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3年，我和中学同学罗可群教授在雅加达举行的“客家文化国际论坛”不期而遇。他当时送我《澳大利亚客家》新著。在我看来，在他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广东客家文学史》。
作为岭南文学的一个分支的广东客家文学研究，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这个课题难度较大，因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一直未曾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问世了。笔者与作者交往多年，早知他从大学读书时就注重搜集客家文学史料——尽管以后工作岗位有多次变动，但几十年如一日从未中止这一工作，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积累，终于取得了这一丰硕成果。
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是首次将客家文学以“史”的面目出现的奠基性专著。全书论述了从张九龄到古直的文学创作，其中既有像宋湘这样的“客家才子”，也有像洪秀全这类革命文学家；有像黄遵宪这样“走向世界”的诗人，也有对广东客家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丘逢甲。所研究的对象从唐宋到近代，其时间跨度之长，是同类著作无法企及的。作者认为：“客家文学孕育形成于唐宋，生长发育于明清，蓬勃发展于近代。现当代的客家文学则已经有了自觉意识，逐步走向成熟。”这样的分期和论断，显示出思考的严密和分析的细致，体现出作者扎实做学问的功底。
罗可群有关客家文学的分期论述不是凭空而论，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论述每一时期的作家，作者均注意把作家的生平、创作历程与对客家文学的影响融汇在一起研究。如在第三章论述“开元贤相”张九龄所著的《曲江集》时，就是这样做的。对丘逢甲的论述，也着重在客家文学的角度立论，使这些篇章与近代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区别开来。
在如何对待史料问题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轻史料的收集整理，把文学史写成“史论”著作；二是单纯搞史料排列组合，把文学史弄成史料长编。罗可群的这部《广东客家文学史》，避免了这两种偏颇。即是说，他既重视史料的搜集，不搞“以论带史”；同时又对史料作出分析，重视作家们的理论建树以及建构自己的客家文学史观。如论述宋湘时，注重其“诗论”部分。在评黄遵宪时，也专辟一小节谈其“我手写我口”的文学主张。当然，作者的史识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绪论》中。罗可群认为：“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与笔者认为“客家文学范围不宜过宽，如客家作家写的作品不一定是客家文学，即使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李金发的《弃妇》），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的看法是有差异的。笔者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罗著把《弃妇》及蒲风的客音体叙事诗《鲁西北的太阳》当作客家文学论述，符合该书的总体看法及体例——这自然也是一家之言。不过，笔者认为书中有个别论述仍与“客家文学”扣得不紧，像廖仲恺的诗词只能是“客家人的文学”而非“客家文学”，因其中并无“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内容。
就全书的结构而言，既有不同朝代的单个作家的分论，也有《广东客家文学的土壤》《广东客家文学的文化特征》的总论。这两章说明作者研究客家文学的方法多种多样：既有历史学、文化学，也有民俗学、语言学等方法，体现了这位传统型学者开放的学术眼光。本来，研究客家文学单从文学角度立论，就难以说清客家文学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同于其他文学派别的特征。笔者感到这两章写得视野开阔，比具体的作家作品论更具学术价值。最后一章《客家文学的展望》，不局限于广东客家文学乃至内地客家文学，用文学未来学的眼光看到客家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及提出相应的对策，也显示出前瞻性，使该书不仅有历史感，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感。
从文化角度对客家文学进行研究，其终极目标是解读作品，是为了用文化学乃至民俗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开客家文学艺术魅力之谜这一问题。因此，作者在论述各个时期客家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又用不少篇幅对客家谣谚、客家山歌、客地说唱、客家民间故事这些最地道最正宗最迷人的客家文学作了细致独到的文本分析，使文人创作与民间艺人创作互为辉映，增强了这部论著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客家山歌的源流及其艺术特色的归纳，不是搬用现成的理论术语去套，而是用心灵去感受，用欣赏者与评判者的眼光去为读者指点迷津，致使客家民间文学的风格色彩得到强烈、鲜明的显露。第六章无疑是罗著提供文化意蕴最多的一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岭南社会、时代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研究广东客家文学有助于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的整合和发展。作为一位客籍学人，笔者衷心希望罗兄旅居海外仍要持续不断研究客家。如今，《广东客家文学史》增订本的出版，相信一定能引起更多人对客家文学乃至客家文化研究的兴趣，并祝愿作者的客家文学史研究能更上一层楼，从而把整个客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推向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