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纪念活动

第一节 纪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进行，没有载体的承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难以显现，教育方法无法应用，因此教育目标也不能达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古往今来，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都有意无意地在大量使用各种载体，如宗教祭祀中的各种仪式、国家的政治文化活动、数字社会的网络与媒介传播等。纪念活动作为一种群众性的仪式化行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自觉的载体由来已久，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却是新的视角。

一、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缘由

“载体”本是一个科技术语，早期用于描述在生物和化学中存储、携带他物的物体。《现代汉语词典》将载体释义为：①科学技术上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如工业上用来传递热能的介质，为增加催化剂有效表面，使催化剂附着的浮石、硅胶等都是载体。②承载知识或信息的物质形体：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作为物质、信息和文化等的运载物，载体一词随着科技进步与学科融合，在各个学科领域广泛使用，20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目前理论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的界定及其应用存在一定差别，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3种。第一，以张澍军教授为代表的“活动论”。持此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人们自觉设计并实施的、能使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因素的事物发挥出教育作用的所有活动及过程”。第二，以陈秉公教授为代表的“要素论”。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介和手段”，“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教育因素的工具性事物”。第三，以陈万柏教授为代表的“中介论”。“中介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此外，还有学者撰文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与外延、表达形式与属性特征等进行概括，提出了诸多卓有见地的看法，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支撑。如贺才乐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属性上可分为“本质属性、功能属性和社会属性”三个层面等。总体来看，虽然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厘定存有不同意见，据其而形成的载体表达形式与特征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哪种界定，纪念活动都在其意域之内。正如一切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必定会随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与拓展一样，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在不断探索、设计和应用中发展。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入理论视界，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纪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

1．纪念活动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能够承载他物是作为载体的根本属性，尽管不同种类载体运载他物的方式不同；但其运载他物的功能属性是相同的，并且在“载”与“被载”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象性运动样态是相同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毫无疑问必须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原则和内容等信息，但载体本身并不是教育信息或内容，载体功能的发挥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和教育方式来实现。纪念活动根据纪念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重要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三种类型。每一种纪念类型都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信息。

重要节日纪念是党和国家经常举行的一种庆典仪式。以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纪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凝结着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以“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五四”青年节等为代表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节日纪念，蕴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内容，党史国情教育内容，等等。近年，随着中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一些世界性节日在国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方面人们应该看到西方各种娱乐性节日庆典在青年一代中泛滥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一些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节日中所承载的诸如环保意识、国际主义精神、道德观念等内容。

值得纪念的事件，必定有其历久弥新的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如中共建立、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港澳回归，等等。每逢这些重大事件的周年纪念，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承载着拥护党的领导、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精神、民族自尊自信、民族团结、奉献精神、祖国统一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教育内容。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上，曾经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同样有一大批值得我们永久纪念与缅怀的人。对历史重要人物的纪念，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历史人物所承载的优良品格、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有政治领袖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与革命意志；有知识精英所倡导的自由、民主、责任意识；还有在平凡中彰显伟大精神的“小人物”们所代表的奉献精神、道德规范等内容。

总之，纪念活动蕴含着全面而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因此，以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以充分发挥载体的功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纪念活动是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的有效形式

