，只求他题一首诗给他们，不但没谋财害命，反倒送了李涉不少牛肉美酒，另一位诗人王毂想去解救被无赖围殴的朋友，只说了一句我就是写“君臣犹在醉乡中”的那个，“无赖”们听后，居然就“惭谢而退”了。这些都可见在唐代，诗歌对于一个才子多么重要。其次是因为诗歌作品对于传主流传后世的名声极为重要。辛文房在卷七《陈上美传》中说：“于兹传中，族匪闻望，官不隆重，俱以一咏争长岁月者亦多，岂曰小道而忽之。”除了大诗人之外，像陈上美这样的小诗人，往往靠几首名诗流芳后世，可知诗歌在传名方面的作用。最后，辛文房认为，诗歌具有独立的价值。辛文房为诗正名，指出以前认为诗能使人显达或贫穷的说法都是误会，显达或贫穷是命，跟诗无关，他在卷十《郑良士传》中说：“旧言：‘诗或穷人，或达人。’达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为，诗何能与？过诗则不揣其本也。”把诗跟命（实际上就是诗人的社会地位）分开来，无疑是把诗歌从其人的功业上独立出来，从而更加客观地为诗人立传，故《唐才子传》对很多身份显贵但诗歌水平一般的唐人加以摒弃，如魏徵之类。正因如此，四库馆臣在《提要》中说此书“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也说该书是“因人而品诗，重点是标其诗格”。辛文房记录才子事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理解诗歌作品打下基础，跟孟子强调的知人论世是一致的。
作为一部较为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唐才子传》在为唐代诗人写长短不一的传记时形成自己较为明显的艺术风格。首先是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性，辛文房不仅在重要诗人传记后面附带介绍相关诗人，而且将身份较为一致的诗人进行整合，形成方外高格（指出家高僧，卷三《道人灵一传》后有总论）、逃名散人（指隐逸高士，卷一《王绩传》后有总论）、上汉仙侣（指修仙道士，卷十《吕岩传》后有总论）、幽闺绮思（指闺阁才女，卷二《李季兰传》后有总论）等总论，不仅使原本较为零散的诗人群体得到归拢，也使全书的体系大为完备。后世读者想要知道唐代诗人的事迹，则一册《唐才子传》在手即可，大大省去翻检之劳。其次，《唐才子传》以塑造唐代才子形象为主，通过合理想象、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等手法，生动地呈现出唐代性格各异、独具魅力的才子形象。比如卷五关于李贺的不得志，辛文房写道：“（李贺）尝叹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谢如梧叶矣。’”通过李贺的话语来写李贺的满腔愁懑，实际上这段文字源自李贺的诗句“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辛文房不仅把诗句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而且为了突出其凋零之彻底，把“枯兰”更换为更具凄凉意味的“梧叶”，这种合理的想象与改动，使李贺惆怅满腹的形象跃然纸上。最后，跟两《唐书》诗人传记注重生平仕履不同，《唐才子传》更注重搜罗记述唐代诗人的轶事趣闻，将唐代诗人的八卦新闻一网打尽，给读者们呈现出一个个更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唐代诗人剪影。如杜审言断言苏味道见到自己的判词必定会“羞死”，李白骑驴过华阴县，王昌龄、高適、王之涣旗亭画壁等故事，虽然未必是事实，却通过饶有趣味的故事展现出传记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境界，使唐代诗人的风流洒脱、自由奔放的性格形象深入人心。
作为一部唐代诗人才子的传记专书，辛文房不仅通过传记反映了唐诗雄壮浑厚、感激怨怼、通脱自在、绮艳苦寒等丰富面貌，也通过他的材料选择、文本组织和感慨评论呈现了自己的诗学观念。
辛文房的诗学观念跟元代宗唐复古的风气密切相关，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就说：“学诗宜以唐人为宗。”而宗唐复古的风气，早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就有体现，严羽主要是通过以禅论诗来加以论述的，辛文房在卷八《周繇传》中也以禅论诗，通过禅法的邪正等级来区分诗歌的好坏等级。而在唐代诗歌中，辛文房对于晚唐诗歌批评得很厉害，甚至怀疑晚唐的某些作品像诗但不是真正符合诗道的诗，他在卷十《殷文圭传》中说：“唐季，文体浇漓，才调荒秽。稍稍作者，强名曰诗，南郭之竽，苟存于众响，非复盛时之万一也。”晚唐诗歌不仅从文体、才调方面来看只能勉强称作诗，而且其价值远远不到盛唐诗歌的万分之一！辛文房还在卷八《于
