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女中

位于上海忆定盘路的中西女中是美国基督教南卫理公会在上海开办的一所新式女子学校，创建于1892年，最初名中西女塾，英文名为McTyeire School。1930年在教育部备案后，改名中西女子中学。它下设两所小学，第一附小在女中的校园内，第二附小在老法租界的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凡在小学学习，成绩及格者，毕业后都得以升入中学，无须再经过入学考试。12岁的我在中西第二附小毕业后，于1941年升入了中西女中。

中西的校园，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在上海的中学里都堪称无与伦比。进入校门，一条宽阔的道路向南北伸展，道路的里侧是一排高高的冬青树墙，挡住了来访者的视线，起到了北京四合院里影壁的作用。沿着大路向北，就来到一个小小的方形池塘，上面有一个偌大的紫藤花架。紫藤花开的日子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花朵，香飘四方，让人陶醉。走过池塘，校园的核心部分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北面是教学楼莲吉生堂，一大片草地在它的南面平坦坦地展现开来，拥抱着阳光和蓝天，就像是镶嵌在校园中央的一片翡翠。草地东面呈凹字形的三层楼房就是我们的宿舍楼，楼上是宿舍，一层有小礼堂和食堂等。

莲吉生堂是中西的骄傲。那是一栋端庄华丽的四层大楼。一层有薛校长的办公室，对面是接待贵宾的客厅，里面陈设着红木家具，窗明几净。此外还有行政办公室，和供老师们备课的用房。大楼的正中是一个高达两层的透光大厅。大厅的后面是大礼堂，它两侧那高高的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玻璃。二层和三层是教室和图书馆。四层是坡屋顶，有每天晚上供学生自习用的大教室。

如今，在开发房地产的高潮声中，在方形池塘和紫藤花架的那片地上建起了一栋高层大楼，名为“中西大厦”，其外貌与原来的校舍格格不入，我们引以为傲的莲吉生堂竟从此与那钢筋混凝土巨人的阴影为邻了。中西的校舍是被列为上海市级历史性建筑保护单位的，是否允许这样的房地产开发？我于1995年曾有机会请教过上海市的几位专家。有一位曾为了许多小城镇的保护大声疾呼过，也因此拯救过无数历史性建筑的教授对建中西大厦之举十分清楚，也深感遗憾。

进门沿着大路向南，就能看到一座像中国古典园林里既起到分隔空间，又起到点缀景观作用的墙，它镶嵌着花格窗，顶部装点着一条高低起伏、形象生动的龙，我们称它“龙墙”。墙的南面是一个湖，有小桥通向湖心的一个名曰“情人岛”的小岛。那里绿树掩映，浪漫而又僻静。那一带还有大片高低起伏的草地、健身房和供外国老师住的一栋两层小楼。我们在健身房上体育课时就是在那片草地上比赛棒球的，有时候一棒打出去，球就飞得好远好远。

我们一入中西，老师们就言传身教使我们培养起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例如：见了老师和同学都应笑着打招呼，早上说“早”，下午说“好”；“谢谢”和“对不起”应该成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口头语；在服饰方面，要求整洁，却不准豪华奢侈；出门时如遇另一个人也要出去，或有人要进来，则应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做到不出声；在教室、图书馆或其他公共场合走动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或发出扰人的声响；集体自修时不可说话干扰别人；等等。这许多貌似细小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就是处处要为他人着想，不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这些基本的行为准则逐渐成了永久伴随我们的生活习惯。今日所谓的“素质教育”，并不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点点滴滴具体要求积累起来而形成的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

如今，最令人心烦的是孩子的教育。如何减轻学生负担，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成了人人关心的重点。最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孩子因忍受不了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自寻短见者有之，精神崩溃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体力不支者更有之。每每读到这类报道，总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教育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要在不堪重负的学习中苦苦地度过？当我回首往事，中学时代可说是一生中最为幸福的年华。无忧无虑，学习充满了乐趣。我们平日的小测验、作文等都算分数，每人每门功课累计起来的平均分数就是她这门课程一个学期的成绩。没有期中或期末考试，没有按分数排队，没有相互攀比，更没有因一次大考的分数而“定终身”。每个学生都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没有因压力而感到痛苦，也从不为考试而开夜车。