能在教育主体操控下成为联系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桥梁纽带，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又一构成要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任务而进行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与重点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综合教育实践。”在这一教育实践中，教育主体要将教育信息传达给教育对象并使之形成符合教育主体期望的教育结果，就必须选择相应的渠道形式与物质手段，只有那些能够为教育主体有效控制与应用，并为教育客体接受的教育形式，才具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价值。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教育主体能否选择载体、选择什么样的载体，都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制约，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得以形成与发展。口头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原初形态。语言的产生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展开的基础。语言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它将个体的精神现实转换为集体实践的社会意识。“一个人只要他在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除了语言符号以外，人们在交谈过程中的手势、表情、姿势、服饰等非语言符号，也在传递大量的思想信息。但同时传播口头语言也存在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及保存困难等明显缺陷，文字便应运而生。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其所具有的历时性、准确性和深刻性等优势是口头语言无法企及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选择。宗教仪式与象征性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早期形态。原始巫术与图腾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的直接反映。人们通过创造一些具有象征性的集体仪式来表达对自然与鬼神的崇拜，这既是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的感性理解，也通过这种固定的仪式操演来形成身份认同与价值传播。宗教仪式中一些合理的成分流传下来，逐渐为现代社会采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中一种独特的组成部分。政治活动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正式产生。如果说早期口头语言与宗教象征性仪式活动还处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自发阶段，那么人类政治生活的出现并伴随而来的政治活动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自觉阶段。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活动不仅包括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政治统治活动，也包括了围绕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而展开的思想统治活动。因此，政治活动处处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必然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载体。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有规律、不断重复的仪式化行为，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由组织方来控制，但整个过程需要教育主、客体共同参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历次阅兵，仪式的举行完全在举办方的严格控制下进行，成千上万的士兵、战车、飞机等精确通过天安门广场，各项代表祖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成就的方阵队伍依次得以展示，教育主体通过“仪式象征符号的使用过程，使原本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全国亿万人民群众通过参与、观看、体味这种仪式操演，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通过这一特殊编排操演程序的不断重复，民众在实践层面逐步建构起某种“范式”或者“模式”，教育客体在参与纪念活动时，“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由此可见，纪念活动作为承载和表现丰富政治信息的重要载体，能促进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良性互动。

二、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表现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重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表现形态则重在关注其外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表现形态同样因划分的标准与角度各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如以物质的基本形态来划分，可分为语言载体和行动载体，或者分为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以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为界，可分为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按传播途径与载运方式区别，可分为传媒载体与网络载体。近年，随着科技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诸如微博、微信等虚拟平台，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关注。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可分为文本形式、活动形式、实体形式和虚拟形式。

1．文本纪念形式

文本纪念即以发表宣言、通告、口号，出版专刊、特刊、文集、纪念集，发表纪念文章等文本方式开展的纪念形式。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并善于利用文本纪念来诠释党的政策和策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宣言、通告、口号具有简洁明快、富有号召力、鼓动性强等特点，假使应用得当，必将产生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加之其运作成本低、传播范围广，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纪念活动当中。如1963年3月5日，为缅怀和纪念雷锋同志，《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发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罗瑞卿写给《中国青年》的文章《学习雷锋》。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从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出版专刊、特刊、文集、纪念集等形式的文本纪念活动，一般用于重大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活动中，对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先贤，实现既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如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版有关邓小平的各类图书400多种，重点出版的就有100种，这些图书既有邓小平著作、邓小平理论研究著作，又有关于他的生平事迹、诗歌、画册、连环画、挂图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其中《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理论辞典》等著作融思想性、资料性、传记性、学术性于一体，为我们了解伟人生平，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提供帮助。每逢重大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适时发表纪念文章已成中共惯常使用的一种政见表达途径，通过纪念文章集结历史与现实，诠释政策与策略，实现政治动员与整合。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为改造中国耗费毕生精力给予崇高的评价，对他在民主革命中推翻封建帝制和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给予高度赞扬。毛泽东在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这既是对党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不懈努力的肯定，也为实现国家富强凝聚力量。

文本纪念有诠释性、扩散性和积累性等特点，纪念对象的主要事迹、意义、价值等内容经由权威机构或个人全面解读，被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受众在了解、接受并内化为自我意识的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丰富和完善纪念对象的思想体系与价值内涵。文本纪念活动开展的过程，就是自上而下地统一民众认识，塑造与强化集体记忆的过程，也是民众在潜移默化之间有效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2．活动纪念形式

