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校政治部与引荐周恩来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国共两党的“跨党”成员，但张申府则明确说他只“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反而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建校初期的政治部尚未成型，更谈不上正规化。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确实是个新鲜事物，在长达四个月的军校筹建时期并没有设立政治部，只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五部，国民党对军队组织的建构还停留在旧式军校的传统观念上。政治部建制是在6月军校正式成立时才仓促推出，但很快被视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从人员来源看，政治部不可谓不重要，颁布政治部正副主任人选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委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本校政治部遂告成立”。

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元冲都是国民党大员，公务缠身，难以躬亲黄埔长洲岛，更不用说负“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责任。张申府是当时唯一同时在孙中山“一武”（黄埔军校）“一文”（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两所学校担任教职的人。岭南大学毕业的政治部秘书甘乃光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更是代理国民党中央实业部部长，身兼数职，同样难以坐稳黄埔岛。可见，刚成立的政治部架子很大却是空的，日常工作只由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承担。负责处理军校日常事务的党务委员之一戴季陶，开学以来仅来校两次。军校内也少见张申府的身影。按照军校“权责”规定，政治部主任“掌理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副主任有辅助主任整理执行本部一切工作之权”。由于学校军阶分明，少校级的副主任不能逾越少将级主任之责。主任不作为，副主任也难以有所为。加上军校初办时期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黄埔军校早期学生的政治训练质量都不高。

据黄埔一期生蒋超雄回忆：当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他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那么，如何给学生上政治课？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星期演讲”，除本校教员外，演讲者大多数是党部和政府名人，先后来学校演讲的有：

谭延闿：《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

李济深：《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李烈钧：《中国革命战争略史》

甘乃光：《本党的阶级基础》

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

宋子文：《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

孙科：《肃清吏治问题》

陈克文：《本党农民运动概况》

罗绮园：《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

陈果夫：《本党组织概要》

彭泽民：《华侨与革命运动》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

……

这些演讲，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成为政治部工作的一大特色。戴、张不常来校，甚至后来离校“跑了”，政治部“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

张申府虽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个人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而是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这要从张申府写的一封推荐信说起，信的内容和后果对中共日后在黄埔的发展非同小可，他这样说：

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

在张申府眼里，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戴季陶甚至是早期中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戴季陶（1891—1949），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五四运动时期与沈定一等在上海主办《星期评论》。张申府和李大钊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时，戴季陶一度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并有过相当的研究，但因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终未加入共产党。张申府和戴季陶并不陌生。张申府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廖、戴，信上列有15人名单，均为共产党人，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张申府与周恩来早年便已结识：

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这一年，在北大当教师的张申府27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回国不久的周恩来22岁。同年冬，张申府到巴黎后，见到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聊，互相尊重，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张申府看来，周恩来是一位才华出众且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张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经济困难，希望能寄上路费。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当时政府财政拮据，军阀杨希闵把持广东财政，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廖仲恺不得不“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尽管如此，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但实情是，周恩来没有收到这笔路费。

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时廖仲恺也汇路费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公费留学生陈公博，让他尽快回国。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06年加入兴中会，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脱离共产党，次年2月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不同的是，陈公博的“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回国后的陈公博还没进广东大学，就被廖仲恺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后又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务。显然，廖仲恺十分看重张申府推荐的人才。

在此之前，由李济深引进黄埔的邓演达也很关心推荐名单一事，张申府与“如同老友”的邓演达“每次谈话，他（指邓演达——引者注）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入保定军校，1920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团长职务，1924年入黄埔。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时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时因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不服蒋介石当校长，基本不到校，只派邓做代表。邓演达因有掌军权的李济深撑腰，后出任教育长。看得出，校方上层对这份推荐名单抱有很大期望，那么，它的实际作用又如何呢？

周恩来果然很快从法国启程，9月初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见到张申府十分兴奋，言谈中，周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实在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从一开始，周恩来就认定黄埔军校大有作为，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军校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黄埔军校成为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起点。

两个月后，“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很多中共党史著作对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只有两句话：“中共中央应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对张申府推荐一事只字不提。

政治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二是对人民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当戴季陶等主持政治部工作时，政治部机构尚未健全，“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才逐步使之臻于完善。周恩来聘请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使共产党的信仰——共产主义占据军校政治训练主要方面，虽然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开始，但此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还没有完全确立。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那时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 ‘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当周出任政治部主任后，黄埔支部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如支部书记蒋先云，湘南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介绍人毛泽东），曾领导和参加安源罢工、水口山罢工，黄埔军校入学和毕业考试都名列第一。周恩来认为蒋先云是个将才，蒋介石也把蒋先云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宣传干事王逸常，上海大学毕业，1923年经瞿秋白、施存统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介绍投考黄埔军校。组织干事杨其纲，1923年就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共产党。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从周恩来开始，周利用他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周与叶剑英、叶挺成为亲密朋友，两叶是周的忠实支持者。周恩来在叶挺的协助下，组织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另两支亲共产党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因而有论者认为周恩来的到任，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中共开始“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此外，据目前所知，这份名单上还有恽代英、周佛海、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这些人先后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担任过教官。恽代英、高语罕、邓演达、张治中被王柏龄等人称为“黄埔四凶”。我们很难说这群人进黄埔军校与张申府的推荐信有直接关联，因当事人都已不在黄埔（廖仲恺后被刺杀、戴季陶和张申府已先后离校，只有知道名单的邓演达在校），但可以确定的是，张申府这份名单上的人选，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