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背景

极司非而路40号

我1929年生于上海。由于十月怀胎的母亲去探望外婆而来不及回家，我出生在景福里。但是对于那栋老式的上海石库门房屋，我是一无所知了。昔日的极司非而路（Jessfield Road）就是如今的万航渡路。我10岁前的幼年时代是在极司非而路40号的寓所度过的。那是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洋房，三层是尖顶的。房前有一片大草地，屋后还有一个花园。

我的祖父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部主事。1896年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举家从北京来到资本主义开始崛起的上海，加入夏瑞芳等人办的一个小印刷作坊——商务印书馆，并把它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文化出版企业，其分馆遍及全国乃至东南亚多地。1913年，他用在商务印书馆辛勤工作的积蓄买了一块地，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一栋西式风格的住宅。1923年又在屋后添置一占地四亩的花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极司非而路的老宅是一栋很大的住宅，但是里面没有豪华的装修。现在想起来，陈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种东西：书和出土文物。在一层楼梯厅中央的红木方桌上有一座“黄金台”，那是一座体量较大的陶土制成的台，两边有台阶通向上方正中的一座宫殿式建筑。放在正对着楼梯的位置，显得很有气派，透出的是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氛，没有如今常见的那种贴金挂银的豪华装饰所带来的庸俗。在我经常读书的那间小书房里，壁炉两旁的书架上更是放满了出土陶俑，有仕女俑、士兵俑，也有小房屋，甚至有捣米用的杵臼。书则更是无所不在。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无处不是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文化的熏陶需要一种环境。祖父以他渊博的学识，自然而然地在家里营造起一派文化氛围，使晚辈们自幼得以沐浴其中。

位于一层西侧的大客厅是祖父会客的地方，有朝南和朝西的窗户。祖父交友甚广，客人很多。那里的陈设是一整套红木家具。我很少去那里玩，只是偶然祖父叫我进去见客。记得我在那里曾见过蔡元培和他的夫人，还有陈叔通、李拔可、高梦旦、沈钧儒、王云五等。我称他们为太老伯。蔡元培夫人曾是我父亲的老师，所以我称她太先生。

与大客厅隔着一道拉门的是一间朝南的小客厅，拉开门可以相通。柚木拉门上刻着祖父亲笔书写的，我的十二世祖大白公张奇龄的家训：

吾家张氏，世业耕读；

愿我子孙，善守勿替；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

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小客厅里挂了四幅装在镜框里的《涉园图》。我很小的时候就曾听说涉园在家乡海盐，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园林，还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去玩。我不理解那是早已湮没于浩瀚历史中的一个不复存在的所在，那四幅画也仅是后人临摹的粗糙之作。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张氏族谱》有六册之巨，是祖父1920年发起重修，于1934年印刷出版的。

始祖张九成（1092—1159），原籍河南开封。随宋高宗（1107—1187）南渡，定居浙江，为宋高宗绍兴年间状元，南宋名臣。因主抗金，与秦桧相左而谪居，谥文忠公。对于这位始祖，我是从另外一个渠道知道的。在我还没有上学时，祖父曾为我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我从这套丛书中学到许多知识，包括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我将岳飞如何抗击金人入侵，如何精忠报国，如何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加害，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就有一段讲到秦桧为陷害主战的张九成，派他深入金地探望被金人所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当然，《岳飞传》并非正史，这段记载也并未在张氏家谱中得以印证。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把这位始祖与民族英雄岳飞联系在一起而崇敬有加了。始祖有多部学术著作，如今我们保存的一部《张状元孟子传》，是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所藏宋刊本，后面有祖父写于1936年的跋。

明朝洪武年间张氏有一支开始定居在海盐，那就是海盐张氏的始迁祖张留生。从始迁祖开始，我这一辈是第23代。张氏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晚明到清初康乾盛世的时期。先辈中虽然有几位入朝为官，但基本上都是读书、教书、藏书、刻书、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十二世祖大白公立下家训，勉励后代勤奋读书，修身养性。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保持了这个家族世代书香的传统。

2015年，始祖张九成的墓碑出现在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荆山村黄泥港，据说是在建造钱江隧道时，平了一座高大的“状元墓”。据当地人说，出土的瓷器、砚台、铜钱等早已散失，而这块有850多年历史、高约两米的巨型墓碑则因难以移动，躺在一农家院内直到10年以后才被文保部门发现并收藏。这一发现切实地证实了张氏家族始祖的身份和从北方南迁后定居的地点。