中西的教学是启发式的，除了历史年代、地理名字和化学公式必须死记硬背外，其他没有什么是需要死记的。当然，在语文课上学的范文及诗词，或英语课上学的文学名段是需要背诵的，这奠定了我们以后学习的基础。启发式的教学体现在各门课上。有一个纠正错字的故事。有的同学常把“染”字里的“九”字部分写成“丸”，多了一点。有一天国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染”，说：“同学们记住了，染店里是不卖丸药的。”从此，再也没有人把这个字写错了。启发的方式堪称典范！比写错一个字罚抄10遍的惩罚手段高明多了。女儿清清小时候常因写了错别字而遭惩罚，挑灯夜战，眼睛都睁不开了，小手却还在机械地写着。这种惩罚的办法几近残酷，而效果则可存疑。数学老师王承诗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学生们在背后送她一个外号“王老虎”。她的教学方法有独到之处。每天上堂都要出一两道测验题，让学生当场运算，限10分钟交卷，交卷时必须把运算过程中的草稿一起交上去。她能从草稿中了解学生的思路、心算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从而加以分析、纠正和开导。陈家珏同学曾对我说：“我后来之所以能考上交通大学，和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有密切联系，‘王老虎’的教学方法使我终身受益匪浅。”从初一起我们每读一本书就要写读书报告，内容完全自定，老师从不会设定什么框框。读书报告可以是对整个中心思想的评论，也可以是对某些人物的描述，也可以是对某一章节的思考。只要言之成理，有创造性，都是好作文。

中西女中向以英语水平高而闻名。其英语课的教学方法确实独具一格。从初一开始，我们的课本就是英文原著的长篇小说，此外还有短篇小说如有名的《灰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圣诞夜》等故事，还有独幕剧、小诗歌等。课本和小学里的一样，都是美国的原版硬面书，由学校借给我们，读完后还给图书馆，再发下一本读物。我们每个学期都读一本原著小说，记得有《海蒂》《小妇人》《大卫·科波菲尔》《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还乡》等，高中三年还读了三本莎士比亚的原著：《威尼斯商人》《麦克白》《王子复仇记》。莎翁著作中的一些名段是要求背诵的，如《威尼斯商人》中的“The quality of mercy”，和《王子复仇记》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等名段，都是那时候背诵的，至今不忘。语法是在讲解课文时讲授的，没有专门的语法课或语法书。教授的方法是由老师挑重点的章节在堂上讲，其他部分都作为课外阅读，所以阅读量非常大。这样，我们不仅对重点的章节有了确切的理解，而且也能掌握小说的全貌，不致碎片化。阅读量极大的效果是使我们提高了阅读的能力和速度，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和现在通行的课本不同，老师从不提供词汇表，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查字典。但是我们从不死记硬背单词，许多词汇是在遇到很多遍后由陌生变成熟悉，自然地记住的。

