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范以锦传略（2）
与任仲夷的交集
1．报道任老提出的“三顺”
在老范的职业生涯中，多次与一位老人产生交集。
他就是任仲夷。广东改革开放起步发展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1914年9月，河北省邢台市威县西小庄人。1935年，他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抗日救亡、解放战争。解放后，一直在黑龙江、辽宁任职，到了改革开放后，1980年，奉命南下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主持广东改革开放建设。
范以锦担任社长时任仲夷已离休多年，但他几乎每年都要与老领导聚一次，碰到烦心的事还会向他倾吐。
范以锦与任老的初次接触是1981年5月，任老来到广东刚满一年。当时范以锦在南方日报梅州记者站当站长，任仲夷到梅州考察，范以锦随同采访。
任仲夷在梅州调研了五华县农村全面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听基层干部介绍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华县委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抓住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一长期未解决的要害问题开刀。全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普遍实行“大包干”后，更是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出现了“一高十多”（积极性高，粮多、钱多、牛多、建新房多、买高档商品多、办喜事多等）的喜人景象。粮食丰收之后，有的大队的农民挑着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稻谷作公余粮，以狮子队、锣鼓队作先导，一路燃放着鞭炮，往粮所交售征购粮，一造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任仲夷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任仲夷显得异常兴奋，认为五华的做法对全省其他地方很有指导意义。他一边调研一边讲：现在是顺心——顺了农民心意，顺路——顺了社会主义之路，顺手——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范以锦觉得任老的谈话很有针对性，值得报道。
在梅州期间，有一天任仲夷对范以锦说：“我们到报社看看！”到梅州机关报的路途不远，他们边走边聊，范以锦对任老谈了自己的报道设想，以“三顺”为题报道一下五华“大包干”之后的大好形势。任老同意了。范以锦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并结合五华县的情况写了《顺心·顺手·顺路》的通讯，很快就在《南方日报》发表出来了。
“当时全省不少地方对农村‘大包干’仍存疑虑，这篇文章传达了任仲夷对当前农村工作的基本看法，实际也是省委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冲破思想禁区，要像五华县那样全面搞‘大包干’。这对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落实，调动农民积极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有农村工作研究者这样评价了当时的这篇文章。
2．批评报道得到任老批示
1984年8月，范以锦接到了一条新闻线索。广州市黄埔区通讯员黄晨光告诉范以锦，黄埔港在粮食转运过程中，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范以锦与他一起经过数天的采访，很快弄清了情况。
黄埔港口，是我国的进口粮食转运点之一。这里设有一个粮油转运站，是广州市粮食局的下属单位，它的业务范围是按中央下达的接粮任务和省下达的分配计划，在黄埔港务局等单位的配合下，接转粮油到省内外各收货单位。据市粮食局转口办公室的统计，从1979年至1984年上半年，黄埔进口粮转运点共接转进口粮食62.8亿斤，损耗1.1535亿斤；经济损失1815万元，那个年代这个数字称得上重大亏损。在接运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损耗，国家规定的是4‰损耗率，扣除这一合理的损耗部分，超亏仍高达9023万斤，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大。1979年损耗率为9.6‰，到了1984年上半年达到25.2‰。国家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却受到如此糟蹋，实在令人心痛。最大漏洞出在港口粮食进出仓无计量，给骗取粮食的人钻了空子。还有内外勾结，监守自盗。
调查完之后，范以锦与王晨光写出了《上亿斤粮食是怎样损耗的？》的批评报道，经总编辑陈培审阅后，安排8月8日在《南方日报》头版上方见报，陈培还为此配发了评论《应当追究谁的责任》。同一天，《人民日报》在“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专栏摘要登了这一消息。
消息见报的当天，任仲夷就读到了这则新闻，并马上做了批示，指出要作为一件重要事件进行检查。各相关部门也认真整改。批评报道后的第二年即1985年开始，黄埔进口粮转运点每年减少粮食损失上千万斤，并扭亏为盈，年利润达200万元。到了1986年上半年，黄埔粮油转运点粮食损耗的问题已圆满解决。8月中旬，在广州举行的总结会上，南方日报社和其他有功单位一起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采写这一批评报道本应难度很大，解决问题更难，因为这不只是粮食部门的事情，它牵涉到港口、商检、运输等10多个部门30多个单位，牵涉到省市有关部门和中央的直属企业。而且，此事拖了几年，怎有可能那么快解决问题？”范以锦回忆说，“然而，我这次进行的舆论监督却出奇的顺利和取得圆满的效果。这与各级领导，尤其是省委第一书记任老的支持有关。”
3．拍板刊发任老文章
2000年4月，范以锦收到一篇文稿，作者是陈世基，广州空军宣传部原部长。文章是什么内容呢，是与任仲夷的访谈，任仲夷谈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些观点，然后陈世基整理出来。标题名叫《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内文4500多字。陈世基说，曾送到几家报刊社，他们不敢登，期待《南方日报》能刊发。
当时，任仲夷已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15载了，但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观察。“他讲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有新视觉、新观念。在当时来讲，思想算是非常解放的。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讲的，他对邓小平讲的观点再来一个自己的解读，并解读出新意。”范以锦回忆。他觉得这是与时俱进的观点，不应有什么问题。
一开始考虑以陈世基的名义发专访，但观点比较尖锐，任老说不想连累其他人，还是以任仲夷的名义来发。范以锦看完文章后，在文章首页上方写了几个字：“请要闻部安排头版见报。”29日，此文在《南方日报》见报，引起较大反响。接着，《南方周末》转载。由于《南方周末》的特殊影响力，转载后反响特别强烈，有一些省打电话给北京有关部门，询问有没有问题，可不可以转载。
会不会引发争论？范以锦坦言，当然有。但“我看文章没有问题，而且凭任老这个地位和影响力，再争论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果然，这篇文章还是触怒了一些人。北京有一家比较“左”的杂志，登了批判任仲夷《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里面点了《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的名。一时间，范以锦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几个月之后，范以锦在北京见到一位退休的老人，他受聘在有关部门工作。他说：“老范啊，任仲夷的文章你们也得注意。”后来，范以锦还是拍板在《南方日报》上陆陆续续登了任仲夷的文章。
其实，范以锦看了那篇批任仲夷的文章后，很生气，告诉陈世基说准备写篇文章批驳，批评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后来，任仲夷让陈世基转告范以锦：“就这么几只苍蝇嗡嗡叫，你别理他。”范以锦就没有写了。过了不久，这家刊物因涉其他方面的极“左”的问题被责令停刊。这个风波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任仲夷年纪比老范整整大了30岁，但在性格上、价值取向上，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那就是对良知的坚持，对正义的执着。两个人虽然交谈不多，生命中交集也有限，但彼此存在着一种默契，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于一个事件的看法，两人虽然处于不同的角色，但可以“想到一块儿去”。
“报人”转身“学人”
1．发挥优势做“加法”
范以锦从南方报业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并没有进入退休状态。暨南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范以锦多年在报界的知识、经验，如果可以在教书育人中得以体现，那有助于培养新一代的传媒人才。暨南大学校领导清楚范以锦在业界的声望和作用，希望邀请他来坐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时的校长助理林如鹏教授给老范打了电话，向他发出了邀请。
老范当时答应了。第一，暨南大学是他的母校。第二，他对新闻学院很感兴趣。“我很乐意到大学去。因为在任时碰到的事太多，真想到一个能研究问题的机构好好梳理、思考一下。”
就这样，花甲之年的老范，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段经历，就是成为一位“学人”。虽然老范到学校前很少上讲台，但执教的内容并不陌生。在那段期间，南方报业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新闻课堂上经常被新闻系老师提及的内容，今天，这段历史的主角就站在讲台上。课堂的纪律基本上不用维系，老范的课，没有学生会睡觉。
暨南大学是中央部属高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被誉为“中国第一侨校”。学校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大学，入选国家“111计划”“2011计划”，是教育部、国侨办、广东省三方签约重点共建大学。其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它的招牌院系、重点学科。提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被誉为“全国三大新闻院系之一”“华南新闻最高学府”“广东媒体后花园”。
“我们沐浴在全国改革开放前沿、也是传媒大省的广东的大环境中，背靠大树好乘凉，我们无疑在享受着优质的业界资源，这些资源对新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老范对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是这样评价。老范毕业于暨南大学，对这里，他并不陌生。在职业生涯的末年，还能回到母校，也算是落叶归根，报答母校。
但是，老范并没有满足于上点课，他很快地发现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位新闻系的学生，顶着绩点4.0的优异成绩，却写不了像样的报道。对此，老范反思道，现在对新闻业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光是教学的内容，还远远不够。有些老师也直言不讳，“现在传媒发展一日千里，还是守着80年代初编写的教材，怎么培养新一代大学生？”
发现问题，立即对症下药。老范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找了“药方”——增加学生与业界接触的机会，更清晰地认清自己的不足。这一切对老范来说，非常好办。因为全国最优秀的报业之一南方报业，就是老范的原单位，报社离暨南大学，也就是公交车五站路之遥。
