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1]
一、中美经济战凸显了加快向新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但截止到本书导论写作时的2019年2月底，由于我国同意增加从美国进口，承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和货币等方面与美方达成有限共识，跌宕起伏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将要渐趋平息了。但在笔者看来，中美经济战的形势却日趋严重了。正如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网络上发表本书第二十章内容时撰写的后记中指出的，“从2018年7月18日提交应约内参后，我不再关注中美经济战问题。此后，我研究了四个半多月的经济思想史，12月初正打算写一组四篇论文，但中美经济战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与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缓和了相反），因此，我当机立断，在12月5日停止经济思想史论文写作，重拾该问题的研究”，从而撰写了作为本书第二十章内容的《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在过去的十多年，笔者一直呼吁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重大历史挑战，那么，中美经济战更加凸显了加快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2018年12月1日以后的中美贸易谈判可以看出，美国是以不再将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2]的关税率从10%提高至25%，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条件。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再次遭遇重创：如果不是我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美国就不可能以此作为要挟，对中国国内经济事务进行无端的干涉。正如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指出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3]。正是这种“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使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再次受制于人，事情的这种发展及其后果证明了笔者判断的正确性。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笔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呼吁“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4]。在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后，笔者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相关理论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除了最后三章，其余都是从中美经济战爆发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和提交的研究报告中精选出来的。[5]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中美经济战爆发后，愈益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例如，提出了大力发展高质量生产活动、贸易平衡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主张等。
又如，笔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写道：“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6]在该篇论文中，笔者预测了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和全球化即将发生逆转的历史趋势，并发出如下警告：“我们应该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国籍不再重要’等诸多论调进行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长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7]2016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证明了笔者预测的准确性。在当时，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和媒体抱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只顾一己之利，漠视现实，所以，他们才惊呼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黑天鹅事件”。
显而易见，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中美经济战中再次遭遇重创将迫使我国不得不再次被动地进行转型：降低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依赖，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内需市场。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动转型？11年前，由于我国只是被动转型，从而导致了我国在这次中美经济战中仍受制于人，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早在2009年9月，笔者就指明了这种战略大转型的方向：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建议。[8]本书收录的论文进一步对这种战略思路展开了研究。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不重视外贸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对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行简要的讨论。
从2018年9月至今，笔者看到了学术界中太多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文章，包括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可以说，这是一种淹没对其质疑声音的强大思潮。对于这种思潮，首先，笔者要指出，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它不符合中国的辩证思维，遗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不了解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在世界经济史中轮回性交替出现的典型化事实。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就作为一种总体趋势日益在发展，“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只不过是论者没有限定条件的“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全球化？这就涉及笔者所要谈到的下述第二点。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观点违背世界经济史中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规律。笔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种历史规律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中国应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9]不对称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示的一种历史规律，难道中国的崛起是例外？如果是例外，那么，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艰难的崛起之路？
再次，笔者请“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论调的宣传者注意世界经济史的基本事实：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全球化并非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或唯一途径。也请这种论调的宣传者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英国坚信并沉溺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信条的同时，美国和德国却通过关税保护主义夺取了英国的工业和技术霸权地位。并请他们思考笔者在2012年就已考虑的问题：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别的国家会不会在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利用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其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10]
最后，中国应该遵循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规律，针对发达国家，保护中国的高端价值链和金融。因为我国在许多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部分核心技术和金融上都处于对美国不同程度的依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地位，在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金融上实行保护主义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但有人却希望中国在一个各国都保护自己产业的世界中继续奉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放在了牺牲者的地位上。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11]。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在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强调贸易保护；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一反这种历史规律，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原因何在？正如笔者早在2015年就指出的：除了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信条所欺骗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过剩产能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调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国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信奉比较优势和放弃自主创新等政策导致的。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我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使其获得最终的成功。[12]
就当代中国经济问题而言，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问题还涉及两个概念：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虽然笔者早在2002年就已指出，“由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对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性，出口导向战略并不适合于中国”[13]，但这只是从国家经济规模的角度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一般性评论，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例如，英国崛起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为核心的，而19世纪拉丁美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却是以“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为特征的，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命运却截然不同：后者成为前者的殖民地。同样的道理，美国在19世纪末通过内向型经济而崛起，但美国的这种内向型经济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和印度的内向型经济。