练习的形式多种多样。写作文或读后感是家常便饭。最有趣的是老师让我们自己就书中的一段故事编成短剧在堂上表演。通过背台词，既记住了课文，又学会了表达方法。记得读《傲慢与偏见》时，由李松荫同学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达赛先生。教我们英文课的吴瑜瑾老师教她如何用傲慢的口吻说几段台词，那语调的高低起伏，我至今犹能清晰地记得。仿照小说写故事，也是常用的方法。我曾模仿《傲慢与偏见》中的叙述，写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一家有许多女儿，她们的妈妈为女儿们的婚事操尽了心。那天，吴老师让我上台讲我的故事。我一下子紧张得全身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师看着我的神情说：“你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紧的。坐下吧。”于是她让别的同学上台去讲，直到看我渐渐平静了下来，才又让我上去讲。最后还表扬了我编的故事，还说紧张的时候要深呼吸。那次经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开始懂得应该树立自信心，应该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紧张心情，做到上台讲话不慌张。这对我日后自己当老师上堂讲课，或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每到放暑假，我必从图书馆里抱几本书回去，暑假的作业就是交几篇读书报告。在莲吉生堂的三层有很好的开架图书馆。每次到书库挑选图书时，江老师往往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的身旁，问我们想看什么书。个子矮小的江老师，是管理图书馆的，她并不仅仅管图书的借阅，更重要的是视学生的需要，向她们推荐好看的书。记得她对我说英国19世纪作家哈代（Thomas Hardy）的《苔丝》好看，还说：“你看了要哭的。”那就是我热爱哈代作品的开始。说实在的，对一个高二学生来说，那书实在太难。我是连蒙带猜地读完第一遍的，仅了解一个故事的梗概。但只要多读也就自然地通了，可以说我们学英文是在大量阅读中“泡”出来的。这种方法既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又可通过接触大量高水平的范文，打下文学的基础。中西的英语课是用全英文进行的，不论是中国老师还是外国老师都用英文讲课，学生提问和记笔记也全部用英文，因此能得到听说读写全方位的锻炼。这种教学法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把英语作为母语来教，因此收效远高于把英语作为外语来教的方法。

每天四点下课后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做作业，也可以从事体育、音乐或社会活动，也可以利用这时间排练短剧或其他准备上演的小节目。晚上七点到九点是晚自习时间，在莲吉生堂四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老师在场，由学生自觉维持秩序，大教室里一片静寂。九点钟打了下课铃后，大家回到宿舍，盥洗之后，上床睡觉。一天中最多也不过有三四个小时做作业的时间，但我们从未感到作业做不完。开夜车是不可思议的，更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时，除了家住离校较近的同学外，大部分同学都住校。每星期五下课后回家，星期天晚上回校。一日三餐都在宿舍楼一层的饭厅吃。因为中西女中是基督教学校，每餐前必唱谢饭歌，即表示感谢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食物之意。任何浪费食物的行为，如扔掉半个馒头，或倒掉米饭，都要受到批评。在一楼有一间“吃食间”，专门给学生存放从家里带来的食品。那屋里有几个大木架，每人自备一个小箱存放食品。平时，“吃食间”都由管理总务的缪老师锁起来，每天下课后四点到四点半是一天中唯一可以吃家里带来的零食的时间。在那半小时里，我们可以把自备的食品，如饼干、糖果、花生米之类，拿到饭厅去吃，事后再送回“吃食间”。除此之外，不允许吃零食，也不准将食品带到寝室去。我至今从不吃零食，就是在住校那几年养成的习惯。

宿舍里四人一间，每人一张小铁床，此外还有两张书桌、四把木椅和一个带镜子的五斗柜。此外，每间屋里都有一个储物用的壁橱。在卫生方面，老师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学校虽有专门打扫卫生的佣工，但每天早上打扫房间则要求我们自己做。旨在使我们从小养成卫生习惯。纸屑杂物绝对不准乱丢乱扔，铺好被窝后，上面必须盖上一条白色的床罩。被单、床罩每周换洗一次。凡是不能放入五斗柜的物件，都应归入壁橱，而且必须码放整齐。每天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都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是要“吃大菜”的。“吃大菜”就是被叫去批评一顿，这是当时学生中通行的用语。我数十年来总是喜欢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把东西乱堆乱放。成家后，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抹桌椅，然后才坐下来工作。这些习惯都受益于母校的教育。公共道德和卫生习惯必须自幼培养起来，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高二、高三两年我都和华保元、朱颐云、邓敬仪同住一屋。我认识颐云还是早在中西女中第一附小五年级的时候。她扎着短短的小辫，脸颊红红的。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独自暗暗哭泣，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去世了。敬仪是我在第二附小时认识的。保元是初一才来中西的。我们四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莫逆之交，情同手足，无话不谈。