“在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当院长，我力求做加法，少做或者不做减法。作为学院当然也应该做做减法，但不是我这个年长的‘新老师’来做。”范以锦说，“所谓加法就是新闻学院现在没有的，我把它带进去，以新的视野、新的做法输进一些新鲜空气。为什么不做或者少做减法？因为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经过历史积淀，有非常丰富的办学经验，很多做法是非常好的。我从来没有做过传媒教育，一时分不清哪些是优良的、哪些可能是过时的，如果我进去后随随便便搞减法，以大破大立的势头弄得沸沸扬扬，最终很难收拾。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只能做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事。所以，加法我多做一点。减法由谁来做呢，由学院有一定资历的领导、老师来做。”
2．创办准记者南方训练营
创办训练营，是范以锦进入学界后的第一个动作。
2008年，范以锦领着50名“准记者”来到南方报业。他们都来自暨南大学，是暨南大学“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学生，经过为期五天的业务理论训练后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见习。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这个训练营，至2017年止已举办十期。对于暨大学生来说，可以提升新闻采写、策划等方面的能力，对于南方报业来讲，可提升影响力，也可以为南方报业培养“后备军”。南方报业人力资源中心建立实习档案，全程跟踪学生见习的情况，确保“服务到家”。一时间，其他院校的新闻学子，都非常羡慕暨大同学的这个机会。
在训练营第四期的业务理论培训中，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王春芙作了开篇培训，题目是《当前把握导向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新闻教材里，“导向”的字眼常出现，但不容易说清。只有到了实践中，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学生才猛然了解到什么是“导向”。有同学说，“真刀真枪一碰，心立马实了，看来这个训练营真的很重要”。
接着南方报业的其他采编精英先后登场，他们的题目是：
《赢在第一市场》《记者的使命与精神共同体》《泛媒时代经济报道变局与突围》《时政报道的转型与创新》《名词解释说夜编》《新闻策划模式与线索管理》《好新闻妙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南方周末〉近期案例分析》……
“光看题目，都令人血脉贲张，原来业界是这样子的呀！”一位男同学这样说。
最后的压轴，由老范亲自作演讲，他以《传媒人不是新闻技工——谈谈传媒大学生基本素质训练》为题，对业务理论训练作了小结。
在接受大学生杂志《新一代》记者的采访时，老范说：“我是从媒体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我的做法就是把我的优势带进去，给高校输入些新鲜的东西，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工作。”
尽管南方训练营办起来了，但光有新闻系学生与报业对接还是不够，后来又有了广电系、广告系的“训练营”“特训营”等。
“业界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传媒学生必须具备三方面的创新能力：紧贴传媒内容改革的过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避免同质化新闻的独特视觉的策划能力；适应新媒体时代趋势的与时俱进的能力。”这是范以锦进入暨大前期强调的，后来又提出，“光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前瞻性，因为新媒体变化太快了”。“无论将来从事传媒工作，还是与媒体相关的泛媒体岗位工作，都不能只讲技艺，不讲理念。新闻理念和技术理念的培养，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学院在培养业界需要的实用型人才时强调，这种人才应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在学校时结合实际进行某些方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学生中，有不少毕业后比较快就走上了管理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自从老范成为院长并倡导与业界接轨之后，不断有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媒体精英出现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媒体圈里的种种故事。学生终于可以通过传媒精英，了解到一篇重磅的新闻报道是怎么样生产的。这些内容，都是书本中学不到的。平日，有些业界精英很难邀请过来，但是老范来了，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暨南大学的学子们就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3．提出“泛媒体就业”成趋势
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出现了经营困境，新闻传播的毕业生到传统媒体就业难度加大。有一些持续招人的报社、电视台，都开始大幅减少招聘名额。一方面传统媒体采编人才需求量减少，而另一方面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却继续扩招，专业点不断发展，在校生和毕业生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怀疑：我国传媒教育是否处于饱和状态？我国的新闻传播类大学生是否已经供过于求呢？
有这么一组数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年本科毕业生去传媒业就业的只占15%，2008年也基本相同；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年应届本科去传媒业的也只有40%。暨南大学2011年毕业的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80多人，进入纸媒、广电传统媒体的仅20多人，只占毕业生的25%。后来的几年，进传统媒体的更少了。
对此，范以锦的看法是，“尽管传媒学生到传统媒体的就业机会在下滑，但并不意味着传媒业对传媒人才的渴望的减弱，加上介入新媒体之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理应增大。其实，他们挑三拣四，主要是想找理想的毕业生，某些专业媒体、专业版面则需要非传媒类毕业生。比如经济、管理、法律毕业生纷纷涌进媒体，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范以锦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我国高校传媒教育的人才培养应该关注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教育，各高等院校始终把具有采、写、编、评、摄等基本技能的实用型人才作为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的第一目标，也就是说，高校传媒教育始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的人才需要。那么形成上述“供需矛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不少学者认为是高校传媒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高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学生的新闻实习和实践缺乏实际性内容等教育体制内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全球化和融媒体时代，高校传媒教育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导致新闻传播类学生没能适应媒体单位对复合型人才和适应新媒体时代传媒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信息时代，媒体技术替换周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单从传统媒体单位需求、而且是传统观念下的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国高校的传媒人才培养的确难以满足创新发展中的媒体和社会相关机构的需求。所以，在“供需矛盾”必然存在的情况下，高校传媒教育在着重考虑如何适应现代媒体的需求来制定培养方案的同时，也要全盘考虑新闻传播类人才的全社会就业问题。
许多传媒大学生到不了传统媒体单位工作，并不意味着传媒人才已饱和。学生虽然进入纸媒、广电传统媒体的不多，但其他人到了国家政府部门、教育、电信、银行、电网、烟草、地产等机关及企事业机构，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都与传媒有关，而且很快适应职业要求，用人单位满意。
从范以锦以上的表述中可看出，全社会对媒体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因为社会上各类机构都需要具有媒介素养的工作者。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应用，新媒体产业以及与媒体相关的产业迅猛发展壮大，而一些企业、政府部门都需要打造内容产品，这也为新闻学子的就业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范以锦在南方报业期间，就意识到新技术将对报业带来深远的冲击。他很早就提出过“南方报业新闻数码港”的概念。而在纸媒危机到来之际，他则指出，“泛媒体职业”将会出现，这些领域的人才需求，使我国的“泛媒体”岗位供给越来越多，这些都为新闻传媒类的毕业生提供了“宽口径”就业的广阔空间。范以锦的提醒，不仅给学生增强了信心，也使他们更有针对性地培养持续学习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4．以学者身份反对“禁播广告”
备受质疑的“重庆模式”，竟然也殃及媒体的广告经营。2011年3月，根据上头的指令，重庆卫视无可奈何宣布禁止播出商业广告，以24小时红歌滚动播出为主要节目。当时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表示，“电视应给人民提供有益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素材，重庆卫视将会继续禁止插播商业广告。”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也有人甚至是名人赞同重庆的做法，并提出推广开去。
禁播广告，那么电视台收益从何而来？靠政府包养不走市场是不是要走回头路？政府能把电视都包养起来吗？研究生向范老师连续发问。
范以锦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关于广告的事。起初，报纸上广告稍微多了一点，就有人提意见了：“我花钱订报是看新闻的，不是看广告的。”有领导说：“你们要考虑社会效益，不要老想着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明白广告也是重要信息，非议之声也少了。这时候，纸媒经营者又试探着在第一版发广告，很快又有领导过问，尤其是刊发稍为大块的广告时。后来逐渐地接受了，再也没有人指责“广告太多”了。即便是机关报，只要当天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重要的新闻，在第一版登稍微大块一点的广告或登在报眼，也很少有人会提出批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报纸早就结束了的争议，现在又出现在广电领域。学生疑惑，媒体业界也议论纷纷。在这样的氛围下，首先站出来公开表态反对“禁播广告”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国明和暨南大学的范以锦。范以锦在新浪发了一条微博“广告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了几条理由。喻国明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于禁播广告一事进行了批评。喻国明谈道：“因为有了广告，电视台才有资金投入新节目，才有资金开播新的频道，才可以把节目做得更好。观众们在享受更丰富、更精彩的视听盛宴的背后，是广告对节目的反哺。最终受益的是观众。对国有媒体来说，如果不播出广告，全靠财政支持，就很难有动力去把媒体办得更好，就算它是公益的，是为国家和老百姓服务的，丢失了受众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是报纸媒体还是广电媒体，对于正当的、健康的广告何时登、登在什么位置，应该由媒体自己来决定。”范以锦说。
