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城的诞生
广州传（上册）
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
山与海之间
茫茫无涯的大海，波涛缓缓地涌起，缓缓地沉落，又缓缓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响，仿佛来自大地腹腔深处，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吹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从不止歇。天地之间，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但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块粗粝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有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几天之后又露了出来，还渐渐扩大，渐渐高隆，成了一个小岛。小岛渐渐长大，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不知从何时起，岛上的岩石缝隙间，长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许是风吹来的，也许是候鸟带来的，也许是从海底爬上来的，总之它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
海面的岛屿越来越多，渐渐连成一片，迎接着来自遥远北方的千百条河流，河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过南岭山脉，把无穷的砂砾推向大海。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海水退却，陆地隆起，一片陆地形成了。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珠江三角洲。
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再往北就是绵延千里的南岭，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飞来峡，东江出博罗田螺峡，三江来水，汇成浩浩珠江，最后通过八大门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众多的溺谷和漏斗湾。南海古时有“涨海”“沸海”之称，其磅礴恣肆的气势，可以想及。清代咸丰三年（1853）《顺德县志》有记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两涨，枯水期江水势弱，海潮从各个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远溯至清远山区。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岛屿浮出水面。广州的海珠区，也在这时成为一个大岛。海珠区的七星岗，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藏着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地理学家于1937年在七星岗发现了海蚀崖和海蚀平台的地貌结构，从而认定这里曾是南海溺谷湾的一部分。
从地理学来看，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长年累月的潮水冲击下，会堆积形成沙堤。七星岗东南方的松岗，就横亘着一道高出珠江准点平原一米多的沙堤。这一发现，吸引地貌学者纷至沓来。随后，他们在赤沙、鹭江、赤岗，陆续发现了古沙堤的痕迹。遥想当年，这个如今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曾经浪涛汹涌。
人们在中山四路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部分学者判断其为造船的船台，这意味着，秦汉时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湾的滩涂水岸，否则船只无从下水。在遗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几十枚泥蚶——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软体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贝壳是闭合的，属于自然死亡，并非人们食用后丢弃的空壳。这表明当时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样是咸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为“海”。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被称为“海皮”；渡江叫作“过海”；城厢有多条“海傍街”。有人认为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指大海。但早在东汉，《汉书》中就说番禺（广州）“处近海”，《汉书》作者班固是陕西咸阳人，应该是说关中语的，但关中语并没有把江说成海的习惯。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上表举荐交州刺史陆胤时，亦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华覈是江苏丹徒人，也不懂广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骘评价广州地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他把广州形容为海岛，其实它更像一个半岛。步骘是江苏淮阴人。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他是河北景县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曰：“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他笔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庙一带，而“小海”则指今荔湾地区。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
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广州方言，却不约而同采用了“海”的说法。由此可以推断，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见，把江河误作大海，而是千万年前对大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留存下来了。濒海地区，往往受咸潮影响。广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扰，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从南海汹涌而至，直灌入城，连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台风季节，经常水漫羊城。
从侏罗纪至白垩纪，燕山期岩浆不断大规模侵入，至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形成了瘦狗岭断裂带、广从断裂带和广三断裂带这三大断裂带。沿海地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从海里冒出的沙洲、岛屿越来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门出海口，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广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来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岛。
宋人方信孺形容广州的地形是“万山滚滚尽东来”。大庾岭自北逶迤而来，至广州分为三十余峰，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汉时期已经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约起于今越华路，沿旧仓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约起于广大路西端路口，经财厅前、南越王宫博物馆、城隍庙，至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会处止，以聚星里为最高处。从高处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势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测，番、禺二山应该很大，所以番禺县才会以它们命名，不会只是城中这两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是番禺县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过来？历史的真相，也许是任嚣或赵佗在这里建立郡治时，登山临水，一时兴起，才把这两座无名小“培塿”，以番禺县的地名，分别命名为番山、禺山呢？
远古时代，番、禺二山与越秀山是一体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头，并非截然分开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还有越井岗、象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不同的山头。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发现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涣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之句，似乎证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实，所谓“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骈文骊句的要求，追求对仗工整而已。
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这两座山也是一体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脉。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转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路西侧汇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仓边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
大东门以东，统称“东山”。南部虽有冲积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较晚，北部受瘦狗岭断裂带的挤压，连片的低丘台（岗），自北向南倾斜，延绵不绝，有蟾蜍岗、竹丝岗、木棉岗、柏子岗、马棚岗、螺岗、大眼岗、和尚岗、青菜岗、天圣岗、玉子岗、竹园岗、蚬壳岗、横枝岗、黄花岗、英雄岗、白灰牛、大云头、猫儿岗、象栏岗、大水牛岗、松岗、水均岗、龟岗、西元岗、木荫岗等，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灌木丛生，野兽出没。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赐永泰禅寺碑记》，描述东山口的地理环境：“千金山列于左，卬山列于右，观音、弥陀、马鞍、白云诸山当其前，州冈山拥其后，前临白云溪，后滨珠海水，高明幽雅，真胜境也。”
西门口附近，直到三国时，还是烟波浩渺的水域。经地质钻孔，在今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了蚝和泥蚶的贝壳。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经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说明秦、汉时代，这里还是水天相连。这也印证了《南海百咏续集》所说，西门口外，“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相传晋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岛浮丘石上炼丹，曾经从水井中捞出一丛珊瑚，大家都说这是海神献来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今中山六路）开垦菜地，挖出了一条古船。
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被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为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而已。事实上，眼睛大小、颧骨高低、小脚趾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如温州一带的人就被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的人被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被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半鸟的怪物；在北齐（550—577）时期所著的《魏书》中，也还是把岭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式。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之地。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在萝岗区暹岗、大岭岗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21世纪以后，更多地处广州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墺。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宋朝，也逃不过明朝，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用途越来越专门化；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
在越语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栏”是房子。顾名思义，这种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木柱架空，离地面约两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层架空，用来养家畜或放杂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实地上，前部悬空，称为“吊脚楼”，算是半干栏式建筑。
南宋人周去非对干栏建筑的描述是：“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寢食于斯。”他称之为“麻栏”。而在《魏书》和《新唐书》中，则称为“干栏”。晋朝《博物志》说：“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水、防潮、防毒虫野兽，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陆地生活的越人，喜欢把头发束成椎髻，或编成辫子。不同的发饰，往往成为一个部族的标志。他们用树皮或兽皮做成衣服来防寒，发明纺车后，可以纺织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无领短袖，下身穿“无袴”短裤，其实就是用一幅布围起来，有的称之为“桶裙”；还有一种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个洞，从头套入，称为“贯头”。越人有凿齿的习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硬生生拔掉一两颗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这无疑是一件极疼痛的事情。
虽然房子简陋，食物也很粗糙，风餐露宿，备尝艰难，但并不妨碍越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珠玑、玳瑁、象齿、贝壳、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饰，佩戴在身，倍显光彩照人。在广州龙洞飞鹅岭、青山岗、菱塘岗一带，曾发现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环，直径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有两块黑色页岩磨制的石环残段，颇为抢眼。它们原本是装饰用的石环，以当时的工艺水平来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钻孔和打磨技术，已十分高超。
广州先民讲究生活的质量，细节上并不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遗址，清理出近两百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的残片，可以辨认出是釜、钵、盘、罐、豆、尊、壶的残件。釜用来烹饪，罐用来贮存物品，盘和豆盛食物，樽和壶装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
