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境内外的历来研究可归纳在如下一些课题上：
一、1.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战略，对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偏差的研究和再研究（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错误）；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3.对著名研究者如胡乔木、胡绳等的研究工作的个案研究；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特征、方法、规律；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意义及其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关系。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历史过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中国革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及正确的结合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3.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物质条件（阶级基础）、实践依据、理论前提、文化渊源；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产物。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体系、内涵、精髓、哲学基础之界定；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理论地位、历史贡献、世界影响、功能价值（实践指导、规律揭示、道路开创、社会整合、民族凝聚、传统继承、文化创新）之研究；3.两大理论体系之关系；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斯大林理论的关系之厘清；5.几代领导人理论上的个人贡献。
上述已有的大量研究，构成学术史得以成立的条件和梳理评估的对象。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研究”。本研究是将各个时期各种专门的研究及散见于其他研究中一些专论，以时间向度为线，以中国境内的研究为主，撮要串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并联系时代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及各种思潮的消长之背景，对代表性的研究者及其有影响的成果加以评析，揭示学术史不同发展阶段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评估价值标准、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学术族群所发生的变化，及这些研究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影响，并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概括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研究的基本经验及特点。
为厘清学术史的基本对象，先得进行一个“概念族群”的清理。重新梳理这些相近概念之间关系的做法，一是取众说中较合理的一说略加演绎，二是为研究方便而自行的界定。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实践运动和理论自身运动这两个运动。多数学者持此论，认为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运动等值。包括两个运动过程：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实践主体运用其立场（价值体系）、观点（世界观、历史观）、方法（实事求是科学方法）于改造社会的实践；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实践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移植（解读、选择、调整）、运用（具体化为民族形式及内容、实践化为政纲、政策、策略）、创新（概括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理论形态）。
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指理论自身的中国化，因此仅指理论自身的运动，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取此义，以便学术史的展开。狭义就限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一个理论运动，一个思想史进程，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个理论运动（及实践运动）的产物、结果。这样就可以排除广义所包含的实践运动及以其为对象的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以与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史相区别。
然而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却不就是这个理论运动本身及其产物，而是研究者对这个理论运动及其产物，曾进行过的“共时性、即时性研究”和后来继续着的“历史的、历时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有一个严格区分：一是那些跟踪“中国化”理论运动而作的“共时性研究”；二是那些后续的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的“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研究”：一是对前人研究过的历史问题的再研究，二是对历史提新问题作新研究。“历史的研究”归在研究者所在的时段，而不归在历史（研究对象）所在的时段来做考察。
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作第二个限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政治领袖在政治实践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如何中国化”；二是学者对前者的政治实践与理论创新活动进行评价性、学术性研究，另外独立解释马克思主义及以之解释中国社会与文化。学界已有“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化”等诸多相近意思的概念，我们统概括为：“政治实践范式研究”与“文化学术范式研究”。
“政治实践范式研究”的主体，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领导者；其研究目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是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践问题；其研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移植、运用、创新及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其研究成果一是实践问题的解决，二是其共生成果、即“理论创新”成果。
“文化学术范式研究”的主体，有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和思想史学者，还有民间的及境外的学人。其研究目的亦不免政治性（各异的政治倾向），但他们都还抱负其学术目的。其研究内容是以前者的理论活动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解释为对象。其研究成果是对上述所有内容的理论解说。其研究在性质上有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及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学术史结构。一、学术史以马克思主义倾向“学术性研究”的成果及杰出研究者为基本对象，兼及“实践性研究”者的相关理论活动及成果。同时回应“非马”“反马”倾向的学术性研究所提出的代表性的、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也回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不同观点。
二、考察的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运动起于五四运动前后，“实践性研究”即起于同时，而“学术性研究”的一部分稍前于前者，另一部分稍后于前者。本课题即以五四前后为上限。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运动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对之进行跟踪的“即时性共时性研究”也在进行之中，而对已成历史的“第一次飞跃”所进行的“历时性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本课题即以当今为学术史考察的下限。
三、考察研究者族群及其所处历史环境：“实践性研究”者都是政治家，拟扩大队伍构成，以符合“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结论；各阶段的杰出学者；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庞大的院校研究者；民间研究者（含部分有志于此的离休老干部）；境外研究者（只取在中国产生影响者）。他们研究的动因、倾向、成果、影响（学术的与政治的）以及研究性社团的活动。