其实，业界不少人也明白，以“唱红”取代广告，已经不再是业务操作的问题了，而是意识形态问题。有老部下劝老范：“你都退下来了，还与这些人争论什么！”老范不依：这些人想走老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的路子都是一步步探索出来的，怎么可以走回头路？我当然要跟他们辩论下去！
范以锦将有疑惑的研究生找来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论文，反驳重庆的做法。文章后面写上“教授”身份，以表明是学者的意见。文章写道：
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其自身不可避免的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竞争加剧，有些媒体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一味迎合受众的需求，以至于各种各样低俗、虚假的广告开始充斥着媒体，出现了广告失实、广告内容低俗，严重影响了媒体公信力，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强化管理，比如各有关部门联合定期公布违规广告，责令媒体整改，很有必要。但管理应该是有度的，不能因为广告刊登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就限制正常的广告投放。有的地方卫视改版，宣布取消商业广告。有人大代表力挺这种做法，建议CCTV-1和各地电视台首套节目也应禁播商业广告。另外有些部门、有些地方还有这样那样的规定。固然决策者限制广告也许是想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是为了“净化电视屏幕，为观众提供更好的收视环境，让受众看到更多有价值的节目和信息”。问题是观众真的不喜欢广告吗？观众讨厌的是那些重复无数遍的低俗广告，如果电视台多播出一些高质量的广告，观众是乐于看到的。真正优秀的商业广告，不仅仅是为了推广企业产品品牌，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广告内容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意义，不仅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从经济角度而言，对广告不加区分、一刀切的做法，显然忽略了广告的积极作用。目前，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经营碰到不少困境，如果过多地限制广告，这无疑会影响传媒业的发展。有的地方主流媒体的广告受到限制，不得不由政府财政补贴，加重了财政负担。如果按照某位人大代表的动议，各地仿而效之，传媒经营岂不又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财政办媒体”的路子上去？
有研究生问范以锦：“常听人说广告太多了影响社会效益，您怎么看？”老范笑了：“这里有个问题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弄明白，如果广告太多了或版面、时段处理不当，受众是会将媒体抛弃的。媒体为了自身生存及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会比较自觉地做出恰当的版面、时段安排。”因此，如何把握好刊登广告的“度”是媒体经营者经常考虑的问题。“比如，有的机关报曾经在第一版登了全版广告，但也只是出现过几宗，而且绝大多数机关报未跟风，因为机关报的老总们明白，过度了会适得其反。”
传道授业解惑、研究泛媒体就业、创办“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与错误做法较劲——范以锦的大学院长生涯可谓相当充实。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老范，依然活跃在传媒一线的视野中。
网络达人
1．爱上“太极码”
“与范老师接触，你会发现他身上充满了活力，一点看不出他的年纪。他对网络新鲜事物依然充满热情，很愿意向学生学习新技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谷红说。谷红的研究方向是数字新闻，这是一个很前沿的领域。她表示，与范老师聊这个课题时，发现他对数字新闻早有涉猎，这令她相当意外。
“他已71岁了，但思维非常活跃，思路很开阔。我妈妈50多岁，用电脑还不是很熟练，可范老师不只是打字比较快，演讲PPT都自己做。”暨南大学一位本科生聊起范老师，就很开心。
“老范打字可溜呢，我们都想不到，他上了年纪网络学习能力还这么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曹轲说。
一般而言，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对新事物都有点抗拒了。但是，范以锦认为，既然工作需要，就要好好学习。于是他从报社内部网开始，一个人慢慢摸索尝试。老范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南方日报》总编辑不久，编辑部逐步推广网上写稿、发稿、改稿、审稿。当然，也给了我们领导班子的老总们‘特权’，考虑我们这些人年龄偏大，可以在打印好的纸质稿件上签字。我不服输，何况我当时才50岁，别人行，为什么我就不行？”
于是，老范尝试在网络上审稿，他发现并不难，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觉得比使用纸质版方便得多。晚上或节假日，他都可以打开家里的电脑审稿，发现问题，写个意见发过去或打个电话。
“打字嘛，这难不倒我！你猜猜我用的是什么输入法？”范老师问学生。
学生们七嘴八舌，有猜拼音的，有猜五笔的，还有猜仓颉的，范老师笑着摇头。“我几次让同事猜，没有一个人猜得出来。我学的是‘太极码’，你们肯定没听说过。”
当年分管科委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推荐这个“码”，范以锦就信了。报社同时有几位年龄稍大的人在学，后来他们未坚持下来。也许，范以锦是南方报业内使用太极码独一无二的人。
学生们显然没听过这个输入法。学生问：“范老师，您这个输入法好用吗？”
“我学得很快，现在打字很顺利，但重码多了一点，开始时瞪大眼睛看屏幕，现在闭眼都行了。”大家哈哈大笑。
其实，在世纪90年代末，很多老报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互联网浪潮，都有些手足无措，哀叹“跟不上时代”。但是老范并没有服老。在互联网浪潮中，他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脱颖而出。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一直紧跟时代，从来没有停止知识的更新。他果然是个激情四射的老报人，永远带着好奇心，探索着未知世界。
2．在“胡同”遇到老范
有一天，老范在一个年轻员工那里听说，网络上有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广州报业的大三国和小三国》。“大三国”指的是广州地区南方、羊城、广州三大报业，“小三国”是分属这三大报业的系列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三国演义”的文章引起了一番争论，主要是三家报业的员工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发表看法。老范想看看这篇文章，一问，知道了这个网站叫“西祠胡同”，里面有个版块叫“记者的家”。
当时，“上网”还是件时髦的事，上网的人不叫“网友”，还叫“网虫”。老范在想，我要不要做个“老网虫”呢？想了一番，老范觉得，既然学了电脑了，还是上去看看吧。
因此，老范从内部网走向开放式社区平台，始于1999年“西祠胡同”的“记者的家”。他根据“记者的家”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篇文章。“从业务的角度思考，我读了这篇文章和相关争论后，对如何把握好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受到一定的启发；从休闲的角度看，觉得网络上互相调侃的语言很有趣，紧张工作之余到这里消遣可缓解压力。”
通过在互联网上的“冲浪”，老范了解到一个全新“亚文化”的存在。这种话语不同于印刷品上一本正经的话语，而是一种更通俗、更可读、更有趣的叙事方式。网络这东西，可能会改变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老范的预感并没有错，在十几年后，随着网络文化的强势兴起，这种话语体系慢慢成为主流。
老范一下子被互联网迷住了。“从此，我经常在‘记者的家’晃悠。碰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我也会说上几句。”
老范去看西祠胡同，不露声色。但是，有个《城市画报》的编辑认出了老范的ID。“我在胡同里遇到老范啦！”这个消息在南方报业里开始不胫而走。有些员工平时没上“胡同”的，也好奇地上去看看有什么。有些员工平时不说话，也会直接在网站上提意见、提建议，还有发牢骚的。西祠胡同一时非常热闹，成为了老范了解基层工作的窗口。在21世纪头几年，西祠胡同的“记者之家”可谓火爆非常，不少新闻精英在此谈天论地，思维碰撞不断。与现实世界一本正经的“社长座谈会”不同，这更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下社群。
“按理说，一个老总，来这些地方干什么？”南都前资深编辑陈洪说，“这都是打口水仗的地方，没大没小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范真的不一般。”
但是，老范就愿意去。他更希望看到充满活力的基层生态。
3．退位前向新人谈“数码港”构想
2006年7月6日，正好是世界杯决赛的第二天。南方报业迎来了一批刚入职的新人，一共69人，来自全国各大学院校，从全国4万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大部分是研究生。他们刚进报社，就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培训，由集团的业务精英开展培训，这里面也包括老范。老范的培训就定于第一天，他讲南方报业的辉煌业绩讲得不多，却着重讲了“南方报业新闻数码港”的构想。这个讲话令人有点意外，在当时的情境看来，这个讲法有些“科幻”，不少年轻人当时都听不太懂。“说的是啥啊，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新人笑呵呵地说。羞愧的是，笔者也是这69人中的一个，也在一边附和着傻笑。
后来的一切表明，我们笑得不合时宜。
范以锦是个纸媒的坚守者，当“纸媒消亡论”盛行时，他认为纸媒绝不会都消亡，国家层面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阵地。但他同时说过，对那些不思进取的纸媒来说，的确会迎来“严冬”，随时会消亡。“纸媒坚守不是死守，一方面纸媒要创新，另一方要看到纸媒危机确实存在，要考虑新媒体的布局。”在触网一段时间，范以锦就这样认为。因此，在管理好几家报刊的同时，也抽出手来，认真进行新媒体的布局。于是，也就有了“新闻数码港”的想法。
在2006年，正是报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不仅南方报业风行神州、营收20多亿，包括《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报业收入也相当可观。新记者进去工作没几年，就可以买房买车。就算是二线城市的报纸，比如《佛山日报》《湛江日报》等，小日子也过得不错。“新闻数码港”的构想，正是从盛世的背后看到了隐藏的危机，这说明范以锦对媒体的发展富有前瞻性。
老范是个居安思危的人，在即将退位之际给最后一届新人的讲座，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大家：纸媒应该怎样“过冬”。
4.“微”茶座上娓娓道来
“从狭小的‘记者的家’走进宽泛的门户网站；从网上茫茫大海中寻找自己想要的材料，再通过搜索引擎轻而易举地获取急用的信息；从开通博客后的‘寡言少语’，到登上微博、微信平台后的随时与人交谈和互动——互联网成长，我也在成长。”范以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作为一个老者，他拥抱新媒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反映了他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学习能力强，拥有极强的适用性及敏锐的技术嗅觉。
在2005年博客流行时，范以锦开设了博客，写了些文章，也获得了一些关注。但由于当时事务繁多，他也没空过多经营，因此就搁置了。后来，到了暨南大学之后，他才断断续续更新文章。不过，在2009年前后，新浪微博突然流行，他就开始使用微博，他认为这个表达方式比起博客更有互动性。他的微博以实名注册，一开设，就找到了很多老朋友，也结交了新朋友。互联网上风景令人目不暇接，范以锦的老年岁月变得相当的热闹。
