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明以其持续性和包容性，造就了气度恢宏的文化景象，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国人精神与信仰的文化支撑。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段性表现形式，但其背后的具有很大一致性的哲学基础和价值理念。当前，我们面临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许多方面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处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一、儒学为主干的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

1．以“仁义”为核心的德性价值观

“仁义”是儒学理论的基础性概念，是儒学解读人性和其他社会伦理规范的基本理念。儒学道德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从内在的人性出发外推出一系列的社会秩序规范。所以，在儒学中，人性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经常是合二而一的。例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勇等，它们一方面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同时还都是仁义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延伸。所以，在这些道德价值观念的概念中，尽管每个概念都有不同的指向和涵义，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仁义”。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仁义既是一种个体人格内在的道德精神境界，又是一种社会外在的道德理想状态。之所以将“仁义”作为儒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如下的辨明：

第一，仁义构成儒学道德价值观念的根基。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和荀子极力推崇仁义理念，把仁义视为自己学说的根基。《论语》中有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自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吕氏春秋》总结孔子的思想结论是“孔子贵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将具有外在性的表征人际关系的“仁”重释成内在人性的善良本质，即良知良能，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的性善论，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从性善论推导出他的仁政治国学，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德政一体、以德统政”的道德政治即“德治”政治文化基础。与孟子性善论思路相反，另一儒学大师荀子从“性恶性伪”论出发，提出了以义进行德化，使之“化性起伪”，再以“明分使群”即分而制治从而达至王治。

秦以后的儒生们继承和发扬了仁义的思想，以仁义为道德教育和政治统治的基本理念，每个朝代都不断地把它细化到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去，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精致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规范。汉代董仲舒从“义重于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隋唐时代的儒学大师王通把仁义作为最高的“王道”准则，主张以德治国，善和臣民；宋元时期，理学的开山鼻祖儒学大家周敦颐告诫统治者：“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同时代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的程颐、程颢和后来的朱熹同样是把“理”的基础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及至元明陆王心学，无不将仁义视作其理论学说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之策。可以说，儒学的思想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世虽有发展，但是儒学的仁义核心思想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仁义是最高的道德价值目标，也是礼、智、信等其他道德价值观念的依据。

孔孟创建儒学之始，就把人性道德的本源定义为仁义，使仁义成为最高的道德价值目标，并为其他的道德价值观念提供理论支持。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孟子直接地说：“仁也者人也。”。孔子、孟子看来，仁义不仅是人的道德本性，而且是人之为成为人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为了实现仁义的价值目标，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强调舍生取义。“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仁义在这里成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儒学除了树立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外，还进一步提出了人性伦理的道德价值观念，其中有：礼、智、信、孝、悌、忠、恕、勇等。这些价值观念各自有其价值指向，内容上也有所侧重，路径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思想基础却具有共同性，即都是仁与义。例如：孔子就把礼看作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弟子有若则以仁义解释孝和悌，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另一个弟子孔子曾参也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对此问题，万俊人教授作过这样的评说：“孔子曾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说。《中庸》将‘知、仁、勇’概括为‘三达德’。但与‘仁’相比，‘知、勇’仍然是次级的美德品质，它们与‘仁’的关系，实为一种体用关系：即所谓‘知者利仁’”此外，孔子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讲信誉的问题，其判断的标准也是仁义。因为“可”的标准就是孔子仁义之道。

以上简单的思想梳理表明，仁义在儒家思想当中是具有核心地位，也是其他的价值观念的理论依据。

2．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

“三纲五常”是在西汉时代形成，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深远。“三纲”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五常”是董仲舒在孔子、孟子的论述基础上，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其中“谊”是指“义”;“知”是“智”的意思。“三纲”为首，以“五常”为辅助，形成了封建等级社会近千年的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体系。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来解读“三纲五常”，它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社会价值观。

