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则是1928年傅斯年（1896—1950）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既深且远。之前，个人对梁氏《新史学》业略有抒发，于此不再赘言。以下则拟语境化（contextualize）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希冀能彰显该文划时代的学术意涵。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甫完成学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1919年冬便径赴英国深造；然而这段时期，他投入实验心理学与其他自然学科的修习，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但1923年秋，他由英国转至德国进修，则深受德国学术氛围的影响，受到比较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熏染，遂奠定他对史学研究的理解。1926年他从德国返国，不到两年便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该文不啻为设立“史语所”的宣言，并引领了下一世代的学风。

世纪之际，欧洲学风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德国），但傅斯年留德期间对当时德国史学界的认知，似犹被笼罩在19世纪历史学派之下。该时对“语言学”（philology）和“档案”（archives）的重视，依旧主导了史学研究，而学界较无感于新兴“社会科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这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学的特征是一致的。

傅斯年向来厌恶马克思主义，因此鄙视唯物史观，连带对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于史学的冲击，难免较为低估。其时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似犹停留在“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的工具层面，尚未察觉“社会科学”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方面，均将掀起惊涛骇浪。试对照当时中国史学的动态，另一股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史学业已隐然成形，不容忽视；例如，何炳松（1890—1946）于1924年移译了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的《新史学》（New History），该书极力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主张“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与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它们”。该书风行一时，甚受学界欢迎。不止于此，原为中国“新史学”发声者的梁启超，继其扛鼎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之后，于1926年复刊行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坦承“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尤有进之，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想法，并非流于空谈，视该时主流大学的史学教育学制的更革，均能见其斧凿之痕。例如：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定“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其劲敌清华大学也不遑多让。

要之，傅斯年所标举的“历史语言”研究的进路，与主张和社会科学结盟的史学，适代表当时两种截然有异、相互抗衡的史学流派。按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专擅“语言学”，傅斯年深悉个中三昧：于公，他立意将“语言”二字镶嵌入甫创立的机构名称——“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则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于个人实践，他日后几篇中国上古史的开创性研究，均与此息息相关。例如：令他声名大噪的《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诸篇。要言之，“语言学”乃是傅氏治史的利器，其影响绝不止于工具而已；无论在研究进路还是学术命题，它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晚近，我的同事张谷铭博士对德国“语言学”（philology，或译“语文学”）与傅斯年史学的形成，有甚为精辟的阐述。拙文则拟萃取傅氏大文的主要论旨，稍加铺陈，俾便掌握其来龙去脉。

简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义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命题而发。可是要理解此一论点，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以及所赋予的任务。以次，方及他所引进的“史料”的新概念。傅氏的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关系断不能机械性地看待，否则恰如禅宗所云：“死在字下。”要之，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德国乃至欧洲，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况；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不同文化的外来人却仍是新颖可喜，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首先，《旨趣》一文，傅氏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氏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氏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其实只要稍加比对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年至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需求，它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

兰克呼吁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志，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无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梳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若依兰克之见，欲达成上述的目标，历史则必得植基于原始资料，而非如传统史家以文采为高，辗转抄袭，以讹传讹。按，兰克固然受后世封作“科学史学的始祖”（the founder or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但他的文采与叙事风格，生前身后均备受称颂的事实，却往往不受重视。要之，他的史著不止受到标榜“文史合一”的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极大的赞扬，稍后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甚至将兰克与修斯狄士（Thucydides,460 BC—400 BC）、古佐亚地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雷列为同一等级的叙事天才。可见作为近代史学的肇基者，兰克深刻动人的文笔并非传承所在；反而拟似科学而严谨的史料批评，方被视为正传。兰克要求自己的著作需得自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他借自己的作品《宗教改革时期的日耳曼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现身说法道：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并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极可玩味的线索。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纪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要之，兰克并非首创应用原始资料的史家，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将此一原则引领至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于此，兰克心目中的“近代史”必须稍行批注，方能识其大义。盖15、16世纪以降，欧洲各国所积存的外交档案，于19世纪渐次开放，兰克适逢其会，善加运用，成果斐然；这段历史材料的优势，实上古史与中古史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致兰克的成就以近代政治外交史最为耀眼。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傅氏为中国史家塑模动态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

