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地方学）的学科构建
广州学理论框架建构之刍议
一、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
（一）纵向检索不断线
1．历史原点清晰准确
广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其历史原点清晰准确。商代称为“南越”，周代称为“百粤”“南海”，其时和长江中游的楚国已有来往，并建有“楚庭”城垣。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应视为广州城市形成的历史原点，距今已有2847年。战国时期有南武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建南海郡，郡治设在“番禺”（即今天的广州），是城市历史坐标的亮点。建城时的名字叫任嚣城，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的行政区，亦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
2．发展轨迹亮点频闪
秦末，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亦有赵佗城、佗城、越王城、大越城的称谓。汉兴，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公元217年，交州刺史步骘将州治迁回番禺，扩大城池，后称为步骘城。
三国时期，公元226年，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历晋、唐各代及近代，至今城名未曾改变。历史相沿，点的集合连缀成线，轨迹灿然。
广州是一座历史悠远绵长的名城，其发展轨迹主脉清楚，亮点频闪。其后又有“羊城”“穗城”“花城”等别名。这些记载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1918年成立广州市政治公所，开始以省会设市。1921年2月，广东省议会通过《广州市暂行条例》，并于同年2月15日公布施行，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广州市乃成为全国较早设置的近代城市。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3．成果积累蓄势待发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经历古代军城、郡城、地方政权都城、商贸之城，经历近代现代革命之城、港城都会之后，在当代又不断积累，更新城市发展的新成果，其有蓄势待发的高位势。
新中国伊始，经过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广州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扩大对外经济活动，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
直至2013年，广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420.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6%。
同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商城市竞争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知识城市竞争力、文化城市竞争力、全域城市竞争力、信息城市竞争力等，均位列全国前十名。
2014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津、苏州、北京、澳门、无锡，广州位列其中。
点的集合成为历史一条线，线的集合成为广袤的城市域面，面的集合成为当代城市的硕大体量。
（二）横向比较视域宽
1．城市综合实力
经济总量维持国内第三，金融业资金实力仅次于京沪，规模以上展会展览面积仅略小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报告》），以经济规模、金融产业、国际会展等指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广州城市国际经济影响力。报告认为，广州虽然在上述指标中位居全国前列，但仍与北京、上海有一定差距，且直面深圳、天津、重庆等城市的挑战。
2．人口及建成区规模
2012年，《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总规》）获国家住建部批复，本次《总规》规划区范围为广州市域，包括10个市辖区以及增城、从化2个县级市，面积7434.4平方公里。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177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00万人（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管理服务人口2000万人（包括户籍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等在内）。
继续实施“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的十字方针，促进城市空间发展从拓展增长走向优化提升，形成“一个都会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的多中心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人口愈来愈多、占地规模愈来愈大、楼房愈来愈高，这不是广州特有的现象，但却是城市化的典型现象。这或可视为规律、视为趋势。能做的只是与国内外同类城市相比较，找出差距、找出发展点，根据需要和可能建构新的理论框架。
3．国内外同类城市比较
由于城市有着恒久的魅力，足以让所有充满梦想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汇集到同一个空间，城市因此而发展，而且越来越大。1990年，中国城市建成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只有北京，20年之后，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增加至7个。中国现有城市数量663个，其中，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6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的7个城市。根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4月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在126个新兴城市中有100个在中国；在世界上最富裕的600个城市中，中国将占有151个席位；在未来10个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中，除了纽约之外，其余9个都在中国，而且广州位列其中。
（三）新发展体量审视
1．城市联盟及发展战略新趋势
城市联盟理论在世界已经提出、实践了百余年。大纽约、大东京、大伦敦、大巴黎等都是成熟的世界大都市区，这一趋势势头正猛，中国概莫能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已经成型，成渝、大武汉、辽中南等也都跃跃欲试。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发展必须关注城市整体和长远发展影响的问题，进行重大、全局、决定性意义的规划。城市联盟理论可以演绎为城市群理论。
从宏观层面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定性、定位、定向，重点关注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生态格局、交通系统，实现多个城市公共服务同城化、经济发展一体化、社会管理均等化，实现“低成本”扩张，实现效益扩大化。