董仲舒从对天人关系的考察出发，把自然之天改造为有意志之天，不仅支配自然界，而且还要主宰社会人事，才能沟通天人，给“王权神授”做出论证。他以天地、阴阳等比附人事，同时又创造出阳尊阴卑的学说。在这基础上，推论出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三纲”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也就是说，既然阳为尊、阴为卑，而君、父、夫属于阳，臣、子、妻为属于阴，那么臣、子、妻就是命中注定要无条件服从君、父、夫，于是以三纲为前提的等级社会的建立就具有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基础。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社会价值观念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在漫长的封建制社会中，发挥了其重要的社会价值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注重人伦五常的社会价值观。

儒学从创始就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和对人性的规定。有不少学者甚至把儒学界定为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人伦道德学说。万俊人认为，儒学伦理的根本旨趣，是人的成德或人如何成其为人的问题。那么成己成人的路径是什么呢？儒学认为基本路径是自我与他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孟子把这种伦理道德关系概括为五种基本形式，并提出了处理这五种关系的五种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处理整个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种关系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史称“五伦”，基本准则则是：“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只要秉承这五种关系处理原则去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事关系，整个社会就会达致一个睦邻友好的和谐秩序状态。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孟子“五伦”的基础上又将其精简为三纲，重点突出了“君臣、父子、夫妇”的社会关系，从而把成已成人的标准放在了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中去考察，形成了有利于社会关系稳定、讲究仁义礼智信的人际伦理关系。

第三，以重义轻利、重群轻己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

重义轻利、重群轻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观念。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而重群轻己是在重义轻利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结果。两者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儒家学说从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把义看成是人立身的根本后，孟子和荀子等人又有所发挥。孟子除了提出了舍生取义的观点外，还提出过“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的主张；而董仲舒为了否定法家的重利去义的思想，更为深入地提出了：“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并使得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得到光大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后来宋明理学家朱熹发展了董仲舒的观点，提出：“君子未尝不欲利也，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其要点是反对不顾道义去求利。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经过一代代的儒家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观念之一。在重义轻利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重群体轻个体的精神就成为必然。这是因为：其一，义的所指首先是要符合儒家的人伦五常关系，而人伦五常关系是人与人联结成的人群。儒学历来强调强调个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责任，如孔子提出过要“修己以安人”的理想，荀子更加明确提到了“明分使群、善群则和”等观点。其二，在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关系中，其内在的意蕴是：夫、父代表了家，君代表了国。对君、父、夫的服从就是对家、对国的服从。这就是说在处理个人和群体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必须要在“义”的基础上，把国家或群体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个人必须服从群体或国家的利益。否则，就是不仁不义。这种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经过不断的发展，使得君权、族权和夫权成为压制和束缚个性和个体价值的藩篱。

3．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宇宙秩序价值观

先秦时期，曾出现过“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的争论，还出现过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道学的“天人合一”的不同思想理路。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唯独信天、敬天。按照孔子的理解，天是指具有超强意志和认知能力、能赏罚善恶的人格神，它能知晓人事主宰万物。所以孔子断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而是在继承和发挥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这一思想的。孔子认为天与人是相通的，所以人能够通过感悟生活中的人与事来知晓天。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孟子。孟子从人的内省出发揭示天与人的相通性，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天是高上的，是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主宰力量。但作为人，则可以“存心养性事天”。孟子还给予天命以道德的属性，认为：“诚者，天之道也”;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在孔、孟看来，天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支配的力量。“天”通过选用“天子”来沟通与人的关系，而“天、地、人”三才是一致的。孟子还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把天拟人化，折射出对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万物要共生共存的思想。孟子认为天的道德属性是在于人性之中，因此，当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也就可以认识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念，并构想了一套复杂繁琐的类比性感应物事序列，但仍然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形式。

宋明儒学以“诚”、“生”、“仁”、“乐”等概念把天人之间的关系贯通起来的方式发展了天人合一。在宋明理学看来，天与人沟通的桥头在于人的诚心敬意，所谓心诚则灵。程颐、程颢还以天道人道本是一体的理路来说明天人合一。他们认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所以，“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也就是说，人是与宇宙自然合为一体的，本质上并无差别，当然是合一的了。

二、儒学为主干的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价值

时至今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仍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凝聚力，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等各方面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1．帮助现代人追寻精神家园和人格塑造