这种对原始资料的要求，在西方亦迟迄近代方成为史学操作的普遍原则。而该时西方史学方法的巨著，亦将上述的观点融入其中。例如：法人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在其与赛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里，甫开头便定调：“史家处理的是文献（documents）。”紧接着便不惮其烦阐述史料的征辨，直作到巨细靡遗的地步，方才歇笔。他的业师，同时是法国科学史学的代言人——古朗士（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对原始资料有近似洁癖的要求，因为他相信可靠的史料自会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况。对“史实自明”的信心，令他在某个场合面对喝彩的学生，发下如许的豪语：这段话曾经传诵一时，且广为学圈所征引。对兰克与古朗士而言，史家旨在“揭露”（reveal）历史，而非“解释”（interpret）历史，乃是史学不证自明的预设。

请勿为我鼓掌！在这里讲演的并非我自己，而是历史透过我在讲话。

凡稍涉猎兰克史学者，初闻古朗士之语，立可知晓古朗士于此无非重申兰克的信念。兰氏于其《英国史》（Englische Geschichte）的结论中，曾写道：

我所盼望做到的是把自我袪除掉，仅由事情现身说法，让强大的力量显现出来。

不容讳言地，由于情境有异，傅斯年终究不是中国的“古朗士”。因为古朗士坚持：“历史是门科学，爱国是项德性；两者绝不可以相混”，而傅斯年却明白宣示：本国史的教育价值，主旨在启发“民族意识”上。职是，民族主义对傅斯年治史则颇有渗透力，傅著《东北史纲》尤涉民族争议。

相对地，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则申言：“历史倘要免于遁词或争议，则必得站在文献上，而非徒逞意见。”在一封发给《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撰稿者的公开函里，他更表示由于档案的开发与应用，史学研究已臻最终的境界。他相信今后所写的“滑铁卢战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定能令法、英、德、荷，敌对各方所接受。他在剑桥大学的继承者——伯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尚以为：只要聚集全部人类历史最细微的事实，历史的真相终会明白。

这种“史实自明”的乐观情怀，于1900年举办的“首届世界史家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再次表现无遗。有位史家在揭幕辞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事实、事实、事实（facts）本身即带有教训与哲学，真相（truth，或译“真实”），所有的真相，除此无他”。

值得注意，同一时期的史学论著，便出现言必有据、步步为营的脚注格式，与之相互呼应。而史料批评遂成为史家的必备条件，经由共同方法的操作，史学加速专业化。而职业史家的登场自然成为近代史学的特色。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诞生，无疑是最佳的见证。

实言之，“重视史料”，尤其“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并非始自傅斯年，之前梁启超、胡适受西学影响，业已阐发再三；惟所不同的是，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氏复将此一论点激进化，进而申论“史料的优先性”，遂成就渠“史料学即史学”的看法。职是之故，在学理上傅斯年便直截了当地概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因是他认为：understanding of Ran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America”,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pp. 154-169。此外，必须一提的，兰克及其门徒所创立的史学杂志对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亦不容忽视。参见Margaret F. Stie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6）, pp. 3-38。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倚此，傅氏且分辨“科学研究”与过去“学院学究的研究”的差异，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学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

至于对材料的态度，傅氏主张“存而不补”；对处置材料的手段，则是“证而不疏”。他认为史家应在材料之内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他执着：

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依他之见，西方近代史学得以突破，乃缘史料编辑学的跃进。举其例，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便以挖掘档案、整理史料为治史特色。这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功夫。他对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史料编纂工作印象尤为深刻。傅斯年甚至称“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意谓史家只能从多方的史料里披沙拣金，过滤出事实的真相。故他亦不落人后，指示史语所投入人力整理出“明清史料”，供学界取资使用。日后，史语所迁台，依旧大规模整理出版《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三百二十四册（1986—1995），即是秉持、延续傅氏前所奠定的学风。他砥勉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探究史实。无怪在西方史家中，傅氏特别推崇兰克（软克）与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史学成就；相对地，在中国史学，他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而在史料应用方面，他固贬抑欧阳修《五代史》的成著，另一方面却高度称誉欧阳氏的《集古录》乃是“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其故无他，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平。