2．城市发展新形态新要求
简单地说，就是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现状及其区域地位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所做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相对稳定的、决定全局的城市形态设计谋划。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形态，不仅是城市硬件的变化、视觉形象的变化，而且要辅之以城市精神和市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广州领风气之先，城市新形态已露端倪，大有乘势而上之势。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坚持与时俱进，建设智慧城市。同时要求：城市制度创新，城市科技创新，城市管理创新，城市文化创新。
二、框架结构的两个原则
（一）共性原则
（1）中国城市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是共性原则的基础。城市科学理论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文化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现在，亦应纳入城市考古学、城市环境学、城市人口学、城市市政学、运筹学、未来学等，即一切相关城市发展的学科都可能成为城市科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所有城市的发展都是普遍适用的。
城市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改变。要遵守客观规律，就离不开这些基础性的理论。
（2）地方性城市科学的基本理论。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经过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即有可能上升为理论。地方性城市科学基本理论，即专指某个城市的发展理论。2002年11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谈建立“温州学”，提出“温州学”就是要建立“研究温州文化，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揭示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此前，1987年即有上海学学术讨论会。其后20多年《史林》又辟专栏研究“上海学”。达成共识，城市地方学是以特定城市的特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陈旭麓先生说：上海学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学理。青岛学、武汉学等莫不认同此理。
学界似达成共识，即地方城市科学是城市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本学理和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实际运作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它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它又兼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
（3）新发展的城科理论。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市发展理论和设想，包括世界城市理论、数字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柔性城市理论、花园城市理论和学习型城市理论等，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的作用和功能进行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由于城市是一个呈开放态势的复杂综合体，这些理论各有所长和偏重，在城市发展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化的模式、途径和操作方法。
还有更多的理论不断提出。
其一，城市创新“领头雁”理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力量源泉。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如何为城市培育更多的创新人才？如何让优秀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这不仅是简单地选拔使用人才，更是城市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重要保障措施。
其二，新住宅绿色化理论。不论是从经济、社会价值看，还是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推进住宅产业化都是国家绿色发展的必经道路之一。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转型升级，更是思想意识理念的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建筑成为国家共识。住宅产业化在日本、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较高。联合国经济事务部在1974年发表的《关于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政府政策和措施指南》认为建筑工业化是20世纪不可逆转的潮流。城市布局组团理论、城市结构功能分区理论、城市管理社区自治化理论、城市发展跨越理论、城市规模无差别化理论等，不断涌现。
（二）特性原则
1．《珠三角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深圳宣言》即是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理论文献
广州、珠海、佛山、肇庆等珠三角9个城市领导与专家齐聚一堂，就珠三角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展开热烈的讨论，交流发展路径。共同表达了建立地区之间资源共享、联动协作的意愿。随后，发布了《珠三角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深圳宣言》。宣言指出：绿色低碳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发展新路子，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多鲜活的经验。牢固处理绿色发展观，将绿色低碳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把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将绿色低碳作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指标，力争珠三角区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国率先达到峰值，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分解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任务，不断交流、推广绿色低碳发展创新经验，开创绿色低碳领域合作的新局面，共同走向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时代。
