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革命的承袭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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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简单的一个界定，到现在恐怕还有人不知道到底有何深意。为什么偏要把改革说成革命？改革是改革，革命是革命，改革怎么就成了革命了呢？为什么不干脆说改革是对革命的替代，是革命之后我们干的另一件大事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懂什么是革命？有些人一听到革命，就想到暴力、武力、破坏、摧毁、颠覆，就想到根本否定，全部推倒，从头再来。这种理解有一定依据，毛泽东有段非常精彩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如此定性“革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而且也有历史的价值。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必须有这种酣畅淋漓、摧枯拉朽、你死我活的革命，不能不分场合地当谦谦君子，讲书生意气。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做秀才也要分时候，遇到敌兵来袭，还准备去摆事实，讲道理，只能是自找死路！

这个层面的革命，马克思称之为“政治革命”。它是对旧政权的颠覆，对旧制度、旧秩序的破坏性摧毁，它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崛起，是被压迫、被奴役阶级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暴力性的政治行动。

就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与革命是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两种方式，不能把改革说成革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是执政者为维系执政地位积极主动采取的变革方式；革命则是自下而上的，是执政者的执政地位被动受到冲击而出现的变革方式。

对于执政者而言，要杜绝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出现，就必须自上而下地主动改革。改革往往是被形势所逼，没有谁愿意舍弃舒适条件主动去改革，改变习以为常的工作习惯，但不改革不成，来自民众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去改革。所以有人说，改革总是与革命进行赛跑，你不改革，我就来革命，革掉你的命。要保命，你就必须主动地改革。

政治革命有它的积极价值，它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公平和进步的动力。马克思说得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的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都不能否认革命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革命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要看到它的两面性。革命的目标总是好的，它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向往，但革命手段的暴力、破坏、颠覆特质，决定了其有潜在的危险。如果控制不好，革命持续不断地进行，必将给社会和个人带来致命伤害。

革命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革”就是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去除、摒弃，“命”即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如果只强调“革”而不注重“命”，忘记了“革”之后的“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就会释放出革命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不考虑革命之后的重建，不能设计出新的制度，打造出新的社会秩序，革命就只能像做了一场华丽的美梦，梦醒了，还是悲惨的现实。

马上打江山，不能马上治之。马上打江山是很难，但更难的是下马治江山。打下江山可靠暴风骤雨，毕其功于一役，治江山就需要绵绵细雨，浇灌万物使其逐渐萌芽复苏。一个是短期的活，靠前期积蓄力量；一个是长远的活，靠后期苦心经营。

不能认为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我们需要革命的行动，但不能把革命的方式原封不动地用在行动之后的建设上。该结束的还不结束，反而还要高歌猛进，肯定会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有许多原因，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继续革命的思维作怪，革命成功后还在不断搞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似乎革命永无止境，阶级斗争没有尽头，必须持续地推进，才算是进步，结果必然带来历史的惨剧。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从对革命的盲目迷信中走出来，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革命似乎迎来“偶像的黄昏”。有些人以改革来否定革命，认为改革的时代到了，革命就该放进历史的博物馆之中，就该尘封起来。有些人还在反思革命的名义下，质疑革命的合法性，污蔑革命，把革命看作为野蛮的游戏，把革命者的形象抹黑、矮化，极尽侮辱之能事。

讲改革，不能割裂其与革命的关系，更不能翻开历史的旧账，给进步的革命泼上邪恶的污水。革命，本来是一个充满进步、希望、积极、先进的词汇，却要在新的时代被无情地贬低、挖苦、讽刺，这是对历史的极度不尊重，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尊重历史，必须尊重革命，尊重那些饱含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不能以自己的无耻去揣度革命者的伟大，以自己的卑鄙去侮辱革命者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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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中断了本该中断的政治革命，但它没有斩断历史的传承性，而是强调了改革对革命事业的传承，它祛除掉的只是政治革命的手段，它还要完成政治革命的目标，完成革命未竟的事业。