儒家的道德价值十分重视个人的自我修养和自觉的反省。孔子是“吾日三省吾身”，还说“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宋明儒学家说儒家是“身心之学”。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整体上是追求人的内在价值，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学说，是以人为中心，努力使人成为一个“圣人、仁人、君子”。尽管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内容的要求上与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目标有所不同，但是在德性的培养和道德的教化等方面它可以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现代社会恰恰越来越缺少对人性的反省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由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日益加强，现代社会的社会化扩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来自于个人自身之外的制度和组织对于人自身的约束和限制越来越多。与此相反的是，个人人性和道德的内省以及精神生活养育的空间却变得狭小。甚至出现了因为生活的过度社会化，而导致现代人缺乏道德的自觉性，也丧失了人文精神。即丧失了道德识别和评价能力，精神家园失落。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设计无论如何周全、如何完美，由于缺乏个体的内在道德价值追求和对精神家园渴望，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果。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表明，即使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果缺乏高尚严谨的精神生活和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社会就会价值荒芜，丧失发展目标方向和进一步前进的动力，生活于其中的人也难觅幸福感觉。传统文化及其意蕴的至善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推崇人文关怀对于人的成长和人生的意义，强调人性的内省自觉等道德生活对于矫正和调适现代化文明带来的重物轻神、重利轻德而生发的意义困境，无疑具有穿越的意义。

2．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

市场经济本身要求以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让参与市场的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参与市场竞争、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但是这种以市场和资本为主导，通过竞争获得利益的市场经济，只能够给人带来如马克思所说的“冷冰冰的人际关系”。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说明，如果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角逐利益没有自制、理性和诚信等价值取向，没有博爱、公平和遵守法制文明，这样的经济发展就是残缺的，它必然会导致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紧张的关系。而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能够提供一些有益人际关系的思想资源。如：儒家的群己观念、义利观念尽管有其封建糟粕的一面，但是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儒家提倡人际关系要在不同的关系中遵守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主张人伦的道义和规范，如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客观上能缓和因对利益的追求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维护家庭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儒家还强调与人交往的时候要讲究忠恕之道，讲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目标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对于已被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处于利益不断分化、传统乡土血缘纽带对人际关系逐渐衰减的当代中国，重建和谐的各种社会人际交往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3．推动现代生态伦理价值的构建

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人类近两百多年期间大规模地向自然界不断征服、改造和掠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对立面，结果是受到了自然界无情的惩罚。气候的恶化、水土的流失、资源的浪费使人们已经深受其害。进入21世纪人们重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审视和反思。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共同面对和处理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或工具，而在于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认识问题，在于人心。人和自然应该怎样相处？现代生态对于人具有什么意义？这是现代化文明过程带给现代人必须反思和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价值观念给予当代的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既是一个存在论命题，也是一个价值论命题。作为价值论命题，它把追求和谐作为其最高的目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由内而外的方法论特征，所以，这种和谐目标的追求首先是一种人生的使命召唤。李约瑟说过，“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一切存在物的和谐合作，并不是出自他们自身之外的一个上级权威命令，而是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都是构成一个宇宙模式整体阶梯中的各个部分，他们所服从的乃是自由本性的内在诫命。”儒学认为人与自然一体，是相通相合的，因为人是天地生成的，所以，天道、地道和人道是共生同处的。老庄道学强调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人自一体，所谓“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具有混沌整体性的自然宇宙观内含着深邃的人生智慧、宇宙智慧。这对于由于科学理性主义兴起和技术发明日新月异带给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自信是一个很好的哲学理性规劝和观念上的澄明。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工业文明促成了生产劳动效率的显著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过去时代人们想象不到的突变，但这种文明进步却带来人类自然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造成了人类可持续发展严重困境，即生态环境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当代人在观念上进行革命性改变，即抛弃绝对的随心所欲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只求征服自然，向自然无止境地索取和掠夺，并以此表证人对自然主宰和决定性胜利。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学价值观来引领当代的自然宇宙观。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像是尘封了两千余年思想宝藏，在今天焕发出化解现代化发展难题的时代价值，值得当代人深入地研究和借用。环顾当今世界，现代西方的生态主义所主张的“自然是有内在价值”、“环境保护”等思想，跟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相同之处，更加彰显了儒家自然价值观念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