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杨奇传略（1）
第一篇 杨奇传略
邓琼
回顾自己的一生，报海浮沉60多年，期间虽有呛水之苦楚，但也有拍击浪花的喜悦。对于办报，我无怨无悔。如果人有来生，那我还是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
——杨奇
有谁能够想到？杨奇，这位在自己的事业生涯中曾执掌过七家报社、并亲手催生了五份新兴报纸，一生与报业出版业和文化工作须臾难离的新闻耆宿——他所接受的正规全日制学校教育，竟在小学尚未毕业之时便结束了。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旋风横扫香港，惊涛骇浪卷走了一位来自广东中山的布匹小商人杨绍彬“永发”的梦想，他白手起家在中环永安街开设的“永发布匹店”倒闭了。随之大受影响的，还有留在广东中山县（今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他一家老小的生活，而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亦只有一个能勉强升学了。
我们的主人公杨奇，当时用的还是乳名杨焕祺。在家道中落之时，11岁的他已显出了此后伴随一生的本色：设身处地、关怀他人。他回复万般为难的母亲：“三哥已读完初中，再读三年高中，便可以做工养家了。我还差半年才小学毕业，与其两兄弟都只是初中生，倒不如让三哥读到高中……所以，我去香港陪伴爸爸吧。”
1922年出生在中山的杨奇，已不是第一次来到香港，不过以往都是趁着暑假前来探望父亲，然而这一回，他只能和破产后的父亲栖身于九龙深水埗，靠人周济以代售肥皂维生。一年多后，贫病失意的父亲患脑溢血去世了，杨奇不得不以一个少年店员的寒微身份走上社会，寻找立足之地。
经过在香港做事的姐夫介绍，杨奇投考了大新公司做练习生，后来又辗转到广州的大新公司上岗。杨奇日日在堆满绫罗绸缎的柜台上，为生活富裕的人们服务，他尽职地包装货品、用彩色细绳利落地系好蝴蝶结，送它们的新主人步出店外……他谋生，也认识世界：“原来人的命运如此天差地别！”
1938年冬，杨奇的店员岗位转到了香港皇后大道中的梁国英药局。他白天在门市部售药，晚上到内间打开帆布床，便算有个栖身之所。梁老板住在跑马地，几乎每晚都到距药局不远的大同酒家吃喝玩乐。老板的司机送主人往返时，总是看到药局里面有灯光，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小伙计杨奇在“偷光自学”。这段时光，是杨奇自学生涯的最初起点，《大公报》《星岛日报》《立报》就这样一一走进了他的视野……
渐渐地，杨奇不满足于仅为一名普通读者了，他开始向报刊投稿，并且结交新闻界的师友，向往那个书香油墨飘逸的世界。1940年初，他在报上读到《中国新闻学院招生简章》，这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的进步人士主办、为抗战培养具有爱国正义感的新闻人才的基地。该学院晚间授课，课程包括报馆经营法、新闻编辑法、新闻采访法、资料整理法、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政治学、中国现代史等。杨奇决心投考这所夜校的第二届学员。
决心已下，而障碍不小。招生简章明确要求投考者须具有高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力，可店员杨奇连小学都未毕业，在药局的工作还是“朝九晚九”，又怎能上得了夜校！多亏有朋友帮他打听到，有家名为《天文台》的半周评论报是每天下午五时半就下班的，现在正好要招考一名校对。又有在另一家报社当校对的同乡青年为他充当辅导，才使杨奇考取了这份新工作，终于迈进了新闻的场域。
有了《天文台》校对的工作，杨奇就可以报考中国新闻学院了。以小学未毕业的学历同二百多位高中程度的应考者竞争，而名额又只有六十名，其难可见。但杨奇成绩出众，竟被录为正取生。从此，他开始了白天工作、夜间上学的生活。
《天文台》社长是国民党中将陈孝威，他写的分析抗战形势的文章颇有读者。管事的老板娘温徵德为人精明麻利，总编辑陈伯流则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通晓英文、日文，思想开明。虽是初来乍到，杨奇却很快感受到了小小报社中的“利害”——多了他一个雇员，老板娘竟不愿意增加包餐的费用，只让现有的五个人吃原订四人的饭菜！杨奇看在眼里，一连三天都宁肯自己上外面啃面包充饥，也不愿损害同事的利益，直到老板娘增订了他的伙食。这样的经历，更让他明了现实的不公与残酷。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新闻学院的夜间学习却给了他极大的慰藉。杨奇每天下班后急急赶去的那间简易教室，是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精神食粮的殿堂。刘思慕（《世界知识》编辑）老师、乔冠华（乔木）老师，以及一批我国现代新闻开创时期的著名记者、编辑、学者、作家的授课，让年少失学的杨奇畅游知识大海而全不知疲倦。他还是邹韬奋开办的生活书店的常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著作成为他的课外读物。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人，他之前经历的坎坷、磨难，已渐渐被知识点燃为追求真理的动力。