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新史学的倡导者既是摒弃固有史学，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功夫赞赏有加。此一情结不止见诸傅氏一人，梁启超、胡适之辈亦复如此。譬如，他们虽蔑视《资治通鉴》所蕴涵的史观，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相称许。而考史工作的极致——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考证工作必得重新对焦：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这也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如果抱着 ‘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正解。

此外，清代朴学之受重视，与清末民初科学主义中的方法论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早在1902年总结有清一代朴学，即认定考据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他相信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民国以后，他愈发推衍此说，进而赞扬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取得丰硕的成果，甚值后人发扬光大。他鼓吹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中的文献学问，而《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他所谓科学方法的实践。梁氏亟思以新史学扩充、检验数据的态度，打破传统经学的束缚，以树立一派“新考证学”。

这种“方法”意识稍后愈演愈烈。胡适在民初主张“整理国故”，但怎么整理呢？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

他又说：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他不止称誉“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 ‘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更径言，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乃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梁启超、胡适等对“科学”本身了解得真确与否，并不是本文关心的要点；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科学方法”当作获得正确文史知识的保证。清代考据学则恰好符合“史料考订”与“科学方法”的双重用途，以致成为接引西学的方便桥梁；但“桥梁”本身究竟不是西学“净土”的终点站。作为胡适高弟的傅斯年尤加肯定“方法”之普适性，他认为：

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

所以他坚决反对有所谓的“国学”、“中国学”诸名词，也不屑洋人所造的支那学“新诺逻辑”（Sinology）一事。

必须点出的，胡适对清代学者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治学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傅斯年则有些许保留。他固然承认：“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可是他最后的结论却急转直下：

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

从上可以获悉傅氏之所以看重清代考据学，只不过将其定位为解读资料的“辅助科学”，犹非史学的主体。

约言之，傅斯年对于兰克，绝非食古不化。兰克治史的强项存于他对“文献”（documents）的搜寻、爬梳与娴熟的解读，由于他有“文本崇拜”（textual fetishism）的倾向，致使他轻忽考古文物的价值，尤其在其晚年处理西洋上古史时，此一弱点更暴露无遗。然而19世纪下半叶，形势丕变，考古发现成果丰硕，举世瞩目，使得兰克门徒亦不得不正视考古遗址及文物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总之，兰克史学原系与时俱进，并非一成不变；而傅氏当时绝非鹦鹉学语，确能领会该学派的真精神，并贯通其治学的大经大脉。故“考古学”在傅斯年的治史策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不但可交相印证纸上、地下的材料，且能扩充、创造新的史源，其重要性有逾王国维前所倡发的“二重证据法”。具体的见证便是他对“安阳殷墟考古”的卓见，与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与一味只寻觅地底甲骨文的董作宾（1895—1963），诚然有所分别。他现身说法道：

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

的确，他比起当时受兰克史学影响，却又拘泥于兰克教条的中国学人，实高人一等。

况且，傅斯年也重视其他学科对历史研究的帮助。例如他说：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举其例，他说清代大学者顾亭林（1613—1682），研究历史事迹时，虽知观察地形地物，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是更卓越呢？”有趣的是，顾亭林与当年德国大史家莫母森的境遇如出一辙，只缘莫母森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竟连“冰河期”（ice age）和“图腾”（totemism）均闻所未闻，遂招致鲁宾逊的讥讽。简之，在《旨趣》一文，傅斯年放眼所及的学科仅止自然科学，而除语言学、考古学之外，并无片言只语涉及其他新兴的学科。可见他对社会科学如何应用到史学研究则所知较为有限。

加上19、20世纪之际，正是历史与社会科学此消彼长的分水岭。自此而下，社会科学在学术版图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而史学却节节败退，困守一隅。甚至连兰克史学之集大成者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亦不得不正视社会科学的挑战，于其新版的《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导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里，耗费篇幅，据理以争，亟求维护史学的自主性。此外，同为世纪之际历史方法论巨擘的赛格诺博也适时刊行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1901）；他对社会科学的“概化”（generalization）和“抽离”（abstraction）满怀戒心，而强力推销社会科学应实行历史方法，却招致“方法论帝国主义”（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之讥。

