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杨奇传略（2）
香港地下党通知杨奇立即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区去办报。于是，他在1941年4月，除了通过邮局寄封信给二姐杨淑莊说要远行之外，没有向任何朋友告辞，便跟着秘密交通员走了。杨奇不知游击区是怎样一番天地，但他记得入党的誓言，下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
经过地下党设在宝安县敌伪据点布吉乡附近的交通站，杨奇被引导到了大队部。所谓大队部，不过是山里一间旧泥砖屋，屋前几棵沙梨树下，三五块大小石头，堆成了户外桌椅。接待他的一位客家姑娘关切地问：“你从香港来，可游击队出生入死，很危险的，你怕不怕？”杨奇则脱口而出答道：“要是怕死，我就不来了。”这正是他一路上萦绕心头的一句话，从暗流涌动的香港转入真刀真枪的游击区，他一切听从党的调遣。
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的负责人王作尧向杨奇介绍了情况并布置任务：“我们的油印报纸已出版了，叫《新百姓报》。你来得正好，报纸可以出得密些，第一步争取从不定期变成周报……”
服务于这份东江游击区的油印小报，正是杨奇整个办报生涯的起点。《新百姓报》报社在宝安县新围仔村的山窝里，一间看守沙梨园的破旧泥屋便是社址，负责工作的是马来西亚归侨李征，杨奇的党组织关系也交给他接收。在这间小小的报社里，他还结识了三位同事：王培兴、王铁峰、廖荣。从这时起，哪怕条件再艰苦，也不管报社的那台油印机多么破旧难当，杨奇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情畅快，他第一次能够全身心去办报，而且发出的是进步之声。
抗战的烽火愈燃愈旺。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却给深山办报的杨奇带来一段最意想不到的机缘：他在香港如饥似渴求知时，名字只出现在进步报刊书籍上的那些文化人，如邹韬奋、茅盾等诸位先生，竟奇迹般地来到了他和同事们的面前！
1941年蒋介石在全国制造反共高潮、到处逮捕抗日民主人士的时候，大批进步人士被形势所逼，从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桂林等地流亡到了香港。当中便有郭沫若、茅盾、邹韬奋等一批名作家、名记者、名教授，他们在香港继续出版进步书刊，撰写文章，无情揭露国民党当局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种种言行。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立刻封锁码头、铁路，大肆搜捕抗日分子，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及进步文化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千钧一发之时，中共中央向南方工作委员会发出紧急指示：为了保护我国文化界的精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抢救出来。迅即，滞留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活跃在东江敌后的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及遍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员，都行动起来。终于，在中共南方局统一部署下，各方协同营救，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人历经千难万险，由交通员引路，先是从香港越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到达九龙，然后徒步向新界大帽山进发，沿着崎岖山路，抵达宝安敌后游击区。
从1942年1月5日至11月末，滞留香港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文化人全部脱离虎口，通过多种途径返回大后方。他们当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那时，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力量还很薄弱，时刻处在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夹击之中，却为这些民族文化精英撑起了一方平安。
1942年1月20日，广东临时省委的文委书记杜襟南陪同茅盾和邹韬奋等参观了白石龙山谷中的《新百姓》报社。韬奋先生赞叹说：“在密林深山中，用油印机出版报纸，真不简单！”当时，广东抗日游击队为适应东江形势发展的需要，正要将《新百姓报》易名为《东江民报》，于是杜襟南便现场请邹韬奋题写报名，茅盾也潇洒地为该报副刊《民声》题名。杨奇就在左右研墨铺纸，留下了永难忘怀的记忆。
在这些驰名中外的文化人逗留东江的短暂时段，杨奇等青年报人得以亲闻教诲，受益良多。开朗乐观的邹韬奋，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称烤番薯是“最好的午点”，红片糖是“战时巧克力”。闲时他还给游击战士讲形势，向报社的编辑人员揭秘国民党的内幕，大家总是听得入神。2月间，他还就国民党部队不抵抗日军而放弃惠州、博罗的事件撰写社论《惠博失陷的教训》，更是给杨奇和伙伴们上了生动一课。