在大客厅的北面，隔着一条走道是小书房，有朝西的落地窗。据堂姊张祥保回忆，凡有客人来小住，往往是把小书房收拾出来作为客房。她记得祖父的朋友傅增湘曾在那里住过，蔡元培也来住过，还有祖父的英国朋友柯师太福医生带着新婚的妻子来上海度蜜月，也住在那间屋里。她说祖父和这两位英国人说的是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祥保姊姊大我11岁，那些故事都发生在我尚未出生的年代。我自幼体弱，经常生病，故而到10岁才上了小学四年级。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母亲为我请了家庭教师，他们就是在这间小书房里给我上课的。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葛尚仙，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年轻女士，上海本地人，至今我还能记得她的一口上海浦东话。母亲很喜欢这位老师，一直记得她在上海的住址。事隔多年之后，我已经上了中学，母亲还带我去探望过葛老师，可惜后来就没有联系了。葛老师之后的家庭教师窦光奎是刘家姨母介绍的。她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老师，戴着眼镜，神情严肃，我见到她时很是害怕。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她也常在小书房里陪我读书。

在楼梯厅的东侧有两间房，朝南的一间是父亲的书房，凡父母亲的朋友和亲戚，一般都被请到那里坐。父亲张树年（1907—2004），字仲木，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后在美国纽约大学获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书房是布置得最为温馨的屋子，也是我经常去玩的地方。书房里的一套红木家具和楼上父母亲卧室里的红木家具都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是在上海当时最高档的、英国人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开设的家具店美艺公司定做的。母亲葛昌琳（1904—2002），浙江平湖人氏，出身书香门第。葛氏堂名传朴堂。我的外公葛稚威好搜集古籍，又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在平湖有守先阁藏书楼，并办有稚川学堂。他与祖父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所以交往甚密。

父亲的书房朝南是八角形的窗台，窗上挂着深紫红色的窗帘。背对着窗台放了一只三人大沙发，另外两只与之配套的小沙发分别放在壁炉的两侧。靠北墙是一只装饰柜，里面有各种小摆设。靠西墙有一只西式书桌和与之配套的写字椅。书桌看上去像个柜子，上半部分是一块可以开启的台板，下半部分有三只大抽屉。台板开启后就是书桌，里侧还有可以放书的格子和放笔墨的小抽屉，不用时可将台板关上，保持整洁。屋子中央是一只红木鼓式圆桌，桌上往往放着花。记得冬天过年时，总会有种在盆里的水仙花，周围放着雨花石。彩色的雨花石浸在水里，更显得晶莹剔透。花的香气弥漫在门窗紧闭、洒满阳光的屋子里，令人懒洋洋地感到陶醉。即使到了如今，我但凡闻到水仙花的香味，还会想起那间书房。母亲很有审美情趣，又巧于手工。沙发上的几个靠垫都是她用零碎的绸布料做的，有穿着绿色大裙子的洋式娃娃；有仅有一个背影的女人，头发是用毛线做的；有花卉；有黑白缎料拼成的几何图案。个性化的设计加上缤纷的色彩，摆在沙发上更使得满屋生辉。这几个靠垫一直保存得很好，每到过年我们就取出来点缀。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渐渐失去其靓丽。

在父亲书房北面的一间大屋子是餐厅，布置着一套深色的西式柚木家具：大的长条形餐桌，围着一圈高背的餐椅，靠墙两个大小不等的碗柜。壁炉的两侧分别放着两个大陶罐，置于红木托架上。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好像是深褐色的，有横条纹。听父亲说，祖父当年买了许多出土文物，唯有这两件是在海盐出土的，有一说它们是秦始皇东征时，士兵们用来盛水的陶罐。若果真如此，应该是极为珍贵的了。据说当年祖父常在这餐厅里宴请朋友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而且往往喜欢用西餐款待。我曾问过父亲：“西餐吃些什么？”父亲说：“四道菜——汤、鱼、虾仁面包，主菜往往是烤鸡，配以素菜，最后还有点心。”他又补充说：“宴请商务同仁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嫌吃不饱，所以后来又加一道蛋炒饭。”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没有在那间大餐厅里吃过几顿饭。只记得有一年来了一个美国人范海碧（Hurbert Freyn），是父亲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时的朋友。他对我很和蔼，但我看着他的黄头发，有点害怕，管他叫“黄老虎”。凡有客人，我们都到楼下的餐厅吃饭。席间，我听祖父、父亲和“黄老虎”用英语交谈，我听不懂，但感到很新鲜。

卧室都在二楼。祖父的卧室在朝南居中，边上是一个卫生间。卧室有两扇落地长窗，站在窗外的南阳台上，可以看到前面的草地、树木和远处的紫藤花架。祖父的床是贴着北墙放的，床的一端是书柜，另一端放着一个大衣柜。贴着南墙有一壁炉，那是一种欧式住宅里的设备，老宅的每个房间里都有壁炉，但我很少看见在炉子里真正点燃起炉火。

祖父的卧室里有许多摆设，多半是他去欧洲考察教育时带回来的。壁炉前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饭碗大的地球仪，可以转动。我每次走过，都要把它转动几下。还有一个巨型的、表面很粗糙的鸵鸟蛋化石和一块上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鱼骨的化石，这两件化石比较珍贵，所以都配有红木座架。