活动纪念即通过召开纪念大会、座谈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文艺表演、陈列展览等各种活动开展的纪念形式。纪念大会以其形式庄重、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特点，一般被应用于特别重要的纪念活动之中。20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的党政军群各部门的代表、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在内的代表3000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举行纪念大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良好。第一，纪念大会通过会场和周边环境的布置，可激发群众的政治情感。“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花团锦簇，灯火辉煌，气氛庄重而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上面悬挂的 ‘1911'‘2011’字标格外醒目。”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参与者倍受鼓舞、终身难忘。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来自大会现场的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了胡锦涛的讲话，我感到重任在肩。”第三，纪念大会的盛况通过各种媒介广为传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反响。纪念大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精神的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海外华人华侨高度关注，反响热烈。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总编辑杨文凯说：“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感到极大鼓舞，也深刻理解两岸同胞是血脉的命运共同体”。

座谈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等形式的纪念活动相对纪念大会档次稍低，但因其针对性强，参与者层次高，产生的纪念成果往往较其他形式更加丰富与全面。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中共高层全部参加了会议，并在座谈会正式开始之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向毛泽东坐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遗容。这一瞻仰仪式，传递了多层思想政治教育涵义。随后，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还联合主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和军队系统还举行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军事思想研讨会等纪念活动，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斗志。

阅兵、游行、文艺演出、陈列展览等活动都是由主办方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政治目的的仪式，如通过阅兵、游行等活动，对内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外宣示国家主权、彰显国际影响力。通过设置一定主题的文艺演出与展览陈列，实现纪念活动向日常生活空间渗透，增加纪念活动的参与性以强化纪念对象的象征符号建构。2009年10月1日，首都各界20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和群众游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活动持续2小时25分钟，向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人民子弟兵的军容、军威，展示了中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了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民族团结。同日晚，首都各界8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文艺节目精彩不断，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群众中间，与大家“手拉手、心连心”，共度国庆之夜。有感于国庆大典，“200多万网友在 ‘强国论坛’参与讨论，上百万网友通过博客、播客、新闻跟帖和手机网留言”，表达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活动纪念有参与性、娱乐性、渗透性等特点，它通过身处集体活动中人们的身体与语言重复来形成“习惯性记忆”。“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在这种“记忆排练”中，组织方对于纪念对象意义的把握与传播，对集体活动的掌控与组织成为纪念活动开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3．实体纪念形式

实体纪念即通过纪念场所的设置、纪念物品的生产等开展的纪念形式。纪念场所大致可分为意图性纪念场所与非意图性纪念场所两类。意图性纪念场所包括纪念堂（馆）、纪念陵、纪念碑、纪念陵园、纪念塑像、纪念学校、纪念路、纪念建筑、纪念塔（楼）等，非意图性纪念场所主要包括遗址、遗迹等非创设性空间建构，如故居、会址、战场遗址等，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要求“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纪念性空间创设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场所，旨在纪念过去，表现历史，为“身临其境”的人们再现历史场景以达到触景生情的效果，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气质的外化与浓缩，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意义。同时，纪念空间还是主流意识形态传输的重要载体，国家通过创设纪念场所并使其承载一定的价值内涵，人们在与纪念性空间发生互动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潜移默化地得以充分发挥。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国最高规格的纪念场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革命领袖集体的纪念堂。纪念堂内一层设有3个大厅，北大厅为举行纪念仪式之地，安放有汉白玉毛泽东坐像；瞻仰厅居中，是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地方；南大厅为瞻仰参观出口，北侧墙面镌刻着鎏金的毛泽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纪念堂二层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和电影厅。这些厅室是人们举行纪念活动，瞻仰缅怀、参观学习领袖思想与业绩，感悟他们人生风采和人格魅力的重要场所。

