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本章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1）宋朝皇帝和政府对医学方书的认识、态度及其重视，为《太平圣惠方》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史实和机制，包含“访求医书阶段”“方剂整理与验试阶段”“确定编撰体例与成书阶段”“皇帝御览与重校阶段”“雕版刊印阶段”“传播应用阶段”等。

（2）《太平圣惠方》广泛收集了宋代以前的医药方书、宫廷秘方及民间验方、效方和偏方等。书中有关方剂学理论、方剂分类、实用药方与临床实践的创新，是它在宋代社会得以广泛接受和传播的医学基础。书中确立的“凡诸论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载其内。凡候疾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理，然后依方用药”新型知识分类体系，不仅成为政府官吏和医学家等防治疾病、配制成药、打击巫术、发展医学教育和维护地方治安的有力工具，而且也成为新儒学之外宣扬国家“仁政”思想和权威统治的新工具。

（3）《太平圣惠方》的编撰者有医官、道士、儒臣等，传播者有宋朝皇帝、各级官吏、医学家、士人、商人、外交使节等，受众者有普通民众、医家、医学生和宗教人士等。其传播载体有刊本、钞本、木板、墓葬壁画、教材、试题等，适应了不同社会阶层获取方书知识和应用方书知识的需求。《太平圣惠方》传播成效显著，宋朝政府不仅成功地将其颁行到诸路州县，而且也推广到西夏、高丽地区，在金、元、明、清时期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后世方书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4）《太平圣惠方》的编撰体例、疾病分类方法、方剂知识来源和传播应用等，对宋以后官修方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太平圣惠方》形成与传播应用的史实和机制，是宋朝政府重视医学、发展医学和应用医学的结果，使许多宋以前的医学方书、宫廷内府秘方、地方官吏进呈医方等重新面世，对宋代医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惟宋代最重医学”的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官府对《太平圣惠方》的推广传播极为重视，但某些地方官吏对政府所赐医书管理甚严，广大民众自由传抄尚有一定的难度。如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福州知州蔡襄指出，“诏颁州郡，传于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严管钥，谨曝晾而已，吏民莫得与其利焉”，这些都限制了《太平圣惠方》进一步向民间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