上述讨论实际上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国GDP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7年的66.2%下降到2017年的33.6%，2018年略有提高，约为34%。那么，这种贸易依存度的大幅度下降是否就意味着我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笔者在2009年所呼吁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是否我国经济已经转向了笔者在2010年所倡导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呢？确实，我国贸易依存度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向内需，但远没有实现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实际上，我国贸易依存度在过去十年的下降是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部需求而不得不转向内需的结果，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前的许多措施实际上仍在强化这种模式。例如，为了应对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进口税的贸易战，我国在2018年9月和11月两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这说明，目前人们仍很少认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因此，十年前笔者开始在这方面撰写的论文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正如笔者以前多次写道的，大量低端产能过剩是我国不愿取消出口退税、高调倡导自由贸易并继续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上苦苦挣扎的重要原因。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在当时就指出，“为了缓解目前的压力，重新恢复出口退税并降低一些产品的出口税在很大程度上是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这种依附性的外向型经济上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14]。十年之后的2018年，出口退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提高了退税率。转型之难不仅在于要解决“高端失守、低端过剩”问题就必须反思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政策，还在于对货币问题的认识。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之所以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着美元霸权的掠夺，原因就在于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积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国的损失。因为主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创造的一种国家负债，它和金银贵金属——一般等价物（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损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获得者。“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15]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是内在冲突的。因此，我国应放弃贸易顺差战略，采取限制美元流入的措施（见本书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需市场，通过扩大中央政府开支（财政赤字），实施笔者在2010年就倡导的以贸易平衡为基本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贸易依存度的下降并没有解决我国对美国经济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金融依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在2013年9月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构想，即“国家保护、内需市场、主权信贷、智能电网、南南成长”，并于2014年底增加了“国家领导”一项，将其更改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自那时以来，笔者围绕着这种新纲领又撰写了大量论文。例如，与我国以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反，笔者曾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是否有必要实行贸易逆差战略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有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又如，笔者一直在呼吁我国实行贸易平衡战略和主权信贷战略，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再通过发行国债调节基础利率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地实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以智能工业化和绿色技术革命为核心，实现基础广泛的价值链升级和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迎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17]。
按照上述总体思路，笔者将本书划分为四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财政金融、主权信贷与新的发展模式；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作为本书的导论，以下四节将分别对各编的基本思想和创新点进行概述，以便读者能用比较少的时间对全书有一个梗概性的了解。最后，笔者在2019年9月临时增加了一节，讨论中美经济脱钩与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本书第一编的头篇文章，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章，首先讨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的原因：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但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改善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以及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缺乏出路、城市化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根源。
经济学界普遍地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着严重误解。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笔者和笔者指导的博士生写过多篇论文对此进行讨论。针对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地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指责为重商主义的问题，本书第二章讨论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严重违背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由贸易和大力引进外资政策是重商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则更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至于贸易顺差，它只是金本位时期重商主义政策的特征，而在美元霸权条件下，追求贸易顺差则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责中国政府实施的是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贼喊捉贼的目的。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呼唤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革命：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限制资源出口，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通过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
自由贸易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占据主流话语权甚至“价值观”的地位。但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李斯特的“生产力论”所占据的地位也不可低估。两种理论实际上是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服务的。本书第三章讨论了我国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贸易”的误区问题。笔者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后者实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我国应破除对自由贸易神话的痴迷，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贸易保护看作与自由贸易具有同等地位甚至比之更重要的政策手段。据此，笔者提出，我国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实施国家保护，这是我国抓住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18]”指出，在历史上，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关税保护等制度安排，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从“坏贸易”到“好贸易”的转变而实现国家崛起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是“坏贸易”，而“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则是“好贸易”。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压缩低端产品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从“坏贸易”逐步实现向“好贸易”的历史性转变。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将通过TPP的制度安排全面控制和支配我国高端产业和国内市场，彻底根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反之，如果我国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该章的分析说明，赞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旦人们从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就会识破美国在TPP上对我国“欲擒故纵”的伎俩。事实上，美国企图以TPP围堵我国，只不过是“纸老虎”的行径而已，我国应该坚定地拒绝TPP。
第五章“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原文写作于2013年底。该章指出，当时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相比2006年初提出这一战略时并没有改善，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发行的美元化[19]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这种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主权信贷，使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