祖父的卧室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装在墙壁上的电话。电话的听筒可以取下来，说话时要对准装在墙上的话筒。我太小了，够不着那装在高处的话筒，但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祖父打电话。那时候上海的电话公司是英国人办的，主要为洋人服务，用英语报号码可以优先接通。所以祖父总是用英语向接线员报电话号码。据母亲说，我也“打过一次电话”，那是在父亲1931年去美国留学之后。我想念父亲，母亲让我拿着电话筒，佯装和远在纽约的父亲通话。我对着话筒问父亲：“你们那里花园里有纸屑飘下来吗？”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总厂遭轰炸全部被毁。日人深知欲灭我中华，必先灭我文化，更纵火焚毁了东方图书馆，祖父用数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书籍被大火吞噬，片纸无存。被焚后的纸片乘着北风漫天飘洒在市区上空，甚至还落到我家的花园里。数千年祖国文化的载体，毁于敌寇的炮火，祖父潸然泪下，悲愤之心，无以言表。我那幼稚的问题就是这一事件的反映。

祖母的卧室在祖父卧室的西侧，面积较大。朝南的窗台前放着祖父的大书桌。祖母许之宜，字宜春，浙江杭州人氏，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父亲许庚身（1825—1893），字星叔，在清光绪年间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记得房里的五斗柜上长年放着一只蓝釉金彩莲池鸳鸯纹赏瓶，就是光绪皇帝赐给他的这位大臣的，后来作为祖母的一件嫁妆来到了张家。十年浩劫中，这只赏瓶和家中许多物品一起被抄走。后来落实政策时仅寥寥几件得以归还，而这只瓶子竟然就是其中之一，也算是个奇迹了。祖母因患癌症，1934年去世时年仅59岁。我当时只有5岁，所以对她的印象相当模糊。只记得她个子瘦小，为人慈祥，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每天晚饭时喜欢喝一小盅黄酒。她病重时希望再看看我，母亲抱我到她床边。我记得她的屋里拉上了窗帘，光线很暗。祖母躺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她昔日的容貌。我害怕极了，伏在母亲的肩上，怎么也不肯多看她一眼。祖母去世后，父母亲送遗体去殡仪馆。我清楚地记得我趴在父母亲卧房的八角窗台上从上往下看，只见有一辆黑色的灵车停在楼前，缓缓驶出大门。

祖母去世后，这间屋子就完全成了祖父的工作室。室内的布置当然略做了一些改动。例如，把祖母的床撤了，放上了书柜。但是祖母用的那个老式梳妆台还是保留在原处。还按原样放着祖父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个荷兰风格的小瓷娃娃，浅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背心，淡紫色裙子上罩着花围裙。在我们家搬到上方花园之后，这个小娃娃仍然站在祖父房内那个老式的梳妆台上。我50年代到北京工作之后的一个暑假回上海时，向祖父要了这个如同我的老朋友一般的小瓷人，作个纪念。我这个出自童心的请求，后来居然使这个瓷娃娃逃脱了“文革”抄家的厄运。五斗柜和靠近大书桌的那个沙发也都没有变动。每天早晨，祖父总起得很早。我往往在那时候去和他玩。他坐在大沙发里，我爬到他身上假装给他洗脸，洗完还要抹雪花膏，点胭脂，他从不嫌烦，任凭我折腾。这样一直要玩到吃早饭。

在祖父工作室的后面有一间朝西的大房间，外面有阳台。听父亲说这是他小时候的卧室，也曾是我姑母的卧室。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祥保姊姊的卧室，她的床放在靠窗处，床旁有她的小书桌。她在圣玛利亚女中上学，平时住校，按规定每月只允许回家一次。那间屋子中央放着一个大餐桌，平日里全家在那里就餐。餐桌是柚木的，中间镶嵌100块绿色小方瓷砖，冬日，可把火锅直接坐在上面。桌子可方可圆，只要把它四周的半圆形台板往上翻起，就成了一张大圆桌，足可容十人围桌就餐。桌子下面有一个方格脚垫，可以搁脚，天冷的时候还可以放置脚炉。靠南墙有一个食品柜，里面有祖父常吃的蜂蜜。我也常去吃。有一次有人送了一些葡萄给祖父，又紫又大又甜，放在那个食品柜上。对我来说那简直是挡不住的诱惑，吃个没完，直到有人把葡萄藏了起来。我满屋子地找，边找边唱“葡萄哪里去了啊”，祖父听到后，让人把葡萄拿出来给我吃。从前，芒果是稀有之物，偶然有人从南方带来送给祖父。祖父每食一个，必将芒果剖成两半，一半给我。如今我每见此种水果，都会想起与祖父分享之乐。