传》中批评晚唐诗人说：“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把晚唐诗人咏物炼字、无补于事的诗歌比作秋天的知了满树乱叫，诚如莫砺锋师云：“语或过当，但确实深中其病。”（莫砺锋《晚唐诗风的微观考察》）而他的诗歌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诗歌内容和思想上来看，辛文房主张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关注现实，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辛文房批评晚唐诗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唐才子传》中引用或评论为“堪裨教化”“颇干教化”“发挥风雅”的地方甚多，有些则直接指出传主对于风雅精神的继承，如卷三《鲍防传》中说他“凡有感发，以讥切世弊，正国音之宗派也”，所谓“国音”，在这里就是指《诗经·国风》等现实主义传统的诗歌。另外，辛文房的好友贡奎《送良史》诗中也以“采风讵辞责，上寄简册垂”来期许辛文房践行《诗经》的风雅精神，辛文房《清明日游太傅林亭》诗通过描写丞相园林中的花宁愿被风吹落也不允许游人采摘一朵，来讽刺、批评丞相，也与风雅精神契合。
正因为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辛文房在评析诗歌时比较注重有思想教育意义的警句，如在卷九《唐备传》中引用其诗“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评论道：“发为浇俗，至今人话间，必举以为警戒，足见之矣。”指出这些警句对于元代人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但辛文房主张讽刺不能太过，如卷九《罗隐传》说：“罗隐以褊急性成，动必嘲讪，率成谩作……是皆阙慎微之豫。”认为罗隐动不动就在诗中嘲讽，反而显得不够谨小慎微。
诗人创作诗歌的重要任务既然是教化，那么辛文房对诗人本身的人格、品格要求就很高，如果仅仅“放适自遂”，而没有通过诗歌感染、教化他人，则价值大打折扣。辛文房评价传主注重人格，伍崇曜评价《唐才子传》像《高士传》，也含有这方面的意思。辛文房写了大量隐士（即高士），很多人在仕隐之间自由转换，但高风亮节却如出一辙，如朱放、姚係等。如果传主人格能够警醒一代则大书特书，为之表彰不已，如卷五《韩愈传》中说：“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夸赞完韩愈的人格、道德之后，才来评价其诗。至于那些善写诗却人格有缺陷的诗人，辛文房多表示惋惜（如卷五评价孟郊是“当时议者亦见其气度窘促”），甚至批评（如卷五批评王涯后说“庶来者之少戒云”）。
传主人格中有一些具体的值得表彰的地方，辛文房也加以标举，以教化世人。元代儒生地位较低，辛文房又偏爱文史，自然愿意把才子中喜好读书的人大加表彰，以劝世人读书，如卷五《权德舆传》中就说其人之“风流可慕”在于“手不释卷”的阅读所致：“（德舆）积思经术，无不贯综，手不释卷，虽动止无外饰，其酝藉风流，自然可慕。”又记录某些能够体现传主人格的清雅爱好，如卷六《李约传》中说：“性清洁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李约有洁癖，一生不近女色，只喜欢古玩字画。像这类体现唐代诗人高尚人格的轶事还有很多（如煎茶、修炼等），读者诸君不妨自己开卷寻阅。
诗言志缘情，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有时候难免跟辛文房所主张的教化功能有悖，这时，辛文房一方面批评其中过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没有因此废除其诗。如罗虬《比红儿诗》，辛文房认为这些诗作是不符合诗道而只能“录为笑谈”的，但仍不否定其卒章“情极哀切”的价值。如在卷九《赵光远传》中批评狎妓，甚至对意淫女子的李远和李群玉也加以批评，但对于妓女的才华却加以肯定，只要不带着伤风败俗的心态即可，如卷二《李季兰传》中说：“中间如李季兰、鱼玄机，皆跃出方外……与名儒比隆……然浮艳委托之心，终不能尽，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涛流落歌舞，以灵慧获名当时，此亦难矣……至若间以丰丽，杂以纤秾，导淫奔之约，叙久旷之情，不假绿琴，但飞红纸，中间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长，故未欲椎埋之云尔。”认为李季兰她们的作品有时候能跟“名儒”比肩，诗中虽然确实存在“淫奔”之情，却也无法掩盖其诗的真正魅力。卷六《薛涛传》中也说“岂得匪其人而弃其学哉”，主张不应因为薛涛的歌妓身份而忽视她的诗歌才华。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很正常，辛文房在元代已能如此，确实无愧于他那“远陪公议，谁得而诬”的自我要求，是一种进步观念。