众所周知，傅氏素不喜玄虚的历史哲学。他甚至援引“可笑”一词，来讥讽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唯心史观。他深受欧陆实证哲学的影响，故有此一心结；但若就史学内在理路而言，兰克学派本身便孕育了此一倾向，举其开宗祖师兰克而言，兰克万分厌恶历史哲学，尤以黑格尔为最。兰克认为“历史”和“哲学”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及门高弟——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更斥责历史哲学是只半人半马的怪物，本身即自相矛盾；因为历史和观察是同等的，因此是非哲学的，然而哲学却是将观察物附属于原则之下，所以是非历史的。布氏谓：

无论如何，我们不追求永恒的智慧，因为它们远超过我们认知的范围；有关世界计划（world plan）的大胆假设之所以导致谬误，正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假的前提。

傅斯年本人则论断：“历史哲学”乃语言的泛想，只能当作私人的事，不能作为研究的工作。换言之，即非科学探讨的对象。

由史学史观之，兰克与后世“科学式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关系相当错综复杂，兰克是否为始作俑者，真相与否，犹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对“事实”（facts）的重视与对史料的考究，毫无疑义立下近代史学的典范。举其例：创刊于该时的西方历史专业学报，更直接反映兰克的观点，法国《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的发刊词即声言：“本刊只接受立基于原始资料的原创研究。”因此，若单就着史的原则和史料的观点，中国的傅斯年确是兰克史学的同调。是故，有位同为留德的友人追忆，傅氏生前曾告诉他：“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应是言而有征。

另一方面，正缘傅氏执着“史实自明”不疑，令他无从预料之后“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崛起，“史实自明”遭受空前的质疑，顿成遥不可及的“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尤有过之，果依《旨趣》一文结尾所言，傅氏放声疾呼：不但要祛除主观的“仁义礼智”的道德史学；同时要把“科学的东方学”移植中国，甚至要建设“历史学和语言学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至是，他则坠入“科学史学”的窠臼了。傅斯年曾说过：现代的哲学已受过科学的洗礼，“哲学既和科学用一样的方法，那么，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的，未便谈哲学了”。度之傅氏的理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史学。

按，史语所创立于1928年，依傅斯年的规划，拟借重德国历史学派的“语言学”一展宏图；究其实，傅斯年终其一生未曾忘情于兰克，于其晚年犹思购得一套《兰克全集》，忠诚之忱不言而喻。反观创立于同年的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其奠基者——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和费夫雷（Lucien Febvre,1878—1956），却选择摒弃德国旧史学，而对史学与社会科学作了近乎完美无缺的结合；无怪布、费二氏共同的景仰者正是法国社会学的大宗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而涂尔干学派在法国正是传统历史学派的挑战者。所以就开宗立派而言，中、法确是渊源有别，但不容讳言，就影响所及，“年鉴学派”迄今犹历久不衰，无远弗届，而傅斯年的史学只囿于中国史学一隅，至今或有《广陵散》绝矣之叹呢！

是故，欲评价傅斯年的贡献，不能光从傅氏倡导“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着眼，而必须端详制度的建制；一如西方史学史家所言，兰克创设“研讨课”（seminar），专责史料分辨，以培育出新世代的史家。正是此一教育机制及其自身作品广受欢迎的程度，令他跃身为西方近代史学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与个人的史学实践，显有异曲同工之妙，致使傅氏亦不遑多让，骤成近代中国史学的领军人物。东西史学互相辉映尽见于此！

末了，值得一提的是，傅氏所创立的史语所在大陆时期，网罗诸多名家，治学成绩斐然，自是蔚为汉学重镇。嗣后迁台，史语所同仁不畏时局的困阨，坚守岗位，一心向学，犹得弦歌不辍；尤其1980年后，再次成为台湾史学生力军的汇聚之所，各方学人归来，尽情挥洒，大放异彩，然已非原初傅氏史学所能矩矱了。但这并无损于傅氏创业的伟绩，因为只要“史语所”存在一天，他就功不可没。

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