家里的饭菜并不讲究，只是些普通的家常菜。祖母在世时，常喜欢喝一小口黄酒。其他人都不沾烟酒。吃饭是有规矩的：长辈没有坐下来，晚辈们不可以动筷子，这是对长辈的尊敬。吃饭时都很斯文，喝汤不可以出声，小孩不可以随心所欲地专挑自己爱吃的菜。祖父不喜欢大声喧闹，更不愿看到桌上杯盘狼藉。凡是鸡骨鱼骨，都放在各人自己的盆子里，如不慎把汤汁洒在桌上，就赶紧用小纸擦掉。吃完一顿饭，桌上还保持得很干净。在祖父的潜移默化下，我们都养成了受用终身的良好的用餐习惯和礼仪。

值得一提的是，祖父所用的餐具很特别：中间放了一只西式大汤盆，左右两边放了筷子、刀、叉、匙，还有餐巾。我记得那老式汤盆是白底蓝花的英国瓷器。汤放在汤盆里用匙舀了喝，比较大的食物，例如一大块猪排，他绝对不会拿起一整块来啃着吃，而总是用刀叉切成小块后食用。据父亲说，祖父早年有极轻微的糖尿病，听从他的英国朋友柯医生的建议，改吃面食，而且还特地雇了一个西餐厨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形成了这种中西合璧的用餐方式。从我有记忆起，家里早就没有西餐厨师了，但这种独特的用餐方式数十年未曾有所改变。祖父是清朝的翰林，但是他崇尚革新，摈弃陈规陋习。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清朝的官员出国去，穿了清朝的朝服和顶戴花翎与洋人们一起吃饭，侍者端来一盆汤，他不知道应该用匙舀了喝，竟两手端着汤盆喝起来，结果把汤全都洒在朝服上，出尽洋相。从这个故事中可瞥见祖父欣赏比较文明的西方用餐方式。据记载，从前商务印书馆请客，或过年时宴请股东，祖父往往会在福州路的一品香、东亚饭店等馆子里举行，那些都是当年吃西菜的地方。小时候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祖父曾陪了他的英国朋友去海盐打猎，带了面包、黄油。当地的农民从未见过黄油，惊呼：“看！红毛人吃肥皂哩！”

父母亲的卧室在东侧朝南，窗台也是八角形的，布置着一套红木家具。红木大床有四根很高的柱子，用以挂蚊帐。与床相对的是一口三门大衣橱、一个梳妆台和与之相配套的梳妆凳。床的里侧靠墙是五斗柜，在五斗柜和墙角之间还有一个小柜子，那是后来添置的。床头有一张小几。靠窗是一张小圆桌，两边相对而放的是两把椅子。我最喜欢星期天和父母亲在窗前的圆桌上吃早饭。他们两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把梳妆凳搬来坐在中间。父亲喜欢西式早餐，有面包、红茶、牛奶、煎鸡蛋和各式香肠。我至今仍喜欢丰盛的西式早餐，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习惯。在梳妆台上有一座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像，是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他们的孩子。体量不大，但雕刻精细，线条柔和，三个人的脸上都生动地透出幸福的神态。这是母亲结婚时亲戚送的一件礼物。当时家中还有好几座大理石雕像，多半是祖父从拍卖行中买来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坐在一个大垫子上，那垫子看上去柔软得叫人忍不住伸手去抚摸。整个垫子和它上面的孩子由一根大理石柱托着。那时候，每到过年大扫除时，母亲都要亲自为这些石像“洗澡”，清除积尘。十年浩劫抄家时，石像都被砸成碎碴儿，那“幸福的三口之家”和那“天使般美丽的孩子”也就此离开了人间。梳妆台下面有两个白底青花大瓷坛，夏天用来盛“花露”。那是一种清暑饮料，是用某几种花蒸制而成的，其味清醇甘甜。外婆家每到夏天就会做花露，也总会送一些来给我们。那时候没有冰箱，但是放在瓷坛里的花露一个夏天也不会坏。在五斗柜上有一座镀金珐琅钟，上面画有几个西洋式人物。每隔半小时报时一次，每隔几天需用大钥匙开一次发条。这类钟在19世纪是相当贵重的物品，故宫博物院的钟表馆里所展出的是国外使臣进贡给清朝皇帝的，都非常豪华而复杂。母亲的这座钟虽也属于这一类，但当然不能与之相比。它体形小，造型简单，不过在寻常百姓家也算得上是一件华贵的摆饰了。在钟的顶上常年放了一只夜光猫。晚上关了灯，它还发着幽绿的光。在床头的小几上有一只法国加莱台灯。“加莱”是法国的一种半透明彩色玻璃工艺，因创始者加莱（Emile Galle，1846—1904）而得名。灯包括灯柱和灯罩两部分，流线型的灯柱下半部分是大海的蓝色，上半部分是日落时分天空的浅橙色，海天之间有一叶黑色的孤舟。母亲说那灯罩原是蘑菇状的，但不慎打碎后这灯也就成了废品，常年弃之不用。80年代我有一次回上海，母亲让我把尚存的灯柱带回北京，设法利用。后来瑞骅居然把它接上了电线，并在灯柱里面加了一个小灯泡，点亮之后，那海、那天空和那孤帆映出柔和的光。我给灯柱配了一个奶白色的灯罩，虽不能补原物之万一，但还是唤起了一点童年时光里遥远的记忆。在五斗柜旁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使用时需要先用摇臂上发条，每唱一张唱片就要换一枚唱针。母亲收集的唱片都是京剧，有余叔岩、程砚秋等名角的唱段。母亲受外婆的熏陶，自幼喜爱京剧，且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外婆徐佩瑶，字琼瑶，海盐人氏，出身官宦之家。她的父亲徐用仪（1826—1900），晚清时期在京城为官55载，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义和团事起，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愚昧的灭洋煽暴，在事关国家安危之际，以死相争，力谏“民团不可深持，外衅不可轻启”而被慈禧杀害。后平反昭雪，宣统元年（1909）追谥“忠愍”。与他同时遇害的有许景澄、袁昶，人称“三忠”。外婆自幼生活在北京，远嫁平湖后，曾与外公到京城的尚书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尚书府就是在东城区北河沿老北京大学三院的所在地，据说从前院内还有外婆亲手种植的一棵松树。她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看过许多京剧，每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必定从平湖来上海听戏。母亲在结婚前也常随外婆听京戏，看过许多名角的演出，如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梅兰芳的《黛玉葬花》，还有谭富英18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演出等。结婚后，因为父亲不喜欢京剧，她也就很少看戏了。她收藏的老唱片如能保留到今天一定是很有价值的，可惜经过“文革”洪流的冲刷也都无存了。

