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兼论地方学建设的路径
一、“徽学”的由来
作为一个专用复合名词，“徽学”一词早在明代即已出现。但是，明代所称的“徽学”并非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徽学，而是专指当时徽州府的官办学校，是“徽州府儒学”或“徽州府学”的简称。
除了作为徽州府官办学校的简称之外，历史上还有一种“徽学”的概念，即“新安理学”, 它是指由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所开创的区域理学流派——新安理学。
可见，我们这里所指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徽学”，同徽州历史上的“徽学”一词的概念有着较大的差异。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徽学”一词最早是由黄宾虹提出的。1932年，黄宾虹在致许承尧的一封信中写道：“遇有歙人墨迹，仍当留意收入，以备采择。歙中他姓族谱记载轶闻，往往有所见。如见书画篆刻之人，能分类录存，亦徽学之关系于国粹者。”此后，致力于家乡文献、文化和书画、篆刻艺术抢救与整理的两位徽州乡贤——黄宾虹和许承尧在此后的通信中，又分别提出了“歙学”和“宣歙国学”的概念，而许承尧所指的“歙”并非指“歙县”，而是指唐宋时期的“歙州”，故“歙学”即“徽学”。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黄宾虹和许承尧两位徽州先贤仅仅是提出了“徽学”的概念及其学术价值，但并未能对其展开系统的阐释和论述。尽管如此，他们对徽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许承尧大量收集徽州乡帮文献和文物，并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其所整理和编纂的《歙事闲谭》，是“徽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许承尧、黄宾虹等人则是“徽学研究的早期代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徽州契约文书开始大量流传于世。如果以1946年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方豪先生在南京首次购买收集部分徽州契约文书为起点，徽州契约文书至今已历经了三次大规模的发现和流传过程，分别是1946—1949年、1950—1978年和1978年至今。利用徽州契约文书，结合其他徽州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等珍贵资料，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以徽州整体历史文化和徽州人活动（含本土和域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日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促进了徽学学科的形成和徽学研究的繁荣。
二、徽学研究的过去
如果将1932年黄宾虹率先提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徽学”概念当作徽学研究起点的话，那么，徽学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32—1949年是徽学的萌芽发端时期；1949—1976年为徽学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其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内地的徽学研究几近中断；1977年至今为徽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是徽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时期。
在徽学萌芽和产生的第一阶段中，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徽州历史人物和地方文化研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抗清义士金声等历史人物身上，他的抗清自卫活动以及思想和学术等都在研究之列。至30年代，基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代需要，有关王茂荫的研究则成为学界的主要领域，其中尤以郭沫若和吴晗对王茂荫的财政货币改革思想的研究为代表。此外，关于徽州学术人物如程瑶田、俞正燮等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问世。
徽州乡土文化研究和方志编修是这一阶段徽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歙县等数部乡土、乡镇志和《歙县志》《婺源县志》的编修和出版，是这一时期徽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
就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层次相对较低，领域较为零散，研究选题深刻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基本处于一种萌芽和起步阶段。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以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学者，开始注意到徽商和徽州奴仆制度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研究成果，徽学研究大幕，才真正揭开。20世纪80年代后期，傅衣凌在为《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所写的《序》中，对徽商研究作了总结，指出：“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对中国奴隶制度史感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特别是接触到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等等，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当时最引起注意的是谢肇淛的《五杂俎》内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因而决心进行徽商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曾于1947年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徽商的研究中，又引起我对明代其他地区商人的探讨，如山陕商人、洞庭商人、闽粤海商、江西商人，以及其他小地区的商人如龙游商人等。”明清徽商和徽州佃仆制研究的开启，标志着徽学在萌芽之后，逐渐步入正轨。对此，陈支平撰文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反映了傅衣凌先生已经奠定了日后从事徽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点，即徽州商人及商业资本与农村农民、佃仆制度的研究。……他对徽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作为区域例证之一融入到这些较为宏观的研究之中，因而他对徽学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纵观傅衣凌先生四十年来对徽学的研究，人们无不公认傅先生的论著是建国前研究徽州的代表作和奠基作，其学术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1949年至1976年，徽学研究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这里，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徽州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和流传。继40年代后期徽州契约文书首次流传之后，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徽州土改运动的展开，世代珍藏民间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被大量发现和披露于世。为了使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不致毁弃，1956年，徽州行署屯溪新华书店专门开设了古籍书店，集中从文物贩子手中或派人到乡下收购这些契约文书，并将其简单编辑整理成目录，寄往全国各地销售。这样，北京的中国书店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地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级科研机构，纷纷购进这批徽州契约文书和古籍文献。这批总计约10万件（册）的徽州契约文书，在时间上纵贯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1956年之前）近千年，在类型上几乎包括了各种公、私契约与文书，在内容上涉及土地买卖、租佃、典当、借贷、赋役、宗族、诉讼、科举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徽州契约文书的这次发现和流传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77年之后至今，又有约80万件（册）徽州契约文书被从民间流传出来。