其次，在诗歌形式和技巧方面，辛文房主张文采和声韵皆佳的“文音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引》中说：“诗，文而音者也。”文而音，用辛氏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铿锵愧金石，炳焕却丹青”“金碧助彩，宫商自协”“章句有焦心之人，声律至穿杨之妙”等，既有炳焕文采，又有铿锵、协和的声韵。在具体的诗学批评中，也常见辛文房对传主诗歌文采和声韵的评价，如评刘长卿的诗歌是“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评殷遥的诗歌是“词彩不群”，评严维诗是“锻炼铿锵”等，至于单独强调传主文采（如评张众甫诗是“婉媚绮错，巧用文字”）或声韵（如评张仲素诗是“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有未能虑者”）的所在皆有，兹不赘述。因为注重诗歌的文采，所以辛文房对于诗中有画的境界非常推崇，如卷五《陈羽传》中说：“写难状之景，了了目前；含不尽之意，皎皎言外。如《自遣》诗云：‘稚子新能编笋笠，山妻旧解补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当门白鸟飞。’此景何处无之，前后谁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画图，非造次之谓也。”也注重诗歌摹写功能，如卷六《姚合传》中说他“最工模写”。因为注重诗歌的声韵，所以对被薛能批评为“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的刘得仁的诗歌，也从声韵角度加以肯定：“铿锵金玉，难合同流……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当然，过度追求文采和声韵，也会产生弊端，辛文房对此也有认知，他在卷四《韦应物传》中说：“诗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锼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韵婉谐，属对藻密，而闲雅平淡之气不存矣。”可见辛文房对刻意雕琢字句、揣摩音韵而导致失去闲雅平淡之气的作品并不待见。
辛文房的“文音论”实际上是在不违背诗歌基本功能（如言志、教化等）的基础上，对于诗歌创作水准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使他特别关注诗歌形式的变化，尤其是各类诗体，像影响较大的元和体、长吉体、“卢仝、孟郊之体”等。除此之外，辛文房对一些特殊的诗体也较感兴趣，如沈下贤体之类，其他的还有李峤的单题诗、苏涣的《变律诗》、于武陵的终篇一意诗、无可的“象外句”、于
的《逸诗》、李昌符的《奴婢诗》、胡曾的《咏史诗》、曹唐的大小《游仙诗》、章碣的律诗变体、罗虬的《比红儿诗》、王涣的《惆怅诗》、谢蟠隐的《杂感诗》等，格式独特，内容丰富，至于葫芦格、辘轳格、进退格等纯体式诗体，辛文房也没少录。诗体虽多，却并非每个人都擅长，辛文房已注意到不同的诗人擅长不同的诗体，他在卷五《杨巨源传》中说：“长篇刻琢，绝句清泠，盖得于此而失于彼者矣。”认识到诗人的局限和特长，所以喜欢标出各个传主较为擅长的诗体，如孟迟、汪遵善绝句，雍裕之善乐府，刘驾与曹邺善古风，邵谒、姚係工古调，李涉善叙事长篇，庄南杰善乐府杂歌，权德舆工古调乐府，韦楚老、聂夷中善古乐府，翁绶善变古乐府，沈光、唐备善古诗，赵牧、牛峤、秦韬玉善歌诗，胡曾善近体律绝，吴融善新律与骚雅等。总体来说，古风、乐府和歌诗所占比重较大，而律诗较少，这也与唐诗的发展相契合。同时辛文房也注意到兼善多种诗体的诗人，除前所述，又如王毂善歌诗和乐府，贯休乐府、古诗、律诗都好，熊皎工古诗和律诗等。这跟辛文房自己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也是较为一致的。