我睡在父母亲卧室后面的房间，有朝东和朝北的窗户。我和萧妈妈同睡一张大铜床。萧妈妈姓萧，名稳囡，因家贫从海盐农村来上海干活，从我出生起就来照管我，直到我18岁时回乡，亲如我的第二母亲。房内一口白色大木橱占了西墙整整一个墙面，里面存放被褥和冬天的衣服。北墙有一个从未生过炉火的壁炉，在它前面放着白色的桌子和椅子。屋里放的都是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摆设。我卧室的房门和父母亲的房门正对着。祖父的盥洗间在父母亲卧室的隔壁，所以从我的卧室里也能瞥见。晚上我能从我的大铜床上看到外面摇曳的树枝映在盥洗间窗上的黑影，我就会因为害怕而偎依在萧妈妈的怀里。那时家里只有祖父、父母亲、祥保姊姊和我。祥保姊姊又住校，不常在家。几个佣工住在后面的小楼里。到了晚上，大部分的房间都黑着灯，一片寂静。

以现在的目光看，由于技术水平的不足和节约资金等原因，极司非而路老宅的最大欠缺是在卫生设备方面。整栋楼里只有三个卫生间。一楼的是一间极小的厕所，在楼梯底下，屋面是斜的。那里只放了一个老式的木头马桶，每天需要倒。连洗手盆也没有。二楼有两间，一是在祖父卧室旁的盥洗间，里面有洗脸盆，有自来水，但没有热水供应。马桶也是老式的木桶。全楼唯一的浴室在父母亲卧室和我的卧室之间。那里有洗脸盆和浴缸，都接通自来水，但没有热水。洗澡时必须在楼下厨房里烧了热水，用大木桶提上楼来。为了节省热水，我是在祖父洗澡后在他用过的水里洗的。萧妈妈有时会偷偷地在厨房给我烧点热水，让我站在一个盆里洗，也可以节约热水，因为当时我个子很小，不必躺在大浴缸里。浴室里装有一个煤气炉，外形有点像现在的暖气片，仅供冬天洗澡时取暖。使用时用火柴点燃煤气，蓝色的火苗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所以必须等它燃烧一会儿后才可关门洗澡。记得那时候，姨母家在主卧后面装了一套新式的卫生设备，我看了十分羡慕。