器物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器来看，器型普遍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圆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广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圆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纹，尽量做得悦目娱心。纹饰以绳纹居多，包括细绳纹和线状绳纹，还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条纹、网格纹以及三角圆点凸纹，有的绳纹互相交错，与圆圈纹、双圆圈纹、指甲纹、排列状戳印小涡纹等构成复杂而精细的图案，呈现质朴淳厚的味道，显示出一种典雅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难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准。如果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要这么多釜鼎钵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为了吃，食物是头等重要的。这些坛坛罐罐，第一用来烹饪食物，第二用来盛放食物，第三用来贮藏食物。
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猎杀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边的人，则划船出海，捕捞鱼虾蚝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会耕种。只有住平原的人，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广州山环水抱，大部分是岗地，可以耕种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陆物产丰富，人们自然会选择狩猎、渔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为主要的营生。
广州人善造舟。《山海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谓番禺者，即指今广州一带的百越先民，他们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与造船紧密相连。男人们个个体格强壮，活龙鲜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龙。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刳木为舟”和编织渔网。把大树剖开，挖空中间，做成独木舟，在水上往来如风；绞动纺轮，用麻纤维编织渔网；把石制的网坠系在渔网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捞更多的鱼蚌。渔民的装束，大多是“断发文身”，即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刻画鱼龙纹饰，涂上颜料。《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也说：“彼越……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断发、剪发是为了方便水下作业，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鱼蚌同类，迷惑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趋吉避凶的个人爱好。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涨，初四退；十五复涨，十八退。人们称涨潮期为“水头”，退潮至下一次涨潮为“水尾”。《羊城古钞》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那时虽然没有月历，但善渔者根据天文气象，对潮水的涨退，了如指掌，“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就是旧潮未退尽，而新潮初起最盛时，捕捞收获必大。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猎兽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众多先秦遗址里，除了发现龟甲、蚬、蚌、螺、蚶等软体动物贝壳和鱼骨之外，还有鹿、野猪、豪猪的骨骼，鹿角和鳄鱼骨架。东汉时期广州人杨孚在公元一世纪写的《异物志》一书，记载了广州的三十多种动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猪、麇狼、鼠母、鼯、灵狸、白蛤狸等，水里则有鲸鲵、鲛鱼、鼍风鱼、鹿鱼等。
对生活在山海之间的广州人来说，各种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可成馔。明代《百夷传》写道，广州人“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以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尽管每天日晒雨淋，饱经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却一点也不单调，至少蛋白质是足够的，所以在鹿颈村发现的男性人骨，年有四五十岁，身高约1.7米，体格不逊于现代人。
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不少人烟，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齿日繁。聚落之间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来我往，交流密切，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艺如此相似，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好像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几个石器加工场，俨然石器的生产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种物资去换取石器。
人们甚至可能已经建立起某些管理规则、行为规范。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找到大量残破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完整）和动物残骨、贝壳，却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么，这些人类生活垃圾是怎么来的？这是不是一个垃圾堆填区？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循规蹈矩，不嫌麻烦地把垃圾运到这里丢弃？几千年前人们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生活垃圾的吗？这些问题虽然不会有答案，但也饶有趣味。每一个考古的新发现，都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解之谜。
某些掺杂了神话的传说，追溯越族祖先，从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两晋名臣贺循在《会稽志》中说：“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少康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一带。《国语》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地区。祝融的孙子季连，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与以牧羊为业的西北羌族多有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当时一个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时，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间，不断爆发争地盘与抢人口的战争，一些部落战败，各散东西，分成几个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不断的裂变，让人搞不清各个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说。
夏末商初，曾经显赫的季连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休养生息。他们因善于罗网捕鸟而被叫作“罗”。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名为罗国，面积有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当于现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荆州为楚国。
罗国与楚国都是季连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时代，楚国吞并了罗国。罗族愤然与熊氏割席，改称罗氏，以纪念故国，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平定了东越，但南越因有五岭为屏，楚国不能越雷池一步，罗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盘，建立“缚娄国”（也就是后来的博罗）。有人认为，如今两广地区，保留着大量“罗”字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南下经过的痕迹，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一个与岭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这样，和广州历史挂上钩了。
五羊神话，在广州传诵千年，家喻户晓。相传有五仙骑羊，各执穗禾一茎六出，降临广州，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然后五仙腾空飞去，羊化为石。所以广州也被称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这个名称，已广泛流传。初唐诗人沈佺期《峡山赋》即称广东清远峡山“切惟羊城王岭之要冲”。高适的《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亦有“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之句。在唐人诗文、笔记、杂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现，屡见不鲜。
几乎所有人谈论五羊故事时，都把它说成是农业文明从中原传到岭南的象征，这是想象性随意阐释。比如《岭南民间文化》一书便总结说，五羊传说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反映史前时代北方文明对岭南的“拓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的。
五羊传说，最早出现在晋代裴渊的《广州记》，此书原版已佚，现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的残篇。裴渊写道：“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冯沛祖的《越秀史稿》说，“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广州“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神话”。但我们从最古老的裴渊版本中，却看不到有神话色彩，无非是高固家里有五只羊，当地人觉得很稀罕而已。与裴渊同时代的顾微，也写了一本《广州记》，记述与裴渊相同。
显而易见，这两本最早讲述五羊故事的书，都没有说五羊是仙羊，也没有五仙的出现，直到南朝时，故事才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大笔一挥，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不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变成了带有仙气的五色羊。沈怀远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鹦鹉巫蛊事件牵连，被宋孝武帝发往广州，几乎杀头。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现，是他采自民间传说，还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编造的，现已不可稽考。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多个版本，时间跨度逾千年，细节也愈丰富。有说五羊降临于周夷王（前895—前880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周显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任嚣、赵佗征讨岭南（前222—前214年）时，也有说降临于西晋（266—316）时。情节从最初“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变成后来的“五仙牵五色羊而至”，再后来变成五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朵彩色祥云，在柔美悠扬的仙乐伴奏下，从天空飘飘而降，仙人把稻穗赠给广州人后，又踏着祥云飞走了，五只仙羊却因依恋人间，留下化为石头。
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成书时间都不是史前，讲的也不是史前故事，与“史前拓殖”没有任何关系。岭南农业和畜牧业，不是北方传来的，广东甚至是全国最早发明种水稻的地区之一；岭南人也早就开始饲养猪、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与五羊有关系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渊、顾微在各自的《广州记》里都提到的高固。他是历史文献中出现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广州人，楚威王时以才学闻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把他列为百越先贤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齐国大夫，姜太公的后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为业，奉羊为图腾，与季连部落有不少亲戚关系。因此，高固在家里养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学者对高固其人的真实性，一直很怀疑，因为高固的名字，未见于东晋以前的典籍。民间却言之凿凿，深信五羊确实降临在高固的家里，并赠了一茎六出谷穗给广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传说，得到官府加持，热度骤然提升，还在广州人认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兴建了第一座五仙祠。
这座五仙祠的地点在十贤坊，即今北京路与广卫路交界之处，先秦时是禺山西麓。在广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过，五仙骑羊也是降临在北京路。后来五仙祠一度迁往他处，但宋政和年间（1113年前后），又搬回了十贤坊。南宋嘉定年间（1218年前后），五仙祠迁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称奉真观；南宋末年迁至今广仁路；明洪武元年（1368）毁于大火，十年后迁建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代成化五年（1469）和清代雍正元年（1723）都对五仙观进行过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体降临在什么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观内后殿东侧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凹穴，为古时山坡受海水回旋冲刷侵蚀而成的瓯穴。两穴互相连通，长约三米，宽约一米，状如人的脚印，凹穴下有泉眼，名为“陀泉”。人们就说，这是仙人留下的足迹，于是围绕凹穴砌石为池，名为“仙迹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迹”石匾，成为广州一处胜迹。
1925年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署名“甘树熙”的文章，说他探访五仙观时，主持道人告诉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五仙与五羊，同为一体。当初白鹅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险。某日有五人雇船过潭，船至半途，忽然兴起巨浪，小船摇摇欲覆。五人投二石于水，顿时风平浪静。白鹅潭从此波澜不兴，每于月白风清之时，可以见到一对白鹅浮没于波间。这五人登岸后，行至大市街，化为石羊。明、清两代，五仙观均入选“羊城八景”，分别名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当然，五羊降临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所谓仙人拇迹，也不过是附会之说。