最后，从作诗方面来看，辛文房对苦吟较赞同，而且辛文房自身也是“琢句废春宵”地实践着苦吟的作诗方法。尽管辛文房在书中也不止一次地称呼某些诗人是“天才”，但他对诗歌能否学习还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为诗歌讲究继承，可以学习，这在《唐才子传》中有很多例子，如指出郑巢学习姚合的句法，刘光远、牛峤学习李贺，唐彦谦学习温庭筠和杜甫，崔鲁学杜牧，张碧学李白，张瀛学张碧，李洞、曹松学贾岛，裴说又学习贾岛和李洞等。第二，关注传主的诗歌创作状态，而这些创作状态有的是通过练习来提高诗歌水平，如薛能日课一诗，有的则是通过苦吟的方式组织成篇，如李贺的诗囊和唐求的诗瓢，这些都说明诗歌可以学好。第三，关注诗歌的修改，改诗并非全都是原作不好，有时可能是为了隐去某些不想让人知道的信息，比如许浑改“庭中惟见许飞琼”为“天风吹下步虚声”。但大多数情况下的改诗是越改越好，如任蕃、齐己和王贞白改诗之事，这都说明诗歌可以修改。如此一来，苦吟的作诗方法自然颇得辛文房青睐，如卷四《刘言史传》中说：“皮日休称其赋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真佳作也。”当然，苦吟所带来的“琢句”如果过头也有问题，辛文房有清醒认识，他在卷五《庄南杰传》中直接批评说：“语过镌凿……不出自然。”
以上所勾勒的只是辛文房《唐才子传》中体现出来的传记特色和诗学观念中的荦荦大者，我们为了方便读者对辛文房《唐才子传》有个较为完整的印象，因此不揣简陋，加以归纳，难免挂一漏万，实际上还有很多专题期待着人们进行深入研究。除此之外，辛文房的诗学观念有些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关于诗谶的说法，这些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阅读的时候有所注意。
三
辛文房在撰写《唐才子传》之初，就认识到个人能力之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尚多，期待同仁补正，故他在《唐才子传·引》说：“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见闻，岂所能尽？敢倡斯盟，尚赖同志，相与广焉。”该书流传经历颇为曲折，从元代至明初国内尚有全本流传（杨士奇《东里集》有该书跋），《永乐大典》“传”字韵中也载其全书，但“传”字韵后来全部佚失，故到清代《唐才子传》全书已不得见，更遑论考订。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十二中不无遗憾地说：“《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文房此书视二书当尤详备，惜今无传矣。”可见连大诗人王士祯都无缘得见《唐才子传》。所幸《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之内尚杂录其文，四库馆臣据此辑出八卷本《唐才子传》，收进《四库全书》，是为《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幸运的是，近邻日本尚有元刊本《唐才子传》十卷足本，清末杨守敬曾在日本访得，后来遵义黎庶昌以珂罗版影印出来，被称作“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版本”（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前言》）。日本南北朝后半顷（约当我国明朝初期）据元刊本翻雕有“五山版”《唐才子传》，现存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简称“五山本”），又有正保四年（1647）上村二郎卫门所刊训点本《唐才子传》（简称“正保本”），享和三年（1803）林衡据五山版以活字重印《唐才子传》，收入《佚存丛书》中（简称“《佚存》本”）。中国学者以《佚存》本《唐才子传》与《四库》本校勘，有清嘉庆十年（1805）陆芝荣三间草堂刊本（简称“三间本”）和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熙祚《指海》刊本（简称“《指海》本”）。