二楼的楼梯平台向外出挑，外围有栏杆，宽敞通风，所以每到夏天就把大圆桌搬出来放在靠近栏杆处，一家人就在那里吃饭。靠墙放着一只长沙发。后来父亲为我添置了一个专放玩具的柜子，放在沙发旁。有两件事情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是和这块地方联系起来的。一是做“翻转信封”。祖父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晚辈勤俭节约。虽说那时家里有花园洋房，但无丝毫奢侈浪费之恶习。勤俭持家之风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最小处说，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等。敬惜纸墨成为我们全家至今遵循的习惯。祖父广交四方人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他把信封积累起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就是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贴好，再次利用。做“翻转信封”的程序是先把信封拆开，再翻过来叠平，用浆糊粘贴，然后用书或其他重物压上，待浆糊干后即可使用。母亲、萧妈妈、祥保姊姊都会参加这项活动。我也总想加入，但往往因为瞎捣乱而不被接纳。这一活动就是在楼梯平台进行，信封都摊在大圆桌上，参加活动者都围桌而坐。如今细想起来，祖父当年收到的信封中不乏一代名人的来信，如梁启超、熊希龄、傅增湘、胡适等等，不一而足。信封上留下的是他们的手迹。如果能把这些信封保存至今，其价值当大大超过重复利用的价值。当然，沧海桑田，谁又知这些信封日后能否在世事变幻中得以保存？另有一件事在记忆中也和楼梯平台联系在一起，那是在祖母去世前。有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女佣们都坐在那里缝制白色的粗布衣服和带子，我拿起一条带子玩，被萧妈妈以严肃的神情夺了过去，而且神秘兮兮地暗示那是小孩子不可以玩的东西。过了几天，祖母去世了。原来那时祖母已经病危，她们缝制的是孝衣。

老宅的前面是一片大草地，草地的南面近围墙是一条长长的花廊，还有种在大盆里的松树和从庐山带回来的杜鹃花。草地的周围种着书带草。从大门直到北面的花园入口处有一条比较宽阔的路，路的尽头是一棵呈宝塔形的大雪松，挺拔的树干、向四周舒坦地伸展的枝叶，姿态万千。大雪松后面是一道墙，把前面的住宅和后面的花园分隔开来。穿过墙上的月洞门，花园就展现在眼前了。左手边有一个网球场，靠右手转过假山和树木就可以看见一汪池水，水面上架了九曲桥，桥上有一个茅亭。在池塘的北面有草地，散落地点缀着山石，种着各种花卉、灌木。在花园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分别有花房和菜地。北面的界墙并非砖石砌筑，而是竹篱笆。篱笆前种了密密的冬青树以挡住视线。在我的记忆里我多半在前面的草地上玩，母亲不让我独自去后花园，如果去，也总有人领着。

我是独生女儿，自幼多病，弟弟比我小整整12岁。幼时的我生活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之中，童年是幸福的，但也是寂寞和孤独的，上学前我没有小朋友。那时最开心的是到大姨家和表姊妹们热闹地玩上一天。大姨葛昌琇是母亲的姊姊，嫁浙江南浔首富刘氏。浙江省有名的旅游胜地南浔镇小莲庄和清末四大藏书楼之首的嘉业堂就是刘家的产业。他们家有十房弟兄，住在青海路10号一个大院子里，每房都有一栋楼，由北向南排列，最南端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花园。姨夫刘培余行五，育有十个子女，其中有的是我日后在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大表姊刘荃是圣玛利亚女中的，三表姊刘珏善于绘画。四表姊刘葵是中西女中的，我初一进中西时，她是高中一年级。母亲担心我初次住校不习惯，请薛正校长允许我和刘葵同住一室。青海路10号院里的住宅建得都很考究，中西合璧式，脱胎于上海的石库门房屋。一层朝南三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分别是客厅和餐厅，堂屋后面是楼梯，和一排好几间下房。记得住在后间的有一位有拳脚功夫的山东大汉田寿芳师父，是他们家的保镖。大姨非常好客，每次我们去，都会准备一大桌丰盛的晚餐。晚上总会派司机开车送我们回家。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中，这个大院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两栋高层楼房。

此外，母亲也常带我去外婆家。日寇入侵后，平湖老宅及藏书楼惨遭焚毁。外婆迁居上海，和五舅全家住在升平街百花巷（在现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北路）。我记忆中的外婆年事已高，比较清瘦，脸上有许多老年斑，常常坐在床沿上抽水烟，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举手投足无不透出官家闺秀的素养。我开始上小学时，外婆送给我一个讲究的铅笔盒，红色的，打开后里面有两层小抽屉，放了铅笔、橡皮等文具。

父母亲偶尔也会带我去馆子吃饭，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亮点了。去得最多的是在静安寺路一家叫“沙利文”的西餐馆，楼下是喝下午茶的，有各色蛋糕，还有各种可口的冰淇淋。我最喜欢喝有橘子味的冰淇淋苏打。楼上供应西餐。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盘美式牛排，加上各种配菜，三个人吃还绰绰有余。有一家名叫“富特勒”的食品店，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今陕西南路）转角处平安大戏院西边，是德国人开的，专卖各种德式香肠和色拉、酸黄瓜等，我也常随父母亲去。至今尚记得我喜欢看那店里的一把圆形电动刀，能把香肠切成很薄的片。那里还有一家西餐馆“飞达”，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平安大戏院看电影，然后去“飞达”吃晚饭。2016年，年过八旬、步履迟缓的我还到过那个转角处，默默地站在平安大戏院曾经的所在地，旧日景象犹如演电影般地浮现在眼前。

这种平和从容、不紧不慢的优裕生活，仅存在于我幼年朦胧的记忆中。抗日战争烽烟燃起，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从此这种悠然的生活也就不再。