与范以锦在微博上交流的，多为传媒业界青年记者和传媒教育界的师生。很多接受新闻教育的青年，都是带着新闻理想进入这一行业的，渴望通过新闻报道实现个人的价值，同时也能对社会公义有所贡献。之前在南方报业仗义执言的范以锦，成为他们新闻理想的“教父”，他们希望通过微博，向范以锦“取经”。这样，范以锦的学生就不仅仅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人，而变成全省、全国的新闻学人。他能不忙吗？
2011年10月间，有一位传媒学生问了范老师一个问题，范以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人生经验。想不到，反应热烈，引来一批学生和青年记者的一连串的提问，除了范以锦回答之外，业界也有人参与其中，场面非常热闹。那时，范以锦同时在新浪和腾讯两个微博平台推出讨论话题。随着话题的深入和参与人员的拓展，从起初的“你问我答”到后来的互相探讨交流，有赞同、有反对，热热闹闹地争论一番。老范越玩越得心应手，每天拿一个话题出来发到微博上挑起讨论，先后探讨了“别受他人左右，唯有尊重自己”“不轻言放弃”“别挤‘独木桥’”“宽口径就业”等25个话题。一时间，老范成为了网上的“青年导师”，受到了青年学子的追捧。
见老范这么受欢迎，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编辑跟老范打了电话，“不如出本书吧？”
老范爽快地答应了。
因此，就有了这部“意想不到”的作品——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微”茶座》。应该说，这是老范与网友们“合写”而成。
一开始，话题只涉及“就业”的问题，这一部分最受人关注。但是，老范认为：“传媒学生不能只关注就业问题，还有见习、学习、新闻伦理的问题也应高度重视。”于是，老范有意识地设置了另三个系列——“见习篇”“学习篇”“伦理篇”。“见习篇”中有“见习，从学界走向业界的桥梁”“费点心机，见习门能撞开”“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等30个话题。“学习篇”中有“专业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应一致”“学习动力：业界需求”“不能消极应付教学大纲”等30个话题。“伦理篇”中有“友情与新闻伦理冲突怎么办？”“朋友可以当，但不能成为新闻‘情人’”“利益合作可以有，但伦理底线不能突破”等15个话题。
“四个系列百个话题，包括自己表达的内容和博友的回应形成近40万的文字，我从中精选15万字结集成书。微文的某些表述与常规的语法、修辞可能会有冲突，非原则问题力求保持博友的表达风格。”老范这样形容他的新书。事实上，这本书成为了国内首部涉及新闻业务的全微博体书，在学界、业界，还是有一定创新性。
有意思的是，新闻学界和业界的知名人士甘惜分、喻国明、杨锦麟、陈昌凤、曹轲、陈彤、陈菊红也通过微博给范以锦发来“微序言”。作者简介、前言、后记都未超过140字，都是清一色的微博风格。大家都保持着“队形”，遵循着微博的“公约”。
“运用微博新闻茶座讲新闻规矩，是一种好方式。”当时95岁的新闻学界泰斗、新浪微博最年长的博友——甘惜分老先生如此称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则说：“范老的微博式学术话语，更像当年孔老夫子的论语式的表达。”谈到本书的现实意义，时任新浪执行副总裁兼总编辑的陈彤认为，“以往师之传道授业，多在学堂。如今，作为一代传媒研究和传媒教育领军人物，范以锦先生独辟蹊径，通过微博互动，授业解惑；茶座之下，百余万受众，百篇师长心得，数万学子评论，新媒体形态下，尽显为师之古风，又扩传道之平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范先生的学生茶座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传媒案例。”
“如今，我不仅在微博的‘广场政治’平台听别人说什么，也在微信‘客厅政治’平台与他人探讨问题。触网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今天的老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媒体达人。
“范老师年年都是我们学院发表文章最多的教师之一。”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王悦说。在未进“范门”前，他就是范以锦的粉丝。“第一次去导师办公室，范老师就给我倒茶，看我满头汗，还找纸巾，一下子感觉就拉近了，原来‘大V’这么好接触。聊了一下午，他一高兴，送了我五本书，本本都签上了名。”
范老师除了与学生“微”互动、交流，还常召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探讨新闻前沿的问题，然后联合写论文。往往在与同学吃饭聊天时，就点名，“下一次该你写文章了”。范老师进入暨大之后就传媒现象发表了200多篇文章，五分之二是自己独立写成，五分之三是和学生联合写作。“没有一篇是学生写了拿给我署名，借我的名字发表。一定是名副其实的合作，这也是我指导学生提升论文写作水平的一种做法。”范老师强调说。
“虽然我老了，但是接触的大量的年轻人，当然有幸福感。”范以锦现在身边有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乐于与学生在朋友圈交流。
老范还玩过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甚至网络游戏，他也虚心地向同学求教。他清楚，媒体传播是个注意力经济，哪里聚集了流量，哪里就有它的变现价值。因此，很多南方报业的老部下认为老范的“时髦程度”不比年轻人差，一点都不像过了古稀之年的老者。
其实，都市报在90年代也曾是“新媒体”啊！老范能在多年前玩得转都市报，今天自然也能玩转微博、微信！如果老范没有对新事物的接受力与适应力，他能站到今天的高度吗？
从小范到老范
1．父亲“范司机”
范以锦经常会做梦，在梦里，穿越时光，看到了那熟悉的明晃晃的水面，以及头顶的烈日。他的家在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西湖村，背靠大山，汀江河从村中穿过，分隔成河东河西。放学后，范以锦沿着山间和田野小道，一路小跑回家。还没到家，常常遇到田野里走来走去的父亲……
父亲，一个让少年范以锦又爱又怕的人。他个子不高，身材不胖。但不知怎么的，少年范以锦总是觉得他浑身有用不完的能量。当时，父亲曾当过村农会主席、乡长、副镇长，并兼任过西湖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即便当了乡长、副镇长，他也常下乡进村领着村民过山道、走田坎，为发展农业生产尽职尽责。
父亲的经历，也是一部曲折的故事。
“范联盛9岁丧父、14岁丧母，家庭贫苦，高小文化，明白事理。”这是村里人对范以锦父亲范联盛的评价。
1935年，范联盛为了谋生，跟随亲戚远渡重洋来到马来亚，由于居住在共产党活跃的山区，卷入了马来亚的战争中。马共与英国殖民者本来是死对头，但1941年12月日本正式入侵马来亚后，马共实行联英抗日政策。包括范联盛在内的华侨，大多是支持抗日的。范联盛常请马共的人吃饭，还赠送过粮食。可是战后，英国当局恢复了对马来亚殖民统治后，重新与马共对峙，而范联盛却与马共朋友继续有来往。此外，范联盛还加入了“电车工会”“橡胶工会”，并参加过反殖民主义的罢工。1948年8月12日范联盛被以“接济马共”“罢工”等罪名入狱。坐牢10个月后，他全家被驱逐出境。
原本温馨的家庭因此而撕裂。范以锦的弟弟和妹妹，因家庭困境所迫送人抚养。60多年后，范联盛去世后，范以锦寻访故地，在马来西亚见到了弟弟，而妹妹却下落不明。
“1949年6月，在马来亚通往中国的客轮上，我和家人挤在阴暗的角落里。经济拮据，只能找个低等级的位置栖身。外祖母和母亲都寸步不离地守住他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外祖母抱的是我外公的遗骨，为的是让他魂归故里，虽然被厚布裹着，还是担心被发现后会丢到海里。母亲双手紧紧搂着的是疾病缠身的我，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只能扔进大海喂鱼。”范以锦讲起这些故事来，非常唏嘘。
范联盛一家回到老家广东大埔。在“出走和回归”中，范联盛身经风浪，属于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一回国很快就受到南下干部和当地地方干部的重视。“父亲早年在马来亚受马共影响，‘同志’讲的道理他一听就懂，很快获得信任。”范以锦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说。
范联盛先是担任了西湖村农会主席，再被吸收为国家干部，担任茶山乡乡长。1954年茶山乡与当时的大埔县城埔城镇合并，他出任副镇长。1956年乡镇分家，他重任乡长。时值农业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他又兼任了西湖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
担任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时，正好遇上“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政策极其激进。范联盛当时遭遇了一个困境：上头要求农田搞‘满天星’，即插秧时要插得密密麻麻，异想天开以为多插秧苗就能多打粮食。匪夷所思的各种瞎指令，不执行是“右倾”，执行又违反科学和侵犯农民利益，基层干部处在两难的夹缝中。
在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范联盛的烦心事不断增加。他所任的岗位一般都是由党员担任，于是便申请入党，却因“历史不清”而被拒。范联盛申辩：“我因马共关系坐牢，有什么问题？”他提供了证明人，组织也调查证实了。然而，还得讲清狱中表现。父亲讲得清楚，但组织无法查明白。入不了党也不要紧，但“历史不清”的紧箍咒令他头痛不已，每逢“运动”惯例，“向党交心”，“说清问题”是躲避不了的。“反右”之后，范联盛有种预感，觉得危机将至。
范联盛做了一个明智、但又极需勇气的决定：请求辞去领导职务改行当司机。
当时，范以锦的母亲全力支持他的决定。范以锦的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于丈夫的决定非常支持。范以锦的外祖母，一位非常坚强勇敢的女性，更是说，“怕什么，这官不做了又怎么样，大不了跟我们一起耕田去吧，也不会饿死！”
1958年9月，父亲打听到司机紧缺，便请求辞去领导职务改行当司机，很快获批准。先后在汽车站、邮局、医院开车，1964年起到县委为县领导开车。
“曾为官员的父亲当上司机后毫无失落感，反而变得异常兴奋。再也没有人找父亲麻烦了，‘文革’中安然无恙。除了开好车，为节省开支还自己修车。一有空就到县委食堂帮厨。他还购置了理发剪，为同事和小孩理发。家仍在农村，节假日回家时常参与农村公益活动。”范以锦愉快地提起父亲的开车经历。
县委机关的人都称他为“范伯”“范司机”，他从不提起、也鲜有人知道他曾经的“乡镇长”身份。退休时，按工人身份办理了手续。退休快两年后的1980年3月9日，接到县组织部人事科的通知：“范联盛同志系国家干部，1978年7月1日误作工人办理退休。经复查属干部，重新办理转干部退休手续。”每月退休费由43.83元增加到46.95元，并补发退休安家费300元。原来，他转岗之后人事档案一直放在组织部，从未办理过由“干”转“工”的手续。也就是说，名副其实“以干代工”20年。
为什么范联盛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呢？范以锦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这样说：“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范以锦分析，“我家8口人，外祖母年迈，母亲多病，我们兄妹几人还小，父亲万一出什么事，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在当时政治动荡的年月，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高处不胜寒，不如急流勇退，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来得实在。在一些时候，退一步开阔天空，需要多么高的智慧！以我父亲的情况，能在‘文革’中安然无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
回忆起父亲，范以锦总结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淡然的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满足感非常强，不追求过多的东西。”父亲范联盛以工人身份退休多年，后来又接到通知，搞错了，重新按干部的退休标准领工资。“父亲只是笑了笑，没有特别在意。”范以锦永远记住父亲的那份淡然。除了父亲，母亲也是一位强调“无欲则刚”的人。母亲经常告诫儿孙不要有过高的欲望，也不要怕艰苦，先苦能后甘，日子总会越过越春光。“母亲在人前总是平心静气，从不表现出大喜、大怒、大悲，平和是其人生精髓。”