除建立大型的纪念场所之外，纪念物品的生产也是保存集体记忆的有效途径。纪念物品因其制作成本相对较低、针对性强、便于携带、保存方便久远等特点受到纪念活动主办方的青睐，如纪念徽章、邮画册、钱币等，既生动形象，又内涵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发行了5套孙中山诞辰纪念邮票，分别在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10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和140周年纪念日出版发行。邮票内容主要以孙中山肖像和孙中山生平活动密切的历史遗迹为主。同时，国家邮政局还发行了6套辛亥革命纪念邮票，分别于辛亥革命50周年、70周年、75周年、80周年、90周年、100周年出版发行。这些周年纪念邮品，设计精湛，形式多样，形象生动，饱含历史感、思想性和教育意义。

实体纪念种类繁多、内容直观、纪念效果明显，其主要特点有象征性、记忆性、感染性。实体纪念通过纪念性空间、形体、符号来实现与纪念对象之间的关联，并“运用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来引导人们的思考，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纪念实体通过历史、形式、文化心理的表达与浓缩营造特殊的“场域精神”并通过这种方式塑造集体记忆。

4．网络纪念形式

网络纪念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纪念形式，因其成本较低、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保存时间长、相对环保等特点而倍受重视。网络纪念可分为个人网络纪念和公共网络纪念两种类型。个人网络纪念主要指因血缘、地缘、人缘关系而组织的网络纪念形式，这一类纪念网站既有专业人士搭建的个性化平台，旨在把现实生活中的欢庆、纪念、祭奠等活动引入虚拟世界，突破纪念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也有个人专属纪念空间，保持高度的私密性。现在遍布虚拟世界的各种网络纪念站点不计其数，基本功能类似：一是有展示纪念对象生平、事迹等主要信息的空间；二是能通过虚拟的献花、上香、扫墓、祭酒、叩拜、奏乐、点烛等传统祭祀方式来表达对纪念对象的缅怀。除此之外，很多网站还专门设计了留言板块，方便祭奠者发表纪念文章、表达情绪、寄托哀思。但网络上现存的个人纪念网站良莠不齐，有部分网站名为纪念，实则为推介其线下产品，很难真正达到纪念目的。

公共网络纪念则是由政府着力打造的纪念专题网站，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通的“领袖人物纪念馆”，纪念馆共收录了600多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通过点击照片或名字可查阅详细内容，大量生动详实的文字资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他们的光辉历史，尤其是3D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领袖风采跃然眼前，浏览者无不触景生情。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一些纪念场馆也相应开通了网络互动平台，如官方微博、微信等。

网络纪念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有其鲜明的时代性、互动性和现时性等特征。“网络空间的出现，使人类的时空概念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人及其所生存的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纪念网站的设立符合信息时代人们对于资源摄取的习惯，也是纪念活动大众化、时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纪念网站通过虚拟场景再现历史瞬间，让纪念者身临其境，身心受到震撼；纪念网站通过人机对话完成仪式，突破时空与身份限制，让纪念者随时随地都能表达纪念愿望；纪念网站还能保存每一次网络纪念的记录，累积民众的纪念情感，营造纪念氛围，有助于提升纪念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在阶级社会中，掌握和控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成为实现与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正如列宁所强调“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那样，当代著名学者斯威德勒也提出：“意识形态是文化世界中最少被想当然接受的一极，常识是文化世界中最多被想当然接受的一极，传统是文化世界中可以被表述或不需要表述就可以被接受的地带，是文化世界的中值。”这就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自动自觉地进入人们的头脑，需要加强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的教化并不容易，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并不像常识与传统那样被想当然地接受，需要统治阶级应用恰当的方式与途径来加以规训。合理选择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恰当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便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纪念活动以其承载的丰富内容与主客体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选择。