在日寇侵略、家境日窘的情况下，祖父决定将他用半世辛劳、省吃俭用的积蓄所建起的极司非而路老宅售去。记得在准备搬家的几个月里，家里人人都忙得不得了，而我却兴奋地玩耍于各种散布在全楼等待处理的物件之中。至今印象较深的是摆在楼下大餐厅里需要包裹装箱的瓷器。其中有母亲陪嫁的瓷器，有些还从未使用过，上面扎的红头绳还原封未动。也有从江西庐山带回来的景德镇瓷器，甚至还有一整套曾祖母陪嫁的餐具，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我的曾祖母谢太夫人，出身江苏武进名门望族，为东晋指挥有名的淝水之战（383）的主帅谢玄（343—388）之后，也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指的那个谢氏家族。记得以前有一位常来看望祖父的谢砺恒，我称他为表舅，就是谢氏之后。曾祖母的这套餐具大小杯盆酒盅不下一百余件，瓷胎细而薄，彩绘八仙过海人物图，造型无一相同，是清代道光年间的物件，至今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也算得上是文物了。经过“文革”浩劫，大部分已被毁，但总算还留下零星几件可作纪念。

住在极司非而路老宅的虽只有祖父、父母亲、祥保姊姊和我，以及一些仆人，但来访的亲戚朋友是很多的。我的姑母张树敏1933年出嫁前当然也住在老宅，但那时我仅四岁，对她没有太多的印象。姑母长父亲四岁，自幼娇惯，行事率性。她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只是养在家中请些西席，学些文化而已。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有许多女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如中西女中的薛正校长就属那一辈，是有学问有理想的新一代女性。按祖父当年的条件，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姑母没有循这条道路发展，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到了婚嫁年龄，由于祖父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求亲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有学问、有抱负的青年，但姑母竟倾心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留法学生孙逵方。孙系安徽寿州人氏，虽属名门望族，但仅为一旁支，无家业而有纨绔子弟之风。留法期间获一法医头衔，还学得了法兰西浪漫不羁的生活作风。虽容貌不佳，但有足以使涉世甚浅的张树敏倾心的魅力。结婚时，嫁妆竭尽丰厚，包括一套在西摩路的豪华公寓、家具、汽车、冰箱，连同车夫，外加祖母的首饰。那时祖父已经退休，所以这样规模的嫁妆与当时家庭收入已相当不成比例。听父亲说结婚那天，新郎出场时身着黑色燕尾服，手指间夹着香烟，以抽烟的姿态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奢侈，其经济来源当然出自祖父的积蓄。在祖父1934年2月6日致源伯的信中有如下的话：“汝妹（指姑母）一嫁，耗费不少，以后日子我亦甚不易过耳。”足以说明他当时的难处。解放前姑母全家去了法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传来消息，原来姑夫早在60年代就已死于车祸，三个女儿都嫁了法国人或德国人。姑母孤独地终老于法国的一所养老院。到了我这一代，教育思想有了许多转变，我和祥保姊姊都分别进了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而后又都上了圣约翰大学。良好的教育使我们都能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反映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女子教育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

祖姑母一家每年夏天从海盐来上海避暑，在老宅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还隐约记得每当他们全家来住时，我们总在二楼的楼梯间吃饭，把那只中间镶嵌绿色瓷砖的餐桌四面的半圆形板翻起来，形成一张大圆桌，大家坐了济济一桌，我就只能在旁边的小凳上吃饭了。祖姑母张元淑小祖父两岁，适海盐冯氏，有二子，我称他们为大伯伯和二伯伯。祖姑丈去世很早，我从未见过。不幸的是她的两个儿子也去世很早，留下两位寡居的媳妇陪伴左右。那时候上海的酱园大多为海盐人所经营，冯万通酱园就是他们家开设的。大伯伯仅留下一子冯之盛，是个十分老实正派的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二伯伯有四子二女。冯家在海盐算得上是乡绅人家，家中仆人丫环成群。有一丫环与一年轻仆人相好，被二伯伯得知后竟严刑拷打，以示家规之威严。其实这对小青年谈恋爱也并无越轨之处，越是拷打，情意越发坚定。小丫环说：“我死也跟定他了。”此话一出，那位二伯伯居然命令将这对苦命人捆绑在一起，迫害致死。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残酷性，可见于这活生生的事件之中。二伯伯的四个儿子后来竟无一善终，也算怪事。老大幼年得伤寒夭折；老二因嫖娼，钱财花尽而自杀；老三在抗战时去参加国民党的一个部队，被新四军击毙。唯一成材的老四冯之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在同济大学任教。50年代出差来北京时，还曾来过我们家。“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1968年刚获“解放”没有几天，出差去武汉，竟在东湖因船翻沉而溺水身亡。二伯伯有两个女儿，出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其中一个出生后不久就送给了别人家。另一个是表姐冯之榴，留学美国，与丈夫黄葆同于解放后回国，来北京时我们曾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后来他们是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教授，2001年夫妇双双庆祝了八十寿辰。冯家在海盐的住宅是一栋二层三进的走马堂楼，后面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名“绮园”。1937年日寇入侵时，海盐县城受到很大破坏，几处私家园林全部毁于战火，或在混乱中被洗劫殆尽。唯独冯氏住宅被日寇占用，因而未被焚毁。住宅的前面两进一度因拓宽马路而被拆除，仅存的第三进曾是海盐的工艺美术展览馆。但现在已经全部按原样重建，并按照当年的习俗被精心地布置起来。绮园占地不大，但造园构思精巧，显得非常幽深，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浙江省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在一本中国古典园林的大型丛书中，绮园和苏州的许多著名园林同被选入该书，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经常来的亲戚还有许多，如父亲的堂兄、祥保姊姊和庆弟的父亲张树源，我称他源伯。他是学铁路工程的，所以常年在铁路上工作，很少回来。此外还有祖母的内侄和内侄女，海盐的张氏族人等，但我对他们都没有太深的印象了。