若加上尚收藏在民间的约10万件（册），目前存世的徽州契约文书总量多达近百万件（册）。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连续性、具体性等特点，其学术价值之高，是同一时代其他地域文书所无法与之相比的。徽州契约文书构成了徽学研究最坚实的资料支撑，是徽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学术基础。正是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才直接促成了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研究的最终形成与发展。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徽商及其商业资本的研究遂成为当时徽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也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利用徽州租佃契约和佃仆文约研究明清徽州的地租剥削、佃仆制也在学界蔚成风气。此外，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画也备受学界关注，学术界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论著（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对徽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尤其是50年代初藤井宏先生发表的《新安商人的研究》, 可谓是海外徽商研究的扛鼎之作。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大陆正常学术研究几近中断的情况下，海外的徽学研究却后来居上，除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的学者继续对徽商、徽州宗族、家谱、徽州文化艺术进行研究并不断推出成果外，在中国台湾地区，方豪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题，1971—1973年连续在复刊后的《食货》月刊上发表了12部1946年他在南京地摊上收集的徽州契约文书及其研究成果。
三、徽学研究的现状
1977年，章有义在《文物》第11期发表了题为《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的论文，直接把徽学研究带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从此，徽学研究驶入健康发展的快速车道。
概括而言，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徽学研究的发展和徽学学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徽州、合肥和杭州等地相继建立徽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北京、合肥与芜湖等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徽学研究的专门机构。1999年底，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徽学研究的划时代事件，它标志着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和专门学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建立后，致力于徽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和研究课题的组织，先后组织召开了50余次徽学研讨会，承担国家和省级徽学研究项目100余项，大大地促进了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还创办了首部公开出版的大型徽学学术辑刊《徽学》（现已出版8卷），并主编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6种、《徽学研究文库》4种，推出了《海外徽学研究丛书》1种。
第二，研究队伍初步建立，专业学者和与业余学者、国（境）内学者和国（境）外学者彼此互动互补、合作交流。来自徽州本土的业余学者以他们所独具的地方性乡土知识和自身的收藏及兴趣，为学界提供了许多重要而有价值的史料和成果。而徽州本土之外业余学者的徽学研究，也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徽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主要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尤以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黄山学院的学者研究力量最为雄厚，国（境）外学者则以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及荷兰等国最为集中。
第三，中外交流与合作程度加深，显示出徽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特征。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外合作交流基本上以中国举办的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主，其他形式的国际交流基本上也是单向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外双向交流与合作频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法国远东学院，韩国国学振兴院、全南大学湖南学研究院，日本熊本大学文学院，以及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等不仅实现了学者互派的双向交流，而且成功地开展了研究项目的合作与交流，并推出了《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和《安东与徽州文化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四，徽学学术内涵探讨和徽学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与以往两个阶段显著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徽学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围绕徽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和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地方史学、徽州契约文书学、社会经济史和历史文化等不同观点；二是徽学学科性质，主要有历史学和综合学科两种不同见解。针对20世纪80至90年代个别学者把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并称为“三大地方显学”的观点，多数学者认为：“徽学的研究对象虽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但徽学的内涵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反映的历史文化的性质往往要超出地方本身，具有广泛的意义。”学者指出：“徽学是以徽州为中心，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既是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徽学的繁荣与发展，深化了学界对徽学学科自身的认识，这对徽学学科体系建立和徽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从1977年至今，特别是2000年之后，徽学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有关徽商、徽州宗族、徽州佃仆制、徽州契约文书、徽州土地买卖、租佃与典当，以及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建筑、徽州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等，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真正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全面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学术界已经公开出版了徽学研究的专著和译著近500余种，公开发表徽学研究的论文多达5000余篇。
在这一阶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叶显恩所著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的问世。这部专著，内容几乎涉及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人口、土地、文化、徽商、学术和历史人物等各个领域，是迄今为止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最为全面系统的力作之一。