城市的发展速率不可能大大大，快快快。要从历史中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要学会把握城市的脉搏，与街道、房屋、河流、山川、城池、古迹、市民对话，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互动中探究规律。根据市情既要畅想，又要科学，偱序渐进，这或可称为“从容”。
2．城市数量众多，城名广州是唯一
城市发展理论不少，真正适合广州的就好。广州城市发展总规、广州城市宣言等文献只适用于广州。广州的城市结构两条中轴线理论、广州成为珠三角核心城市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论等，基本独有，基本只适用于广州，这或可称为唯一性。
人们心仪广州，不仅是对大榕树、芭蕉、木棉花、葵树、棕榈的欣赏，也不仅是对食在广州的流连，而更多的则是对广州的期许、期待。广州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数十年间，经验或教训都对其他城市有所启迪。再加上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规模排序、加强城市综合实力的攀比热望，广州的城市发展理论和模式更加具有示范性。南沙新区规划，突出中心城区，副城为辅，兼顾周边。城市群设立核心、紧密层、联系圈的规划等都市建设新型城市化发展典范，具有示范性。
三、理论生成的两个原理
（一）自然生成
城市科学理论是对城市发展的指导和回应。起初，城市历史研究作为开端，其后，城市文化、城市地理、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经济等各类成果不断涌现。百年以来，比利时亨利·皮雷纳，美国刘易斯·福芒德，日本越泽明、斯波义信，前苏联达姆鲍夫斯基等不少国家的学者都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关注城市的多了，如张冠增《城市发展概论》、杨立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王建民《城市管理学》、周一星《城市地理学》、王颖《城市社会学》、杨东平《城市季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等，还有多版本的《中国城市史》《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通史》《上海通史》《广州通史》，及青岛、大连、济南、武汉、温州、南京、重庆、营口、沈阳等多个城市的通史问世。
无疑，正是这些成果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理念，推进城市成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城市科学著作不断涌出的同时，一批学术大家、泰斗独占鳌头。但是，学者的成果往往是个人的学术取向，虽是多年的积累，但是自然生成。
（二）设计生成
相对自然生成，设计生成有更大推动力，可以实现多学科人才汇聚，可以实现多学科成果集成。设计生成带有政府主导或部门主导的特征。根据需要亦可以学科主导，进行某一领域的研究促进领域内城市发展。根据不同政府级别或不同机构的需要，以不同的课题形式招标，最终形成适用于不同地方和不同领域的成果。既可以有助于城市科学的发展，又可以历练和培养新的学科带头人。中央文史研究馆倡导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国社会科学院倡编的蓝皮书、绿皮书、白皮书，广州等皮书或已出齐，或已坚持多年，出版物自成系列。
出版系统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山如此多娇》等，多个地方编辑的本城市的地方志、史话类图书等也都丰富着城市科学的内涵。
显然，设计生成有可能规避课题重复，有可能降低科研成本。政府和机构主导具有权威性、具有较强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具有整合相关学科建构城市科学的理论框架优势。
广州累年有丰富的古籍遗存，有厚重的新成果，有城市总体规划发表，为广州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理论功能的新期待
（一）结构创新
（1）传统城科理论更新。理论框架的建构，在中国古代有严格定制，即循规蹈矩。近代城市发展理论导入中国，情况大不同。即或经过几十年消化，甚至也称传统，但总有些洋味，也应随着时代进步加以更新了。
（2）广州学理论创新。坚持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实现重大突破。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升城市生态文明水平、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将广州建成广东省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和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面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新要求，进行广州城市理论框架结构的创新。
加之城市问题的产生，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城市发展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非均衡，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非协调，城市发展的规模扩张与生态环境的非匹配，中国城市化新里程的发展战略，城市之间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之间统筹城乡一体化战略，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升级，顺应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趋势，实施创新城市战略等，都要求理论框架的新涵盖。
（二）功能创新
（1）学术研究。学术成果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学术成果伴随着辛勤的汗水，甚至泪水。学术成果或可评奖，或可有利于职称评定，但社会功能怎样呢？有些成果可能公开发表、可以参加研讨会，但只有少数或可成为决策的参考。如果说学术成果是软件，政府决策是硬件，那么现在就存在软件太软、硬件太硬的现象。
（2）服务现实。现实中需要服务、再服务的课题年年增加，只有软、硬件紧密结合，实现功能创新，才能回到学术研究的本源，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扩大化。
在广州，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在面向未来的新时期、新起点上犹当如此。
城市《总规》有建立交通枢纽体系的提法很好，若加以讨论似仍有话可说。以航空为例：
巩固白云机场在全国三大枢纽机场的地位，将白云机场建设成为功能完善、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完成第二机场阶段性选址研究，已着手进行用地控制。那么，航线的开辟（特别是国际航线）、机场与市区的交通等就是大问题。应该实现与世界主要城市通航，应该实现机场与市内的无缝联结。机场绿化的特殊性与城市全域的整体性衔接、机场与市内的快速干道通达等问题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服务。
其他水运、铁路、公路、市内道路系统等莫不如此，规划中都已明确，暂不赘述。
（三）重点期待
（1）重新厘定城市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广州《总规》有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和规模的阐述，有些似可重新厘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省会，全国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南方国际航运中心，华南首位度最高的城市，这些已是多年的事实。但国家中心城市的提法却是新目标。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不是荣誉称号，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要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城市，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是责任的承担。