四、考察研究者所用的新方法新理论：如“移情”法、比较法、文本解释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西马的意识形态理论方法等，评估其得失，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面繁荣和学科建设。
关于学术史的基本思路。学术史所考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研究活动，按学术自身发展特点划为四期。这与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及中共党史的分期，是略有不同的。
第一段：1918年至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前，是研究的摸索阶段。划分“研究的摸索阶段”的理由是，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政治问题，而未解决思想路线和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中国共产党全党而言尚在摸索之中，对其进行的研究也还处于自发状态。这一时期的研究有点“百家争鸣”，未达到后来的全党统一认识。主要围绕“主义有用无用”、“共产主义是否适合国情”、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动力与对象、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于中国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段：1938年至1956年，为研究的自觉阶段。这一分期是有歧见的，有人划到1949年，是以政权转移、新旧国家交替为分界线。也有划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起点，后来的左，虽可以追溯到这个“过早过急”过渡的开端，政策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毕竟社会转型还在推动之中，还没完成。而划线到1956年，是以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为界的，这是以社会形态的转换为分界线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更大。划分“研究的自觉阶段”的理由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提出这一命题的人又在这次全会上真正奠定了其领袖地位，这就标志这一理论运动进入全党的自觉状态。这一理论运动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虽成熟于延安，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发展，在理论上具有连续性，故不分开。对其的研究也进入自觉状态，其标志是集中宣传诠释毛泽东思想。
第三段：1956年至1978年是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阶段。划分“研究的曲折阶段”的理由是对社会主义这一全新课题的探索有对有错。积极方面是1956年对苏联教训的反思、就《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提出的新问题进行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习宣传、阐发注疏、编辑完善，及其产生条件、功能价值、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后来的研究在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自身在探索中发生了全局性偏差，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产生了科学态度与迷信态度的暗中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出现的偏差，产生了抵制性的研究活动。但由于种种禁区的设置和研究条件的严峻，科学的研究转入低迷停滞状态（如张闻天的禁中著述、邓小平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时期的思考、民间思想者的探索，都得不到公开表达）。
第四段：1978至21世纪初以新时期为一个单元，这30年的研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深化研究，二是对第二次飞跃的建构式研究。之所以称为“建构式研究”，是指学者们不仅宣传诠释政治领袖的理论创新，而且直接参与理论创新，“政治实践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双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为代表。新时期的和谐政治，是双层推进新局出现的前提。将第四阶段分为“深化研究阶段”与“建构式研究阶段”双线并进的理由是：在科学地深化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即第一次飞跃的同时，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阶段实际是分别对二次飞跃进行各自的研究，而且研究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前者是为着革命历史的合法性，后者是为着改革施政的合法性，论证二者的“一脉相承”则是为着执政的连续合法性。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理论禁锢，出现“凡是”教条主义与“全盘否定”两种思潮之争，邓小平力主的科学评价，经拨乱反正之后，系统地体现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党内思想，给定了研究的准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研究走向深化，先是集中于对失误的清理，后是出现一段时间的研究低潮，随后“毛泽东热”带起一个研究高潮。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尤其是境外的研究大规模译介进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以文化社会学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契合于东方文化等。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运动开始，党继八大前后的反思，再次反思，溯源原典，认识到出“修正主义”之前的苏联模式即有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者们不仅对之进行“共时性即时性研究”，而且直接参与理论创新，可以概括为“政治实践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双层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术史梳理与评析以上四个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兼及中央权威文献中指导性的研究（如两个历史决议和一些重要决定）及领导人和著名研究者的研究性意见。对研究观点取先不取后，有全不取偏，取虽平但影响大的，取虽不彰但深刻独特的。取弃之间已是初步研究。理出其间渊源、承继、发展、微差、歧异，是进一步研究。从史的角度并联系当时研究条件，作出臧否品评，并引出该学术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性的东西，则是深度研究。
关于学术史的基本方法。写出一部材料堆积的学术史并不难，难在精当的、高屋建瓴式的评析，又更难在真正概括出自我期许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上个世纪末张静如先生编著“中国共产党史学史”，不少人以为怪，打趣说还可以加上无穷追尾的“史的史的史……”。现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史”之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人已不以为怪了，也有人零星的在做。因而敢斗胆来做一个系统的然而粗线条的勾勒，趁权威版本一统之前，出一个自己心得的学术史的框架，为以后大家登场作一个铺垫和纠谬之的，也算是一种新尝试吧。
学术史架构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是借鉴近年学界研究中所提出的新分析方法。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依据“研究范式”的不同，在横向上划分为两个并存的“理论形态”。如此划分的权威依据，是胡乔木，他最早提到“政治性学术”一词。[1]所以学者们据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治化理论形态”，指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形成革命运动、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规范，而对之作理论概括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学术化理论形态”，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中西文化学术，并以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作为反思对象，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史的研究重点是后者，以同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论著（他们主要是研究“政治化理论形态”）相区别。