据傅璇琮先生所言，辛文房《唐才子传》自成书之后，真正对其书进行较深研究的，是日本布目潮沨、中村乔的《唐才子传之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此做出更大的努力”（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前言》），故而组织专家学者对《唐才子传》进行较大规模的校笺，编成质量更高的《唐才子传校笺》巨著。此一时期，除《唐才子传校笺》外，《唐才子传》的整理本先后还有王大安校订本《唐才子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舒宝璋校注本《唐才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张萍《唐才子传选译》（巴蜀书社1994年）、李立朴《唐才子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等著作以及单篇论文如刘兴超《〈唐才子传校笺〉之〈五窦传校笺〉辨正》等相继问世，可谓辛氏之“同志”者也。以上大作或校或笺，或注或译，为进一步整理、完善和普及《唐才子传》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对《唐才子传》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之余，立足于诗学层次的相关专题研究也获得蓬勃展开。这些相关专题的研究，有的是单篇论文（如与《唐才子传校笺》前后时间相近的漆绪邦《辛文房〈唐才子传〉的理论价值》、张国光《元代西域诗评家辛文房〈唐才子传〉评介》等文，也包括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相关论文，如周兴陆《〈沧浪诗话〉对〈唐才子传〉唐诗观的影响》、张红《〈唐才子传〉的唐诗观念及其美学思想》、赵楠《胡震亨、季振宜和〈全唐诗〉编者用过〈唐才子传〉吗》等），有的则是附益在诗学史著作中（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关于《唐才子传》的论述），以上诸作充分肯定《唐才子传》的理论水平和见地，指出其在有元一代的唐诗研究和批评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前代唐诗观的继承、自身的唐诗观念和其对后代著作的影响等，逐渐把《唐才子传》纳入到唐代诗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去。
本次整理，《唐才子传》原文以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为底本，由于《唐才子传校笺》的原文用的是孙映逵先生校注的版本，所以原文也吸收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的校勘意见，《校笺》原文有些排印错误，一般据孙映逵《校注》本径改，不出注说明，其他较为重要的改动，则酌情出注说明校改依据。对原书篇幅较长的篇目，做了分段处理，以便读者与注译对照阅读。每卷卷首设置题解，介绍本卷诗人传记概况及其重要或特色之处，以便读者把握重点。注释方面，注重字词解释及典故说明，对于书中较重要的史事讹误，则尽量吸收学界考证成果予以订正。对于正文中涉及的诗句，一般也在注释中做较为详尽的译解，以便读者理解。译文方面，以直译为主，力求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含义。
关于文中诗句的译解，是本书较为用心的部分。《唐才子传》中涉及大量诗句，这些诗句或在传文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或者本身就是精警的名篇名句（如卷七《赵嘏传》中摘录的早秋赋诗的诗句“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或者与文中的诗歌评论密切相关（如卷七《马戴传》中就说“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优游不迫，沉著痛快，两不相伤，佳作也”，即须联系《马戴传》中所引用的《秋思》诗），或者本身即为诗歌评论（如卷七《项斯传》中说：“杨敬之祭酒赠诗云：‘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对于深入理解《唐才子传》及其诗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此前的整理本中，学者对此似不甚措意，对辛文房引用、摘录的大量诗篇、诗句大都存而不译，不无遗憾，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也多有不便。然而直接在传记译文中翻译诗歌，又恐影响传记全文的阅读体验，故本书选择在注释中对文中涉及的诗句进行详尽的译解，以便读者在读懂诗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理解《唐才子传》。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本书是如何在注释中译解这些诗歌文本的，以便读者朋友阅读时能提纲挈领。