国家中心城市是实现“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于是，大都市的发展定位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过去，广州的提法就是要打造“亚洲重要城市”，以及到30年后发展为“世界重要城市”。新的提法对广州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艰难的转折。
根据规划，广州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定位，加快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版的理论诠释需要理论的丰富和服务。广州是广东的、是中国的、是世界的。在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同时，亦应成为东南亚大都会，成为国际大都市。
广州的城市性质可以有更现代的阐释，但立市之基是城，兴市之本是商，荣市之魂是文。数千年来，广州的建立、发展从未离开商品经济的发达，素有“实利重商”的城市意识。广州的城市目标是现代国际大都会，其内核仍然应该是以商贸为其城市基本性质、基本功能。广州可以货聚天下，可以货走世界。
（2）宣示广州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即全体市民的精神操守是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明素质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广州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可以是“务实、求真、宽容、开放、创新”，可以是“稻穗鲜花献人民”……但不能过于直白、过于口号化。城市精神最好是“惟我独有，不可替代”。
（3）开展城市形象设计，要整体保护城市风貌和空间格局。
建立“市域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体系，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与利用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划定历史城区。保护古城轮廓与风貌、传统中轴线、历史水系格局、特色街道；保护骑楼、西关老屋、竹筒屋、侨风建筑等老街遗存；控制视线通廊的建筑高度。
保护“山、水、城、田、海”的整体城市格局。重点保护景观视线通廊。建构广州历史形象理论框架。
建立城市天际线，并在发展中动态调整，给出“城市立面效果图”。建构广州可视形象理论框架。
重点保护城市地标节点，凸显城市空间特色与可识别性。
（4）夯实发展战略，实现新的路径选择。从城市到区域，强化区域中心；从制造到创造，发展现代产业；从实力到魅力，建设文化名城；从安居到宜居，构筑宜居城乡；从二元到一体，实现城乡统筹；从粗放到集约，强化组团发展。这些已经出现在《总规》里，但依然需要以新的产业设计形成路径。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建构新兴产业，发展大数据、云技术、电商、微商等都是时代的呼唤，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都是导向，只有根据需要和可能，才能找到广州的发展点。例如，造船业可以向海上装备制造业延伸，物流业也可以和互联网合体。更有外包服务和水（地下、地表开发，供、排水，污水净化，海水淡化）产业建立与发展等。都期待着城市发展理论框架的丰满和更新。
同样，广州确定以文化与产业融通作为城市未来发展之路也是大有前景的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大战略、大问题。研究探索城镇化问题，应放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思考。站在这样的思考高度，城市发展以产业为基础，产业发展靠文化提升，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这种双向的互动生发，形成了城市独特的形象。由此发展的城市，呈现的不再只是单纯经济行为下的产品堆积和千城一面的似曾相识，它更追求精神家园的建造，更期望人文内涵的表达。
在广州，岭南文化即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底蕴。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广东音乐《石山流泉》妙音响起，当《撼天雷》乐曲律动回荡，当岭南画派“诗中有画”独具特色的力作一展风采，当《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岭南文化还独属广东吗？
广州是歌手、音乐人成长的地方，是有影响的音像等文化产品的集散地，是有实力文化团体的汇聚地，是有文化影响力的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应该成为路径之中的闪光点。
广州学的诞生恰逢其时，广州学的成长要以具有共性（或称广义）城科理论为基础，以特性（或称狭义）城科理论为指导，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实现新的统合，为广州的科学发展作贡献。
参考资料
[1]张冠增：《城市发展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斌夫：《中国城市走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3]靳润成：《中国城市化之路》，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潘耀华：《花城广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5]傅崇兰：《跨世纪的中国广州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主骨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吴胜家：《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
[7]张志强：《东北近代史与城市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南方日报》2013年10月24日。
[9]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所：《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2次报告书》，中国广播网。
[10]《济南日报》2015年6月19日。
[11]《中国文化报》2015年6月21日。
[12][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比利时]亨利·皮雷纳著，陈国良译：《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4]魏礼群：《中国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96—2010）》，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肖梦：《城市微观宏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R·E·帕克等著，吴俊岭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张志强：沈阳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