与高固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公师隅，也久居岭南。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他筑了一座南武城，是为广州建城之始，却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只说“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后来很多人说，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边，不知何所据而云。也许因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因此他们就据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断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两代的记录，距离春秋时代，太过久远，且无更多旁证，哪怕是东汉时专述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亦无相关记载。因此所谓南武城，早经清人阮元《广东通志》指为可疑，更遭到清光绪年间《广州府志》直斥“向壁虚造，不足为据”。
楚国的势力范围止于五岭，未能征服两广，但觊觎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请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为了谋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纪念楚国与广州的交往，可见广州人没把楚国当敌人。因此，比罗族逃难更合乎情理的想象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乡，与越人联络感情，高固带了几只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为见面礼送给岭南土著首领。人们第一次看见这种奇怪的动物，无不啧啧称奇，认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欢迎。结果口口相传，羊成了民间故事的主角，最后被升格为“仙”。
不管是罗氏，还是高固，他们带来了稻米，不等于广州没有稻米。两广种植稻子的历史，比楚国平百越的时间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年在广东英德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发现了1.8万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年在广西桂林发现一万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专家认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条件，是江河入海处且具一定规模的三角洲和岸边沼泽，因此，中国水稻的种植历史，应是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广州周边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陶罐在当时是用来装什么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贮藏粮食。农业愈发达，家里的坛坛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断陶器是伴随着农业文明而出现的，不无道理。罗氏或高固还带来了羊，但羊始终未能成为岭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难怪有人说，“羊城”既没有羊，也没有城。
至于“罗”字地名，是否罗氏族人的印记，在无史实佐证的情况下，只能靠设想。楚国平东越后，洞庭湖畔的罗氏族人，已分崩离析，一支入了广东境内，一支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南河下游，还有一支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一部分西迁到北胜县。按常理推测，罗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岭的重岩叠嶂，穿过大片原始森林，逃过毒蛇猛兽的袭击，进入广东的人数，当不会太多，但罗字地名却遍布广东全境，远及广西。罗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呢？
语言学家说，广东很多地名，其实出自僮语，包括以那、乌、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罗字亦然。在僮语里，“罗”与“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双、化县六磊坡、阳江六平山等；“六”与“禄”也是相通的，如台山禄马、南海禄境、鹤山禄峒、德庆禄滚等。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后来写入官府文书时，以读音定字，按照书写者的不同理解，便写成了不同的字。
罗氏族人即使到过岭南，也只是岭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岭南文明的包容与接纳，而不是开创者。中原人的到来，也许确实带来了北方的某些农耕技术，对广东的农业与畜牧业，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说没有中原，岭南就永远要茹毛饮血。事实上，中原的某些农耕技术，在岭南未必适用，盖因地形不同，水土气候不同，种植的品种也不同。
天地间自有人类以来，广州人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万里，尽成战图，但广州有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战国后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又补了一句点睛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司马迁所说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就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司马迁把番禺（广东广州）与邯郸、燕（河北易县）、临淄（山东淄博东北）、彭城（江苏徐州）、宛（河南南阳）等地并列为“都会”，显示出太史公独具慧眼的见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史记》所描写的这种景象，究竟出现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岭南之前，还是之后？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地未，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这一判断，被越 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广东沿海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
楼船之师打来了
历史的发展，经常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改变走向。随着秦王朝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前后，广州乃至整个岭南，正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
秦始皇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但终其一生，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楚国没有能够跨过去，秦始皇也从未涉足，大部分北方人都没到过山那边。去了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现在，秦始皇决心征服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征服岭南呢？秦始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他希望掌控天下万事万物，不仅文字、音乐、礼仪、度量衡、钱币他要管，马路的宽度、车辆的尺寸他要管，甚至人们读什么书，讲什么话，他统统都要管。举凡一切行政、军事、经济、民间生活，事无巨细，都要置于管控之下，他才“朕心稍安”。如果某个地方，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他会终日如芒在背。这种心理，有如得了强迫症。他急需把权力扩张到他的认知所能够到达的极限之地。因此，他必须征服岭南，不征服睡不稳。
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南下。东路取道江西，攻闽越地区；西路中原喘息甫定，秦王朝的五十万大军，便在尉屠睢统帅下，取道湖南，攻广西地区；居中一支，越九嶷，下湟溪，顺北江直捣番禺。三军出朝，地动山摇。陆上甲马如云，水上楼船相继，旌旗遍野，戈矛林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阵势，令人心胆俱裂。
然而，这场彻底改变广州未来的战争，虽然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津津乐道，但到今天，还有许多细节未能厘清，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首先是开打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公元前222年，有说是公元前2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19年，还有说是公元前218年。其次是领兵的主帅，有说是屠睢一人，《淮南子》称“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并无其他将帅的名字；也有说是屠睢和赵佗两人，《史记》便称：“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似乎赵佗的地位比屠睢还高，排在前面。
另一个疑团是，这五十万秦军，到底是正规军，还是由贱民、罪犯组成的杂牌军？秦国到底有多少正规军？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王翦领兵伐楚，发兵六十万，他自称“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也就是说秦国全部兵力也就六七十万，打楚国时已差不多倾巢而出了。伐楚之后，部分士兵已战死沙场，还要分兵驻守三楚之地。那么，它还有多少兵力可供征伐南越呢？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有人据此推断，这五十万大军，并非荡平六国的熊罴之师，而是由“逋亡人、赘壻、贾人”拼凑的杂牌军。秦朝有“七科谪”之律，凡是罪吏、逃犯、倒插门、一家三代做商人或做过商人的人，都属于重利轻义的贱民，没有资格当军士，只能在军中做苦役，打仗时充当敢死队。但如果说五十万大军全是“七科谪”的罪犯和贱民，似乎也不太可信，秦始皇再看不起岭南，也不至于如此轻率，更没哪个将领敢带领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散仔兵”，孤军深入，远征遐荒之地。
于是又有人分析，秦军的南征，可能分先后两拨，第一拨是屠睢，他的大军是正规军。后来屠睢败亡，任嚣、赵佗再率领以“逋亡人、赘婿、贾人”为主的援军南下，这是第二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屠睢、任嚣、赵佗的军队都是正规军，几十万“逋亡人、赘婿、贾人”，是战争结束后，才发往岭南殖民的。
但如果屠睢已发卒五十万，任嚣、赵佗再带来援军，战后复“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人数合计，又过于庞大了。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万是所有南征秦军的总数，既包括了屠睢最初的兵力，也包括了任嚣、赵佗带来的补充兵力和战后谪徙的罪民。秦军不可能全是正规军，也不会全是贱民、罪犯的杂牌军。在广州的秦汉墓葬中，出土过三件雕有动物纹饰的鎏金铜牌，乃匈奴之物。可见这支秦军曾与匈奴作战，南下时把战利品也带来了。
秦始皇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按《淮南子》说，是看中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未免贬低过甚；但如果说秦始皇很重视这场战争，也非实情：战争开始得很草率，后勤补给线几乎没有建立，还以屠睢这样一位性格鲁莽的人领军，劳师远征。很显然，一开始秦始皇没料到打南越有多难，用五十万人踏平南越，绰绰有余——尽管五十万之数，有相当水分，但大秦气势正盛，撄其锋者必死。在他的考虑中，战争结束后，把这批贱民留在岭南做劳力，开山垦壤，屯耕戍海，意义也许更大。
这些军人也清楚自己的身份，谪罪戍边，峻法难逃，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无论打赢打输，都回不了中原了。他们缺乏作战经验，士气也不是很高，长途跋涉，兵疲意阻，却遇上誓死保卫家园的越人。一场殊死血战，骤然爆发。
越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战争，他们的武器装备，都是为打猎准备的，与北方军队相比，显得窳隳不堪。但南征秦军的兵器，也不见得多好。1962年在区庄螺岗的一座木椁墓中，出土铜戈一件，上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师）蕺丞□□□”等铭文。虽然文字细如发丝，磨蚀严重，但幸好关键几个字，尚能辨识。从铭文推敲，既称“属邦”，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为秦军之物；“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而秦军平定岭南，乃三十三年事。换言之，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战争年代，这支铜戈，居然使用了起码19年。秦军的兵器，似乎也比较陈旧，不甚精良。
秦军的攻势，初时一鼓作气，凶猛异常，过惯和平生活的越人，猝不及防，被杀得鸡飞狗跳，雨零星散，西瓯首领译吁宋也被砍下头颅。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举桀骏为新主帅。越人的武器装备虽不及秦军，但凭着天时、地利、人和，采取“游击战”形式，进行顽强抵抗。
越人的士兵，都是训练有素的猎渔高手，头戴羽冠，腰系羽裙，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赤着双脚，手持弓箭、短剑、钺斧、盾牌，守候猎物有着无穷耐心，猎物出现时，出手又快又狠。遇着秦军人少时，越人就擂响铜鼓，震天动地，几十艘甚至上百艘满载战士的船只，像箭一样，从水岸边的芦苇丛中，纷纷射出来，鼓噪前进，奋力砍杀，然后不等秦军反应过来，便迅速撤离。
越人的小艇，如鱼群一般穿梭于河涌汊流，神出鬼没，白天躲进深山密林，与虎豹狼虫为伍，晚上突然从暗处杀出，袭击秦军营垒，凿穿他们的楼船。当秦军闻警驰援时，越人又悄然隐进了漆黑的山林，或消失在河澳隈曲之处。秦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他们原以为征服南蛮，如热鏊翻饼，没想到打了两年，泥足深陷，连主帅屠睢也死于越人的箭镞之下。《淮南子》记载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役，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明白，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强悍的战斗力。相反，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虽然占据了番禺、龙川等一些孤立据点，但在广大山野沼泽地区，却被打得晕头转向，受尽溽暑、咸潮、台风、蛇蝎、山蚂蟥、痢疾和各种“瘴疠”疫病的折磨，水土不服，粮食缺乏，忍饥挨饿之余，还要提防越人的袭击，时时胆战心惊。
秦军攻占番禺的主力是“楼船之士”，也就是舟师（水军），他们从北江顺流而下，攻入番禺。楼船是一种体型巨大的船只，大者一艘可载几百甚至上千士兵。然而，秦军南征要翻越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才能到达北江，他们不可能扛着楼船爬山，最大的可能是到达北江后，才开始制造楼船。在那么短时间内，像魔术一样，变出这么多楼船，说明秦军有非常高的造船技术和生产力。
屠睢占领番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舟师基地，一方面要建造新楼船，一方面也要维修保养旧楼船，保持舟师的作战能力。番山与禺山相交的湾澳区，山势不算陡峭，水面也够宽阔，是兴建大型船坞的理想地。
明人黄佐编纂《广东通志》，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时城隍庙位置与今天相同，在中山四路北侧。这是古文献首次记载在中山四路附近发现古代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
在嘉靖戊午年过了四百多年后，即1974年，考古学家在中山四路城隍庙旁，发掘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秦代遗址，深埋在地表下5米之处。这是一个建在河滩上的造船工场。三个船台平行排列，呈东北—西南走向，南面是一片木料加工场。已揭开的第一、二号船台结构相当完好，长度在88米以上，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枕木垫承，可以使受压面积较为均匀，避免局部下沉，使船台保持平稳。滑道上竖立着架承船体的一对对木墩，木墩的间距可以调整，这样就可以制造大小不一的船只。这种技术，直到近代船厂仍然在广泛运用。