三、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主要特征

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显著标志与征象，社会事物因其属性和表现形态的差异，加之观察者概括角度的不同，往往会呈现出多种特征。就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从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其他因素如目的、任务、内容、原则、方法等相区别的角度来看，其特征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承载性与传导性。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与表现形态来看，其特征有承载性、传导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第三，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属性与功能来看，其特征有阶级性、承载性、中介性、可控性和目的性。此外，有学者将特征本身细分为结构特征、本质特征和外在特征，进而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各自不同的特点，亦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具体表现形态出发，分析文化载体、管理载体等具体载体的特征，这些都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特征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种特殊形态，无疑具备一般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共同特征，如承载性、中介性、可控性、目的性、阶级性等，同时，纪念活动载体还具有其自身特点。充分认识纪念活动载体的优势与特征，合理设计载体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纪念活动载体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

目的性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动物活动的本质特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本身并无目的性；但其一旦被教育主体运用、控制、操作，便会表现出明确的目标指向，这种目标指向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明确目的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为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其目标指向性尤为突出。所有纪念活动的举行，都是围绕一定主题和目的，有明确的纪念对象，固定的纪念程式，相对稳定的纪念参与群体。“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特定社会和阶级所要求、所确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总是系统而抽象的，需要通过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来逐一组织开展。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利用纪念活动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充分挖掘纪念对象的教育资源，有效细分教育对象，合理组织纪念活动，必定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纪念活动载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这种双向活动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思想转化的过程。教育主体将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传授给教育客体，教育客体在不断比较、选择、吸收以后转化为自身的思想品德认识，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化阶段”；同时，教育客体会将自身思想道德认知通过一定的载体转化为思想品德行为，并形成一定的道德习惯，这一过程被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阶段”。无论是“内化”亦或是“外化”，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来实现。纪念活动恰好为人们在活动与交往中完成道德观念形成与道德习惯养成提供有效的场域。一方面纪念活动所创设的时间、空间、场所等客观环境，为人们提供交流与沟通的现场平台；另一方面纪念活动本身就具有交流与交换基本功能特性，人们参加纪念活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个体与群体间思想交锋与契合的过程。纪念活动是一种“策略性互动”，旨在通过仪式形成特定的社会语境，让置身其中的人形成“话语性实践”, 而这种“话语性实践”的实现过程有赖于纪念活动的开展。

纪念活动能够得以举行，与举办方的权力有关。这种权力一般源于三种途径：一是某种力量的强制动员，一旦要求参与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二是传统或宗教力量的牵引，某项纪念活动由来已久甚至是携带着某种宗教的神秘力量，参与者对活动的开展不容置疑；三是被特殊人物或组织的魅力吸引，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不管是哪一种纪念活动，参与者都将不在少数。纪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在社会语境中带“强制性”的活动，纪念活动的有效开展，会让参与者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进而形成自我务必到场的角色荣誉感。

3．纪念活动载体具有明显的象征性

纪念活动是一种仪式性行为，仪式本身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因而象征性是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仪式中充满了象征符号，或者干脆地说，仪式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它通过象征这样一个特殊的 ‘知识系统’来释放符码，解读意义。”可以说，没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活动本身没有价值。纪念活动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仪式，对于象征体系的意义建构，往往需通过一系列复杂而庞大的仪式过程围构而成。这些仪式会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主题下组装起整个仪式的象征系统。比如，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国庆纪念活动，中央与地方都会在“十一”期间举行众多精心准备的庆典活动，无论是气势磅礴的国庆阅兵还是各地自发组织的升国旗、宣誓仪式，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

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规则、法律和民意基础，都高度依赖于对共同体和民众的社会记忆。在社会记忆的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过程中，仪式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不仅可以展示观念的、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而政治权力亦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强制，而是力图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运用。”纪念活动的开展即是人们在规定或传袭的规程下，围绕既定主题而开展的一场程式化仪式，活动通过纪念时间的设定、纪念空间的建构、参与对象的选择、纪念场景的布置、纪念程序的安排、仪式过程的控制等，实现对象征意义的建构、理解和应用，参与其中的群体，因为仪式的操演，强化了作为个体对于组织的归附关系，集体记忆得以建构。“仪式是为维护这些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它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