同年4月，邹韬奋就要离开游击区了。行前，他与杨奇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韬奋问：“小杨，我最大的心愿是办好一张报纸。你是否决心把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呢？”杨奇点头说：“是的，我在念中国新闻学院时就下定决心了。”接着，他又叮嘱杨奇：“一个记者应当努力增广见闻。”“战争结束以后，你尽可能多跑一些地方，多涉猎，多思考，这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是很重要的……”这一番对话，是作为新闻人的杨奇信守终生的箴言。
《东江民报》出版到第六期时，由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成立，被改组为代表总队发言的机关报，并定名为《前进报》。《前进报》在1942年3月29日创刊，年方20岁的杨奇，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第一次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社长。在与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的谈话中，杨奇记下了这张报纸的使命：“《前进报》既要有东江地区的消息，也要有全国的新闻，还要选登国际重大事件。它必须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以及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敌伪的战绩，使东江广大军民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那是一段异常动荡的办报岁月。报社没有固定地址，杨奇经常和同伴们背着沉重的出版工具四处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当帐篷，把藤篮作书桌，坚持写稿、刻蜡纸、油印出版。
到1945年3月，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形势也日益好转，游击区的局面更开阔了。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指示杨奇：国民党在博罗一带留下大片土地，游击队已开赴东江北岸开辟新区，前进报社也应尽快前往开展工作，坚持出报。他还提到，已部署部队将原《博罗日报》弃下的铅印机抢运出来，可搬到罗浮山的寺观当中，由前进报社安装好用来铅印。
杨奇授命而行。不久之后，罗浮山便成为抗日游击队绝好的大本营，这里不仅山势隐蔽，而且人民群众、甚至连道士信众都很拥护抗日游击队。冲虚古观是罗浮山中最大的庙宇，东纵主力挺进罗浮山地区后，司令部就驻扎在该观里，领导着整个东江前线敌后的抗日斗争。不远处的白鹤观，则成为东纵政治部所在地。继续西进黄龙洞，步行约一个小时便到达黄龙观，那是东纵敌工科的驻地。从黄龙洞下来，走不长一段路，半山腰有座一庙宇“华首台”，是东纵政治部的新闻电台和《前进报》油印室。拨开过头的野草，再向西前进，便可到达更为幽深的山谷，一座名为“朝元洞”的道观就出现在眼前，《前进报》编辑部和小小的铅字印刷厂便设在那里。
《前进报》初到江北、印刷机还未进山之时，报纸仍是先采用油印出版的。但由于当时发行份数日增，油印的担子日益沉重，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节省原材料，是大家反复研究的课题。当时的副社长兼油印室主任是涂夫，他经验丰富，而石铃、黄稻等人则是刻蜡板好手，他们不仅笔笔均匀，字字清晰，而且屡有创新，例如：在两张重叠的蜡纸四个角擦上蜡，用线香的火把它粘在一起，然后动笔刻写，一式两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自有油印以来前所未有的创举。在印刷环节，他们更是精益求精：白天气温高，蜡纸的蜡易融化，刻字处磨损快，一旦印裂了便只能作废，因此，油印好手黎笑等人干脆把印报时间挪到夜间。从刻写蜡纸、自制工具，到调制油墨、多色套印，多少次通宵达旦，杨奇的战友们硬是用极度的细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创造出了油印出版史上的奇迹，甚至两次达到了一张蜡纸印出7000张报纸的惊人纪录。
不久，那台博罗日报社的对开印刷机和铅字完好无损地被抢运出来，从罗浮山下的福田乡搬上朝元洞，《前进报》印刷所的黄耀坤、曾新华、曾超、廖荣等很快便把它安装就绪。1945年6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闭幕，喜讯由新华社电波传来。杨奇安排《前进报》刊登《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及“七大”新闻公告，新开动的印刷机运转自如，伴随着东江纵队的机关报日益走向成熟，也为杨奇的新闻生涯加油鼓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告投降，中华大地一片欢腾。9月1日《前进报》出版第100期。这天的报纸套了红，杨奇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纪念献词，流露着青春的革命激情：