也有学者分为“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现实化形态”理论，依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在政治交往领域形成。“现实化形态”理论是直接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的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一体的。而“学术化形态”理论则是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遵循学术规范，在学术交往领域形成。“现实化形态”理论遵循政治权威性原则，“学术化形态”理论要求学术自由性原则。
也有学者分为“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寻求“正统”性和一统性，这种研究倾向突出体现于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以及长期局限于苏联教科书体系框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具开放性特征，它向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开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国以外的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文本、外国共产党人以外的活动家或理论家的文本。
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称为：“实践诠释”与“学理解读”，或“政治层面研究”与“学术层面研究”。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并认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却尚未取得令人满意成果。
也有人分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途径与“学院派学术领域”途径。前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的中国化。也有叫做“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的。后者虽不具备前者那样的直接实践能力，但也有它的独立功能，这就是对前者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反思。
本学术史将以上诸家之见概括为下面两种研究范式：一是“政治实践范式研究”，它是一种“即时性共时性研究”，是一种“学以致用”性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同时出现，并同步发展，命运相连，其研究主体有严格的规定性，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二是“文化学术范式研究”，其研究主体没有“资格”限制，可以是各种政治倾向的学者。它可以是“即时性共时性研究”，也可以是“历史的历时的研究”，即可以自由选择研究当前问题或已成为历史的问题。学术路径之中又以研究对象不同而分两类：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政治相结合，以同政治领袖的研究相呼应，并也直接研究政治领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对接，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后者稍前、而前者稍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出现，且并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严格同步，另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轨道（如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但俄罗斯学者仍在对其历史进行学术的和学术史的研究），服从学术史的发展规律。
学术史遵循“两种理论形态”“两种研究范式”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分析方法，才得以确定所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也决定学术史搜集资料的范围与方法是：一、“实践范式研究”者，即政治领袖，我们只“涉及”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活动（因这种研究已经很多，不再重复之），而不涉政治实践活动。二、“学术范式研究”者，即党内外学者，其中老辈学者对政治领袖理论活动所进行的研究、及他们独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并要收入较有名的学者的生平资料。三、今天的学者对历史上政治领袖理论活动的重新研究，不纳入过去历史阶段的学术史中，而放在今天的研究评述中。但进行过去历史阶段的学术史研究时，要参考之，可以加深对当时历史背景、理论运动、研究活动的理解。而且宜先读，以取得最新观点去看过去的研究。四、今天学者对老辈学者学术成果的研究，即可视其为我们这部学术史的参与者，我们拟直接采纳其成果（当然要标明其贡献），或不同意而在书中与之商榷。
本书注重学术史意识，只取那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术上有实质性创新突破的文章。有的文章只是论证某理论“是”或者“符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无甚学术价值。有的文章虽论证它“发展”了马克思，但其未准确说出在哪点上发展了，或把未发展处也说成是发展了，此无可取，只有实质性的讨论才能进入学术史。
本书注重问题意识，但防止陷于假问题之争。如关于在中国是哪个阶级更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史实是明确而无须争论的，而且双方对这个史实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传播”一词的解释：一方认为“传播”是“介绍”之意，因此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一方认为“传播”是“宣传”和“主张”之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双方因“传播”与“未传播”而上纲到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其实这种语义之争毫无学术史价值，学术史不能给这种“学术研究”以地位。既然“传播”一词含糊，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个“假问题”，所以避开这种无意义争论的办法，就是不用习以为常“传播”一词，而用“介绍”和“宣传”。“介绍”是中性的，可以是客观中立性的介绍，也可是否定性的介绍，还可以是有保留的肯定性的介绍、如孙中山特别是其在联俄联共时期。而“宣传”则是积极推动的，只能是肯定性的。其中又分：同情性肯定，积极性主张，信仰性的“生死以之”[2]。但是要从学术理解的深浅来说，未必一个没文化的工人的理解会比孙中山的理解更深，但是工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后者不信仰。
再如一些对“海外研究”述评的论著，通篇只是辩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还是“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还是“封建儒家文化”、是实事求是还是“实用主义”、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变相资本主义”等。这当然有政治意义，但在学术上只能算是假问题的争论，因为双方并无事实判断实证问题上的异见，只是话语口水之争。
学术史的次一级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学的方法，通过取弃让文献说话。另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重要理论方法，作价值规范理论研究与科学理论研究的区分是必要的。历史学与思想史方法是基本的分析方法。文化学关于文化的移植与融合之可能性、条件与途径、规律与方法的理论，也可以作为辅助的分析工具。还有比较研究法，如“官学”“学院派”“民间学”的比较、俄“汉学”与西“汉学”的比较。某些地方还可以用到统计学。
划分框架原则：四大时段是按历史逻辑处理的，是学术史基本框架，而每一大时段内部的小框架，则主要按问题、专题、即理论逻辑来分，不拘泥时间。因为这些专题有不少在时间上是并行的、交叉的。只有一些叙事性节段可按时间逻辑来分。为说清一个问题是可以打破时间界限的，即使打破四大时段的框架也是可以的。比如安排在1978—2008年大时段才写的文化学专题，就可以向前延伸到1918年前，而向后可以说到21世纪。再如1918—1938年大时段的有些大、小问题也可交代到21世纪，如李达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大跃进和“文革”前夕对错误路线抵制只是个人人格光辉，而并未发生什么政治的和历史的影响，可以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贡献时拉一个尾巴：交代他后来以生命抵制“文革”错误及死后到21世纪仍有文章在称颂他的精神。当然写1957—1978年大时段，作为极左盛行时黑暗中的一点亮色，也可以再次提一下李达，但他的主要活动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了结。
由于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有限，我们必定会遗漏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又由于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理论素养有限，我们还会忽略了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甚至不仅昧于识珠而且可能鱼目混杂。所以在这里特别声明，这还称不上是一部真正的学术史，而是本着“有比无好”的理由来勉力为之的一个试验产品，以俟来者总成全面公允的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