这个工场至少可以制造船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遗址上还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对船台枕木进行科学鉴定，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代。
人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秦代的木船，但在出土的南越铜鼓上，最常见的图案就是船纹，说明造船业在当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惯于“水处舟行”的南越人，应该有很不错的造船技术，不过当时与秦军正处于交战状态，这个船坞，不会有南越工匠参与，它只反映了秦军而不是南越的造船工艺。
船坞的建造年代，有考古学家推测，应该是屠睢死后，“尉佗将卒以戍越”时修建的。但更有可能是屠睢兴建的，他在岭南转战数年，楼船是秦军最重要的作战工具，需要不断补充和维修保养，而“尉佗将卒以戍越”时，战争已近尾声，反而不那么迫切需要了。战争结束后，船坞甚至废弃不用了。船台上的滑道和枕木的棱角还很分明，据此可以推测船台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
考古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造船工场，而是秦代的一处木建筑遗构，因为秦时这里离江边已有一段距离，在这里建船台不合情理。
考古学家把遗址拍了照片，做了模型，跑去请教造船工人：“这是不是造船的船台？”工人问：“有没有发现木炭和小木片？”考古学家忙不迭回答：“有有，不仅有很多木炭屑、小木片，还发现了铁凿、铁锛、铁挣凿、木垂球和砺石等工具。”工人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肯定是造船遗址了。别的行业不会有这种现象。”但这依然未能说服质疑者。争了几十年，还在继续争。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有多种的可能性，供人探索。这个秦代遗址在试掘后，暂时用河沙填埋保存。
屠睢被杀，秦始皇赫然震怒，碾平岭南的决心，更加迫切。他意识到从大庾山入越地，困难太大，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屠睢就是吃了这个亏。越地“非水不至”，因此秦始皇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轻松行驶。水路的开通，大大减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秦军改以任嚣、赵佗为主帅，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重新准备舟楫，缮置军器，择日星驾席卷，大举南犯。
任嚣入越之前的经历不详，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两人应该都是惯战能征的骁将。由于粮路畅通，飞刍转饷，源源不绝，秦军的战斗力大增。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战，终于底定岭南大部，消灭了越人有组织的抵抗。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退入了广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后来的僮族（壮族）。《粤西丛载》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把僮族归入“古越人”之列。但也有人说，瑶族才是广西原住民，《明史》便称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间（1341—1368）才从湖北迁入广西的。其实，所谓僮族、瑶族之说，和越族之说，大同小异，大抵是基于秦汉文化优越感的想象。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岭南终于正式划入大秦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的范围，东南临海，西至今广西贺州，北接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部分地区，下设番禺、博罗、四会、龙川四县。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越地。按照秦制，郡设守、尉、监御史，守是行政长官，尉是军事长官。由于岭南远离中原，秦始皇感到鞭长莫及，所以授予任嚣较大的权力，岭南三郡都没有设郡守，最高长官就是任嚣，对辖地实行“军管”，所以《晋书》说他是“东南一尉”。
任嚣最初在武水泷口万人城设郡治，黄佐在《广东通志》中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居泷口西岸万人城”；后来把治所迁到番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泷口西岸，俗名万人城……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旧……俗谓之任嚣城。”番禺的任嚣城，位于今仓边路以东至芳草街以西之间。
广州自此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后人把公元前214年，定为广州建城之始。具体日子不可考，但根据广州的老传统，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诞辰，这一天也就是筑城纪念日。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任嚣为什么会看中广州这块地方呢？其实比任嚣更早看中这里的是屠睢，甚至在屠睢之前，越人在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经营了。屠睢在海边兴建大型船坞，显然是准备把这里当作一个政治、军事枢纽来经营。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结果在战争中赔上了性命。
水与山是选择城址的两大考虑要素，水的选择尤为重要。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是建在海边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这并非偶然。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从古到今都是人类互相联系的纽带，即使在火车、飞机发明以后，船运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因此，依水而建的城市，总是特别兴旺。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军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学问。通常言风水者，以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城池尽量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山是建城的另一个要素。用古代堪舆家的话来说，任嚣城位于白云山与珠三角平原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山水兼具，阴阳平衡。西北面是气势磅礴的越秀山、禺山、番山，再远处是白云山，更远处是大庾岭。山势自粤北逶迤而来，一脉相连，一气呵成。
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越秀、禺、番三山为“形”，白云山为“势”，形势兼具。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写道：“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屈大均由此得出结论：“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从科学的角度看，山地有利于调节地区的气候，有利于水的聚集与流动，从而使动植物资源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广州的山水形势，都是得天独厚的。
广州虽然依傍珠江，但太近大海，经常有咸潮出现，人们的饮用水源，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涧泉水，相传味甘冷异于常流，饮之有金石气。宋人苏轼在《蒲涧》诗中，描绘了水势的奇雄，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之句。溪水奔流而下，经濂泉一泻出山，名为甘溪。甘溪注入金钟塘后，掉头向南，名为文溪，经上塘、下塘绕过越秀山麓，分为东西两支，汇入珠江。东支为文溪主流，仓边路就是昔日的水道；西支为文溪支流，即今吉祥路。西支在越秀山脚再分出北津溪，向西汇入兰湖（今流花湖一带）。
蒲涧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仙气。相传秦时山下有一条小村，乡人郑安期为了给乡亲治病，上山采药，在蒲涧找到九节菖蒲，不料却失足堕岩，被仙鹤救走成仙。白云山至今还有郑仙岩。人们把七月廿五日定为“郑仙诞”，每年这天都会有人到蒲涧洗浴，然后端坐石上，等候登仙，当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明人陆渐逵的诗叹道：“九节菖蒲生涧烟，人传此地驻飞仙。何当共觅安期迹，数到秦皇汉武年。”
正因为这优越的地理环境，历代统治者，对广州的“王气”，都心存忌惮。秦始皇曾听信风水先生之说，认为广州有“黄云紫气之异”，龙脉在越秀山与白云山之间，便下令秦军去凿开一个二十几丈的大口子，状如马鞍（至今留下马鞍山地名，在云台花园附近），以断龙脉。据说开凿之时，地下“涌血数日”。负责凿地脉的，不出任嚣、赵佗这两人。
尽管如此，恐惧的心理，并未消除，直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仍然觉得广州有王气。为防异人出世，起猖獗之端，不利大明，他下令在越秀山上盖五层楼，安放罗刹像，以镇压南方的王气。
任嚣在广州建城，并无实物可证，它的具体位置，唯有依据古人的零星描述来推断。《唐垧记略》称“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近隘，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可见面积并不大，类似一个行辕。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志》记：“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宋代的盐仓在今仓边路，这里有一条宽阔的文溪水道，因此，任嚣城的西界，当在仓边路。
有人认为，任嚣城应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上，因为文溪东岸（今德政北路一带）地势较低，易有水患，任嚣不可能弃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而选择东岸的低地。但当时西岸的船坞很可能还在使用，并未完全废置。任嚣城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城池，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营，设在文溪东岸，可以同时起到保护船坞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任嚣城就建在原南武城旧址。被称为三大奇书之一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任嚣迁入番禺后，“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秦制以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但这种说法，同样有不少争议，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南武城，本来就歧见纷纭，如果南武城都没有，“增筑”一说，从何谈起？
凡涉及秦、汉时的广州文物，由于历史久远，信史阙尔，所以为数不多的文献，几乎一字一词，都会引起争议。比如1952年西村石头岗的秦墓，出土的一件盖面烙有“蕃隅”二字的木胎漆盒，就是这一时期的遗物，于是有人声称，这是“番禺”在秦时的写法，汉代的“番”字已去掉了“艸”的部首。但也有人说，漆盒上明明是个“隅”字。“番禺”与“蕃隅”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番禺之名，来自番山和禺山，番字无藩属之意。但“蕃隅”却可以解释为藩属之隅，意思完全不同。事实上，“蕃”字在汉代以后很长时期，仍然使用，可通“番”与“藩”，如广州的“蕃坊”，读音与“番”亦不同。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番”为蛮夷，“禺”是地区，番禺是指“蛮邦”；但也有人反驳，认为番禺与上述各种解释都不相干，是古越语“盐村”的意思，广州曾经是产盐区。
人们各抒己见，议论横生。但无论如何训诂，任嚣建立在番禺的“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这是可以肯定的。它更像是南海尉的辕垣，称“寨”更为合适。
在这座范围不大的城寨里，驻扎着任嚣的卫队。按照秦制，校尉的卫队，可达千人，以任嚣城寨的规模，恰好容纳得下。深秋时分，城寨内外，旗帜飘飘，戈钺如林。营垒的西边，是屠睢建的大型船坞，黑乎乎的船台轮廓，耸立在余霞返照、残月衔山之间，显得无限苍凉。东边是岗丘起伏的荒野，秋霜满地，战马咴咴，刁斗相闻。四面不见平民百姓的屋舍，不见稼穑桑麻，没有人捕鱼，没有人打猎，那些从大海彼岸划着船来交易的人，也因战乱而消失无踪了。
这种死寂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岭南也没有恢复过来。几十万的秦军，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万水千山迷远近，不知乡关在何处。年老的解甲归田，死了就在当地掩埋，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年轻的被分派到各地屯守，有的被派去粤北山区，承担艰苦的劈山开路工作。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越人对这些入侵者恨意难消，远远看见都要绕路走；而秦军对越人也深怀衣袽之戒，不敢稍懈，生怕单独外出时，后脑勺会冷不防挨上一棍子。加上双方语言不通，越人讲越语，秦人讲关中语，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生活习惯差天共地，越人吃稻米鱼鳖，秦人吃小麦，闻鱼腥而欲呕。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很难建立正常交往，更谈不上互信。
症瘕很快就凸显出来了。秦军既已绝了还乡之望，又融不入当地，怎么解决结婚生子的问题？几十万单身怨男聚在一起，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赵佗立即给他上书，请求朝廷派三万名未婚女子到岭南，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实际上是想解决官兵成家立室，传宗接代的问题。虽然三万女子，仍属杯水车薪，但至少让大家有个盼头。不料秦二世很小气，把赵佗的要求砍了一半，只准一万五千女子到岭南。这批女子是怎样到岭南的，史无记载，想象之中，搭载着一万五千女子的庞大船队，从灵渠驶过，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有人一本正经地计算：一个妇女可为五个军人缝补衣服，赵佗要求三万妇女，也就意味着秦军有十五万人。这种思维方式，有点钻牛角尖。中国古人写史，往往不注重数字的准确性，而更在乎它的文学气势，“五十万大军”“十万军工”“万五妇女”，其实都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一万五千妇女与数十万秦军，无论是为了结婚生子，还是为了缝破补绽，都不成比例。更多中原军士，虽然不情不愿，但最后还是要被迫走出自己的“方言岛”，学着与当地土著交流，学着吃蚺蛇，学着唱越讴，学着和土著妇女谈情说爱；同时越人也向他们学北方的“雅言”，学中原的夔龙礼乐。他们在交往日多，互相熟悉起来以后，才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可怕，戒心逐渐放下，隔阂也慢慢化解。久而久之，中原人与南越人的血统，便混在一起了，他们就成了广府人的祖先。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中原再度陷入大乱。有星卜家称，五星会于东井，东井为秦分，南斗为越分，两分相背，乃秦亡越霸之象。任嚣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岭南虽然奉大秦为正朔，但任嚣自掌管岭南政务后，才深切体会到，岭南和中原，天南地北，异习殊俗，完全不是出兵前想象的那样，死搬硬套中原那一套，根本行不通。但朝廷里发号施令的人，不会明白这一点。因此，当陈胜、吴广起兵后，任嚣便动了借星象之说，自立门户的念头了。
腹案还在酝酿之中，任嚣却忽然患上重病，药石无效。他自知不起，便匆匆把赵佗从龙川召来，吩咐后事。任嚣对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秦新道以自备，待诸侯之变。会病甚，不能有所为。”他把郡尉的印绶托付给赵佗，然后，说了一段在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话：“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这段话，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足以青史留名。