星期五下课前，由班长发给每人一张出门卡。出校门时，门房要逐个检查。凡没有出门卡者，得去训育主任吴景昭老师那里领，那就意味着要“吃大菜”了。这种“大菜”，我有幸尝过两回。有一天，保元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好听的歌曲，想把歌词抄下来。晚上九点半打铃熄灯后，还没有抄完。我和她两人躲在蚊帐里，周身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蒙住，然后借着手电微弱的光线，继续抄写。正写时，但闻轻轻的敲门声，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我们的秘密行动被训育主任发现了。那个星期五下课后，等着我们的当然是一顿“大菜”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夏天的晚上。熄灯以后，窗户全敞开着。在寂静中，忽闻远处传来动人的歌声。我们四个人从床上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那歌声越来越令人陶醉，叫人听个不够。我们的房间有两个窗户，外面是一条走廊。但是走廊比窗户低，如要从窗户到走廊，唯一的办法是爬出去。我们随着醉人的歌声，就真的爬了出去。在走廊上听，歌声清晰得多，也更加美妙。但这种越轨之举，非同小可，被训育主任发现是必然的了。那个星期五的“大菜”是我们四个人分享的。

至今令我不解的是：训育主任是怎么发现的呢？尤其是在被窝里抄歌词那次，我们既没有出声，手电的光线又如此微弱，老师也没有开门进来。难道她真能在黑暗中看清一切？无怪乎早就有学生送了她一个雅号——“猫头鹰”。这个称号在学生中代代相传，到了我们这一届，还真闹出一场笑话来。

学校有个传统：高三年级的学生都住在二楼中间的几间屋子。正中面向大草地的一间，外面有个大阳台，是高三年级专用的休息室。里面有些桌椅、沙发。教家政课的老师用这间屋子教我们如何缝制窗帘，如何布置客厅。高三那年夏天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都已从家中返校，聚集在休息室里聊天。突然间，“啪”的一声，有一物从外飞入。定睛看时，但见一只猫头鹰躲在沙发后面，它也正睁大眼睛瞧着我们呢。惊讶之余，大家立刻意识到好机会来了。调皮的王义芳首先嚷嚷起来，“这是什么啊？”边嚷边叫着训育主任：“吴先生，快来啊。吓死我们了。”在一片乱叫声中，吴先生果然来了。她身材瘦小，大概50岁上下，戴着金丝边眼镜，永远穿着藏青或黑色的旗袍，整洁得无可挑剔。“孩子们，什么事啊？”她问。我们大家装着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指着沙发后面那个不速之客，“先生，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啊？”非要她把“猫头鹰”三个字说出来。她瞥了那鸟一眼，说：“我也不知道。”她当然明白我们的意图，但就是坚持说“不知道”。就这样闹腾了一个晚上，吴先生走了，猫头鹰也被我们送出了窗外。但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居然给训育主任开了个大玩笑。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啊！

20世纪的90年代，我们的老校长薛正先生卧病在北京住院。有一次我去探病，在她的病榻旁讲了这个儿时的故事。她开心地笑了，好像顿时间，我们又回到了50年前那令人神往的中学年代。薛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终身未婚，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她说：“一个人的能力再大总是有限的，毕其一生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微乎其微的，而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能力加起来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带领中西女中经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日寇侵占上海时期等艰难的岁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她刚正不阿，威严中充满慈祥，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师表。

说起“吃大菜”，就是老师因某学生的行为不当而把她训斥一顿。其实，这种训斥或批评并非是大着嗓门把学生痛骂一顿。那位“猫头鹰”吴先生虽然严厉，对学生却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的。她的“训斥”无非是让学生明白自己做错了，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也就够了。在我的记忆中，中西的老师从来没有盛气凌人、拉高声调地批评学生，学生的人格始终是受到尊重的。老师的责任是启发学生让她自己认识到行为之不当，这样就能使她永远记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高二的时候我们上家政课，教我们的是一位美国老师史德琳斯小姐。她是一位慈祥的老师，50来岁。有一天我们学做蛋糕，在嬉笑声中竟把一大罐白糖打翻在地。按理说，闯了这个祸应该“吃大菜”了吧。但史德琳斯小姐却看着大家，半晌不说话，最后说了一句：“姑娘们，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都低着头，羞愧难言。以后我们做事就不那么毛手毛脚的了，这也就达到了批评的目的。真可说是高超的教育艺术。