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忠实原文的意思为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注释中关于诗歌的译解有不少括注的内容，这并非无法进行意译，而是害怕意译导致意思乖离，所以哪怕繁琐一点，也以追求准确为本。第二，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雅，如卷七《杨发传》中所引用的《宿黄花馆》诗，辛文房评价为“浏亮清新，颇惊凡听”，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长短句式兼用，以模拟诗人的咏叹调，同时对诗人不便明言的地方加以点明。第三，尤其注意翻译诗句与传文关系密切的地方，使文气贯通，读者了然。第四，注意改诗的翻译与评论，改诗也是《唐才子传》中的重要内容，有时候分属不同的传记，比如郑谷和齐己，“昨夜一枝开”的修改在《郑谷传》，“别扫著僧床”的修改在《齐己传》，由于改诗是另一种方式的评价，所以有人通过改诗来印证诗心并结交，如王贞白和贯休。但一般读者或许对于改诗妙在何处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有针对性地加以阐释，比如卷七《任蕃传》中说：“去游天台巾子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一江水”和“半江水”的差别在哪里？本书在注释的时候略加评析，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第五，注意诗歌文本中的言外之意，尤其是关涉较大者，如司空图忠唐之意，卷八《司空图传》中说得比较清楚：“后闻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呕血数升而卒。”司空图隐居时，仍以唐臣自居，后亦因唐朝灭亡而死，这在后人写的传记中看来很直白，可在当时却不敢直接呈露，因此虚中送给司空图的诗也只是隐晦地加以表达，难怪司空图“得诗大喜，言怀云‘十年华岳山前住，只得虚中一首诗’”，本书在翻译的时候也特别予以点出。第六，注意品味、翻译诗中的精髓及妙处，尤其是诗中的难处，这些难处有的是诗情表现之难，如卷九《高蟾传》中题省墙间的诗句“冰柱数条搘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很难理解，辛文房评价是“怨而切”，如果对原诗不了解，就无法体会辛氏的评价，本书在翻译的时候尽量解说明白。另一类难处在于诗中的逻辑关系比较难以厘清，在翻译过程中也尽量一一琢磨，使之了然，如《马异传》中记载的卢仝怪诗“昨日仝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今日仝自同，异不异，是谓同不往而异不至”，辛文房也称这诗“怪之甚”，怪是很容易感受的，但怎么怪、怪背后的逻辑何在，却无人揭示，本书则努力加以勾稽。最后，对于《唐才子传》中大量出现的诗学术语，如唐诗“三变”说、葫芦格等，都广泛吸收诗学研究的成果，做出尽可能详细的解释。另外一些对辛文房有影响的诗论，如司空图讨论王驾的文字，虽带有对王驾的鼓励，对辛文房还是有所影响，故也加以详探。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考、吸收了历代学者和今人的研究成果，未及一一注出，在此特别说明，并致衷心的感谢。钟彦飞兄曾示及重要资料，我的学生高星雨也在图书馆帮我核对过书籍，谨致谢忱。由于《唐才子传》兼跨文史，内容丰富，其所记载之唐诗羚羊挂角，妙入毫厘，笔者又才疏学浅，精力有限，书中的错讹肯定不少，恳请方家不吝教我焉。
关鹏飞
2019年10月7日于南京
2020年4月于疫中修改
[1] 历来学者多以为鲁迅书单所列第一种为《唐才子传》，其实不然，查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所载《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位列第一的是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又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的交谊》（峨嵋出版社1947年第110页）所录的书单亦同。
[2] 据杨镰先生云，此诗是“咏廉希宪南园（北京花园村）之作”（杨镰：《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二十七册第121页），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