三、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本书第二编“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共包括六章。第六章“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原文发表于2011年。该章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除了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基本原因外，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史无前例的支配、债务经济、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是此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新的根源。该章认为，缩小劳工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以及保护主义的全面回潮最终将不得不成为结束这次大萧条的基本途径。此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使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这种发展战略不但使我国日益锁定在“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而且也导致了美元霸权对我国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因此，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挑战，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该章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和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总体战略，与之相配合，该章还提出了金融保护主义、与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破除美元霸权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与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笔者有关“外围包围中心”的中国全球化道路的最初表述。
自2018年7月以来，鼓噪“扩大进口战略”以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文章又大量增多起来了。关于这种观点，笔者早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中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或许这些措施包含一些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的因素，但笔者仍充满疑问，它在总体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问题，无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七章收录的就是2012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该章认为，扩大进口战略虽然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无助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出口过剩和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并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不能采取单纯的扩大（资本品）进口战略，而要立足于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只有通过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为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市场，以及两者之间建立起互补性生产需求的平衡增长，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并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但在目前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人们完全忽视了国内经济各部门之间生产性中间需求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忽视了通过平衡增长为本土高端制造业创造国内市场的重要作用。据此，该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
在我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中和在未来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基本架构中，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和上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互补性生产需求的良性循环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但第八章所倡导的内部改善至少具有与之同样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分割、营销商盘剥生产者以及道路通行关卡林立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借鉴19世纪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该章指出：内部改善是扩大内需和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我们必须在内部改善即改善内部经济环境上苦下内功。
针对2016年和2017年我国流行的通过限制贷款和清理“僵尸企业”等各种手段压缩过剩产能的供给侧改革，第九章指出，虽然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但它无法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我国每隔若干年就要出现产能过剩就说明这一点。笔者在本书以前章节的讨论中已经指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中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要是放弃自主创新的产业，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基本上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从而陷入了“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并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陷阱。因此，该章指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从解决这种贸易结构问题入手，否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在笔者看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似乎正在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这不仅使中央政府无法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全国一盘棋的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治理不利。例如，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无法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央在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审计时出现的大量隐瞒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就是有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20]由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可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集权于中央，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变形，以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令产业政策归于无效。为了建立国内自由贸易和高度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我国必须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第九章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此外，第三编的第十七章从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等角度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缺陷，但并未展开讨论。
第十章“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产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出口自然资源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换取外汇，还有别的目的吗？如果没有，那么，换取外汇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在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时代，不可再生资源是一国财富保值和升值的最佳选择。我国是人均不可再生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也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但是，非常荒谬的是，在我们不断地呼吁利用外汇储备建立战略资源储备的同时，我国某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竟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长期贱卖稀缺的自然资源。外资也在通过种种手段掏空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储备。该章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厉整顿自然资源行业，不仅要适度回购该行业的部分外资企业，还必须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
2018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后，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兴事件”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敲响了警钟》。[21]实际上，长期以来，笔者是唯一的一位撰写学术文章公开反对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中国学者。第十一章“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是对科特尔和兰博文章的评论。[22]与科特尔和兰博的建议相反，我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紧锣密鼓地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在该章中，笔者建议我国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至少在加入的时间上要大大推迟。除了科特尔和兰博所谈的一般原因外，笔者认为，国内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健全、政府采购市场混乱和对外国产品崇洋媚外盛行，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目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时机是非常不成熟的。该章建议，我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首先要做好国内改革，统一国内市场，整顿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购市场体制和政策，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加强购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只有在这些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如果我国政府还是执意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才能对此加以考虑。在该章基础上，笔者曾发表有长文《我国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战略构想》。[23]
四、财政金融、主权信贷与新的发展模式
在前两编的一些章节中，笔者只是零星地讨论了美元霸权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危害。在第三编中，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系统的讨论，收录进本书的文章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3月，是对当时热点问题的探讨。2019年1月28日，该文在笔者的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重新发表并由一些网站转载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癌细胞”，它不但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损害我国的货币主权，致使我国许多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寄希望于美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并继续购买美债是“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目前人们所提出的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建议基本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将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第十二章从国家利益入手，就如何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问题和购买美国国债问题提出了一套从短期到长期的战略构想。