所谓家政课，就是学做菜、缝衣服、布置房间、选择颜色等等，每周一次。选择颜色是指每个人的肤色不尽相同，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是各不相同的。办法是在一间朝北的房间里，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布料放在身前，一一比试，就能发现什么颜色使自己更显靓丽，什么颜色会使自己显得脸色蜡黄。甚至连白色也可分冷色和暖色两种，有人适合穿冷的白色，有人则适合穿暖的白色。老师说必须在朝北的房间里试验，因为光线比较柔和，而朝南房间里有阳光，光线太强，会使试验失真。我们在家政课上还学过如何摆西餐桌以及用餐的规矩：西餐的盘子必须离桌边一英寸，右边放刀子，左边放叉子，匙子横着放在盘子的前方，刀子是用来切割肉类的，不可将它随意挥舞；面包是用手掰了吃的，切不可用叉子来叉面包；喝汤时是不可出声的；如此等等。

上海在1937年已被日寇攻陷，租界沦为孤岛。到了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侵略军进占租界。从此上海陷入最为恐怖的黑暗之中。那时我已升入中西女中初一年级住校就读。中西女中所在的忆定盘路，属当时的英租界，而我家住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日军进入租界后，在英法租界的交界处设了关卡，放了铁丝网，由牵了狼狗的鬼子兵把守。铁丝网仅开一小口，过往人等都要被搜查。我虽住校，但每个周末回家都得经过这道鬼门关。有一次一个鬼子兵竟摸摸我的头，对着我狞笑，我害怕极了。父母亲十分担心我的安全，到初中二年级时，就让我转到震旦女中就读。震旦女中在法租界的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离家较近，往返可步行，每天中午也都可回家吃午饭。

震旦女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掌管校务的多为修女，年长资深者称嬷嬷（Mother），年轻资浅者称姊妹（Sister）。学生都需穿校服，夏季为浅蓝色长袖布旗袍，白色长统袜，白色鞋；冬季为黑色旗袍，黑色长统袜，黑色鞋。学校的课程除国文、数学等课程外，外文学的是法语。我开始时跟不上，母亲为我请了一位法国老师来家补习。老师又高又大，完全没有法兰西女子的娇小妩媚，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是法国人。反正那时的上海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哪里的人都有。那位老师仅给我补习了一个学期，后来我能跟上课程也就不继续请了。她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记得我称她为Mademoiselle(小姐)，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是给我起了一个英文名字Catherine。