当时，从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还能读到许多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散文和小说，令杨奇深感到那番景象与当下现实的大不相同。此时，他已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并刻苦地练习写作，文学才能有了长足进步，很快被选为“文通”理事会理事。
1940年9月14日的香港《星岛日报》上，一篇《“我不愿意这样死”》的稿件吸引了读者的关注。那是杨奇第一次发表的新闻特写稿，就在当时的“七月文艺通讯竞赛”中获奖。他记叙了一位曾经是抗日游击队队员的青年，因患严重疟疾，从中山到香港治病，昂贵的物价及医药费，很快便使他一贫如洗，流落街头。青年饥饿已极，拿了小商店里的一个面包吃，被店员追着，拳脚相加地殴打；于是，警笛响了，满街满巷的人旁观热闹……这样的现实令杨奇悲愤异常，他以细致传神的文学笔调，为被迫害被压抑者喊出了“我不愿意这样死”的不平之音。
但杨奇的新闻实践并不止于此，他很快与“文通”的同伴陈汉华、林萤聪、麦烽、彭耀芬等人一道，创办了一本进步刊物《文艺青年》。这份稚嫩的杂志，假托社址在内地的“广东曲江风度北路80号”，而香港联络地点就利用杨奇所供职的地址，由几位年轻人白手起家创办起来了！他们白天各自谋生，待杨奇晚间听课归来，便开始在《天文台》的编辑室里开工运作。从此以后，杨奇一日三班：白天在《天文台》当校对，晚上到中国新闻学院当学生，深宵则是《文艺青年》的编辑。他往往伏案干到凌晨，才打开帆布床睡觉，还要想着如何应对那位苛刻的老板娘对于电费增加的质询……《文艺青年》不到一个月就征集了一千多订户，订费近千元，最高发行三千多份。这个销售数字在当时香港出版的刊物中，已是佼佼者了。
创刊不久，杨奇参与主编的《文艺青年》就直接推动了1940年末香港一场重大的文艺论争。
《文艺青年》第二期于1940年10月1日出版，发表了时任《大公报》副刊主编的著名女作家杨刚的文章《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她指出，当时在爱国的文艺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倾向，那就是对祖国空虚的呼喊，体现出充满了思慕和叹息的“怀乡病”，这不仅对于抗日救国无补，还将有意无意地起到消蚀青年壮志的作用。她斥之为“新式的风花雪月”。
此文一发表，即在香港文坛激起了一场“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不仅《文艺青年》持续追踪，在以后的两个月内，就有《星岛日报》《大公报》《立报》《华侨日报》，以及《国民日报》《国家社会报》等十多份报刊卷入论战，先后发表有关文章共达九十多篇。而且，这场论战还从“笔墨官司”发展为面对面的斗争。11月下旬，文协香港分会出面组织了一场香港文艺界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会上，唇枪舌剑，各陈其词。争论的焦点是：以杨刚、乔冠华、黄绳、冯亦代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新式风花雪月的要害在于创作倾向和生活态度问题；以国民党的胡春冰、国家社会党的曾洁孺等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只是创作方法问题。讨论会结束之前，冯亦代、黄绳、叶灵凤等还对香港如何开展青年文艺运动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杨奇也作了发言，他强调抗战文艺阵营大团结的必要性，并且着重地说：“应该首先组织起广大的青年学生，而且注意吸收工厂里的文艺青年……把文艺这武器推进到广大群众里，把文艺还给大众，写他们活生生的生活。”这场论争让杨奇和《文艺青年》这本杂志都成熟了起来。
然而危机也正来袭。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后，重庆、桂林等地一批进步文化人因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无法在内地立足，撤退到了香港，建立起新的宣传阵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也与港英政治部合作，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抗日文化人的活动。当时，香港的进步书报还不算太多，而《文艺青年》自“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后便很为人瞩目，1941年元旦特大号上，《文艺青年》还发表了《一个斗争年头的前奏》一文，号召“扩大与巩固我们的文化统一战线，同日寇、汉奸、托派以及准备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文化作坚决的斗争。”