第十三章“中国财政金融改革需要一场革命”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章指出，从消灭多余外汇储备和回购部分外资企业入手，不仅可以解决外汇储备所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还可以同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和土地财政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将引发一场为中国工业革命提供廉价融资的“金融革命”，这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基本上依赖国债发行而进行。由于财政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枢纽地位，如果不采取这样一种财政金融改革战略，我们就无法在货币金融上配合和推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大转型。但是，消除多余外汇储备是一项系统工程里面的一部分，它需要资本管制以及在实体经济方面如在粮食进口、发达国家具有垄断控制权的资源和核心技术等问题上有一个通盘考虑。
为了给以上两章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2015年下半年，受中央某部委的委托，笔者以2003—2015年的货币发行机制作为案例，运用“现代货币理论”，对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如何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在2015年12月提交了研究报告。时隔三年多，在查阅相关资料后，笔者认为，这项研究的学术水平目前在国内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对其个别文字进行修改并更新“法国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一节中的相关数据后，收录进本书中，作为第十四至十七章的内容。[24]货币主权是一国最重要的经济主权，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央政府拥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它构成了货币权力、国家财政金融体制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运转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权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我们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说货币权力决定资源配置。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数据，人们可以看到，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外汇占款占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平均高达95%以上，并且在2005年至2013年持续超过了基础货币的发行量，这被一些学者称作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因此，针对这一时期的案例研究对于笔者在第十三章所倡导的中国财政金融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书第十四章的研究说明，2003年至2013年期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是导致许多经济乱象的主要根源，它不仅导致了我国货币信贷空转、大量资金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货币信贷快速扩张与流动性紧张、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爆炸性增长和企业债务高企，还因为这一时期新增货币供给来自通过倒入美元拥有人民币的跨国公司和“买办”利益集团，而不是来自国家主权信贷，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产业安全问题。例如，如果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是通过国债形式进行，那么，由于中央政府开支无论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它都必须通过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和劳务才能进行，私人部门就可以通过财政部门开具的支票获得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新增的21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绝大部分将会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不会因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产生货币信贷空转、大量资金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和投机盛行等现象。
第十四章说明了所谓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实质上是面向内需的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这在2003—2013年期间尤为明显。首先，在这一时期，由于外汇占款几乎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唯一途径，这导致了广大的非外向型企业的资金严重短缺。其次，在外汇占款增加的银行准备金利率低于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提高贷款利率，从而催生了影子银行的爆炸性增长，面向内需的经济活动的借贷成本急剧上升。最后，在这十年中，中央政府的1.18万亿元和地方政府的18万亿元投资对内向型私人部门融资的“挤出效应”也是导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禁止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但并没有禁止其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作为抵押发行基础货币。如果政府在这十年里的投资也是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发行基础货币进行投资的话，我国金融系统的总体利率水平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但是，外汇占款堵死了这条道路，使得地方政府部门不得不与私人部门争夺已经由前面两个因素严重压缩了的信贷资金。综合来看，这三个因素都表明，在2003—2013年期间，我国面向内需的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尤其严重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缺陷。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主权国家的开支根本就不需要向私人部门借债，只要印刷和发行其不兑换货币就可满足其开支需要，只要印刷的货币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或者整个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且，主权货币国家发放主权信贷就能满足其资金需求，而无须引进外资。本书第十五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为之提供理论解释的“现代货币理论”（又称国家货币理论），其核心要点是：在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条件下，财政开支必须大于税收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必须处于经常性的赤字状态，才能满足经济不断增长对货币供给的需求，否则将会遭受不亚于通货膨胀的通货紧缩之苦。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新增货币发行并将买卖国债作为利率调控工具，是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通行的做法。但与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主要是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作为抵押发行基础货币不同，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汇占款迅速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这是造成本书第十五章所讨论的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基于现代货币理论、中国困境和历史经验的讨论，第十五章提出了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建议，包括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的建议。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财政部朱光耀副部长质疑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问题，通过对世界各国赤字率和货币发行机制的比较，第十六章讨论了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为什么没有科学根据和缺乏经验基础的问题，提出我国可以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开支规模并通过大力发展国债市场深化我国金融改革的建议；但笔者同时也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抛弃赚取贸易顺差的发展模式，不在制度上杜绝外汇占款发行基础货币的机制，政府赤字开支规模将受到严重限制，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并将买卖国债作为利率调控工具的机制就无法实施。
那么，笔者的这种案例研究及其结论对目前和未来我国财政金融问题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由于2014年的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导致了流动性紧张，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1月不得不重启了基础货币发行的其他途径，主权信贷逐步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恢复，理财产品的利率随着外汇占款的减少而大幅度降低。从时间上看，外汇占款的规模在2014年12月达到最高的27068亿元人民币之后，随后逐步缩小。到2016年6月，外汇占款占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滑落到了69.9%；到2020年4月底，人民币基础货币（储备货币）为31.16万亿元，而外汇占款为21.19万亿元，外汇占款占比仍高达68%。[25]正是因为2014年12月开始出现外汇占款占比较大幅度地降低，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第一次明确提出“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的问题。那么，在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上，替代外汇占款的新方式主要应该是什么呢？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如果因此造成银行系统准备金过多，从而导致不符合央行利率目标的利率下行，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回收流动性，抬高利率。这是笔者长期以来就倡导的。但是，截止到本导论写作时，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质押式回购在二级市场上发行基础货币仍非常有限，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不仅在于外汇占款占比仍很高，而且也在于2014年12月外汇占款减少后，国债发行量没有相应增加。笔者在2015年底就讨论了国债在提供基础货币供给上优于再贷款的原因（见本书第十五章）。