虽说震旦女中要求女孩子们穿得像修女似的，但实际上对学生的管教并不严，对功课的要求也不高，老师除上课外对学生没有什么关怀。初二的女孩子烫发者有之，抹口红、涂红指甲者有之，戴耳环者有之，在修女般校服外复以色彩亮丽的外衣者有之，甚至小小年纪就懂得谈恋爱者亦有之。而抹口红、戴耳环、涂红指甲之类的举动在中西是绝对不允许的。记得在中西初一时，班上有一个同学在星期一回校上课时，涂了红指甲。教英语的陈观裕老师看见后，当堂让她回去把红指甲洗掉后再来上课。总之，我在震旦女中感到格格不入，读完初二就坚持要回中西。但回去是要经过考试的。由于我初二没有学英语，荒废很多，祥保姊姊为我补习了一个暑假的英语和数学，开学前通过了考试，才得以重返中西。那时，我们美丽的校园已被日军强占作军队医院。我们已迁到海格路（今华山路）一所老式的英国学校里上课。那栋校舍是典型的英国式楼房，楼前有一片大草地。第一、二层均为教室，第三层是尖顶阁楼式的，不能作教室用。因为楼太小，我们只能采用两部制，分上、下午上课。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占领上海，气焰嚣张，强迫学生学日文。那时在上海有些学校已不准教其他外语，一律只学日文。但我们得益于薛校长足智多谋、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困难环境的能力，还是照常学英语，外加日文。有一个30多岁的日本男子来教我们日文，每次进教室都手执一根足有三尺长的教鞭，咿里哇拉说些日语，在黑板上写些日文。我们心存反感，一个字也没有学会。非但如此，上课时我们在堂上三三两两地说话，开始时小声地说，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还背着老师嬉笑、做鬼脸。那日本男子气得挥动教鞭，“啪”一声将鞭子打在桌子上，声音很大，把我们吓了一跳，于是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但过了一会儿，声音又起，直到又是“啪”一下的教鞭声，如此周而复始，一堂课就这样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那日本人不再出现，日文课不了了之。原来他的妻儿在来中国途中，轮船沉没，葬身鱼腹，他也无心教课了。后来听薛校长说，这人是不得已而应征入伍的，他并不赞成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并不愿意强迫中国人学日语。

那年头，聘请教师大概不容易，所以来了几位与校风格格不入的老师。初三那年，来了一个姓王的国文教师，天天抹着口红，穿着紧身的旗袍，蹬着高跟鞋来上课。学生们背后送她一个雅号“王高跟”。听说她以前是文艺界的，曾在婚姻方面受过刺激，故而时常表现出神经质的心态。最初大家都不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出了洋相：在教应用文写作的课上，她教我们写广告。并自己先在黑板上写了一则广告作示范，大意是“某老妇人，年已半百，欲征少年为伴”云云。课后，同学们把这件事作为天大的笑话相互议论。我晚上在饭桌上将这笑话告诉当时在中西教英语的祥保姊姊。祖父听到后很生气，认为学校请这样的教师对学生影响不好，竟写信向学校领导提意见。我不清楚祖父的意见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到了下一学年，我们就不再见到“王高跟”了。

高一那年来了一位教我们中国历史的赵老师。很瘦小，背略驼，戴了厚得像玻璃瓶底的眼镜，显得很苍老。我们在背后送她一个尊称：“赵老太婆”。其实她本人姓陈，赵为夫姓，是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陈宝琛的侄女，也是一度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夙之的胞妹。赵先生很有学问，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但她是福建人，有浓重的福建口音，我们听不懂。她也不善于表达，与学生没有任何交流。我们上她的课索然无味，又常因她的古怪发音而笑，她往往很生气地用福建官话说：“笑，笑，笑，笑什么？”这句话常被我们模仿，作为同学间相互开玩笑时的用语。

我们在海格路那所老式的英国学校里度过了初三和高一。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才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校舍，在那里度过了高二和高三两年最愉快的中学生活。

中西女中有几项活动，在当时的中学里是颇具特色的。一是每个星期五都有一项集体活动。全校师生都聚集在大礼堂里，观看一些班级表演的节目。节目可以是唱歌、弹琴，也可以是演出短剧。唱的歌往往是音乐课上学的，也可以是专门准备的。短剧总是与语文课或英文课上读到的课文有关，由同学们自己改编而成。演出的班级往往是高班和低班搭配，全校各班级轮流准备，周而复始。这种活动参加的人多，大家都兴趣盎然。通过这种活动，课本知识变成了活的知识，同学们为了准备这类活动，相互配合，共同切磋，培养起了亲密无间的感情。