范联盛的命运的确是与共产党分不开的。假如没有与马共曾经的“蜜月”，也许他不会回到中国来；假如没有党内同志的发现和引导，他也不会走上国家干部的领导岗位；假如不是党内的“左”的思想对他形成的压力，他也不会去“官”从“工”；假如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的晚年也不会过得那么舒坦。
“父亲谈不上有坚定的信念，但他对党的朴素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年代，父亲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他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组织上很快给他安排了入党介绍人，并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然而没有了下文，是未上报还是报上去未批准，不得而知。同事对他说应该再申诉一下，父亲说：‘不必了，我已说过这是最后一次。’”
“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范以锦总结这是父亲的特征。这一点，与范以锦有相似之处，“与父亲的急转弯不同，我一入新闻门就不离不弃了。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十多年如今，沉潜专注，从未有过换岗的念头，也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快乐。表面上看，与我的父亲的个性不同，其实骨子里是一样的。甘于淡泊，心态平和。”范以锦总结道，“这可能就是我们范家的家风吧！”
2005年12月，年近90的父亲与世长辞。火化后，他回到了曾留下足迹和汗水的青山翠松中。范以锦深感内疚的是，父亲去世之际，没能伴随在他身边。
在范家的家谱中，大埔县范家都是始祖文正公范仲淹之子范纯佑传下来的。从范仲淹算起，七世祖远冈公，在大埔县青溪开基；西湖村开基始祖积玉公为十六世，范联盛为二十六世。在范家族谱中，范联盛——这个经历了出走、回归的男人，这个急流勇退、甘于寂寞的男人——名字赫然在目。
2．洞庭湖的磨炼
范以锦就在西湖村长大。父亲一再叮嘱他，不管有多大波折，读书是不能落下的。于是，他一直铆足劲学习。
1964年，范以锦考上了暨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制五年。
大学的作息制度非常严格。早上6点半起床，7点钟全校几千名同学都去大操场做早操。当时学校的硬件设施不太好，想要洗个热水澡都得要排长队，所以一般都选择洗冷水澡，即便是大冬天。从那时候起，范以锦就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不管酷暑还是天寒地冻，直至参加工作后坚持到40多岁。
暨大的“蒙古包”也让范以锦印象特别深。不仅仅因为它是饭堂，还因为它在周末成为师生跳舞的舞厅。在娱乐设施相当贫乏的年代里，“蒙古包”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很可惜，在复校后的大拆大建中，“蒙古包”消失了。如今，又在新校区重建。
上学两年后，“文革”爆发。范以锦本应该1969年毕业，到了1970年3月不仅不让毕业，还暂时安置到了湖南洞庭湖西湖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因为暨南大学被宣布停办，校址由军医大学接管，老师安排到中大、华工等校，学生由广州军区安排，所以到了部队农场。按部队建制，分连、排、班，连、排干部由解放军担任，个别副排长和各班班长由学生担任，内务和各项管理都参照部队的管理办法。部队农场劳动量非常大，农忙时节早起晚归。范以锦回忆当时的场景：
农场主要是种棉花和水稻，水稻有几十亩，大概平均每个人是一亩多；旱地很多，平均每个人要耕作十多亩地，所以劳动非常艰苦。我与同班的黄峨在同一个连队，我在四班当班长，他任副排长。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农活难不倒我们，连队几十人进行插秧比赛，连长在田头带领我们高声朗读“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叫声“冲啊”，就跳进田里。比赛结果，黄峨有时得第一名，有时得第二名，我第三名。
最令我担心的是华侨学生尤其是出身富商家庭的女学生，他们没有经过农村的磨炼，也与我们一样干一样的活。到了农忙季节，凌晨三点半起床，然后在田里吃早饭，吃了后继续劳动，劳动到中午吃午饭，下午中间休息吃一个点心餐，晚餐也吃在田头，然后继续干活。回到营房，再吃一顿夜餐——一天吃五顿饭。
晚上回到营房洗澡之后，已是10点半钟了，每天睡几个小时，有的人干脆不洗澡，洗洗脚赶快上床睡觉了。我刚到农场时体重是99斤，半年后离开农场时体重只有75斤，主要是劳动量太大，不是饿瘦的。连队自己种菜，还养了几十头猪。我们每月收到津贴20元，交15.5元伙食费，吃得饱，有猪肉、水鱼、黄鳝吃，黄豆、豆芽、豆腐、青菜都很充足。
还好！我们所有同学都平安无事！
一天中午，排长跟范以锦说：“小范，连长找你。”范以锦以为连长是要问“插秧进度”等情况，就跑步气喘吁吁地去见了连长。回答了几个问题，连长笑了。其实，旁边有两位陌生人瞪大眼睛看着范以锦。当时的小范，完全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事后了解到，这是南方日报社派出的考察干部。
他们考察后，觉得还行，于是把范以锦招进了南方日报社。这个过程，不是范以锦选择的，只能说是他误打误撞进入的。当时，人们都说“干一行，爱一行”，范以锦很快就发现，新闻行业有自己喜爱的部分。来了，就不再想离开。“你问我要选择不？其实我无法选择。计划经济年代都是统一分配的，在当时能进入南方报社是非常幸运的。我的同学有的分到山区县饭馆里端盘子，说是学经济的，这也是对口分配。”
范以锦进入报社后先下乡劳动一年，然后安排在《南方日报》的工商部当记者，半年后到梅州记者站。
开头几年的那段记者经历，其实很难说得上愉快。“文革”尚在继续中，“左”的思潮泛滥，办报受到严重束缚。“写新闻稿似乎不需要花多少工夫采访，也不需要多少素材，只需对一对‘梁效’的口径提炼观点就行了。可以说，完全按上头的眼色行事，无需创新，也不准你创新，办报人快成为木头人了。”所谓“梁效”，就是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是“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假、大、空”三个字，是对当时文风的高度概括。范以锦感慨道，当时浮夸之风盛行，新闻往往报喜不报忧，人们在议论虚假的东西时戏称“比报纸还假”，报纸声名不佳。在这种情况下，范以锦就难有作为了。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广东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南方报人进入最有作为的时期。后来，“范记者”慢慢成为“范编委”“范总编”“范社长”，不过许多人并不这样叫，习惯叫他“老范”。在报人生涯上一路往前走，历经了几个部门，最后由“小范”变成“老范”。
3．私生活与业余爱好
在1974年的春季，范以锦在梅州结婚了。这是范以锦最难忘的场景之一。
当时，城里的许多姑娘都上山下乡去了，留城的姑娘不多。范以锦因采访认识了大埔县工业局局长老温，他有个女儿名叫温海明。同行采访的通讯员有意为范以锦牵线搭桥，就与温局长说了。温局长觉得不错，而且他也认识在县委开车的范以锦的父亲“范司机”。温局长的夫人杨琴见过范以锦后也赞同，但他们都强调：“婚姻大事，由他们年轻人自己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范以锦接到通知，从梅州记者站调回《南方日报》工商部工作。“与温海明见面后，我们很快就处在热恋中。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我调回广州，我都不愿意。但没办法，组织限时限刻要我回去。”
新婚燕尔之际，两人确实是聚少离多。当时交通不便，从广州到大埔坐班车两头黑，天未亮开始坐，要坐十几个小时，到大埔已是晚上七点钟了。那个时候探亲假一年就12天。两人分隔两地，饱受相思之苦。
当时许多人都不愿意去记者站，范以锦却愿意，一直要求到回梅州记者站工作。两年多之后，报社领导终于同意了，还把他提拔为记者站站长。这一回，老范开开心心与妻子团聚了。1979年，儿子范颖辉降生了，一个小家庭慢慢成形。这段生活一直维系到1982年初。后来，报社又要将他调回广州记者站，老范又不愿意回：“家怎么办？”但报社领导说一定要他回来，承诺家属安排以后会考虑。范以锦在广州记者站担任站长大概不到半年，又到中央党校学习了近一年，1983年8月回来后进入报社领导班子，担任了《南方日报》编委，先后兼任广州记者站站长、政科文部主任。一年多后，广东农村整党，受省委派遣，范以锦带了一个工作组在河源待了一年。一直到1986年，范以锦才基本上稳定在报社本部的采编岗位上，而温海明也得以调往广州工作，这个小家庭终于落定在广州。
范以锦小时候就爱看报，因为他父亲手边上有一份《大埔报》。他也爱看小说。在童年时，包括高尔基的《母亲》、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有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说岳全传》等。后来，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陈国凯等作家的作品，都进入了老范的视野，成了他的枕边书。他当时订《小说月刊》，都要读完所刊载的小说。再后来，《白鹿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人啊人》这些长篇作品，都成为老范喜爱的读物之一。在2017年3月，老范在与笔者攀谈时，特意提到了陈国凯的小说《我该怎么办》。这部小说曾震动文坛，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读后无不动容，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有段时间他还有点技痒，写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老范说，看小说、散文和练习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有利于提高写新闻通讯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报社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老范感到知识不够用，于是开始研读一些经济类的书籍。关于经营、品牌、企业家战略方面的书籍，也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坦言，带着问题看书，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提升了走市场的决策能力。他告诉我，由于传媒行业面临极大的挑战与变化，因此他认为必须赶紧学习有关新媒体的书，补充这一领域的知识。“我最近在看《微信的力量》《腾讯传》等。”
老范的生活近乎单调，打牌、打麻将、抽烟全不沾。喝酒少量未上瘾，外人怎么劝他，他也只是适量。小时候，他很喜欢打牌，快进入中年后就不感兴趣了。但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爱好，他告诉我从读初中学时起就住校，晚饭后就喜欢散步。这种习惯延续至今。还有就是喜欢与人喝茶聊天，谈起喝茶头头是道。
老范当副总编辑、总编辑时，就住在报社大楼的旁边。晚饭后要在五羊新城住宅区一带漫步，回到家后必定从头到脚冲洗，时间较长，以至值班编辑打电话请示版面安排时，老听到他家里人的回答“在冲凉！”。老范说，这是他健身的一种方式，几十年了，天天如此。完成了放松与减压，晚上看稿件、打标题，又是精神抖擞的老范。
新闻激情燃烧的岁月
1．欢庆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被打倒了！
1976年10月21日，范以锦与其他员工就在饭堂里，听报社领导宣读文件，得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一刻，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南方日报》由于地位特殊，在省直机关中，南方日报社员工获得了首批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政治待遇”。
范以锦和同事们当时都十分高兴，“一听完传达，就有人提议上街游行，报社领导马上拍板。上街得拿点东西，很快有人写了‘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大横幅标语。就这样，我们举着标语，扛着‘南方日报社’的大旗，呼喊着口号，走出了报社大门”。当时南方日报社的地址还在东风东路，游行队伍从报社出发，一下子就拐到了农林下路，来到东山口，再往前走，行进在中山路，再从烈士陵园右侧拐弯回到东风东路。一路上围观的人很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条横幅标语，有的人还跑上前来细看。
