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再版序

一

做《十三行史稿》之际，写到在康熙打破“海禁”，实施开海后，雍正也一改祖制，撤销“禁洋”，放中国海商经略南洋，到了乾隆，更进一步取消了“加一征收”的恶税，大清梯度开放的格局最终形成。在这开放历程中，我骤然又遇到一个早已景仰的大学者，这便是李绂。雍正差点要了他的脑袋，却为他的耿介与学问，刀下留人。而在要求刚登基的乾隆取消“加一征收”恶税的六大臣中，他的名字又赫然出现了。

我熟悉他，只因为他曾对自己得意的弟子，后来同样是大史学家的全祖望的严谨考据提出疑问，称“望远者不见形，听远者不闻声”。也就是说，圣人之学，并不重在考据，你天分这么高，若去做远大的事业，对天下苍生裨益更大。他这一观点与2000年后西方学者所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他上书皇帝要求取消恶税，亦能看出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追求：历史亦当为“合时而著”。

我写马应彪，也基于这样的思想。

我一直在思考，洋务运动产生的一批“官督商办”的企业，这商办者，多少还沾点官字，把这批官商推崇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有几分合乎历史的逻辑？而今“买办”一词已未见得有贬义了。再往前看，辛亥革命的深厚基础，尤其是经济基础，则已是民商而非官商，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位杰出的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无疑，此时写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几起几落之际，一片苦心，唯天可鉴。

无独有偶，在中山这“四大公司”诞生的200多年前，也有过官商与民商之争。那正是康熙年间的十三行。康熙开海，重立十三行，一时间，不同背景的行商如走马灯一般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开始，诸如总督商人、巡抚商人、将军商人一个个粉墨登场。后来，什么皇太子商人、王（蕃王）商也都要分一杯羹，把个对外贸易的市场，搞得乌烟瘴气。而后，随着皇太子的失势，皇太子商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而被视为最后一位“王商”的洪顺官，也最终破产，“执笠”走人。也只有这之后，被视为民商的黎启官、叶吉官、谭康官才脱颖而出。后来，更出现了富甲天下的潘启官、后代认定的世界首富伍浩官，有了“潘卢伍叶，谭左徐杨”八大家，活跃在南洋及欧美航路上。

这一变化，似乎暗示了后来的洋务运动消停及民商工商业的兴起。

二

历史总会依照某种循环再现，相似，却未必完全一致。

我在早年《中国文化史观》一书中，对循环史观的不同阶段有过阐释：最早的循环史观是以自然为蓝本，而后则是以伦理，以生死，以“心”而周而复始。我只写到近代，那么，当传统的义利之辨，变成上述的以量化的经济来衡量，这又当是怎样的循环？

当然，螺旋式上升也没脱离循环，否定之否定嘛。这也就是现代史观了。

我想，凭此不难解释自己为何会欣然接受马应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任务。我曾说过：“所有的史著，尤其是传记文学，首先并不是为历史学家、为有考据癖的人所写的，历史是有知识、有文化、受过教育者的学问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撰写史著或史传，不仅仅为史学家，更为了几乎所有的受众，即有眼光、有思想乃至有理想的读者。这应该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令他们从中意识到从过去到今天，乃至未来之间所包含的思维模式与感知方式，让他们能有所得——包括对当下的深刻认知。”[1]

这便是不同时代会对不同的历史题材感兴趣的原因。改革开放四十年，似乎读者的口味在不断变化，伤痕文学、寻根文化……一直到今天的金融小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变，是永恒的不变。我们这四十年，走过了多少发达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科技上、经济上，也包括历史文化上。

平心而论，我对马应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对其经历的了解，还是思想上的发掘，还远远不够。

一个人，是一本大书，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激变的前奏，远比十三行时期、洋务运动时期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一个民族工商业家的崛起，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又面临什么，又往何处去，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回答、所能说尽的。立象以尽意，我只能通过人物的刻画，透露出多少可能的信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别人怎么评价也都是有理由的，不可苛求。

三

1999年，我接受马家的委托，写了这部传记，当时还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与“四大公司”的关系，乃至与中山的关系。

直到2003年父亲去世，查阅父亲谭文德的档案，我才大吃一惊。没想到，我与“四大公司”竟有太多的缘分。

原来，我还有个姐姐，叫谭利贞——“元亨利贞”，这是乾卦的卦辞，祖父用来为长孙、长孙女取名。谭利贞的母亲，即我父亲的前妻，叫蔡妙姬，是大新公司蔡家的千金——这是姑姑们在我的追问下说出来的。

只是，这十来年里，委托不少关系，包括红十字会，都没有找到他们。如果在上个世纪，马家，尤其是马文辉先生（马应彪四子）在世时，能托他查找，没准也能找到一点线索。毕竟四大公司的创始人关系复杂，后人彼此多少都有联系。十三行行商的后人，与四大公司的后人，该是门当户对。可惜在抗战中，从香港到粤北，从此劳燕分飞，失去了音讯。

而中山小榄的李氏家族，也同样与谭家是姻亲，一直都还有联系。这都是题外的话了。这里点上几句，则是我心存奢望，没准姐姐还能见到这本书，知道世间还有几位亲弟弟，且牵挂着。

无形中，连笔者本人也不曾得知的某种血缘关系，居然会在二十多年前促成了这部作品的完成与问世。冥冥之中，这只“无形之手”又在左右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四十年前，我倡导过神秘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不少作品也有这样的尝试。没想到自己也遭遇到这种神秘。

过往的历史，有着太多的不解之谜。老人一遍遍地“讲古”，正是为的这一“神秘”，并把这神秘一代代传下去。

永远解不开的神秘，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

发展经济，这几十年都是“现在进行时”。二十年前的这本书，到今天也还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中国的工商业远还没有到达巅峰，发展正未有穷期。时下，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并不一致，这未可苛求，也表明它的发展未为穷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先施公司的发展史在今天仍有其意义。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更多深刻的内容，以此为镜，走向更康庄的大道。这本书的不过时，不仅是书之幸，也是今日之幸。这部作品也是这本书神秘的一部分，它与我上十部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共同烘托出上个世纪迷茫的星空。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十三行也罢，四大公司也罢，都是历史的遗迹了。也许，后人还在，有的公司名还在，但物是人非，不少后人更已转型，身上甚至没了先辈的商品意识与市场观念。充其量，我的书，也只是玩玩笔墨而已。我不知道自己还要说出什么，还是打住吧。

在此，衷心感谢中山市各方的支持。是为序。

谭元亨

2019年8月

注释

[1]谭元亨编著：《客家文化史》（下卷），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