通过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并通过发行国债回收流动性是我国货币发行制度改革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国债买卖是央行调整利率的常规政策工具。据报道，2019年1月16日，在由中央结算公司主办的“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表示，2019年要拓展政府债券功能：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有报道称，郭方明的这个观点“一时激起千层浪，市场掀起了央行是否需要购买国债的大讨论”，央行某官员表示，“央行买国债意义不大，谨防重蹈财政赤字货币化覆辙”[26]。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文章对于货币发行机制等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错误。这位央行官员虽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央行如果在二级市场大量购买国债，与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对于国债的认识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用发货币的方式为赤字融资，它是基于这种逻辑：主权政府在支出之前需要通过税收为自己的支出融资，当税收不敷其开支时，政府就出现财政赤字了，当赤字过多时，就发生财政困难了。所以，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政府就不负责任地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这种行为就被称作财政赤字货币化，它一般地被当作在发生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时的非常态的政策选择，并常常和滥发货币、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
但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概念完全是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现代货币体系实际运转情况颠倒的认识。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现代货币体系中，作为主权货币发行的垄断者，中央政府开支是不受其财政能力限制的，但要受其可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限制，换言之，它是不会出现财政困难的。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从不需要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来为其开支融资。而且，从逻辑上来说，税收和发行国债也无法为其开支融资，因为只有政府通过开支发行货币，它才能征税和发行国债，而不是相反。只有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政府才能知晓到底出现了多少财政赤字。当政府开支大于税收时，就出现了财政赤字。税收的作用在于驱动货币、毁灭货币并保持货币的价值，而债券主要是作为一种利率保持机制的货币政策工具被引入的。主权货币政府通过开支发行作为其负债的货币，没有经济主体会通过得到自己的负债来获得融资，融资需要的是得到别人的负债，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
本书第十四至十六章的讨论对于澄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在2015年就认为，在外汇占款增长速度于2012年下半年下降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改革的窗口实际上就已经打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应该考虑通过为中央政府赤字开支提供货币供给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很显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无法将买卖国债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原因就在于国债市场规模过小；而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规模过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过去20余年里，外汇占款侵占了中国人民银行将国债作为基础货币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工具的作用。此外，对于认识央行在2018年与黄奇帆和财政部发生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本书第十四至十六章乃至全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就不做评论了。
第十七章是对财政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讨论。目前的经济学界将财政可持续性定义为：在不改变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模式的条件下，政府能长期保持偿债的能力。这一定义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无法用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具有货币发行垄断权的主权货币政府即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是一国中央政府有效调控经济、防范风险、治理危机和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制度基础。正是货币发行者与货币使用者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可持续性上的根本性区别。作为货币使用者，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一样，都必须受到预算硬约束的严重制约。欧元区各成员国相当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地方政府。“欧猪五国”作为货币使用者，无法通过赤字开支发行货币，当其赤字率和负债率过高时，必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是造成其财政不可持续的基本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目前总体可控，因此，针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我们在短期对策上提出了中央政府设立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机构、设立偿债基金应对潜在债务危机和统一监管主体并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具体的建议。但是，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过高对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约为33%（还有32%的说法），比美国和日本的平均水平高一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的比例为60%，是主要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大约20%）的三倍，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越高，政府债务的风险就越大，它所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就越大，并对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调控宏观经济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挑战造成很大的困难。美国是地方政府高度分权的联邦制国家，按理说其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会比我国高，但通常情况下其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仍控制在15%的范围之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提高到了19%）；而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负债率（33%）却比美国平时高出一倍，这是本书第二编第九章所讨论的在过去20多年里中央政府权威降低、地方竞争体制无法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等导致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的重要根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醒注意新预算法因没有考虑到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存在的缺陷。2015年底，笔者提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央和地方政府总债务的比例应该在8~10年内从现在的60%逐渐地降低到20%以内，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应该从目前的33%降低到20%以内，并对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做出8~10年后其负债率不得高于这一比例的法律规定。这种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根本性改革，因此，笔者在第十七章中提出的建议是：严控地方政府赤字和债务，扩大中央政府的开支。将地方政府的部分公共开支责任更多地收归中央的工作实际上在2015年就已经在开展中，尤其是在公共安全、教育、环境保护、医疗健康等领域。因此，笔者建议，中央政府不但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开支的责任，而且也要承担起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部分的开支，这也有利于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投资因债务限额管控而大幅度下降从而对稳增长不利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这一战略——“严控地方政府赤字和债务，扩大中央政府的开支”——不但是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企业债务高杠杆率“软着陆”和应对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举措。
五、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第四编“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收录了笔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三篇论文。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久的2017年1月16日，笔者就在《新李斯特学派：理解世界经济大变局的新学派》一文（在笔者的博客发表）中写到：“如果你了解19世纪的美国学派，你就会发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思想上主要来源于这个学派的三大政策纲领（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但与其19世纪金融保护的‘国家银行’不同的则是，美国继续其美元霸权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从而形成了‘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策：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这些政策是符合美国实际的，‘特朗普新政’不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将使美中两国都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在实体经济方面推行逆全球化而在金融方面继续实行全球化政策对美国经济是十分有利的，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使大量产能过剩问题无法解决，人民币汇率贬值将促进中国对美出口，美国不用征收45%的关税，提高15%的关税就可以让中国人民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也不得不向美国出口，而美元霸权将有机会继续通过对中国的资本输入掠夺中国。”2018年4月以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和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不断提高进口关税证实了笔者的看法，但美国并没有将这些关税收入像19世纪那样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用于对资本家的减税，反映出美国政府更加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本质。
但是，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只是美国施放的烟雾弹，正如2018年4月11日笔者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声东击西》一文（在笔者的博客发表）中指出的：美国战略家很清楚……对中国产品征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利用中国的思维定式，通过征收高关税这只“纸老虎”，一是给中国政府施压，利用其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声东击西，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