杨奇和同伴们也尽可能地防范变故，他们先把刊物的香港通讯处从《天文台》社址改为“香港邮箱1233号转”。可是到了2月间，港英政治部派人到承印《文艺青年》的大成印刷公司搜查，扬言要控告该厂非法印刷未经登记的刊物，吓得大成公司不敢再承印《文艺青年》了。形势紧迫，《文艺青年》几位创办者经过请示中共香港市委，决定保全力量，主动停刊，并连续两天在《星岛日报》上刊登了停刊启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4月2日，两名便衣警探到了《天文台》编辑部，扬言要立即带杨奇到政治部“问话”。总编辑陈伯流此前看过这本宣扬抗日、而社址远在广东曲江的《文艺青年》杂志，可并不知晓它与自己手下的这位年轻校对员杨奇有何关联，倒是便衣警探道破了“真相”。陈伯流早年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一面沉着应对，说“杨奇此刻并未来上班”，另一面则在下班后亲自寻到深水埗福华街，向杨家二姐杨淑莊通风报信，希望杨奇能躲过一劫。
其实，正是在这一天，杨奇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攀上新界的大帽山，离开了香港。
【特写】咖啡馆里的誓言
应该说，杨奇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并非没有觉察，因他所从事的进步工作，不止是主办一份进步杂志《文艺青年》。
“皖南事变”之后的一个冬夜，《天文台》内室的门紧闭，也不像往常有其他青年往来。杨奇把自己一人关在里面，用蜡纸、钢板一字一句刻写着从《解放》杂志上誊抄出来的抗议皖南新四军被包围的电文。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蜡纸刻写和油印。八点钟过后，杨奇带着这些印刷品来到中环，走进一些大厦的写字楼通道……九点上班之时，皇后像广场一带的大厦写字楼，文员们步入各自的办公室，却不约而同地被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油印电文所吸引。他们读着抗议包围新四军的通电，为真相而感慨，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传单竟是出自《天文台》报社年轻的校对员杨奇之手。
杨奇守护着这个秘密，直到阮洪川再来探访，才透露了一点油印和发放传单的细节。阮大哥，是前不久带着杨奇的三哥杨子江的亲笔信来香港找杨奇的，他与杨子江一样，都是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一员。
“这么大的事，你没有和人商量？”阮大哥十分担忧地问杨奇，显然也有点不相信这青年竟然是孤军作战。随后，他压低嗓音，提出了一个杨奇在内心深处渴望已久却不敢明示的问题：“阿奇，你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
是的，杨奇很想参加共产党，他早就按照书上描述的共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了。可是，就像他问阮大哥的：“香港也有共产党么？我还以为到延安才能入党呢！”
阮洪川望着面前这个天真单纯、虎虎有生气的小伙子，乐呵呵地笑了，他眨了眨眼睛，说：“只要你有心找党，党就在你身旁。”
杨奇的心怦然一跳，他长久的猜测终于成真，阮洪川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仔细记下了阮大哥的这句话：“我离开香港后，会介绍一个同志来找你。见面时，他若对你说：‘老阮介绍我来找你的’，那便是你要找的人了。”
一个多月之后，“文通”的理事们聚会。会后，比杨奇稍年长的一位理事陈汉华，与他一道散步离开。路上，陈汉华开口了：“老阮介绍我来找你的……”杨奇终于听到了这渴盼已久的召唤！
1941年3月12日，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杨奇正式宣誓入党了。在位于电车路的威灵顿茶餐室厢座内，陈汉华与杨奇对坐着，陈汉华身旁还有另一位年纪稍大的汉子，叫叶挺英，他是监誓人。陈汉华低声对杨奇说：“限于香港这样的条件，不可能悬挂党旗……”陈汉华突然停住不语。只见侍者端着三杯咖啡，还有一小壶牛奶，向他们走过来。陈汉华马上改换话题：“喂，近日打算到哪儿去玩？我也想休息一下呢……”
侍者放下饮品，转身走了。监誓人叶挺英接着陈汉华的话茬说：“杨奇同志，你面前虽无党旗，但心里要有斧头镰刀啊。”接着，陈汉华对他说：“请举右手握拳，宣誓。”杨奇把右手肘撑在桌上，紧紧握拳。陈汉华念一句誓言，杨奇跟随着照样念一遍：“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直到最后一句：“为了全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杨奇为之热血沸腾。
当杨奇接受了地下党的安排，避开港英当局的“传讯”，翻山越岭前去游击区的时候，心里还回荡着陈汉华的话：“你知道参加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说，准备为全人类的解放牺牲自己。假如，党需要你舍弃香港的一切生活，到艰苦危险的地方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