1939年3月8日是撤出老宅，迁入新居的日子。对于祖父和父母亲来说，从此告别居住了25年的老宅，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祥保姊姊曾回忆说，在最后撤离老宅时，她看见祖父在老宅前伫立良久，忆及当年置业，成之难，而毁之易，不禁扼腕长叹。这苍凉的一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日寇入侵起，中国原本弱小的中产阶级便开始走上了衰落乃至彻底消亡的不归路。

1987年，我和祥保姊姊及庆弟去踏访了那童年的梦。老宅售去之后，新主人把它改造成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没有了尖顶和八角窗，原有的英伦风格荡然无存。此后又被日伪特务潘达强占，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窟。曾听人说潘达住在那里时，在楼下听戏、唱昆曲，佯装风雅，而在楼上则设有秘密刑讯室，后面那幽雅的花园竟成了枪毙地下工作者和埋死尸的地方。我们去踏访的时候，那栋楼是一个单位的宿舍，几乎每一间房里都住了一家人。那昔日明亮的楼梯间里搭起了一个小屋，原本很有气派的楼梯已被小屋挡得光线昏暗。楼梯间的栏杆上都挂满了瓶瓶罐罐，甚至破藤椅、旧板凳。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老宅已变得那么阴暗破旧，显得那么疲惫不堪重负。至于那记忆中的花园、草地、大雪松，早就丧失了它们生存的空间。楼前原本是草地的地方，已被浇灌了混凝土，搭起了小平房。至于屋后先前那片池水和假山而后来又成杀人魔窟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寻访。1995年，老宅因辟通武宁南路工程的需要而被拆除。那年12月，父亲在新辟的马路边照了一张相寄给我，照片的背后写着“我所站之处大致就是昔日老宅里大客厅的位置”。1996年我去上海时，在曾经是老宅的地方，见到的是宽阔的马路和三角形的绿化地带，透出了大上海阔步迈向21世纪的清新气氛。于是，老宅真正地仅存于记忆之中了。

弟弟喜欢拍摄上海的老房子，每当知道哪个地段即将拆除，就尽量赶在拆除前去拍摄一些照片，留下大上海昔日的身影。2002年他找到我出生的景福里，在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的一条很狭小的张家宅路内。根据他所拍摄的照片和96岁高龄的父亲的记忆，断定当年外婆家住的是该弄内第三栋楼，即如今的69号。那是一栋老式的两层石库门房子，在上海城市改造的热潮中行将消亡。2002年的深秋，我和女儿清清去上海，弟弟带我们去踏访那栋我未曾相识却见证了我的出生的石库门小楼，并在标有“69号”门牌的黑漆大门前摄影留念。

那时，老楼已显得形孤影单了，在它周围的大部分房屋已被拆除，留下大片瓦砾。后门口有几个老妇在门外择绿豆芽、聊家常。当问及他们是否将搬迁时，他们回答说“早晚要搬”，但生活照常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他们大多是在解放初期搬进来的，现在楼内上上下下一共住了十户人家。从外朝里望，只见光线昏暗的室内堆满了杂物。当问及这里以前是否叫景福里，他们则都答不上来。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头，拄着拐杖。他说曾听说这条弄堂以前叫景福里，但他搬来时已经不叫这个名称了。当问及是否知道以前曾有一家姓葛的人家住在这里，则都摇头称不知。是啊，哪里再去找70多年前的住户呢？往事渐渐地都将被尘封、被遗忘。如果不是弟弟的拍照兴趣，我也不会知道我的出生地究系何处。那栋老旧的石库门小楼，在萧瑟的深秋，散发着一丝忧伤。我下次再去上海时，它肯定已经无处可觅了，也就和极司非而路40号一样，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