此后，徽学研究领域逐渐被拓展与深化，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和《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张海鹏等主编的《徽商研究》，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徽学研究入门》《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刘道胜的《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卢家丰主编的《徽州文化全书》，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和《徽州宗族调查研究》，卞利的《胡宗宪评传》《徽州古桥》《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等徽学研究著作相继出版，以及荷兰宋汉理，韩国朴元熇、曹永宪，日本臼井佐知子、中岛乐章、熊远报，美国居密，英国麦克徳谟特，法国米盖拉和台湾朱开宇等关于徽州土地制度、戏曲、宗族、法制和出版、艺术等研究成果的问世，标志着徽学研究正向纵深领域拓展和延伸，海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第六，包括文书契约在内的徽学研究资料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截至2015年5月，共标点或影印徽州契约文书、徽州文献有100余种之多。其中两部徽学资料选辑堪称是徽学研究的必备之作：一部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这部分类辑录的徽商资料专集，至今仍是很多徽学入门者的必读之书；另一部是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大型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分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共40册），这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和法制史的史料之书。此外，如《新安医籍丛刊》（20卷）《戴震全书》和《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等都是这一时期校点出版的徽学专题资料成果。这些徽州契约文书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海内外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尽管徽州契约文书与文献得到了整理与出版，但基本处在无计划的松散状态。2000年之后，徽州契约文书和文献整理与出版进入到有计划和系统进行阶段。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集中推出了两种出版计划：一是徽州契约文书出版计划。首先对徽学研究中心及相关单位收藏的12000部徽州契约文书进行集中整理，影印出版了《徽州契约文书》5辑50，按文书最初形成单位进行归户性整理，这是该文书资料集的最显著特征。一是推出了《徽学研究资料辑刊》，即把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珍稀典籍文献予以点校整理，目前已出版10种。安徽师范大学和黄山学院亦将其所收藏的徽州契约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出版，推出了《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和《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
四、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徽学研究在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从萌芽发端、初步形成到繁荣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在成为海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徽学已不仅仅属于徽州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徽州作为中华帝国晚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缩影。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正是在于通过徽州区域史研究，揭示中华帝国晚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与演变的规律，同时也为我们进行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典型的范本。
但是，由于徽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很短，研究的力量相对较为分散，特别是由于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整体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徽州契约文书等珍稀史料的借阅仍然极为困难。因此，无论就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文献史料、研究选题以及学术视野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隐患。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力量较为分散，领军学者数量偏少。目前，徽学研究的学者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以中国安徽的学者为主，且学界公认的领军学者寥寥无几。受研究兴趣和项目申请的限制，国（境）外的学者很难持续地开展徽学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徽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而庞大业余研究队伍的存在，尽管取得了一批成果，但由于知识、视角、旨趣和水平的差异与局限，无论就其选题、成果深度与广度，还是就其基本的知识素养与学术规范，都很难达到专业学者的水准和要求，徽学研究团队的建设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徽州契约文书和珍稀文献的借阅人为地受到限制。徽学因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而得以成立，但100余万件（册）的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至今得到整理和公布的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海量的珍贵契约文书，不少依然被收藏单位束之高阁，或设置种种障碍，无法使研究者得到系统的查阅和利用。一门学科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主要得力于研究资料的掌握与使用，而国内各徽州契约文书收藏机构往往以种种理由，拒绝向研究者开放，个体收藏者收藏的文书更是难见其真容。倘若收藏机构和收藏者能将这批珍稀契约文书资料适时地整理和公布，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徽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
第三，研究选题和成果重复现象普遍，学者研究视野亟待拓宽。尽管徽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无论是研究的选题、项目，还是研究的成果，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依然客观存在，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契约文书本身研究等选题与成果，基本上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未有大的突破。数量丰富的徽州家谱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明代以前的徽州研究更是受到学者的长期冷落，这就直接造成明清徽州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十年来，法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以及医学、建筑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介入徽学研究领域并发表和撰写了不少研究成果，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显著，但因缺乏古汉语阅读的基本功和历史知识的积累，这些成果往往出现常识性错误，无法在质量上取得新的进展。而历史学背景的学者，则因学术视野的制约，在选题和具体研究上，难以将研究置于更宏大和宽广的整体史视角进行讨论。个别学者尽管注意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有的甚至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唐力行关于16—20世纪苏州与徽州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比较研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国学振兴院、全南大学湖南学研究院开展的徽学与安东学、徽学与湖南学比较研究，初步构建了徽学比较研究的格局，但将徽州契约文书与敦煌文书、徽州宗族与其他地区宗族等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极富挑战性和前沿性的命题，目前仍然进展缓慢。