2018年7月中旬，针对国内关于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流行看法，笔者在一份内参中提出了中美经济战“应对战略的革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完全可以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2018年9月，笔者将这份内参的部分内容以《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未收录进本书）为题发表于网络。在该文的按语中，笔者指出：对于应对中美经济战，实际上笔者在2009—2010年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就提出了应对方案，这就是通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限制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走保护民族经济之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中兴事件爆发后，一些工科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只有重新实行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才能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与吴敬琏等反对派的争论。然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人，可能都不了解举国体制在经济史上的来龙去脉。2016年，笔者曾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个“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指出，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二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源自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的网络型举国体制。2017年，笔者将这个学术报告择要撰写成《借鉴美国经验在相关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要报》2017年第3期（总第125期）所采用。2019年，其修改稿又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须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为题发表于《改革内参》2019年第9期，本书第十八章收录的就是这篇文章。
第十九章“揭露美国在对待‘中国制造2025’上的双重标准”的内容出自2018年9月笔者与博士生楚珊珊合作撰写的文章。该文指出，在中美经济战中，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肆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无端指责其对别国排斥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谬论在国内学者间也有很大的市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有意隐瞒了其在科技发展上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真相。在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中，制造业创新中心都是其核心构成部分，因而该文通过对中美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比较研究，揭示出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在政府干预的程度和实施措施上要比“中国制造2025”更加具体和周密详细。美国的指责实际上更适合于其自身。事实上，目前的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是美国二战后“发展型网络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该文揭露了这种事实的真相。美国之所以有意隐瞒这种真相，目的就在于推行“按美国所说的去做，而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逻辑。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2025”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着某些差距，但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发展型网络国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高效的“举国体制”，推动“中国制造2025”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书最后一章即第二十章“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27]的初稿曾以《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为题，通过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简报》2019年第1期（总第117期）报送内参，正式发表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优先出版）。该章指出，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从短期看，我国对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不仅没有增加政府一分钱的开支，产品过剩也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问题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从长期看，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复，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的资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及解决社保基金余额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笔者知道，第二十章提出的战略对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影响，反而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原因正如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网络上发表该文的后记中指出的，“对许多人来说，理解本文的逻辑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推动和指导英国、美国直到韩国崛起的替代性经济学传统，不了解笔者创立的新李斯特学派，不了解世界经济史，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不了解过去十几年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发展。例如，按照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积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是损失。这是因为，主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创造的一种国家负债，它和金银贵金属——一般等价物（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损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获得者。‘进口是受益，而出口是损失’，虽然这种概括有点绝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场革命，这是笔者在过去十年一直倡导的”。
六、中美经济脱钩与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2019年8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拟将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再提高5%，其结果是：美国在2019年底之前分别将300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提高到15%和30%。美国这种新的关税战行径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新一轮热议。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脱钩”（decoupling）一词与中美贸易摩擦或中美经济战没有关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盛行的“脱钩论”（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义是指：无论英美经济如何，亚洲新兴经济体仍能与英美经济“脱钩”，并保持强劲增长。
也许，“中美经济脱钩”的说法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作为赫德森《保护主义》一书的总译者，笔者在为赫德森的文章加写的“摘要”中写道：“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国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按照赫德森这篇论文的逻辑，译者认为，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28]
在经济思想史中，“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寄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29]。正是基于对我国流行一时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严重弊端的批判，基于历史经验，笔者在2009年提出了加快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大转变[30]，并于2010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提交的会议论文《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了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31]，这是笔者对中美经济脱钩战略的另一种表述。
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我国亟须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内部环境上下功夫。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用美元储备适度回购部分外资企业，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限制乃至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笔者在该文中提出的“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可以被看作目前“高质量发展”的先声。
随后，笔者于2011年对中美经济脱钩战略进行了初步讨论（请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并对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其中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等战略构成要素，并于2014年将其凝练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本书收录的论文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革命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为了给这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济思想史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史的历史依据，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在2011年开始主编一套“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在出版的第一本译著中，作者迪特·森哈斯指出，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32]：西欧和中欧开启了现代发展进程，那里的发展是由“临时切断贸易主动脉”所决定的，这一点难道仅仅事出偶然？或者还是有深意？[33]在经济思想史上，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都认为，或多或少地强制执行某种脱钩或隔断政策是努力实现国内有效发展的外部先决条件。迪特·森哈斯所指的“脱钩或隔断型发展”，是针对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联系型发展战略提出的。因此，从经济史来看，“选择性脱钩”战略一般是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措施针对技术先进国家实施的；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战略也是后发国家倡导独立自主地搞工业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此，在2018年5月，笔者指出，中国与美国这对“夫妻”的“离婚”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条件。