每个高三毕业班在放暑假前都要有大型的毕业演出。这是每个年级在告别母校前的一项颇具轰动效应的盛举，也是中西女中的一大特色。记得有一个年级演的是大型话剧《清宫秘史》，全套剧装都是从话剧团借来的，盛况空前。我们班演的是中文和英文两个剧：中文剧名为《棠棣之花》，讲的是战国时期聂政的故事；英文剧名《弦外之音》，讲的是18世纪意大利一个天才提琴制作师的故事。这种活动要准备好几个月，包括挑选和改编剧本，挑选演员，然后开始排练。这些都是在课余进行的。此外，还要有人专门负责服装和道具。在大礼堂后面有一间服装室，备有许多各式服装。但是正式演出古装剧时，就得到校外去借。借服装的、卖票的、提台词的，各有分工、各负其责。演出一般有两次，一次是大型彩排，观众为全校师生；另一次是正式演出，观众大多为同学们的家属、亲戚朋友等。

另一项大型活动是办年刊《墨梯》。《墨梯》是从中西女中的英文校名McTyeire音译而来的，但亦寓求知阶梯之意。年刊有相当丰富的内容，颇具文采。每个班在毕业时都要出一本年刊。内容有中英文的文章、小品、图画、照片。大部分由毕业班提供，也收入其他班级的作品。文章主要反映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全校老师和毕业班每个同学的相片。《墨梯》的编写工作是相当复杂的，除了从平日的作业中选出优秀的作品加以修改编辑外，还需要专门约稿，征集照片。此外还要筹集资金，征求广告，联系印刷出版等事项。全部工作都由同学们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也是一项结合实际的活动，由此使全体同学得到很大的锻炼。

除了这些有特色的大型活动外，还有其他各种活动，例如举办义务小学，举行义卖会、体育竞赛。每到圣诞节、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还有许多唱诗、演圣诞剧等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得到的是全面发展的锻炼，但并没有因此而耽误正课的学习。那时，绝大多数学校都以60分为及格分数线，唯独中西以70分为及格。在1947年毕业后，我们全班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并没有感到如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压力。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是中西毕业的同学中有许多学业有成，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令我们心存感激的是那一整套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和制度，让我们终身得益匪浅。今天的孩子，一踏入小学就开始了“苦读”，没有玩的时间，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连生活能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在为争取高分的重压之下，从小就应该培养起来的为人之道反而被挤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办教育究竟为的是什么，是否是今人应该深刻反思的一个命题？

1947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中西有四种“级色”：红、绿、蓝、紫。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级色，我们班的是绿色。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我们全体穿着浅绿色的旗袍，胸前佩戴着级花，手上戴着集体定制的银质级戒，级戒上镌刻着我们的级训：Magnanimity(宽宏大量)，排着队进入礼堂，登上舞台，接受薛校长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书。礼堂里坐满了应邀来参加典礼的家长和至亲好友们。最后，我们和薛校长一起在莲吉生堂前合影留念，在我们的前面摆满了亲友们送的姹紫嫣红的花篮。那天晚上还举行了全班同学和老师们的联欢晚餐会。那一天的活动既是毕业典礼，也是向我们敬爱的老师们的告别，更像是一次成人礼。六年时间，母校把我们培养成人，为我们继续学习，步入社会做好了准备。对华丽的毕业典礼和对母校的感恩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中西女中的校歌是：

扬子江滨兮歇浦旁

有女校兮世界光

春风和蔼兮读书当

教人处世立身方

幼而学长为民所望

邦之英俊国之祥

积中发外兮端且庄

凭将学识整纪纲

更愿身心健与康

驰誉中西翰墨场

智圆行方柔而刚

转移风俗兮趋纯良

精神永兮岁月长

勤勤恳恳名显扬

中西女校兮百世芳

吾校万寿永无疆

歌词中含有许多教导我们处世为人的格言，如：“智圆行方”“积中发外”。“智圆”者意为知识和智慧之广博和包容，而“行方”者则指为人之道之方正不阿。“积中发外”是教导我们修养自身的品德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至于“教人处世立身方”一句则点出了办教育的宗旨：教学并不仅仅是授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诲人以立身之道。中学是人生道路上学习知识的重要阶段，那个阶段也奠定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一生处世立身的基础。离开母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都已年过八旬，但是同学之间的感情，和对母校的怀念，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