如果拿本报的发展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那么，五十期正好像一个路碑。前五十期标志着在敌伪顽军摧残下的惨淡经营，后五十期却标志着艰苦岁月中的茁壮成长。随着我队接受了中共的光荣领导，本报巳成为东江纵队和党的公开喉舌了。解放区的人民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主张成为一切抗日阶层的共同呼声。……
这一天，《前进报》驻地朝元洞里还举行了百期报刊展览及庆祝大会，盛况空前。
9月初，形势急剧变化。东江纵队再次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东纵主力迅速北上，与延安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师，建立五岭根据地，《前进报》也接到随时跟随司令部北上的命令。杨奇认为，为了不让敌人利用，报社的印刷机应即拆散掩蔽。于是，他决定领着大家将机器、铅字都隐蔽到朝元洞后面的山洞里去。杨奇又同廖荣及警卫员袁惠民商量，把最关键的印刷机部件用油布包好，装入箱内另行隐埋。
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有变，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迅速派人到广州、香港，占领宣传阵地，创办报刊。杨奇受命第二度回到香港工作，另一段传奇生涯的大幕又拉开了。
【特写】出生入死办《前进报》
《前进报》诞生于烽火连天的岁月。由于日军不断进犯东江游击区，蒋介石也派第187师围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抗日游击队经常转移。有一次，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在宝（安）太（平）线三面夹击，企图把抗日游击队压至海边消灭。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天，《前进报》人员只好暂时乘艇出海，在小艇上写稿、编版，晚上才返回附近村庄誊写蜡纸和油印。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总队部决定要《前进报》转移到日军占领的香港新界去坚持出报。杨奇按照港九抗日游击大队的安排，把报社搬到了新界大埔圩林村一座名叫黄蜂寨的山窝里，可是出版一期之后，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印报的纸张如何解决？
杨奇同伙伴们商量之后，决定自己冒险到香港市区去找亲友帮助。他一身黑胶绸衫裤，乡村教师打扮，从大埔墟乘火车去九龙。经过哨岗时，敌人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教师手里拿着的汉奸报纸《南华日报》里面，原来夹着游击队出版的《前进报》！
下了火车，杨奇急急直奔深水埗福华街，去寻二姐杨淑莊。万幸的是，历经战乱离合，姐姐一家还住在这里。正是杨奇在《南华日报》里夹带的这份《前进报》，令亲友们大为赞叹，于是捐助了一笔钱，总算可以用来买一批白报纸了。但是，携带大卷白报纸从市区到新界，那又太惹人注目。杨奇早已成竹在胸，买纸时便要店家把原张的白报纸切开，一分为四；然后再把它托运到大埔墟内一位同情抗日人士的药店去。接着，他只身坐火车回到大埔，在药店等收货。果然，白报纸顺利运到了，然而，就这样扛上山还是太惹眼，也容易暴露报社的所在地。杨奇于是找了附近林村几位农民妇女商量，决定将白报纸卷起来，外面用烂布裹上，再放入麻袋里，每人各挑两卷。客家人习惯用麻袋挑东西，远远看去，像是挑着两张棉胎赶路罢了。就这样，天刚破晓，她们便起程，静悄悄、急急脚，走出大埔墟，经过迂回曲折的田埂登上山路，半个多小时以后，足够出版四五期《前进报》的白报纸就运抵报社了。
不久，杨奇又第二次离开黄蜂寨，到港九大队部领经费，这一回险些出了大事！杨奇临出门时，大队部有人托他带信给《前进报》油印室主任涂夫。如同当年地下工作者的信件一样，这封信也只有烟纸大小，卷成小小条状，贴了封口。杨奇随手把它放进上衣的小口袋里，领来的经费则让乔装村童的大部队交通员携带。交通员把钞票藏在一只竹篮底层，上面则盛满带叶的石榴果，仿如趁墟返家似的。杨奇呢，还是教书先生打扮，手持布伞，温文尔雅。他们一前一后，似乎谁也不认识谁。
一路无话。不料，当他们快到山下大路的时候，猛然看见路口那儿，汉奸和日本宪兵正押着一个双手被捆绑的人，大概是路过此处在歇息。交通员见状，马上机智地把竹篮一抛，扔入树丛中，迈开赤脚丫子，霎眼功夫已跑个没踪影了。杨奇无法躲避，只得镇静地继续从山坡走向大路。他想起了口袋里捎给涂夫的信，立即悄悄掏出，放进嘴里，嚼了几下，硬是把它吞掉。
“从哪里来的？”日本宪兵喝问，汉奸忙翻译出来。
“从香港来。”杨奇答。
“你干什么的？”
“教书的。”
“去干什么？”
“探望朋友。”
日本宪兵叫那个汉奸搜了杨奇的身，也没有什么发现，就挥挥手让他走了。杨奇还是慢条斯理地走着，其实他心里相当紧张，万一要查看“良民证”，那可就露馅了，好险！杨奇沿着田埂走了好一段路，回头看见敌人已经离去，才回到原地与交通员会合，拾回竹篮，一起返回报社。
出生入死是杨奇这一段办报经历的真实写照。1943年夏，按上级命令，《前进报》社址又迁到敌占区东莞厚街镇一间古老大屋内。这条巷子的另一边，隔着一堵高墙，便是伪军驻地，他们的粗言秽语不时传来，泼水吵闹之声可以清楚听闻。敌后办报，最大困难还是缺纸。杨奇又只好到广州购买玉扣纸，对外说是要加工成卷烟纸批发到四乡零售。左邻右舍明明看见一批玉扣纸，挑运进厚街，不多久就有加工切好的“卷烟纸”运出去，也都不以为意。高墙另一边的伪军怎会想到：运回来的玉扣纸，出门时已被制成颗颗“纸弹”般的《前进报》，一一射向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