任嚣不久便病逝了，遗体葬在城西，有人说就在解放北路迎宾馆，还凿凿可据地指出，宾馆里某个隆起的土坡即是，但并没有实物可证，只能聊备一说。赵佗从龙川迁到番禺，继续驻剳任嚣城，人们改称为赵佗城。作为郡尉的继任者，进驻原来的郡尉官署办公，是理所当然的。顾祖禹说：“及赵佗代嚣，益广嚣所筑城，今谓之赵佗城。”清人梁廷枏在《南越五主传》中也说：“（佗）既代其官，宜即居其署。”因此，所谓赵佗城、任嚣城，其实最初是同一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任嚣时叫任嚣城，赵佗时叫赵佗城。赵佗接篆后，开始紧张地准备兴兵，亦无暇去建造新的官署。禺山上的南越王宫署，是若干年后才兴筑的。
赵佗决心履践任嚣遗愿，星夜驰檄横浦、阳山、湟溪等各处关隘守军，断绝入粤新道；在曲江以北、乐昌西南两处修筑城寨，深沟高垒，紧扼“战守必争之地”，以防北军入侵；撤换各县不愿追随的官吏，换上自己的心腹；大兴马步三军，长驱直入，扫荡桂林郡、象郡，尽括三郡之地。
赵佗立国
秦军平越已七年，对岭南越人来说，生活总算慢慢恢复正常，也开始接受这些看样子不会走的北方人了，他们当然不希望再有新的入侵者，再经历新的战乱。因此，抗拒北方和保境安民的口号，深得人心。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秦朝亡。赵佗乘机拥旄岭南，自立为王，号称南越国。
距此两千一百多年后，人们在繁华的中山五路改建新大新百货商店大楼时，从地下挖出一个属于南越国时代的建筑地基，还有万岁瓦当和云树纹瓦当。考古学家有强烈的感觉，这一带地底，必有一个秦、汉时代的巨大遗迹。
这个猜想，在1995年夏天得到了证实。建筑工人在忠佑大街的工地上，挖出了四个万岁瓦当。经过勘探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约4000平方米用石板砌筑的斗形大水池、一条长达150米的曲流石渠和回廊在内的古代建筑遗迹，还有典型希腊风格的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步石、石板桥等大量秦砖汉瓦。石构水池呈斗状，池壁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池壁石板上发现有“蕃”等许多石刻文字。
宫署御花苑的全石构曲流石渠，迂回曲折，由西向东，渠底密铺黑色卵石。弯曲石渠中有两个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可以想象御花苑处处小桥流水，水果飘香，花草繁繁，龟鳖爬行，鱼翔浅底的景致，一派岭南山水园林风光。石渠连接大型蓄水池引水，并有木质暗槽出口排水入珠江，保持水流长年不断。
考古学家还清理出一段砖石走道的遗迹，宽阔平整，以印花铺地砖夹道镶砌，目前只清理出20多米长的一段，两端均未见尽头。在走道北面发现砖质窗棂，涂朱瓦当，涂朱、绿色的灰塑基饰等宫室建筑残件。在发现的砖瓦建筑构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块烧制而成的大方砖，又大又厚，边长95厘米，号称“中国第一大方砖”。为了防止砖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工匠在砖坯上留出一些圆孔，显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巧思。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万岁”瓦当、云纹瓦当、带钉瓦、大型花纹砖、凹面砖等各类建筑材料，戳印有“公”“官”“留”“居室”等字样的各式瓦片，种类繁多，是当时制陶工匠在产品上留下的印记。遗址还出土了汉代鎏金半两铜钱，这在岭南十分罕见，尤显珍贵。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铁斧、铁凿等生产工具；铁铤、铜镞等兵器；还有一枚印文为“中府啬夫”的封泥，“中府”为宫廷内府之名，“啬夫”为官名，“中府啬夫”即南越王内府的主管钱币之官。
在这个遗址里，还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就是水井特别多，达83口，堪称“星罗棋布”。井的年代自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至民国时期均有，既有土井、砖井、瓦井，也有木井、篾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特色。其中有三口南越国时期的食水砖井，最深的达14米，最浅的也有8米。
最特别的是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横砖，呈八卦之状，可见古人已懂得这种刚性力学结构之原理，其筑井的技术水平，精妙高超，超乎想象。人们先挖井坑，用弧扇形砖结砌成井圈，井圈外再用纯净的泥土夯打结实，以阻隔地下污水渗入井内。井底用五块大石板铺砌，中间一块方形石板的中央凿一圆孔，其余周边四块弧形石板也各凿有一个半圆形小孔，井水通过这几个小孔，从地底下慢慢渗上来。井底石板之下还铺有细沙，形成非常精妙的滤水体系。
凡此种种，显示这里曾经存在一个规模宏大、栋宇连云的园林建筑群，部分遗址叠压着秦代的造船工场。规模之大，令人吃惊。考古学家经过认真考察后，断定这是南越国的宫署。人们为这个发现欢腾雀跃。但在一片热闹声中，也有人提出质疑：既然船台与宫苑几乎是同时代的产物，它们怎么会建在一起？
这个疑问，听起来很有道理，赵佗怎么会容忍一班光头赤膊、大汗淋漓的工匠，整天在王宫外“叮叮当当”地敲钉拔楔、刨板锯木？其实，在船台与宫署之间，相隔了起码几十年。南越国成立之初，赵佗还住在任嚣城里。汉朝开基以后，战乱并未停止，叛乱此起彼伏，刘邦忙于应付。岭南亦危机四伏，赵佗虽自立为王，但各地还有不少反对势力，周边的闽越国、长沙国和西南夷国，亦虎视眈眈，令赵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这种情形下，他断无大兴土木，修建王宫园林的雅兴。
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宫署，至少要等南越国与汉廷的关系稳定以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北方乱局，逐渐平定，刘邦也急需与民休息，不想再为岭南大动干戈，于是派陆贾携玺绶、诏书，出使广州，承认南越国的既成事实，封赵佗为南越王。诏曰：
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力。今立佗为南越王。
陆贾乘船从西江顺流而下，进入增埗河，在今西场附近登陆。赵佗给他一个下马威，有意把他撂在增埗河边，不予理睬。陆贾就在岸边搭了间窝棚，号称泥城，日居衡茅，耐心等候。几个月后，赵佗才不紧不慢地召见他。后人把泥城称作“陆贾城”，立“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地”碑以作纪念。
陆贾原以为在赵佗治下，越人应接受中原礼俗，没想到赵佗竟一身越人的装束打扮，头发梳成越人的椎状，而不是像汉人那样束发为髻；接见时双腿向前叉开而坐，也不像汉人那样跪坐，还自称“蛮夷大长老”。陆贾非常生气，像婆婆一样数落赵佗，责怪他“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还威胁说，汉廷可以掘烧你的祖坟，夷灭你的宗族，也可以派个偏将率十万大军剿灭南越。赵佗大笑而起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但话锋一转又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意思是我没有参与中原逐鹿而已，若参与，也未必会输给汉廷。
盱衡大局，其实赵佗同样迫切需要与汉廷达成和解，以保南越平安。他挫一挫陆贾的锐气之后，便欣然接受了汉朝赐予的南越王印，剖符通使，称臣奉汉。南越国从此每年向汉廷进贡，在边关与汉朝互通市物，贸易往来。赵佗对孤身南下的陆贾是由衷佩服的，在城西埗头盖了一座越华楼送给他。屈大均说：“……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戙船澳，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后来，一些刻翠剪红的文人，给这个埗头改了个雅号叫“拾翠洲”。
广州人以前最钟情的素馨和茉莉，相传都是陆贾从西域携回，又把种子带到了广州。素馨本名耶悉茗花，又名六月雪，曾在广州大面积栽种，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成为深受广州人欢迎的日用商品。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唯（素馨）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但到21世纪，素馨花在广州已非常稀少，难得一见了。是什么原因，使它遽然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莫可究诘。后来屈大均说，不仅素馨、茉莉，连西关的荔枝湾、花坞、藕塘，都是陆贾经营的结果，就有点夸大了陆贾的功劳了。
得到刘邦的加持，赵佗有豁然轻松之感，南越国的危险警报解除了，一片快乐祥和的气氛，笼罩在全南越上下。陈大震在《南海志》中说，陆贾北归时，赵佗向刘邦进献了“白璧一双，翠鸟千，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
南越国总算进入承平时期，该过一些好日子了。南越国宫署很可能就是在此之后，甚至有可能是赵佗第二次归汉后，才真正动工兴建的，因为船台遗址上曾发现汉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时期的铜钱，这或可反映出建造宫署的年代。这时珠江北岸，已向南推进了一大截，汉武帝平南越国时，江岸线在今白沙居一线。沿岸淤积着厚厚的烂泥，变成了浅水带，也无法再造船了。在一个废置几十年的船台上面建造宫署，利用船台的一些基础设施，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陆贾北归后，被刘邦封为上大夫。刘邦死后，吕后对南越实行封锁，双方交恶。赵佗和汉朝关系破裂，发兵攻打汉朝的诸侯长沙国，并挫败了汉军南下的攻势，声望大增，四方来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到汉文帝刘恒时，复派陆贾带信给赵佗，劝其归汉。刘恒的书信措辞平和，感情真挚，赵佗看了十分感动，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乃向国中宣布：“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赵佗给刘恒的复信说：“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这封信措辞不卑不亢，举重若轻。汉越关系在濒于决绝之际，得以变逆为顺，转危为安，实有赖于刘恒与赵佗的通信。这是赵佗的第二次归汉。屈大均对此赞扬备至，认为“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辑录广东文选，当从赵佗始。
为了表示臣服的诚意，赵佗还在象岗筑朝汉台，朔望升拜。南越国被灭后，越华楼改称“朝亭”，到唐代改称“津亭”。陆贾备受后世尊崇，在光孝寺原有陆大夫祠，明代广州知府陈锭在越秀山上又兴建南粤三君祠，祀南海尉任嚣、西汉南越王赵佗、开越大夫陆贾。
赵佗在任嚣城寨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把东至芳草街，西至华宁里，南至西湖路北，北至越华路的范围，划为王城，面积约26.6万平方米。华丽的南越王宫署，坐落在王城的中心位置，背倚越秀山，面临珠江，恍如万顷晴霞放彩虹。
越秀山上最著名的，莫过于越王台。北宋诗人唐庚对越王台的环境，有如此动人的描述：“台北据山，南临小溪横浦，牂牁之水，辐辏于其下。顾瞻，则越中诸山不招自至；却立延望，则海外诸国盖可仿佛于溟蒙杳霭之间。”一种海阔天空的气势，令人豪气顿生。越王台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荒废日甚，只剩下一个破石堆，除了偶有几个文人骚客光顾外，再无人理会。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更是完全湮没，不知去向了。后世很多人猜测，它究竟建在哪里。有人认为，可能在现在的孙中山纪念碑处。但唐庚既然说“台北据山”，似乎是在半山腰，而不是山顶。
广州的基本格局，以越王城为起点，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任嚣城与越王城，都没有留下城墙遗迹，史学家根据古人记载，越王城“周回十里”，以南越王宫署遗址为坐标，大致推算出越王城的具体范围。两千多年来，广州的行政中心一直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这在中国古代五千多座城池的兴衰史里，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例子。
迄今发现的汉代墓葬，离王城中心最近的，东边在中山三路烈士陵园，西边在解放北路迎宾馆，北边在越秀山，这大致就是王城以外的近郊范围。王城内是王公贵族的居所，老百姓大都住在近郊。唯一的例外是，南越国末代国主赵建德，曾在城郊居住，其宅邸后来建成了光孝寺。赵建德的母亲是揭阳越人，明王没有立他为太子，而是立了赵建德的异母弟弟赵兴为太子，赵建德被贬到王城外居住。
南越王宫苑可能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座园林，无论是它的设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是旷古绝伦的佳作。考古学家推测，宫苑内的大水池，可能是赵佗学秦始皇蓬莱三山求仙的地方。南越国出过不少“长生不老药”，秦、汉时，这股迷信风刮得很厉害，做了皇帝又想升仙。但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石头全是以密缝冰裂纹砌的。这种复杂的砌墙工艺，曾在古希腊出现过。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什么南越国竟会出现古希腊的建筑工艺？实在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那时没有专业的设计师和土木工程师，盖房子全凭工匠的经验水平。这些工匠是从哪里来的，此后又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悄然出现，建成一批辉煌的建筑后，又悄然消失，好像他们的一生，就是专为此而来。据《旧唐书》记载，广州一直以竹茅为屋，直到唐代一些北方官员来广州后，才教会当地人用砖瓦盖房子，以绝火患。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早在南越国时代，广州人已经能兴建富丽堂皇的砖石结构宫殿，其建筑技术丝毫不逊色于中原。1996年在同福中路海幢公园西侧的基建工地，挖出一个汉代的窑场，有不少烧坏了的器物废品，其中就有筒瓦、瓦当等物。
这里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王宫，而且在约5.2万平方米的核心保护区中，叠压着12个历史朝代的文化遗存，包括隋朝的广州刺史署；唐朝的岭南道署、广东节度使司署和清海军节度使司署；南汉的皇宫所在地；宋朝的经略安抚使司署、清海军大都督府；明、清两朝的广东行中书省和布政使司署。
如今漫步在南越王宫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一片坚实、荒芜的黄土，我们还能想象出当年那些直上云霄的宫殿阶基、那些“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重叠盘曲，崔嵬屹立”的玉楼金阁吗？还能看到那些在繁花之间，在曲流水渠两岸，嬉戏追逐的宫女身影吗？在她们的身后，那一缕香风，一阵花雨，今天安在哉？
赵佗知道，要在岭南立制度，崇教化，美风俗，唯有与岭南人和睦相处，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当地土著的习俗，不管这种习俗与中原优雅的礼教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因此，他采取“百越和集”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鼓励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通婚。
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汉越交往，首先要过语言关。当年楚国鄂君子晳，在湖中泛舟，听见有人唱越语歌，觉得曲调很动听，但歌词咿咿哑哑，完全听不懂。请人翻译，原来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情歌。
广州在汉初也出了一位叫张买的歌手，其父追随刘邦打江山，被封为“越骑将军”，与周勃、樊哙、灌英、华无害等人齐名，但未及封侯而殁。张买精于诗歌音律，《百越先贤志》说他“鼓棹能为越讴”，歌声悠扬，清婉欲绝。屈大均更把他称为“开吾粤风雅之先”。所谓“越讴”，就是用越（粤）语唱的地方歌谣。籍贯沛郡丰邑的汉惠帝刘盈，居然也喜欢听张买唱越讴，还把他召到船上演唱，说明他能听得懂，或者朝里有翻译越语的人。歌中传达民间疾苦，暗寓规讽。吕后主政时，封张买为南宫侯。
广州人认定一位歌星也能“正色立朝”，难能可贵。于光和元年（178）在距南越王宫署故址不远处，为他兴建了一座秉正祠，以供后人祭祀，也留下了秉正街这个地名，一直到21世纪还在。这是见之于广州文献中最早的一座祠堂。
可见想象，赵佗初到岭南时，对当地土话，是一句也听不懂的，要从头开始，牙牙学语。方言是人们的身份标记之一。中国广土众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日常生活中，根据什么来辨别“你是哪里人”呢？不是书面文字，也不是相貌、衣着，而是主要靠口音、方言。方言承载着他们的文化历史，是宗族血脉传承的一个象征。
所谓粤语，乃指以广州话为本的广府方言。清人陈澧认为，粤语形成于隋唐，“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其实粤语的形成，要远早于隋唐，它是当年南征秦军带来的，在封开落地，然后从粤西沿西江流域，传至广西梧州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广州人的血统，南越人占主，但粤语却以中原音为主。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支撑。在政治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者，掌握“话语权”，决定用哪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任嚣、赵陀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强势，它决定岭南要采用中原的“雅言”为交流媒介。