从21日下午，一直到22日深夜，广州地区各单位上街游行的人数达到了140多万人。其实，粉碎了“四人帮”的行动是10月6日，但由于当时事态敏感，除了高层之外，一直未向全党和民众传达，其间传说已很多，但没有看到正式公布的消息，人们心里还是不踏实。范以锦回忆，囿于当时的环境和长期的压抑，普通民众连小道消息都听不到，就是听到了也不敢议论。《南方日报》员工游行时所展示的横幅标语，向广州市民传递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权威信息，顿时街道两旁出现了欢蹦乱跳的场面。“行进中的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和乘客都将头伸出车外，不停地向我们招手欢呼。广东省人民医院的部分病房当时还朝着大街，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走过时，楼上穿着病号服的病人纷纷从病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鼓掌和呼口号，看得出其中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他们被‘四人帮’称为‘还在走’的走资派，受压多年，今天总算挨到了出头之日。”那一天的场景，范以锦依然历历在目。周恩来去世后积压的民意，清明节无法悼念的积怨，在这一刻有了总爆发。
23日上午，范以锦作为“青年代表”，受邀参加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进行的“广东省、广州部队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曾在《南方日报》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杨奇、杜导正、李超、林里，以及时任《南方日报》党委书记的丁希凌也参加了这次盛会。那天，下着小雨，但群情振奋，与会者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涌向会场。大会结束后，范以锦与丁希凌等人随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出越秀山，直奔当时最繁华的中山路。但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被装饰一新，到处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醒目的标语……
“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是天安门事件的延续，不同的是从抗议变成了庆贺，虽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但却是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袒露。”范以锦回忆道。除了游行之外，报社许多部门都上街买酒在办公室举杯庆贺，其他单位也是这样，有的地区出现了酒一度脱销的现象。范以锦也与同事和好友，举杯庆贺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的毒害，那一代报人都深有体会，整个新闻界都是乌烟瘴气。范以锦虽然进了南方日报社，但当时的政治氛围非常压抑，“左”的思潮泛滥，办报受到严重束缚。
曾有一位老记者说过：“你只要什么都反对，总有一天你是对的；或者你什么都拥护，总有一天你是错的。因为当时忽左忽右，今天肯定明天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过来的。”比如讲规章制度，范以锦等人写的关于抓安全生产的先进矿山的报道发出不久，上头又刮来一股风，反击所谓‘右倾回潮’，说什么已经‘右得不能再右’了，还有什么“左”的。先进矿山的报道变成“问题报道”。这样一批，各地刚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又冲掉了。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可谓罪行累累。作为报社的一线记者，有一件事令范以锦感受殊深：那就是关于四望嶂矿企业整顿报道的是是非非。
四望嶂矿是广东省属的一个重点煤矿，“文革”期间围绕着加强还是削弱企业管理的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1974年，“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之名，大刮批“回潮”、反“复旧”的妖风，四望嶂矿的造反派也遥相呼应，煽动停工闹革命，企业一片混乱，连续几个月停产，成为了“老大难”单位。“文革”中被打倒后复出的邓小平，因周总理病重，于1975年主持国家日常工作，大抓一系列的整顿，广东一位省领导和省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带领工作组到四望嶂矿，协助矿党委整顿劳动纪律，强化企业管理，很快扭转被动局面。受《南方日报》革委常委、工商部主任黄淑儒的委派，范以锦来到四望嶂矿采访，几天之后，《南方日报》头版以《派性批倒了，路线端正了，生产也上去了》为题刊发了他写的报道。然而，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正当的企业整顿被看成是“管卡压”，四望嶂矿再度陷入混乱，作为报人又得反思原有的报道是否正确。而且，当时在煤矿战线就有人写大字报，说《南方日报》刊发范以锦写的那篇通讯是大毒草。在那疯狂的年代，报纸陷入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怪圈中。
1977年岁未，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后，范以锦重返四望嶂矿采访，欣慰地发现，职工气顺劲足，焕然一新，企业管理走上正轨，扭转了建矿以来年年亏损的局面，首次为国家上缴了利润。范以锦喜不自胜，与该矿通讯员满怀激情给《南方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四望嶂矿的喜人景象。1978年1月19日《南方日报》第一版以《规章制度有权威生产更上一层楼》为题刊登了这封信，文尾还署上了“本报通讯员赖志芳、本报记者范以锦”。“文革”中，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新闻报道一律不准署名。从范以锦这篇来信开始，《南方日报》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作者署名。
范以锦当时想：批判记者“成名成家”思想是错误的，现在强调拨乱反正，我来试一下看敢不敢把我的名字登出来。名字上了报纸，熟人见到范以锦就说：“你的大名出来了，记者可以署名了。”广东的其他报纸也跟着恢复了记者署名。
2．进村入户采写冲破思想禁区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那时的范以锦，在《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工作，他工作热情高涨，经常徒步走进村庄，有时就住在农民家里，观察到了很多小细节。
在极“左”的年代里，农民和农业生产深受其害。范以锦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给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正在孕育之中。
当时正值冬种，但此前极“左”政策的荼毒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都是按“长官意志办”，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范以锦回忆说，“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人会耕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两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就拿冬种来说吧，在“以粮为纲”（实为“以粮唯一”）的指导方针下，只能种小麦。但农民认为，小麦种瘦田，影响明年的早造和晚造，三造与两造的总产量是一样的，建议冬种轮作，有时种小麦，有时种蚕豆或蔬菜，有些田实行冬季休耕。“这种轮作的保持地力的做法，是农民长期实践的经验之谈，但冬种的面积是层层下达的，谁完成不了谁就要挨批，因此农民的意见长期得不到采纳。”春耕播种时间也统一，因过分强调“早”，秧苗常因倒春寒冻死。
看到农民与“长官”的矛盾日益激化，范以锦便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带述评的通讯刊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当时的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这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农民越来越难管了。报社领导心中有数，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仅不予理睬，还在内部刊物上通报表扬了范以锦。
当时，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与范以锦这事既没关系，但又有关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区汇文到梅州平远县作了一个形势报告，谈到了台湾、香港等地的发展速度，讲到了我们的差距和紧迫感。当地很多干部不知道外界经济发展状况，自然觉得有些新意。报告会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声。但掌声过后，一些人碰一起一议论，又觉得不对劲了。接着，有人写了一封告状信，告到了报社，帽子够吓人，说区汇文鼓吹“大陆不如台湾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当然，区汇文以及报社领导对此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该讲的继续讲，该做的继续做。党委书记丁希凌还对范以锦说：你见到梅州那些干部时，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报社的态度。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方日报》还是找对了方向，对各种保守僵化的思想进行抨击。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中央、省这一头是通畅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他们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的主要是中层干部。而相当一部分县和公社领导，以及小部分地委领导思想是不通的。有的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范以锦说，当时有些地、县、公社领导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范以锦与其他的记者写的一些报道被拎出来批。不过，报社领导丁希凌和陈培理直气壮予以回击。
当时转不弯来的公社、县领导乃至更高层的领导还真不少。当时梅州地区地、县的一些领导也在议论“范以锦算什么？才多少岁？整天指手画脚、胡说八道”。范以锦当时才30出头，年纪确实不大，但他绝对相信他见到的一切。他经常与农民攀谈，甚至住到了农民家里。农民没把他当外人，把他看作知己，跟他聊心事。因此，范以锦特别了解农民心中所想，所写的文章，也是反映了老百姓内心的话。
3．与广东一起见证激流岁月