有人宣称后革命的时代开始，讲必须告别革命，意思是明确的，就是不能再搞暴力，再搞政治运动，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这不能说“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变成了贬义词，革命的事业就不该继续了。革命尚未结束，革命的理想还需要照进现实。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讲清楚了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将两者结合起来。它保留了革命美好的方面，延展了革命的含义。革命不再是暴力，不再是毫不留情地颠覆、割裂、对决，而变成了创造性地构建、补充、完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赋予了改革以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改革不是对革命的背离，而是对革命事业的重新谋划，它让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将智慧和力量用在改革上。这其中满是政治智慧。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还彰显出革命的另外一种意蕴，或者说另一个层面的革命，马克思称之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是夺取政权的革命，而是对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文明方式、价值观念的全面革新。

马克思为什么要谈这种革命，是因为他知道，推翻政权容易，全面改变社会形态难。中国封建王朝的变革就是如此，每一次似乎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革命，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实现。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封建社会还是那个封建社会，只是换了皇帝，走了姓李的，来了姓赵的。

马克思说过：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政治革命在他看来只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社会革命才是依归，才是终点站。

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是我国在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说我们还处新一轮的伟大斗争中？答案就是我们还在进行社会革命，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我们的革命还没有结束，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改革是一场革命，只要是革命，就需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理想。革命教育、历练了一代人，塑造出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我们搞改革，也绝不能放弃，必须传承。但改革不能只讲革命精神，只谈远大理想，不考虑物质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言：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我们曾经犯过这种“唯心论”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目标是“人人皆为圣贤”“九亿神州尽舜尧”，每个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社会主义的“新人”似乎都不能再是凡人，不能再有物质利益、欲望诱惑，都是无私无欲、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都有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的献身精神。

提倡崇高的革命精神当然没有错，但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试图用一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来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用一种抹杀个人利益的宣传维系整个国家的精神境界，注定是空想，只能维系一时，不能维系长久。因为这是道德上的拔苗助长，而道德的拔苗助长最后不会出现根正苗红，只会根死苗忘。

今天依然要注意，在塑造道德模范，宣传先进人物道德事迹，依靠榜样力量推动社会道德进步时，不能为了使榜样崇高而进行各种不切实际的包装，搞得道德模范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过于理想化的宣传，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它不会内化到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中，反而会使个体在表面上谈崇高理想、崇高道德，内心则是充满怀疑的道德虚无主义。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只有无法实现的崇高的道德口号，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动。

人的现实存在离不开物质利益，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不理想的社会、不理想的个人，也就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个人。离开了人们生活的吃喝住穿，再好的社会道德理想都是妄谈。

不能只有高大上的政治理想，而没有务实的工作态度；不能只往上看，而不往下看；不能只会登高望远，而不会稳健走路。改革必须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必须面对现实的人，有自己正当物质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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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立足现实，而最根本的现实是当时中国生产力落后，很多人还处在贫穷状态。谙熟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革命理想必须建立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空谈革命的理想，实际上恰恰遗忘了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不能看不到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的重要性、根本性。他明确了革命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打破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扫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使人们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使人的现实的需要得到满足。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场革命，体现在改革与革命一样，都尊重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都服务于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改革与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都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前提。

革命之后之所以还要改革，是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就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解放，生产力就能自然而然地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必须通过改革，克服它的缺陷，才能使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仅存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还存在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改革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断解放生产力，通过解放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要唯生产力马首是瞻，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做。解放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目的，虽然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和目的，改革不止于此，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它也很难说是一场革命。

改革是一场革命，能够上升到革命的层次，说明改革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全方位的变革，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只有全方位的变革，才配得上“革命”两字。

改革要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改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这是所有改革的哲学逻辑，它也决定了改革本身是全方位的变革。

改革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与政治体制改革同行，改革本身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

有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只重视经济改革，而忽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考量。实际上，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号召开启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了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的位置，甚至更重要的位置，那种认为邓小平不注重政治改革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除经济政治体制之外，改革还涉及人们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等行为方式的变革，涉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它是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广泛、深刻的大变革。它绝对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之所以把改革称之为革命，就是要强调改革的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这是改革必须有的特性，必须强调的特质。

今天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需要领会“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个论断的深意。它说明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完成革命的事业、解放的理想，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也说明改革本身是全面的社会变革，是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的全方位转型。

它还说明，改革也是问题倒逼而产生，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的问题。正像人们闹革命，是形势所迫，是没有办法的抉择，改革也是形势使然，是不想去做也得去做的事情。它还同时说明，改革本身的难度是很大的，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需要全盘考虑，锐意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