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在官方场合（包括讲学与祭祀）使用的语言。孔子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军把雅言带到岭南，初期他们在西江流域驻扎屯田，雅言的流行，也局限于西江至珠江秦军戍区内，即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宝安、香港及梧州、贺州等地。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才在更大范围推广，远及交趾刺史部所辖区域。
任何语言，都有一个与周边的语言互相吸收、融合的过程，完全自我封闭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雅言也在嬗变之中。从音韵上看，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乃隋代初期的《切韵》。众多学者认为，该书所记为南北朝时士大夫阶层所采用的音系，即晚期雅言音系。比照今天汉语七大方言，大部分已改曲易调，唯粤语保存了这个音系中最丰富和完整的元素，称为古汉语“活化石”，当之无愧。
语音方面，粤语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发音；声调方面，在保留古汉语平、上、去、入之外，还衍生出中入调，共有九个声调，是古汉语入声保留最完整的语言。若要验证粤语发音是否标准，念一念这首歌谣就知道了：“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若可咬字清晰准确，则可算正宗白话。
从词汇上看，粤语有大量典雅的古词古义。在粤语词汇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词。广州人把粘说成“黐”；把吃说成“食”；把喝说成“饮”；把“走”说成“行”；把“脖子”说成“颈”；把“他”说成“渠”；把“晚”“迟”说成“晏”；把“节省”说成“悭”；惯用感叹词“嗟”“噫”和语气助词“嘅”等。严格而论，这些都不是方言，而是正宗的古汉语用字。
粤语中有大量倒装句，把形容词置于主词之后；形容词做定语放在名词前；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趋向动词直接接宾语之类的用法，比比皆是，如“你行先”“多谢晒”“多过头”“食多啲”等等。古汉语也有大量倒装句，如“何罪之有”“具告以事”“时不我待”。粤语中常见的反序构词，也与古汉语契合，广州人把“重要”说成“紧要”，而不是“要紧”。在古书里，“紧要”比“要紧”更常见，如程子说“且将论孟紧要处看”。
一种语言流行与否，与其政治、经济强弱，息息相关。在粤语形成地封开一带，古代雅言音系的元素，保存得更为明显，但人们却不以封开粤语为正宗，而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的粤语为标准音，这是因为广州是岭南政治、经济的中心。
语言是交流的桥梁。语言一变，等于打通了一条新的道路，很多东西跟着变了。
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表面看，似乎被越俗所化，其实正是他推广汉俗的高明手法：先与越人打成一片，邀请越人参政，再做“融入式”推销，润物无声，事半功倍。这套策略，赵佗之后的四任国主，都持之以恒。大名鼎鼎的吕嘉，以越人酋长出身，被第二代国主文王和其后的明王、哀王两代国主聘为丞相，三朝在位，国之元老。梁廷枏甚至推测他从赵佗时就担任丞相。吕嘉宗族有七十多人出来当官，男的尽娶赵氏王室的公主、女儿，女的尽嫁赵氏王室的王子、宗室。
13世纪的《安南志略》说：“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诗礼要靠语言和文字传播，以前说话听不懂，读先王诗书礼乐，如对牛弹琴，现在说话能听懂了，教育也随之而来。黄佐宣称，自从赵佗治粤，“冠履聘聚，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弘”。越人开始读书识字，青青子衿，春弦夏诵，斯文之气浸浸日盛。
越人旧俗，不同部族之间，经常互相攻击，造成严重死伤。赵佗来了以后，运用他的管治权威与魅力，调解各个部族的关系，使斗殴之风大大收敛。本来越人性格强悍，好勇斗狠，对五十万秦军都没怕过，但对赵佗却服服帖帖，克恭克顺。所以屈大均称赞赵佗：“不倦于和辑百越，使粤人相攻击之风以息，而中县民不致耗减。”
汉朝从吕后称制五年（前183）开始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禁绝中原与南越进行金铁、田器买卖，甚至卖马、牛、羊等牲畜给南越国，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在私下买卖。南越国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交易以货物交换为主，有时也会使用秦朝的半两钱，但数量甚少。他们用翡翠、玳瑁、珠玑，从岭北换来各种物品，包括四川特产枸酱——一种色如玛瑙，质如饴糖的食物。汉廷明令禁止将其贩卖出境，但商人在牂牁江开辟秘密航线，偷运进来，任是坚甲利兵也阻挡不了。
商业利益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邯郸出生的秦始皇，从小接受中原文化熏陶，对商人深恶痛绝，“七科谪”中，和商人相关的占了四条。五十万南征秦军里，就有不少充军的商人，这无异于把大批优秀的经商人才，输送到了广东。广州后来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有地理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
从广州出发，沿东江可抵惠州、河源，到达的龙川老隆，这里与闽、赣相连接，经赵佗早期开发，“其地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于此”；循北江则可抵韶关，北上湖南，连接长江水系；沿西江而上，可通广西、湖南，连接灵渠与湘江，与长江水系相接。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把贸易的触角，扩展到西南、华中、江南的经济腹地，形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经济圈。
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以前越人的衣服，大多是麻织品，短衣短裤，方便劳作，秦汉时纺织技术进步了，有了葛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汉书》记载，儋耳、珠厓“女子桑蚕织绩”，连海南地区也学会了桑蚕织绩，何况番禺？在南越王的王宫中，贮藏了大量的丝线织品，平纹绢、方也纱、斜纹绮、刺绣，以及锦、罗、绉纱、提花棉、绒圈锦等，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绢的经纬密度，竟达到每平方厘米300根经线×100根纬线，在那个年代，堪称极品。丝织品被染成各种颜色，有朱绢、朱罗、云母绢、漆纱和黑油绢。
在南越王的墓葬中，发现有青铜铸造的印花凸版，纹样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织物的金银色印花纱的图案，惊人地相似。很可能长沙出土的印花纱，就是采用南越的印花凸版制作的。这是两地文化交流的证明，但究竟是从南越流到长沙，还是从长沙流到南越呢？这是一个谜。
尽管汉朝实行禁运，但南越国仍有如此大量的丝织品，除了本地能够生产之外，很难作第二种解释。事实上，南越国属地的广西罗泊湾，曾经出土了一批南越国时期的纬刀、绞线棒、工字形器等纺织工具。由于丝织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穿着也起了变化，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服饰日益变得繁复多样。
南越人开始喜欢在身上佩戴玉器，这符合《礼记》所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君子须佩玉，走路要有声，举止温文尔雅、不紧不慢，玉珮碰击发出清脆的声音，远远就能听到，以示本人行止光明磊落，这才合礼。南越国的铜镜上，镂有男子拱手而立的图案，这也是中原的礼仪。冠袍带履，让人产生礼仪和道德的联想。
平民人家把花朵簪在云鬓上，别在衣襟上，或用细绳把鲜花串成项圈，让它慢慢绽放，慢慢升华，清香四溢。那份淡雅优柔的感觉，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绝非穿金戴银可比。自从陆贾把素馨花种子带来后，素馨花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装饰品之一。屈大均说：“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彩缕穿花之语。”
南越人好歌舞。每逢打胜仗，或猎渔耕种有好收获，或部族中有人去世下葬，都会擂起铜鼓，载歌载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上，留下了不少越人舞蹈的画面，有羽舞、武舞、建鼓舞等不同的舞蹈形式。秦军的关中汉子到来以后，叩缶弹筝，鼓簧鼓瑟，唱一些越人闻所未闻的曲调，摆弄的乐器也是越人见所未见的，音色有如天籁。越人趋之若鹜，开始仿造这些乐器，学习他们的歌讴。当铜甬钟、铜句鑃、石编磬、篪角和琴瑟奏起悠扬乐韵时，能歌善舞的越人，便踏着节拍，翩翩起舞。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件玉舞人，仿佛把人带回到楚舞吴歌的年代。少女绾着一个螺髻，五官清秀，表情娇憨，身穿绣有卷云图案的宽袖长袍，扭腰跪膝，左手向上挥动，右手向下轻甩，轻若云雾的衣袖，有如流风回雪。楚汉舞蹈最迷人之处，就在其袖舞与腰舞，长袖飘飘，纤腰轻扭，轶态横出，绰约曼妙。1983年凤凰岗也出土过一件南越国的玉舞人，其水裙风带、轻盈婀娜的体态，妙不可言。
赵佗在越秀山上筑台，每年三月上巳节，都要在这里大宴群臣，举行祭祀典礼，祓除不祥。据梁廷枏所写，南越“既久无事，为台于都城北歌舞岗上，每岁三月三登高欢宴”，因此越秀山又有“越王山”之称。壮族也有三月三节，举行祭祖活动，打铜鼓，对情歌，跳打扁担舞，与战国时的上巳节，相似之处颇多。
越人的厨房越来越复杂，出现了鍪、釜、鼎、烤炉、煎炉等功能不同的炊具；食案摆上了簋、壶、盘、箸、杯、瓿、盉、钫、提筒，人们开始养成在不同场合、吃不同食物时，用不同餐具的习惯。主食有黍、稻米、粟、芋、豆之类，菜肴有美味的鱼、龟、鳖、鸡、鸭、牛、禾花雀、竹鼠等肉类和萝卜、葫芦、菠菜、黄瓜、冬瓜等蔬菜，珍错杂陈，鲜薨并进。人们吃着美食，饮着美酒，“觥筹交错，各适其意”。《礼记》宣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餐具越复杂，表明饮食礼仪也越复杂。
衣冠变了，饮食变了，礼俗变了，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尽管从考古发现有关南越国人的生活，大部分属于贵族阶层，但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贵族的生活是有垂范作用的，平民的生活是其简化版，精神内核，一以贯之。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岭南文化开放性的先天基因。
赵佗治理南越国近七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方面，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若论岭南的“人文始祖”，赵佗当之无愧。
汉建元四年（前137），活了一百多岁的赵佗，寿终正寝。
人们一度以为他会永远活下去，但他终于也入土为安了。赵佗葬在哪里，又是一个谜。南越国留下了很多谜团。北宋的《蕃禺杂志》说，赵佗下葬时，丧车从四门出，使人无法确定墓葬的确切位置。晋代的《交广春秋》说：“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正是这些珍玩，吸引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寻找。
相传蒲涧的岩石上，曾刻着一首哑谜诗：“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騕褭，近似石麒麟。”人们认为它暗示了赵佗墓的方位，猜透它，就能找到赵佗墓了。但古往今来，多少人想破脑袋，也只得个“吉”。三国时孙权派了几千人到广州找赵佗墓，凿山破石，挖地三尺，只挖出了明王婴齐的墓，获得“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一批珍宝。婴齐是南越国第三代国主，一即位便宣告臣服汉廷，把武帝赵佗和文帝赵眜的玺韫椟而藏之，但他的墓却最早被掘了出来。
晋人裴渊是第一个试图具体指明位置的人，他言之凿凿：“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罡（山岗），谓之马鞍罡。”接着有人更精确指出，墓在马鞍山大凤岗、勒茶坑一带。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连秦始皇都相信马鞍山是广州的龙脉，非要派人凿断不可。但赵佗既然立国称王，说明他并不相信龙脉已断。当年他们有没有认真凿断地脉，抑或只是敷衍朝廷，尚且存疑呢。
更多的猜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赵佗墓在禺山，有人说在白云山，有人说在鸡笼岗，但更多的人深信，赵佗就埋在越秀山。当年汉文帝也是凿山为陵，不在平地起坟，这种做法很可能被南越国君主所仿效，文王赵眜就是凿象岗为墓的，他把自己葬在爷爷的旁边，也合乎礼制。到了清代，梁廷枏还在猜这个谜，他认为赵佗葬在广州城东北，“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岗接岭，葬时多为疑冢，輭车从四门出，棺堋无定处，当时人莫知所在”。说了半天，还是没结论。
唐人裴铏写过一篇传奇小说，讲述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崔炜的人，意外跌入了赵佗墓中，遇见“羊城使者”骑着白羊，从空中冉冉而降，衣冠俨然，手执大笔，把写有篆字的青竹简放在几上。赵佗还把齐王田横的女儿配给崔炜为妾，并送给他一颗西亚大食国的夜明珠。后来崔炜回到人世，在广州城隍庙见有一尊神像，与他在赵佗墓中所见的羊城使者一模一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羊城即广州城。这篇小说把赵佗、仙人、仙羊都扯到一块了，反映出人们对赵佗墓的好奇，已到了痴迷程度。
历代多少皇帝陵墓都被人们发掘了，连秦皇陵也找到了，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也被人找到了。南宋诗人方信孺感叹，赵佗墓藏得比曹操墓还好：
漫说曹瞒七十余，老佗疑冢更模糊。
不知禹葬会稽处，也有累累如许无。
可以预见，只要赵佗墓一天没被找到，它依然会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话题。
1982年，人们在解放北路的象岗，挖掘出一座汉朝王莽年代的大型贵族墓葬；后来又陆续掘出几座西汉后期、晋代、明代的小型墓葬，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1983年，在象岗地下20多米深处，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第二代南越王文帝赵眜的陵墓。象岗在越秀山西侧，高不过50米，原属越秀山的一部分，昔日这里全是参天古木，草茅茂密，野狐出没，古书形容它“直峭百丈螺道登”，地形十分险峻。
陵墓的格局，前朝后寝，墓坑采用竖穴与挖洞相结合的方法构筑，整个平面呈“士”字形。墓室南北长10.85米，东西宽12.5米，面积有100平方米左右，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建筑陵墓的750块红砂岩石材，采自距离广州37千米的莲花山。这些巨型石块，究竟是怎么运到广州的，实在匪夷所思。
这个墓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从未被盗挖过。墓中最吸引人们目光的，自然是文王赵眜身上的丝缕玉衣了。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皇帝与诸侯王公的特殊殓服，按死者身份等级不同，分别用金丝、银丝或铜丝，把玉片连缀而成。古人相信玉除了显示死者的尊贵，还有保护尸身不腐的作用。
南越王墓中的这袭玉衣，长1.73米，由2291块玉片组成，分成头套、上身衣、两袖筒、两裤筒和双鞋，共六个部分。它最特别之处，在于既不是用金丝、银丝，也不是用铜丝串起的，而是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故称“丝缕玉衣”。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堪称价值连城。
在赵眜玉衣下纵列着五块玉璧，玉衣贴身铺盖十四块玉璧；头、肩放着三件透雕玉饰，全身覆盖成串的组玉佩饰；棺材外头端还平叠七件大玉璧。在外椁的“头箱”和“足箱”中，出土了青玉角杯、玉盒、大玉璧、波斯银盒，极为珍贵。棺椁头端放了一只铜承盘高足玉杯，可见“玉”作为礼器，在西汉时代的岭南，同样具有崇高地位。
墓中共计有两百多件珍贵玉器，葬玉之多，在已发现的汉墓中，无出其右。在其他南越国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过玉鱼、玉猴、玉鼻塞、琀、璧、佩、环、玦、璜、管、剑具等二十余种玉器，品目繁多，式样丰富，雕工精美，有明显的南派玉雕风格。人们通常把北京玉雕称为“京派”、扬州称为“扬派”、上海称为“海派”，广州人则把他们一律称为“北派”，以广东为代表的为“南派”。北派风格凝重、厚实、古朴，而南派风格飘逸、洒脱、灵活通透。两者的区别，在两千多年前，已见端倪。
这些玉器并非专为陪葬而制作，不少是墓主生前就惯用的东西。最有趣的是，有些玉器已经破损，曾由玉工修补，然后继续使用。其中有一个玉盒的盖子崩裂了一块，赵眜并没有丢弃它。玉工沿着裂纹两边钻两组对称的小孔，以某种细绳把破片绑紧，还在盖内凿了两条细槽，用来隐藏绳子，手工十分精细。这个玉盒修好后还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陪着赵眜入土，可见是他的心爱之物。还有一件凤形牌形玉珮，下部曾断为两截，工匠用两个H形的小金桥，锁住两端，金桥上还刻有卷云纹饰，不仅修复了断裂，而且更添美观。这种修复技术，虽然民间并不罕见，但出现在南越王室之中，却有可圈可点之处。
赵眜不仅不愿丢弃旧物，还尽量把废物再生利用。在他玉衣裤筒的玉片中，考古人员发现有一片是用玄璧改造的。可能是这块玄璧已经破碎，无法修复，便利用碎片改制其他物品。从陪葬品看，南越王的生活，既有穷侈极奢的一面，但细节上似乎又透出敬天惜物的一面。人就是这样的矛盾。