但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脱钩”呢？就中美技术脱钩而言，笔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和邓久根教授在2015年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英国由于迷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上全面赶超。[34]在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英国的有识之士呼吁英国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深入人心，英国的关税改革一直无法推动；只是在“大萧条”爆发后，英国才重新回到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老路上，但已为时过晚。正是因为有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笔者提出了“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对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的贸易与发展三阶段论进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国在高调宣传自由贸易的“真理”的同时，仍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35]
那么，为什么要对19世纪末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教训进行研究呢？这不只是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提供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对中国的重大警示意义。笔者曾谈到和邓久根教授合作撰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写作这篇文章的念头产生于2012年，我当时考虑到，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我国会不会在别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通过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观察，笔者在2018年7月指出，美国试图通过“高关税”恫吓，在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将中国变成美国跨国公司、美元霸权和美国垄断金融资本支配的天下。一旦达到目的，美国又会拿“贸易逆差”说事，不断地制造麻烦，进一步要求中国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最终将中国变成美国经济的依附者！
因此，我们需要问美国高调宣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难道美国真的是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吗？非也。在笔者看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36]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第一个就是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隔离美国本土和中国市场，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本土的中低端生产，重建创新所需的完整产业链，增加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补减税或政府开支所需的财政收入。因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国民利益，所以，美国对其在华跨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同样的高进口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是为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以占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为根本目标，以达到美国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的目的。第二个战略就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对于美国高调要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2018年9月，笔者为此曾公开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同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37]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实施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如果要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这是我国不得不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最终出现几年前笔者就担心的结果：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的覆辙。在美国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的同时，我国却要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大门，这种做法不但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与历史上被欺凌国家奋起反击的行为截然相反。
在这里，笔者要对目前流行的三种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果中国不能深入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试图建立独立自主的价值链，这种行为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是自绝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这种观点是不懂经济史的产物，阻碍了我国对美国做出正确的反击。全球价值链或更准确地说全球商品链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事物，在英国崛起的时代就已存在，最明显的是19世纪的咖啡价值链。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与美国经济战略家倡导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原理不同，作为总结英国因与其他国家“脱钩”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普世性’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38]。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美经贸全面脱钩，“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不但拥有庞大的市场，而且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完整的制造业生态链；离开中国，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产业链之外，哪怕是强大如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要跟中国经贸全面脱钩，就是要脱离全球贸易主战场，脱离全球产业链主流，脱离全球制造业生态。可以说，美国如果跟中国经贸全面脱钩，失去的是中国市场，也是全球贸易主导权”。这种观点与“中国离开国外价值链就无法发展”的第一种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同样是片面的。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吗？不会。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美国在通过保护其本土市场、产业和技术并与中国“脱钩”的同时，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控制中国市场，而我们却似乎缺乏对等的反制措施。美国怎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呢？除非采取笔者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战略。在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市场的时候，我国为什么不把自己广大的市场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有一种观点说什么“我们应该转变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转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产业安全观，不应用‘两弹一星’的思路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件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不应过度强调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而应以开放创新、合规合作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全球产业链，而不是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世界经济史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是的，我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而是要打造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试问，如果不打造由我国企业控制的价值链高端，不痛下决心研发几乎所有产业的核心技术，我国如何才能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而如果在本土市场上不通过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关税保护等政策保护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我们又如何打造由我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在这方面，迪特·森哈斯说得好，“纵然是在隔断情况下，也仍然可以跟生产力较发达、居支配地位的中心经济体进行贸易，可是，贸易应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它仅仅是权宜之计，不应该任其操控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换言之，贸易必须选择而为，合作必须选择而行，只有那种有利于亚非拉国家建立自主内在结构的国际合作，才应当加以实行”[39]。贸易应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这就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本意所在。