以上存在的问题，对于徽学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展望未来，我们以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准确了解和把握徽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将徽州视为区域史而不是地方史，并在整体史视野的架构内考量徽州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对千年徽州100余万件（册）各类契约文书所记录和反映的包括南宋至明清中国土地买卖制度、租佃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史及其运行实态考察，徽州与相邻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比较研究等前沿问题，暂时都还付诸阙如。开阔的学术视野、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使用，这些都是徽学研究未来发展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徽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徽州契约文书和徽学专题资料的整理出版与数字化建设，将成为决定徽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在收藏单位人为封锁、徽学研究资料借阅利用困难的情况下，收藏徽州契约文书的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和个人，已经开始制定规划和计划，对徽州契约文书、徽州家谱和其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公布和出版。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已经着手开展徽州契约文书和徽州珍稀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出版，徽州契约文书和徽州家谱等专题资料数据库建设也正在进行之中，不久将会建成并对中外学者开放。
第三，研究队伍建设与中外学术交流合作，将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开展。目前，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逐步走向成熟，一批年轻的徽学研究队伍正在形成。随着越来越多中外学术交流与深度合作的开展，徽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将会直接促进徽学研究繁荣与发展局面的形成。
第四，徽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将会更加成熟和完善。随着包括徽州契约文书在内的徽学研究资料数字化建设的逐步完成，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相继建立，徽学研究有影响的创新性成果不断推出，徽学内涵讨论的逐渐深化，徽学的学术价值必将会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和认同，徽学的学科建设亦势必将日益走向成熟与完善。
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把徽学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徽学研究的兴起和徽学学科的形成，是依靠中外几代学人和众多学者艰辛探索与不懈追求的结果。徽学的未来发展依然离不开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徽学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和领域等待我们去拓展。
五、地方学建设的路径
同徽学一样，中国各地有独特经济、社会与文化特色的区域，也在深入探索中形成了新的学术增点，这就是各地地方学的提出与建设。
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各地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的地方学多达数十个，如福建的泉州学，上海的上海学，浙江的温州学、杭州学，北京的北京学，江苏的扬州学，江西的赣学，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学，湖北的武汉学，陕西的西安学，广西的桂学，广东的潮学、岭南学和广州学等等。这些学科有的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获得较高的学术声誉；有的则有始无终，开始轰轰烈烈，不久即销声匿迹；有的则在饱受质疑后，着手从基础工作抓起，潜心研究和整理地方文献资料，获得较好的评价；有的则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地方学建设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究其原因，不外是地方政府的好大喜功或部分学者的别出心裁。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地方学究竟应当怎样建设？如何推进？或者说，地方学建设的路径何在？
根据长期而深入地思考，结合徽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我们以为，地方学建设应当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地方学本身必须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独特的研究对象。很多地方学都声称自己拥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研究某某地方的学问叫某某地方学，这其实是曲解了一门能够独立构成专门学问的概念。如果这样的话，研究什么都可以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我们应当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一门地方学必须拥有丰富的学术含量，而且这一地域确实在某一些方面拥有独特性等客观事实存在，即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特点。我们向来反对把徽学作为地方学，更遑论敦煌学和藏学自产生之日起从未声称自己是地方学研究范畴。因为历史上徽州管辖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地域只有不足1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敦煌也一样，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性，真正被学界公认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是蕴藏在其中的丰厚学术内涵。以徽学为例，徽学所以能够产生和建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发现和流传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徽州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具有延续时间长、跨越地域广（如徽商文书就不仅仅局限于徽州本土地域）等鲜明特点，且具有原真性、典型性和民间性等特征。其鱼鳞图册、户帖、赋役黄册、司法文书、徽商文书、科举文书、家族土地买卖与借贷租佃文书、合同文约等，不仅是属于徽州地域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基层司法、商业经营、教育科举和社会运行的实态，在一定程度上说，它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学术含量，超越了徽州地方政府管辖的空间地域边界，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徽学不是研究徽州地域的地方学，而是一种整体史视野下的区域学。在明清时代，徽州的历史与文化具有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标本的意义。同样，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广州，其地方历史与文化也不只是地方政权性质的地方学所能涵盖的，它直接反映和透视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与文化。就此而言，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广州学同样具备了整体史下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第二，地方学应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独特文献史料（含音像文献史料）。