2009年《南方日报》60年报庆时，《南方日报》介绍了对广东改革开放产生影响的一批新闻作品，范以锦的通讯《顺心·顺手·顺路》列入其中。此时，他已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开始在大学讲台上教书育人。他在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时说，再次感慨是改革开放这个激流时代造就了南方报业的辉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我们那时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当然也有压力，虽然有三中全会的‘尚方宝剑’，但三中全会讲的是大原则，具体的实施要在实践中探索，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利民措施又有新的突破。我们的报纸迎难而上，在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发挥了权威性和战斗性的作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发扬探索精神和创新的勇气，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动力注入了范以锦的血液中，从记者到编委，从编委到副总编辑、总编辑，再到社长。他的每一步，都时刻心系改革。他既抓新闻改革，也抓版面改革，并大力拓展报道面。既做党报的改革，也做都市报、行业报的改革，甚至连经营体制的改革、用人制度的改革，他都在努力迎合。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理了身上的污泥浊水，敢讲真话，可读、可亲、可信了。党报在读者中的良好形象得以恢复，威信大大提高。这也正好说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办报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施展才干的大舞台。《南方日报》无论从宣传报道看，还是从本身的事业发展来看，与改革开放是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激活了报业勃勃生机，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南方日报》的今天。因此，我们今天举办纪念活动时，不可忘记我们报业的发展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得益于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范以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风起南方，梦圆广东。可以说，广东改革开放的氛围也是南方报社成功的奥秘。改革开放后，也让范以锦拥有了更好接触港澳等外界的渠道。范以锦坦言，从香港报业同行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广东地区不少城市可以看到香港电视，这对内地观念、思想冲击很大。“境外记者的敬业，抢新闻的劲头，值得内地学习。他们很讲时效性，很有竞争意识，版面很多，是厚报，都是彩色。我们当时的国际新闻往往比境外慢一天，对我们触动很大。慢了，怎能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不断研究别人的长处，解决自己的短板，南方报业不断升级、不停地向市场化走去。在这过程中，范以锦特别感谢既为广东改革开放做出贡献、也为优化南方报业发展环境呕心沥血的省委老领导们。
在2004年南方日报社庆时，《南方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是省委三位老书记任仲夷、吴南生、林若以及时任省委副书记蔡东士，与范以锦、杨兴锋在一起的照片。范以锦很满意这张照片，因为隐喻三位老领导对南方报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南方日报社要举行创刊55周年纪念，我们发出了邀请，蔡东士以及任仲夷、吴南生、林若都表示一定要参加我们的纪念会。”
任仲夷、吴南生、林若，这三位广东改革开放的灵魂人物，始终保持一股正气。范以锦说：“南方报业跟他们非亲非故，没有私人关系，但他们却对南方报人充满感情。他们在任时给报社新闻工作创造良好环境。他们退下来后，当有人无端设置障碍，给报社带来困境时，他们又挺身而出为报人的正义行为鼓与呼。”社庆那天，三位老领导与蔡东士、范以锦从贵宾厅走出来的时候，《南方日报》摄影部记者陈健聪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蔡东士叮嘱，这个照片一定要在明天的《南方日报》第一版公开见报。范以锦想，此中有深意。“见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向社会表明，我们推动改革开放、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是有坚强后盾的，三位老同志是坚强的后盾，蔡东士也是坚强的后盾。我们按这个规格来处理，第二天就在《南方日报》第一版发出来了。”老范与笔者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花。
4．小说风波
1981年，范以锦遇上了一件事。
当时，范以锦正在尝试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做《落选之后》，发在《南方日报》文艺副刊上。
这篇小说，主要是讲有一公社书记，因为搞瞎指挥、强迫命令，在选举的时候党代会的代表都不选他，结果就落选了。落选以后他被重用，调到县计划委员会去当主任。
范以锦说，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无非就是以官场为背景，刻画一下当时的政治生态。风格呢，就有点像是批判现实主义吧。内容呢，纯属虚构。“这个稿件写了之后我送到《南方日报》文艺部，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可以，但是因为要排队，排了半年才登出来。”
小说发表后，很多人赞扬，并给范以锦打电话。范以锦到民航去买票，梅州那个时候民航刚刚开通了，卖票的人一看到名字，“诶，那天那个《南方日报》的小说是不是你写的？”那个时候，报纸的文艺版一星期才一期，发篇小说很难，要受到赞扬更不容易。范以锦当时感到很开心。
但是，没几天，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南方日报》不久前在头版头条发了一篇稿件，报道广东省各地选县委书记的情况，其中讲到有几人落选，落选的原因归纳为“民主作风差”“搞瞎指挥”“思想僵化”等。梅县地区就有两名县委书记落选。他们落选后一个星期，范以锦的小说就登出来了。当地有的领导“对号入座”，心里很不高兴，认为范以锦在挖苦这两位县委书记。范以锦与这两位书记也认识，因此被认为“很不厚道”。
这件事还惊动了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有些人就对《南方日报》的那篇头版头条报道和范以锦那篇小说提出了批评，说因为这篇报道和小说的刊发导致又有几位县委书记落选。批评归批评，但那个时候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并没有去追究谁。有人闹了一阵子，慢慢也就偃旗息鼓了。
掌声过后……
1．终身荣誉奖
本传记开头的“引言”说到范以锦发表卸任感言时不断被掌声打断的情景，这一年是2006年。掌声过后，他进入暨南大学从事传媒教育。2011年9月根据省委组织部的通知精神，南方报业正式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而暨南大学对他的聘任依然不变。毫无疑问，他一辈子都是传媒事业的执着追求者，2012年4月获得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由于在报业市场化改革的突出成绩，十多年来，范以锦获得了多个奖项。1992年，范以锦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优秀中青专家称号”，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殊津贴证书。其他奖项大多为“致敬人物”之类的奖项，包括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评出的“中国传媒业英雄榜”风云人物、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基地200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志”15人之一、入选南方周末2003年度“最具赞许传媒人物”、经社会名流和专家推荐入选南方周末2006年度传媒“特别致敬”人物。同时，被各类机构评为“2005年中国传媒年度人物”“2005年中国报业十大人物”“中国传媒产业思想贡献人物”“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媒突出贡献奖”和“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等。
2003年，《南方周末》的“致敬！2003中国传媒”的颁奖词很有特色——
2003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除了旗下几份报纸、杂志继续有出色表现外，还先试水上海，后抢滩北京，最终在北京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办报，此举在探索媒体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当可载入中国新闻史册。作为南方报业的领军人物，范以锦依然保持低调，外界对其所知，可能只限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奇迹般的事业发展，限于他在深圳高交会演讲所提出的“多品牌”战略、“龙生龙凤生凤”的报系理念，然而，熟悉新闻业的人都应该知道，低调并不能遮蔽这位脚踏实地的广东老报人为积聚人才所付出的心血，为呵护理想所展现的胸怀，以及在推动新闻事业发展中表现的智慧与胆略。
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主办单位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组织知名专家评审遴选。4月23日下午颁奖大会开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接见了18名新闻终身荣誉奖获得者并发表讲话，予以热情的赞扬。
范以锦新闻终身成就奖的材料是这样说的——
当总编辑期间提出经营好“三个拳头”产品，支持舆论监督。曾获中国新闻奖二、三等奖各两次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被评为全国报业先进经营管理工作者。1992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业绩：追踪行业前沿，与时俱进提出新理念和创新发展模式。2002年提出“南方报业多品牌战略”，将品牌概念引入中国报业，被业界称为开启了中国报业“品牌”时代。以南方报业为基地，创建“报系”组织结构和“龙生龙凤生凤”的系列报刊滚动发展模式，成为中国传媒发展创新的经典范例。2006年提出构建“新闻数码港”的理念，打造适应新媒体融合趋势的全新的滚动采编和信息整合平台和制度。在学界建立“准记者训练营”“创新基地”等，为贯通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范本，在学界引起关注并仿效。
在这之前的2011年，即办理退休手续之际，范以锦突然获得“星云真善美新闻奖”之海外地区“传播贡献奖”。那是9月30日，在事前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范以锦收到“星云真善美新闻贡献奖”委员会的来函：
以锦先生惠鉴！
佛光山宗长星云大师鉴于许多新闻工作者优异表现却在市场导向的媒体经营模式下被漠视，于是由“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拨经费成立“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用以肯定对台湾社会有杰出表现或发挥正面积极影响之新闻专业人士在其专业领域内的贡献；同时，也鼓励新闻界的后进，能怀抱理想，传承典范，多予报道社会真善美的面貌……第三届特别将原亚洲地区传播贡献奖扩大为全球华人传播贡献奖……先生长期从事新闻事业，秉持专业、坚持理想、培育英才，经遴选委员一致推举为本届海外地区“传播贡献奖”得奖人。
在给范以锦的颁奖材料中写道：“当代中国报业‘媒体多品牌战略’‘媒体跨区域经营战略’的宣导者、组织者及推动者。培养具有文字表达能力、洞察视觉力、掌握趋势及创新力之新闻专业人才。”“2005年提出打造‘新闻数码港’的理念。如今许多传统媒体都建立了类似‘数码港’的全媒体平台，说明当年的想法具前瞻性。”
2011年11月20日上午10时，颁奖仪式在台北世贸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范以锦从星云大师手中接过了所颁发的奖杯，并应星云大师之邀上佛光山共进午餐，面对面地与星云大师进行了交谈。
虽然，老范是那种很淡然的人，对于外界的褒奖，很多时候都是一笑了之。但这两个分别来自官方和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人士的奖项，是对其终身从事新闻事业的褒扬，他体验到了沉甸甸的奖杯的分量，也觉得特别的舒心。
2．寄语传媒新人
报人也有迷惑的时候。从2013年起，智能手机飞速发展，很多人都习惯了在手机上看新闻。报纸的销量越来越差，离职潮继而出现，南方报业也难以避免。有的新闻学生不淡定了：“学新闻是不是没前途啦？”
但范以锦不会人云亦云，不会随波逐流。他至今仍在学院开讲座，研究内容创业，寻找内容变现的途径。他还在核心期刊写论文，研究对象已经从报纸转向了公众号。一些成功的案例，甚至包括茶叶、时尚品牌的营销策略，也在他的视野之内。不过，研究归研究，他的看法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对做新闻无兴趣而转行未必是坏事，但不顾自身的优势贸然离职转型未必是对的。有时坚持一段，也许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范以锦很认真地跟学生说：你热爱新闻专业，你就坚持做。不要被一时一刻的沉浮所左右，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而且，各类机构的传播平台也与新闻相关，学好新闻和传播终身受益。