正如余永定教授指出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者们反对还是拥抱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40]。美国将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除了采取前述措施外，还包括对中国产品在他国市场上的围堵。全球市场如此之大，特别是我国日益转向巨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中国不惧美国在他国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围堵。在笔者看来，余永定教授之所以担心“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关键在于美国控制着中国许多对外开放产业的关键零部件供给。在余永定教授这篇文章中，他以我国大飞机零部件供应链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中美技术战中，我国商务部实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面临着严重困境：“霍尼韦尔向台湾军售，我们有可能把它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雷神后来被UTC兼并，UTC参加对台湾的军售，它也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它（和霍尼韦尔）在中国大飞机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中国的大飞机C919有200多万个零件，缺少一个零件大飞机都制造不了，更不要说发动机。”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与美国经济和科技“脱钩”，美国已经坚决地与中国经济特别是科技进行脱钩了，但同时却要在控制中国市场和技术上与中国“严密挂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许多产业的技术和零部件供应上面临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但笔者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在短期内不得不面对这种巨大的困境？是因为在价值链分工时代，一国已无法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价值链，而只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吗？非也，这种价值链分工或美国中低端价值链外包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不正当行为及其高管阶层为了一己私利所使然，美国的“新经济模式”——也就是“解雇员工—外包—回购股票和股东分红—高管兑现期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1]而我国之所以在中美科技脱钩问题上面临种种困难，恰恰就在于笔者一直所批判的我国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恰恰就在于我国长期以来放弃了建立完整产业链，或者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恰恰就在于我国淡漠了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意识。同时，这也是我国错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转型历史机遇的结果。熟悉中国“运-10”大飞机及其下马的人都知道，“运-10”建立的完全是中国独立的产业链。中国市场之大，任何一种产业都可以建立起具有竞争结构的、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而打造这种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正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脱钩”，中国决不能屈服；而继续迷信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中国将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中美经济脱钩”的困境之中。尽快实施笔者在十年前就开始提出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我国就能在今后的中美经济战中掌握主动权，并最终取得对美经济战的胜利。2019年6月13日，笔者在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中对“中美经济脱钩”做出了如下评论：“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若美国对华科技冷战成为现实，中国将有机会全面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腾飞和加快崛起之路，其竞争力将无人能比。”[42]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国必须解放思想，在外资引进、出口退税、政府采购、金融开放和政府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上发生革命性变革，否则，美国旨在“中美经济脱钩”的如意算盘就会得逞，我国仍将会错失中美经济脱钩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和中国经济大转型再次创造的重大历史机遇。试想，如果美国因为错误决策，错失了从1807年到1814年12月“美英经济脱钩”所创造的战略机遇期，还会有美国经济的崛起吗？现在的拉丁美洲的命运难道不就是美国的命运吗？一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如果不经过历史的省察，必将成为历史的悲剧和敌手耻笑的笑柄！
注释：
[1]本导论第一节至第五节完稿于2019年2月23日，2020年5月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新；第六节撰写于2019年9月8—9日。
[2]笔者在本书以及在2018年撰写的论文中使用“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而不使用流行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有相当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而不是中国企业生产的。
[3]贾根良.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当代财经，2010（12）.
[4]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3期全文转载。
[5]这些论文在收录进本书时，编辑作了删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原发论文。
[6]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09年第6期全文转载。
[7]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09年第6期全文转载。
[8]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又见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2010-06-15。笔者在2010年正式论证“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后，在过去发表的论文中也经常使用“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本书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
[9]贾根良.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南国学术，2018（4）.
[10]贾根良.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2018-05-07）.http：//www.cwzg.cn/theory/201805/42251.html.该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
[11]邓媛.外国专家：中国治理实践供世界借鉴.国际先驱导报，2016-09-02.
[12]贾根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6（2）.
[13]贾根良，梁正，等.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39.
[14]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
[15]瑞.解读现代货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89.
[16]现代货币理论的“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这一命题也不能绝对化，美国正是将其推向绝对化，导致了“去工业化”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如果将“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绝对化，就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走上了金融化的道路，这种道路是历史上威尼斯、荷兰和英国相继衰落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中国在总体上要奉行贸易平衡战略的原因。
[17]贾根良.长期经济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长期前景与我国的重大抉择.（2017-01-03）.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7/01/375408.html.
[18]美国特朗普政府已废除了TPP战略，但本文运用的基本原理仍是成立的，提供了观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
[19]这种状况在2014年以后已有很大改观，但并没有从战略上和制度上根除美元霸权对我国主权信贷的威胁；特别是在后来加大金融开放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又增大了。
[20]贾根良.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管理学刊，2015（2）.
[21]贾根良.“中兴事件”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敲响了警钟.学习与探索，2018（8）.该文收录进了笔者的专著《中国绿色智能工业革命的战略与政策研究》（将于近期出版），为了相互配合，本书收录《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
[22]科特尔，兰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外理论动态，2012（2）.
[23]贾根良.我国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战略构想//春秋研究院.战略：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4]2020年5月又对相关文字略作修改，补充了新资料。
[25]2020年5月10日更新数据。
[26]央行直面八大犀利问题：是否QE、资管新规会否放松.（2019-01-31）.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19-01-31/doc-ihrfqzka2790158.shtml.
[27]本文根据笔者在2018年12月13—14日给研究生授课的录音和12月23日所做学术报告的PPT整理修改而成，2019年1月发表于笔者的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
[28]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马学亮，邓郎，等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12-313.
[29]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马学亮，邓郎，等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译者前言”6.
[30]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3期全文转载。
[31]该会议论文后来经修改，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为题，发表于《经济纵横》2010年第9期。
[32]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33]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3.
[34]邓久根，贾根良.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4）.
[35]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教学与研究，2015（3）.
[36]包括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对中国企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实行禁运，限制中国籍的理工技术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科研人员赴美，更严格的对华技术禁运措施，对中国5G和“中国制造2025”实施精准打击，以及禁止中美之间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义”措施，等等。
[37]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2018-09-05）.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
[38]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7-18.
[39]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4.
[40]余永定：我反对脱钩，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扛住被美国踢出全球价值链.（2019-08-28）.http：//www.sohu.com/a/336911633_115479.
[41]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42]贾根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早春二月”已经到来.（2019-06-14）.http：//www.cwzg.cn/theory/201906/49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