任何一门学问，都比建立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尤其是作为地方学的研究资料，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甚至是民族特色，这些文献资料是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徽学学科能够得以成立，主要在于其数以百万计的原始契约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谱牒，数以万计的地方志、文集、民间日用杂记等文献资料，以及留存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这些文献资料，徽学根本不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存在和发展，更谈不上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为深入开展徽学学科建设，促进海内外徽学研究的发展，我们从徽州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入手，先后推出了《徽学研究资料辑刊》《徽州文书》等数种大型文书和文献资料整理丛书，这些平时被束之高阁、难得一见的珍稀徽州原始契约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为研究者们拓展和深化徽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直接促成了海内外徽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我们看到，某些地方学因为当地经济的崛起而进行人为的建构，但一到深入到具体领域和研究问题时，文献资料上的捉襟见肘便立马凸显出来。正是囿于文献资料的不足，一些地方学甚至被诟病为伪科学而最终走向了自生自灭的道路，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温州学最初是基于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而提出的，但不久即受到学界质疑而陷于尴尬境地。后来，当地社科联从基础工作做起，组织和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开展温州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编纂《温州地方文献联合目录》, 这才重新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地方学，首先应当拥有自身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在全面系统整理、出版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发表和出版高水平的系列研究成果，才能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态势。
第三，组织和建立一支学有专长、研究实力雄厚的精干学术队伍。一门地方学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有一支稳定的学有专长、水平较高、精干高效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某一组织、某一部门，而是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格局，因为共同的兴趣，大家才不谋而合地将研究旨趣投入到这门学科上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方学建设中的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提出，部分专家跟风附和，最后随着领导的淡出而步入沉寂。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有效地杜绝门户之见，避免自拉自唱，真正为这门学科健康持久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四，推出一批系统深入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包括地方学在内的一门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集中推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有水平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作为学科的基础支撑。众所周知，地方学研究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极为显著而突出的，过分强调为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科技服务的地方学应用价值，忽视学科研究资料整理（含数字化建设）与基础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势必会导致服务地方政府的应用研究成果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动摇地方学的理论基石，并最终导致地方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枯萎与丧失。基础研究是为了认识现象，获取关于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的知识；应用研究则是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应用目的，主要是为在实践中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就此而言，我们以为，地方学的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必要知识准备，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的提高与实践。地方学研究只有夯实基础研究大厦的基石，才能更好地发挥应用研究的功能和作用，才能有效地服务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学科建设也才能更加厚重而扎实。
第五，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高层次学术交流的开展。缺乏国内外、境内外学界同行之间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将地方学作为少数人活动的小圈子，这对地方学建设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倡导通过举办高层次专题研讨会、论坛和实地访问等灵活的方式，深入开展高层次的国内外、境内外，政府机关与高校科研部门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整合研究资源，并在彼此的交流与合作的互动中共同推动地方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这应当是地方学建设的必由之路。徽学之所以能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因为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我们以为，除了以上诸种原因之外，其成功的经验就是始终把国内外研究机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成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因此，我们认为，包括地方学在内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突破，获得社会和学界的承认，必须高度重视学术交流与合作。“从徽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经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并进行广泛的中外交流。那种闭门造车，或以行政手段硬性改变一门学科性质和学科归属的做法，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尽管徽学研究业已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我们还需秉承严谨治学的宗旨，严格恪守学术规范，并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才能不负学界厚望。包括广州学在内的各地地方学的提出与建设，仅仅经历了短短的数十年或十余年时间，很多基础工作还有待深入开展。我们相信，随着学术内涵的深入挖掘与论证、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研究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组织和进行等基础研究工作的扎实推进，包括广州学在内的地方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地方学的学科建设也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