曾有年轻人问范以锦：“为什么会选择做新闻？”范以锦回答：“别无选择！”计划经济年代大学生就业一律实行计划分配，不服从就取消分配资格。结合老范当时的经历，一开始，确实不是他选择的新闻，而是新闻选择了他。他的命运，在西湖农场与那位连长的对话就已经注定了。但当他走上了新闻道路后，他就没想过改变。
还有同学问：“改革开放后曾出现下海潮，你想过跳槽么？”范以锦回答：“不想再选择！”年龄是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他接近四十了，已没有重新择业的动力。“最为重要的是我从不懂做新闻到熟悉了新闻，已爱上了南方报业。在大学期间，我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从未想过当记者。庆幸的是，我当记者的第一站《南方日报》工商部是温暖的小集体，我很快适应了采编环境，业务熟悉后自然让我对新闻有了痴迷感，而南方老一辈报人的人格和报格也让我仰慕不已。”
在一个好的单位，遇到了好的人，同时也能为社会做贡献，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就是范以锦痴迷新闻的原因。他跟同学们说，新闻是一个很容易上瘾的职业，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职业。你进入其中，能很快发现它的乐趣，它的伟大之处。
对于一些离职的员工，老范也送上祝福。他知道，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做出选择。走有走的缘由，留也有留的道理。老范曾经提到，哪怕是离开了的员工，去到不同的公司、单位，也能为南方报业增色。有些员工去到腾讯、网易等互联网公司，成为总编、栏目负责人、评论家，做的还是新闻，这也是南方的光荣。有些员工去了电信、电网、房产企业的公关岗位，也可以更好地为南方报业对接资源。有些员工自己去创业，打造出一方天地，成为公众号的主编，成为了“网红”，拥有了大批粉丝，老范很肯定他们的成就，甚至把他们请来给学生互动。有些员工潜心学术，读了博士，进入高校成为学者，同时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增加了南方报业在社会科学界的厚度，也让老范非常欣慰。
但是，范以锦对于某些不道德行为是嗤之以鼻的。老范曾经说过，自己喜欢有个性、有才华的员工，但最不喜欢的就是打着报社的名义四处招摇造骗、敲诈勒索的人。他撰文指出：“媒体人是什么样子？社会赋予我们媒体人很多职责：我们是无冕之王；我们是社会瞭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我们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因为我们行使着神圣的使命，正因为社会方方面面期待我们的职责与称号要相匹配，所以一旦媒体发生严重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社会舆论哗然，也是必然的。我们媒体人常讲监督的责任和勇气，但如果不自省、自律，怎样监督别人？何以理直气壮承担‘舆论引导人’的职责。”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守得住底线。范以锦说，损害社会公信力的事情不能做，以权谋私的事情不能做，生存的艰难，不应成为道德失守理由。在各种利益角逐面前，仍要独善其身！
2016年，南方报业对新进来的大学生进行培训，邀请老领导范以锦讲一课。老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我手头上保留了一份朱光1964年3月8日写给杨奇的信。信中的第一句就是“别后甚念！”然后对杨奇“仍操旧业，长期专攻一行”表示赞赏。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有深交，但很难想到杨奇曾以极大勇气在报上批评朱光主导的一个重大项目。那是1951年6月，时任《南方日报》副社长兼《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杨奇，从通讯员那里了解到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许多错误，经调查核实写成了2000多字的批评稿发往《人民日报》。他原本就认识拍板上这个肥料厂项目的广州市副市长朱光，于是明确告知：“朱市长，我要在报上批评你。”朱光未求情，事后也未找人疏通。果然，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批评报道。后来，朱光写了一篇检讨刊发在《南方日报》上。一个有批评的勇气，一个有坦诚面对批评的胸怀，他们还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朱光调离广东北上后常念及杨奇，因此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充满深情厚谊的通信。朱光已仙逝，杨奇过了90仍健在。他常和我谈起的就是文人办报、报人风骨、舆论监督等问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但愿广东新闻传媒共同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坚持弘扬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国家甚幸！人民甚幸！”
办过多种报纸，从办油印土报到办现代报纸，不管怎么变化，报人的骨气未变——他就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主要创办人杨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之后，又有《南方周末》等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尽管后人经常会谈怎样办报，也会创造许多新鲜经验，但不要忘记杨奇等老一辈报人的“勇气、责任和担当”精神。后来的报人的血脉中，流淌着他们播下的“南方基因”。
从记者到担任总编辑、社长、董事长，范以锦没有忘记南方就是他的根基。他与南方报业、289大院已经分不开了。当副总辑和总编辑时曾有传闻要派老范到香港，老范赶紧向领导表示：“我就在这，哪也不去！”后来因一些风波又传闻说要挪动他，他对省里一位领导说，即便到了非挪动不可时，我也不走，我也不要什么职位。我已是省政协委员，这就是职位。就让我在报业待到退休。
这就是老范，他定力足够。时间，也在塑造着他的为人。“我对南方早就不离不弃！”老范与南方，一直在互相塑造，互相成全。
3．享天伦之乐
随着年华的老去，他慢慢淡出了一线事务。虽然范以锦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挥“余热”，但他坦言，不是奔着“院长”的权力去的。到了学校并不太看重职务权力，加上年纪大了，不能太迷恋这种东西。范以锦说，他定下原则：“干力所能及的事，干有实际意义的事，干有实效的事。”适度的“余热”释放，老范说，不觉得累。
2016年，他跨入古稀之年，首次以“老寿星”的名义参加了广东省老记者协会举行的重阳老人节的敬老活动。在如履薄冰的新闻圈子里忙了大半辈子，也该好好享受了。
老范说，无论哪位老人都可以找到精神寄托。他的几位老同事，都各有各的精彩。曾在《南方日报》人事处任过科长的金绮兰退休了才学摄影，现在其作品已有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国内拿奖，国际上也多次得奖。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社委黄峨，每天在南方书画院以辅导书法爱好者为乐，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他都满腔热情免费辅导。他原来只是写字，这几年又学画，已达到一定的水准。看到本单位业余书画爱好者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就高兴。大家都亲切叫他黄老师，当老师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桃李满天下。
范以锦与黄峨，原来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系同班同学，一起到农场劳动，又一起被分配进报社。后来，两人都成为南方报社的骨干，共同分管过舆论监督的报道，平日业务一起探讨，退休后又常一起聊天。这真是一生的挚友。范以锦平日一大乐趣之一，就是喊上几个老头，一起谈论激流岁月。
“我和我的老同事们，常会写文章回忆记者的生涯，讲的大多与新闻工作相关。在叙述‘激情燃烧岁月’的片断时，或挖掘鲜为人知的采编故事细节，或展现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的真情实景，或披露特殊社会生态下的反常行为。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惨痛教训的回顾。无论哪种题材，都足以唤起人们深沉的思考。这些篇章留存下来，对我们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对年轻的新闻后辈是可供借鉴的良方，对关注新闻事业的研究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不过，现在老范更愿意待在家里，当“宅男”。他笑了，说，“宅男又怎样，家中也有女神啊。”自从小孙女范舸晗出生之后，范以锦喜获“小女神”，悠闲地含饴弄孙。讲起小孙女，老范笑得像孩子一样。他大彻大悟：这才是老人应享的天伦之乐，也才是更为有趣的正业。
工作单位是个大家庭，大家庭自有大家氛围的欢声笑语。退休了，老了，待在小家当宅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亦是人生境界。
“从孙女出生之日起，只要一天不见，我生活中就好像缺了什么，而时时刻刻在她身边也百看不厌。于是，我压缩了在校的时间、压缩了社会活动。那些都是业余生活，如果不是出于朋友、熟人的情感和机构的盛情难却，还真想完全摆脱那种生活，全身心回到家里操正业。围着小孙女转，抱一抱、亲一亲，那心情真是太舒畅了！”老范说。
4．身影仍在“289”晃悠
2017年3月的一天中午，71岁的范以锦，与几位老同事一起，走进了“知道分子”餐馆，那里的座位好别致，一个像“管道”一样的四人座位，可以享用“书房菜”。这是一个创意概念餐厅，由一个前南都的编辑开设的，在装修布局上挺有想法。不过，范以锦也承认，“菜再好吃一点就更配套了。”
在“知道分子”旁边，还有很多餐馆，比如“椰客”，有椰子水煮文昌鸡；有榕意，是概念川菜，那个香辣虾味道不错；有“遇见小面”，重庆口味，精致香辣；还有咖啡馆、小天地，适合伏案读书读倦、敲打键盘敲累的文化人。除此以外，还有舞蹈、音乐教育、画廊、岭南活力非遗艺术馆；广州市级孵化器、越秀区级孵化器、广州市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这个地方叫289艺术园，它的位置就在南方报业大院的东北和西北面。这原本是南方报业印刷厂的旧址，附近都能闻到油墨味。多年前，天未亮，多辆送报车就聚集在这里，将新出炉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送到全省各地。范以锦任上时，策划在紧挨广州的南海和顺镇征了300多亩地。后来，印刷厂就迁到了这里成为南方报业新的印务基地，不再在南方报业的289大院印报了。“289”自然又成了拓展新产业的好地方。在新的领导班子的策划下，原印报厂所在地升级成为了一个高品质的艺术园区。
范以锦特别喜欢在这一带闲逛，他带着3岁的孙女来到摄影馆拍照。尽管花钱多一点，但师傅拍得很认真，照片艺术感强，值得！有时约上朋友去品茶、喝咖啡，聊聊天，怡然自得。晚上附近有时还有演奏会，一些小众乐团来演唱，范以锦虽然对这种前卫的音乐没有多少兴趣，但偶尔也会凑凑热闹体验一下时尚生活。
在艺术园区的一个传播平台上，范以锦发表感言：“289曾是我办公的地方，是南方报系形成和发展之地，也是我的家，那里有我的房改房。退休之后，我从大院搬出去住了，但我依然习惯在289转悠，不是对权力的迷恋，而是因报人情怀对南方的依赖。我没有忘记南方就是温馨的大家庭，我对南方早就不离不弃。”
现在，报业进入了一个低谷期，南方报业走了不少业务骨干。范以锦也已经退出报业岗位，但他还是很淡定。他多次说过，辉煌都从痛苦出，有多痛苦，就有多辉煌。今天报业面临转型，难免痛苦，但这是走向辉煌的必经之路。他认为，一代人比一代人强，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没必要担心太多。
随着附近珠江新城的崛起、杨箕村的改建，消费格局的升级，这也为南方报业带来机遇。开设一个艺术园区，这何尝不是一个创新呢？
过去的一幕幕，像走马灯一样在老范面前翻过：在西湖农村被连长叫去、加入《南方日报》的那一霎；在山村农民家做客、看到“鱼缸”时候的惊喜；参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创立的艰辛，再到南方报业顶峰时期的甘甜……
范以锦现在还经常做梦，梦到洞庭湖的波光。湖面碧绿如镜，骄阳似火，炊事班长一声高呼，开饭了。那一切，好像史前年代的风情。而那个关键的机会，就藏在命运的转角处。所幸的是，范以锦抓住了它。
这些都成为历史。当老范漫步在289大院，看见熟悉的、不熟悉的青春洋溢的笑容，也以笑脸相迎。“我们老了，他们才是南方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