南越王墓是一个伟大的谜。墓中那么多玉器制品，玉石是从哪里来的呢？广东本地产玉不多，当时南北交往不便，北方玉石要进入广东，也是困难重重。玉石很可能产自曲江玉山。宋代《湘州记》称：“曲江县东有玉山，卉木滋茂，泉石澄涧，相传云昔人采玉处。”20世纪70年代在曲江石峡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的玉器，有些与玉衣片的玉材很相似，让人产生联想。
赵眜身上随葬的印玺有九枚之多，其中“文帝行玺”金印，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印钮为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腰隆起可以系印绶。以龙为印钮是南越国首创。而更为有趣的是，秦、汉时的皇帝玺，均以白玉为材，以螭虎为印钮，印面尺寸为“方二寸”（为2.7~2.8厘米），而这枚“文帝行玺”金印，竟然长3.1厘米、宽3厘米，大大突破了帝玺的规制。
在墓中的大小器物，几乎全用华丽的丝绢包起来，连铜熏炉也用绣花绢、绒圈锦等高级织物，精心包裹。在出土的屏风铜构件中，有一个朱雀铜饰顶，是青铜所铸，朱雀昂首展翅，站在方座之上，方座四周装饰火焰纹。朱雀在汉代被视为主管南方之神，在南越王墓中出现，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而屏风下面的承托构件，则是青铜铸造的越人力士，头顶屏风，双手抓住五条蛇，口衔一条双头蛇。古越人有捕蛇、食蛇和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在同一个屏风中，出现各具南北特色的饰物，是有趣的现象。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套）文物，从丝缕玉衣、丝囊珍珠枕、玉璧、玉杯、玉盒、玉珮、玉舞人，到龙纽金印、张仪铜戈、错金铁矛、彩绘铜镜、错金文虎节、各种铜制炊具、餐具、熏炉；从铜钟、石磬、响盒、响鱼，到各种金器、漆器、丝织物、象牙骨器等，恍如云蒸霞蔚，宝光四照。
这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西汉前期彩绘壁画石室墓。墓中文物，若按材质，可分为铜、铁、金、银、铅、陶、玉、玻璃等二十多种；按功能则可分为礼乐、兵器、饮食、服饰等门类。它们分别带有鲜明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北方匈奴文化、海外文化和岭南文化等多种文化印记，显示出岭南人兼容并包的特点。
制作这些精致器物的工匠，无名无姓，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后人只能想象他们的身影，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背曲腰躬，脚踏转盘，用石英砂、无齿锯和管钻等原始工具，埋头攻玉；或是光着膀子在火炉前焙烧制范、浇注滚烫的铜液，细心地修整铜器。春去秋来，无止无休。他们也许是土生土长的南越人，也许是五十万秦军中的一员。王宫中的钟鸣鼎食，早已烟消云散，不知焉往，但工匠们创造的艺术品，却天长地久，存留于世。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丞相吕嘉叛汉，杀死赵兴和汉朝使者，立婴齐长子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刘彻遣大军南征。元鼎六年（前111），汉军攻陷番禺，平定南越国。这一仗打得天愁地惨，汉军四处纵火，只见烟迷雾卷，焰吐云从，风乘火势，天地通红。越王宫署亦大火中，轰隆隆倒塌，化作废墟瓦砾堆。百姓慌慌乱窜，四散逃亡。南越国五主九十三年繁华梦，转眼空成陌上尘。经此一役，广州要花上几百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总算有了城墙
汉武帝刘彻平南越后，害怕南越国会死灰复燃，把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到广信，设交州刺史管理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的大片地区。广州作为南越国的旧都，地位一落千丈，王城的尊贵不复存在了，富室豪家，散个精光，衰败之象，惨不忍睹。贩夫皂隶、饭牛屠狗之辈，纷纷迁入，昔日龙楼凤阙的王室禁地，变成了穷巷掘门的平民区；大家用御苑的砖瓦盖猪圈，用王室水井的水，煮他们的蛤蜊汤。最显著的变化是人们的服饰，在官府的强力推广下，已完全汉化，越族的传统，基本失传。
近百年来，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任嚣城、越王城的城墙，有人引北宋《蕃禺杂志》所载，赵佗下葬时“丧车从四门出”，既有“四门”，就一定有城墙。然北宋距赵佗死，已千年之久，《蕃禺杂志》根据什么说越王城有“四门”，也不得而知。而迄今没找到城墙遗迹，却是一个事实。也许越王城真的没有城墙。
2000年夏季，西湖路兴建光明广场时，发现了一座南越国水闸遗址，面积约650平方米，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水闸遗存。秦、汉时，这里是番山西麓，北接文溪之水，南临珠江之浒。水闸是保护城市的水利设施，洪水来时，打开闸门，泄洪出珠江；而当珠江咸潮来时，放下闸门，阻挡潮水涌入。
水闸高5米，深近2米，长201米，从北往南分为引水渠、闸室、出水渠三个部分，是一座由大批排列有序、纵横交错，构成“八”字形的大型木结构建筑。闸室平面自北向南，向珠江“八”字形敞开；引水渠和出水渠均呈长方形。其在建闸材料选择、松软地基处理、技术线路处理、总体布置、泄流处理、闸室稳定处理等方面，竟大致符合2001年的水闸设计行业标准，古人造水闸的技术水平，令人吃惊。
水闸的木材为水松，有榫卯结构，估计是水闸上层建筑的木构件。但这个“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呢？却没有留下更多线索。有人推断，就是城墙。不过，水闸两侧却没有发现南越国城墙的痕迹，倒是有一道东汉时的城墙，在水闸前东西向横过。南越国城墙之说，依然缺乏说服力。此处很可能只是一个防洪水闸而已。
直到东汉末年，广州复活的第一线曙光终于显现。建安十五年（210），东吴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广州考察，登上象岗，游目骋怀，被眼前“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壮阔景象所震撼。只见巨海茫茫，烟波万顷，西山、龟岗、席帽山，三山相连，看似三只巨龟，浮海而至。《水经注》描述：“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
遥望更远之处，是一个雾锁烟迷的大洲，广州人所说的“河南”。《广东新语》说：“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究其原意，并非指珠江之南，而是东汉章帝年间（76—88），议郎杨孚在大洲的下渡头村居住，他在宅前移植了几株河南洛阳的松柏，隆冬竟然瑞雪纷飞，成为一时奇景，人们便把这里称作“河南”。杨孚撰写的《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后人有诗咏河南的山川形胜：“百花古渡河之南，远连珠海吞鹅潭。规方正与玉山对，日月还同碧落参。”步骘至此，恍然了悟，为什么赵佗要选这里做王城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步骘向孙权请准把交州治所迁回广州，然后征调大批民工，环绕着昔日南越王宫署，修筑城墙。广州乃风水宝地，须好好守保。广州开天辟地头一回建城墙，从规划位置，丈量地皮，到鸠工庀材，兴役动众，一筐土、一筐砂，把城墙垒起来了。
当时中山四路以南，还是河滩烂地，淤泥深不见底。步骘城建在烂地之上，工程有相当难度，因此进展缓慢，历时六七年，才告竣工。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把州治迁回了广州。这时距南越国被灭，已经三百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劫后重生，广州的“第二春”，于焉开始。
城墙建好没多久，西晋太康九年（288），广州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这是见于史册的广州第一震。《晋书》写道：“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郡国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声如雷。”人们惊慌失措，不知是什么凶兆，因为前一年海安（广东恩平）有人聚众作乱，反叛晋廷，不知会不会打到广州。但似乎乱民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广州人又松一口气了，只要还有一碗安乐茶饭吃，外面的世界怎么变，由它去吧。
步骘城的具体范围，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考古发现，逐渐露出轮廓。1996年至1998年，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小马站西侧的地铁工地，挖出一段16米长，呈南北走向，分别修建于东汉、东晋和南朝三个不同时代的城墙。
东汉城墙为夯土墙垣，残存面宽5米，残高1.85米，夯筑19层，每层之间以草茎铺垫。夯土中还发现了大量汉代的板瓦、筒瓦和陶器残片。这是步骘城的西墙了。西湖路南越国水闸前发现的东汉城墙，是步骘城的南墙。2005年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东面，中山四路北面，旧仓巷西面，又挖出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墙，是步骘城的东墙。2011年，在中山四路以南，长塘街以西，清出了一段城墙角台的基址，是步骘城的东南角。
大批避乱的士民，为避东汉末年之乱，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广州。广州的人口越来越多，但官方的统计，却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东吴永安六年（263）的广州，有人口43120户，下辖南海、高凉、高兴、苍梧四郡。南海郡统番禺、四会、增城、博罗、龙川、平夷六县，合计9498户，平均每县1583户。按东吴天纪四年（280）的统计，每户平均为4.4人。于是有人照此推算出，每县平均人口为6965.2人。也就是说，广州城的人口，必在七千人以下，否则番禺县其他地方，就要变得近乎荒无人烟了。
这些记录是否可靠，差堪商榷。六县户数不能按平均计算，因各县差距甚大，番禺县会比其他县更多人，这是肯定的。以人口密度衡量，宋代三千户就算大县，三国时代只会在这个标准之下。当时的人口统计，十分粗疏，大量漏报瞒报，在所难免，战乱时期更甚。官府的统计，本来就不严谨，文人记录时，更以其吟诗作赋的写作风格，动辄“十万余众”“八万余户”，让后人难辨真伪。
广州既为州治，又建起了城墙，气象一新。东吴的水师最有名，赤壁之战打得曹魏胆裂魂飞。广州是东吴大后方，孙权要把它建成主要的造船基地。造船本来就是越人最擅长的，加上南越国“楼船之士”的后裔，广州汇聚了大批杰出的造船工匠，其技术与产能，都相当惊人，造出了能搭载三千人的“大舡”。东吴赤乌六年（243），孙权要攻打朱崖和儋耳，须臾之间，在广州征集了一支三万人的庞大船队，可见当时广州的人力物力已恢复得七八成。
迨至西晋，先有八王之乱，再有永嘉之乱，更兼五胡乱华，北方田园寥落，十室九空。难民男女老幼，杖履相随，挑着家什，赶着牛羊，背负着先人的牌位与骨殖，像潮水般涌来，梅关道上，应接不暇。他们带来了北方动乱的消息，广州人像听海外奇谈一样，听他们讲晋室宗亲如何互相残杀，南匈奴如何在宁平城大败晋军，如何在洛阳大肆焚掠，如何发掘陵墓、焚毁宫殿。每有一批新移民来，老移民就忙着向他们打探家乡的情况，听完以后，无不欷歔嗟叹，摇头而去。
与北方相比，南海之滨，在停僮葱翠的越秀山下，竟有一片安乐土，不闻金鼓悲笳之声，但见“抱布贸丝”的商贾，简直成了北人心中的世外桃源。有个晋人在广州死了，墓砖上刻着：“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西晋衣冠南渡，历史进入东晋时代。中国出现了近三百年南北分治。游牧民族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介入，导致北方汉语出现红紫乱朱之变，大量游牧民族的语音加入，使北方的官话与原本的中原雅言渐行渐远。但这时逃到岭南的中原士民，其语言仍是承自东周的雅言，和广州话十分相似，但毕竟过了几百年，双方的语音都有了不少变化。古人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晋语带来的新元素，再次催化广州话的嬗变。
两晋时期，广州人口急剧增加，新盖的房子越来越多，干栏式仍然是很多人的选择，下层为畜舍，上层住人。这种楼阁建筑，设备渐趋完善，有厨房、厕所，粪便从楼上直接排到楼下的畜舍里。但也有不少人放弃了干栏形式，把房子建在地面上。房子的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功能越分越细，前堂与后室已经分开了，前部为堂，后部为室，富裕人家的前堂还设有舂米簸米的地方；后室分为左右两边，中间是天井，类似三合院形式。房子的装修也很讲究，窗子上有精致的窗棂，做成直格子，或斜格子；大门绘画着类似门神的怪兽。以前官衙才有门神，现在民宅也出现神荼、郁垒的画像了。
每天清晨，薄雾还未散去，人们睡眼惺忪，打着呵欠，从房子里走出来，有如无数涓涓细流，向四面八方淌去，寂静了一晚的街道，渐渐响起了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最初是窃窃低语，然后很快汇成喧闹的海潮。井台打水的声音，公鸡“胶胶膊膊”的啼声，鸟雀在枝头“啭呖呖”地唱，两条瘦狗在街头互相追逐，一辆牛车从街上“嘎吱嘎吱”经过，赶车人蜷缩在车篷下，半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好像还没睡醒一样，但街道两旁的人，已收拾器具，准备营生了。各种各样的聒噪，嘈嘈哜哜，显示城市开始苏醒。
河涌从城中蜿蜒流过，两岸泊着大船小艇。农夫在靠近城墙的地方，开垦了一些田地，种植蔬菜。人们每天把粪便与腌臜之物，倾倒进河涌。农夫从河涌里挑水浇灌，妇女在河涌里浣衣，小孩在河涌游泳嬉戏。水上的人与岸上的人互相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然后各自离去。炊烟在河涌上空飘过，随风而散。空气中混杂着动物粪便和河涌边垃圾的臭气，四处弥漫。外人也许闻不惯，但当地人已习以为常，如果哪天没有了这味道，还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当他们到外地做生意时，这味道就成了他们的乡愁。
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为口奔驰的人，作坊鳞次栉比，打铁的，斗木的，纺布的，染印的，编织的，烧玻璃的，酿酒的，制茶的，每天都忙忙碌碌。商铺里摆满了各种陶制和铜制器皿，这边打铜的作坊，锅碗瓢勺，大至鼎、簋、釜、炉、甑，小至姜礤、挂钩、筷子、勺子，应有尽有；那边是做鞋的作坊，绣花布鞋，漆画木屐，葛屦草鞋，丝舄靴履，色色俱备；还有卖各种辘轳灯、琉璃珠、玛瑙、珊瑚的店铺，五光十色，让人目乱睛迷。
新移民在城里安家，要备齐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店家个个落足嘴头，吹得天花乱坠。走在街上，听到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你这只铁镬靓唔靓？”“一日工夫千日看，走遍全城没有第二家。”“便宜一点吧。”“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得人，拜得神。”“那更应该便宜点了。”“好吧好吧，就当结个缘，发个市喇。”最后交易成功，双方皆大欢喜。店主把顾客送到门口，满脸堆笑说：“下次再来帮衬啊！”任何人一踏入这个地界，都会被这种充满动感和张力的热流所感染。
人们在城外建起了陶窑，日夜开工，生产各式各款的陶器，供应城里的居民，窑火一年到头熊熊不熄。1996年就在海珠区的海幢寺附近，挖出了一个东汉陶窑遗址。这里烧制的陶器，林林总总，品目繁多。日常使用的罐、魁、碗、钵、盂、甑、缸、瓶、盒、壶、樽、簋、卮、杯，应有尽有。很多器皿造型优美，缕着细致的弦纹、方格纹，有的还印上五铢钱的戳印纹，上了黄绿彩釉，显得更加美观。
东城墙脚，办起了一个大型的冶铸工场，吸引一群群浑身肮脏的小孩，每天都蹲在工场附近看热闹，看工匠们怎么奋力地拉风箱，怎么往炉膛里添木柴，看熔化的铜汁倾倒出来，看烧红铁块淬进冷水时轰然冒起的蒸汽。这些场景，天天看也不腻。白天黑烟滚滚，入夜火光熊熊，把天空映照得通红透亮；“叮叮当当”敲打铁砧的声音，远至城外几里地都能听见。《晋书》称，咸和六年（331），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造兵器”。这个冶炼工场，深埋在中山四路的地底，在1994年的考古中被发现了。
城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纷纭杂沓，每天都好像充满新奇，又好像一成不变。
太元十一年（386），滕含任交州刺史时，广州城墙已建成一百六十多年了，由于人稠物穰，不少地方已破损坍塌。滕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城墙。1996年至2011年间，旧仓巷发现了滕含修的城墙残存墙体，是在东汉墙体基础上扩宽、夯筑加固而成的，用红黄色网格纹砖包边，上宽7.8米，底宽8.8米，高1.4米。夯层中发现有青釉瓷器残片。在外墙基部的砖块上，有“泰元十一年”的模印字样。
隆安三年（399），浙江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暴乱，史称“孙恩之乱”。元兴元年（402），孙恩战败，投水而死，残部拥戴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元兴二年（403），卢循率众浮海南下，攻打广州，百姓惊慌失措，纷纷往城里跑，《晋书》说，避难的民众“盈满城内”。
一场奇灾大祸，就这样悄然降临了。古人说：“小乱入城，大乱下乡。”卢循之乱，是广州自汉武帝平南越后，最大的一次战乱。入城等于进了凶门，九死一生。卢循攻陷城池后，满街满衢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像刈草一样，被一路砍杀过来，人头滚滚。城中府舍、民居，亦被焚烧殆尽。《晋书》说此役“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裴渊的《广州记》说得更恐怖：“晋卢循袭广州，风火夜发，奔免者数千而已。循除诸烧骨，数得髑髅三万余，于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这些数字虽然不太可靠，但也可约略估度，广州的人口，有四万余人。卢循在河南筑城寨固守，长达六七年时间，史称“卢循故城”。南汉时期，卢循故城做了朝廷的粮仓，乡人都称它作“刘王廪”，其故址在广州美术学院附近。一千四百年后，清人黄子高的诗，仍然悲叹：“卢循旧事已千秋，故城父老犹能记。”
经过“卢循之乱”，广州城墙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大修。中山五路发现的南朝城墙，是在晋砖墙两边填土扩宽，再砌砖包边，残体宽21米，高1.5米。在城墙旁边还发现一处马面结构，南北长9.1米，北边宽7.3米，南边宽8.1米，建筑形式与墙体相同。南朝城墙西侧还有唐代路面残痕，东侧发现宋代水池遗迹。据此推测，唐、宋时这道城墙已废弃不用了。三个朝代的城墙套合修筑，时间跨度超过五百年，堪称奇观。
广州城墙下一次大修，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哪里有水喝
如果说，广州是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处，珠江全年入海的总水量，超过黄河七倍，仅次于长江，但广州人却没有水喝，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饮水问题确实困扰着广州人。原因在于“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古人形容，晚上当海潮涌起时，“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燃烧的海景，蔚为壮观，可见咸潮威力之巨。每届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托起珠江水，大举倒灌入城。最凶猛的咸潮，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涌，一直到清远飞来峡。这时，所有的江水、溪水、井水，都变得咸苦难饮。
无可奈何的人们，为了取得淡水，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往上走就是上白云山，从蒲涧源头帘泉取水，地势越高，咸味越少。往下走就是在城厢内外深挖井，希望挖深一点，水没那么咸。但咸潮来时，大部分井水还是咸的，越靠南边，咸味越重。
在离珠江仅一箭之地的越秀山脚，有一口神奇的井，咸潮季节，水居然是淡的。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里记录了这口著名的井：“天井岗下有越王井，深百余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遂流出石门。”人们相信，这口井之所以不咸，与它百尺之深有关。其实它的深度，也就在10米以内。屈大均称井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赵佗因为长年饮这井水，活到一百多岁，结果黄梅不落青梅落，儿子比他还早死，王位只好传给孙子。如此说来，赵佗的儿子似乎没有饮这口井的水，否则也应该很长命。
南汉时这口井被皇室独霸，称为“玉龙泉”；南宋时还井于民，官府给井加了一个九孔的石盖，几个人同时打水，互不干扰，故称“九眼井”。需要解决九个人同时打水的难题，可见当时附近已人烟稠密，打水的人多得要排队了。到清代，平南王府又把这口井独霸了十年之久，并在井四周建起围墙，派兵把守，私自汲水者要受鞭挞。直到20世纪50年代，井水仍清冽可饮用，但最后终成枯井，井底淤积深达七米。
这口井到底是不是赵佗掘的，争论从未消停。有人说，是六世纪南朝时来广州的达摩高僧挖的，真正的越王井在越秀山上悟性寺中。也有人说，达摩挖的井在光孝寺，不在越秀山。明代谪居广州的侍读学士黄谏，喜欢烹茶，对井水要求甚苛，广州“城中井水多咸苦”，令他深感失望，亦促使他跋山涉水，寻找优质井泉，经过逐一品尝后，列出广州井泉的前十名是：“学士泉烹茶味最美，经昼夜色且不变，宜居第一。九龙、泰泉次之，蒲涧帘泉第三，越井第四，双井及施水庵井第五，韸韸水第六，洗臼井第七，九眼井第八，居士泉第九，外是固不足取，而藩司、郡廨二井宜居第十。”他认为越王井、九眼井、达摩井（洗臼井）是三口不同的井。
奇怪为什么以前的官府都坐视不理——难道他们自己不用喝水三国时的交州刺史陆胤，身居广州，体会到咸潮的危害，吗？为官一任，总得为广州做点什么。于是，他征募民夫，在越秀山东麓挖了一个人工湖，开凿河渠，引蒲涧水入湖中，以供冬季枯水期之用。这个湖就是越秀公园东秀湖的前身，初名“甘泉池”。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载：“在郡东北五里北山脚下，东晋太守陆胤所凿，引泉以给广民，亦呼甘泉。”广州人对这项工程感恩戴德，陆胤离任后，在甘泉池边，修筑了一座甘泉亭，又名“陆公亭”，纪念这位“惠风横被，化感人神”的官员。咸潮期来这里取水的人，络绎不绝。
久而久之，甘泉池的淤积变得严重，水质也差了，存水量日渐减少，不足以给全城人饮用。很多人每天还是不得不披霜踏露，上白云山挑水，一根扁担两只水桶，走几里崎岖山路，体力弱点都顶不住。有些人才走一半路，水已洒掉三分之一了。如果不慎摔跤，打翻了水桶，还要重新上山。这成了人们一天最苦最累的事情。
东晋太元年间（376—396）的广州刺史罗友，对民众取水之苦，动了恻隐之心，在蒲涧溪旁修筑了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平台，供取水的人歇脚。但挑水的人，个个忙得马不停蹄，哪有息歇的工夫？这个平台被一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的文人看中，起名为“洗心之域”，做了游山玩水，观赏风景的地方。
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527），有“东土第一代祖师”之称的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从天竺航海至广州，在华林寺附近绣衣坊码头登陆，结草为庵，传播禅宗妙旨。有人说他是波斯人，也有人说他是南天竺人。他生了一对绀青色的眼睛，被人称作“碧眼胡僧”，所以是波斯人的可能性大一些。他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圣迹。一处是位于华林街的“西来初地”。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附近有“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石碑，标示他登陆的地点。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关于洗钵泉，坊间传说很多。当时光孝寺每天都要派和尚到外面挑水，挑回来的水却味咸难饮，对身体不利。达摩在寺里挂单时，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有黄金。光孝寺曾是南越国第五代国主赵建德的居所，埋有宝藏也不奇怪。大家兴奋莫名，纷纷荷锄肩锹，跟着达摩走。达摩走到一处，指着地面说：从这里挖下去吧。大家就按照所指往下挖，挖至几丈深时，有泉水喷涌而出，却无黄金。大家正感到失望，达摩笑着说：这黄金不是可以用斤两计算的。
后来，人们才发现，冬季咸潮凶猛时，这口井的水依然甘冽可口，确实堪比黄金。于是，人们把这口井称为“达摩井”。据《光孝寺志》所述，这口井“味甚甘冽，盖石泉也”。故事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达摩用诃树之根在井中蘸水，令泉水变淡；又说达摩用井水洗过他的钵，水就不咸了，所以又叫“洗钵泉”。15世纪，有人在井壁上刻了十六个字：“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禅，待神而喻。”
千百年来，广州人不断努力，开湖泊，挖濠涌，浚河道，修水利，其原动力，大都是为了阻挡咸水灌城。但每年的咸潮，还是如期而至。
到了唐代，人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挖井。唐天宝元年（742），刘巨麟出任南海太守时，就在城外挖了四口井。清代《南海百咏续编》引前人著述称：“今城内之日泉井、月泉井、流水井、乾明井，即唐时四井也。”日泉井的位置，大约在诗书路、百灵路附近，宋代的《舆地记》说，每晨日出，井中辄有一日影。月泉井则在盐仓街附近，明嘉靖朝《广东通志》称：“月泉，在盐仓街，即古月华楼。旧志云：月出则照映井底，与日井相望。”乾明井有人说在法性寺（光孝寺）西廊，与达摩井混为一谈了，刘巨麟可能是浚缮，而不是新掘。流水井在西湖东岸，今西湖路流水井街内。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刘巨麟挖的四井是日井、月井、星井、乾明井。星井在西城外绣衣纺，即西来初地的五眼井。
唐开成年间（836—840），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他在全城发起募役，开展整治甘泉池工程，从甘溪的源头开始，濬缮涌渠，疏凿河床，清除甘泉池的淤泥，加固堤岸；湖畔栽种花草树木，兴建亭台楼阁。地虽不广，但周围绿水，八面青山，亦有可观之处，命名为“菊湖”。甘泉池不仅变成一处游玩的景胜，还给附近农田供水灌溉。在宋代的羊城八景之中，有“菊湖云影”一景。卢钧离任时，广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向官府请求为他建生祠。
两百多年以后，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惠州，路过广州。他是美食家，味觉特别敏锐。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这样的水如何下咽？他请人浚缮元妙观里的水井，希望改善水质。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所以又叫“石龟泉”。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价增，暴得大名，但水质其实并不太好。黄谏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曾慕名品尝，失望地表示：“苏东坡浚井元妙观，饮之亦不甚佳。”
被黄谏看得上的学士泉、九龙泉、泰泉、蒲涧帘泉，都远离城区，取水不便。离城最近的，唯有越王井，但长年被官府霸占，轮不到民众享用。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多所损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即越秀山）井水，贫下何由得。”
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他有一个解决之法：蒲涧离广州不过二十里，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把水引入城里。“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所花费者，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输水管，再用葵茅苫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大约不过费数百千”，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
听起来是异想天开，但苏轼深感兴趣。他以前在杭州西湖修过水利，有点经验，认为方案可行，即使失败，损失也不大。但现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天涯谪客，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虽然这不过是“费数百千”的小工程，亦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把方案力荐给广州太守王敏仲，希望他聘用罗浮山道士去做这个工程，后来还专门写信给王敏仲，对怎么防止管道淤塞，提出具体办法。可惜此事到最后不了了之，广州人要饮用自来水，还要再等八百四十年。
苏轼在天庆观挖过的那口井，后来成了每个到天庆观的人，必去瞻仰的景点。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发现井有点淤塞了，于是重新疏浚，并从别的寺院移来一道铁井栏，把井围起来，免得人们往井里乱丢东西。他写了一篇《铁井栏铭》纪其事：“众妙堂，东有泉；经品尝，眉山仙。名去堂，井不迁。宋淳祐，越五年。方大琮，来莆田。去者还，人耶天。得古栏，和名镌；泽物远，与坡传。”学士李昴英后来也到天庆观游览，并照例要参观这口井，他留下一篇续铭：“考经云，坡记成；名非古，堂遂轻；两翁像，久晦明。伟方公，旧观仍。取彼栏，护此泓。新作盖，环以铭。遗千年，饮清泠。续铭谁？李昴英。”铭词中提到的“两翁像”，指当时在天庆观中有苏轼与方大琮像。虽然这口井因苏轼而闻名，但咸潮期间，它也一样是咸的。
《越秀史稿》一书认为，宋代以后，大海已远离广州，海潮不再抵达，广州水井亦渐摆脱咸潮的影响。到晚明时，井水秋咸问题，基本消除。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刑部主事王临亨来广东办案，声称“居广城三月，水亦在在可饮”，似乎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查一查王临亨的行程记录，他到广州的时间，是仲春二月中旬以后，木棉花已经盛开。咸潮发生时间，一般是冬月至献岁。王临亨来时，咸潮已过，当然觉得“水亦在在可饮”了。事实上，同为明人的黄谏，仍然觉得广州“城中井水多咸苦”，显见咸水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宋代没解决，明代没解决，甚至到清代也没有解决。
城里的生活，靠水井、湖泊和山泉，还可勉强应付，但乡村灌溉农田用水量大，关系一年收成，矛盾便更加尖锐了。广州城郊不时因争水灌溉而发生械斗。城东簸箕村（今杨箕村）的玉虚宫，便立着《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和《奉宪钧断三乡碑文》两方清代的石碑，记录着清代簸箕村、大水圳（今天河村）和冼村争水的一段公案。
簸箕村与大水圳、冼村相邻，田地也互相交错，长年共用沙河水灌溉农田。大水圳处于上游，冼村处于中游，簸箕村处于下游，这三条村因为争水，吵吵闹闹，不知多少代人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三村先后在沙河涌下游建造陂闸，拦截沙河水，实现截流储水，开圳引灌。后来，杨箕村民又集资在双复桥下游，建造陂闸，设三度人工排洪的水闸，受益农田一千六百亩。大水圳为上陂头，冼村为中陂头，簸箕村为下陂头。番禺县令曾作裁断，大水圳与簸箕村轮流灌溉，大水圳截灌两日，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周而复始。由县衙弄发碑文，勒石铭碑，永远遵守，但碑文并未提及冼村如何轮灌。
乾隆六年（1741）夏历七八月间，广州大旱，沙河水量减少。为取水灌溉，冼村在中陂堵截河道，造成下陂缺水，有簸箕村民去掘开中陂时，被冼村村民拿获，扭送官府，两村矛盾激化。冼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路经簸箕村，被村民包围殴打报复。冼村大为愤怒，鸣锣聚众，抄起锄头扁担，准备与簸箕村民大打一场。簸箕村民向广州府控告冼村有“吹角担旗、毁苗封庄”等事。
案件经广州府知府、提刑按察使司、广东巡抚批转番禺县署审理。乾隆七年（1742）六月，番禺知县裁断，冼村的田地与上下陂都有交错，他们没有提出分日灌溉，是故意含糊，企图坐收渔利，擅自截断中陂水流，致簸箕村断水，又鸣锣纠众，意图斗殴，实属理亏，但簸箕村说他们“吹角担旗、毁苗封庄”，则是夸大其词，架词上渎，又殴打冼村村民，也是不对。双方各打三十大板。官府判决，三陂轮流灌溉，各取水二日，上陂之水同灌上陂之田，中陂之水同灌中陂之田，下陂之水同灌下陂之田，不得越取别陂之水，复起争端，按陂次第轮流，周而复始，勒碑为记，永远遵守。
但到乾隆九年（1744），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上陂大水圳的田亩地势最高，沙河水位较低，不用水车抽水无法灌溉，但冼村则控告大水圳用水车引灌后，中陂更加缺水了，请求官府禁止上陂使用水车。这引起了下陂簸箕村的抗议。于是三村的争水官司又打到了县衙。官府派人到三村实地查勘后，再次作出判决：三村依旧轮流取水，每村二日，上陂大水圳多添一日，灌溉坐落在中陂的高田，可以继续使用水车，驳回了冼村的要求，并把最新的判决立碑为记，三村永远遵守。
但争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每逢天旱和咸潮，冲突便频频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水圳与冼村因争水再次开战，冼村召集三千多人，包围攻打大水圳，大水圳出动火炮还击。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但三年后，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村械斗又起，持续了一年多，互有伤亡，不少村屋也被毁坏，农田丢荒。直到官兵进驻，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公祠，以示警诫，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
直到民国时期，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仍此起彼伏。1919年夏天，东郊沧头、沙村争水，惊动了番禺、增城和省政府出面调解；1920年，北郊石湖、南村也因争水，发生冲突，甚至有军队介入。据九善堂所刻的碑记所载：“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而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横于野，生者失所。”情况之严重，触目惊心。
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河网如织的地方，似乎不可思议，但究其原因，足见咸潮为害之烈。坊间有一首童谣唱道：“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州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开办水厂，修建水塔，广州城区居民生活用水，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