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
作为这个故事主题的那些怪事发生在四十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城。人们认为那些事有些怪异，不该发生在那里。第一眼看上去，奥兰也真的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不得不承认，城市本身是很丑的。它的外表很平静，得费些时间才能看出它和很多商业城市的众多不同之处。比如，一个人怎么能够想象出一座没有鸽子，没有树，没有花园，既听不到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是毫无特点的城市呢？抬头看天才能分辨出季节的变化。只有清新的空气或者街头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小篮一小篮的鲜花才能带来春天的信息；这样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太阳烘烤着干透的房子，让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生活。秋天却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洪水泛滥，到处都是泥浆。好天气只有冬天才来。
了解一座城市，一个简单省力的办法就是了解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死去的。在我们这座小城中，也许是天气的缘故，这些事都用同样狂热又心不在焉的心态一起做了。这就是说，那里的人们感到厌烦，却又努力让自己习惯成自然。我们的市民努力工作，但只是为了赚钱。他们对做生意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做生意。当然了，他们也享受一些简单的快乐：他们喜欢女人，喜欢去看电影，喜欢去海里游泳。但他们很有分寸，只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做这些事，其他时候则努力多赚些钱。傍晚下班后，他们在某个固定时间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或者待在阳台上。年轻人的欲望短暂而激烈，上岁数的人的爱好则只限于在俱乐部打球，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一群人聚在一起狂赌，碰碰运气。
你肯定会说我们城里的这些事也没什么特别的，现在的人们都这样。现在的人们从早忙到晚，闲暇时间浪费在打牌、泡咖啡馆或者闲聊上，这种情况当然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有些城市和乡下的人们时而会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总的来说，这种行为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有这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好的。奥兰却相反，它好像是一座没有意识的城市，也就是说，是一座完全现代的城市。因此，没必要详细描绘这里的人们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要么维持长久的婚姻生活。除了这两个极端，常无中间状态。这也是一种独有的现象。奥兰也像别的地方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又不自觉的状态。
我们这座城市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就是死亡的困难。“困难”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说难受更合适。病了总会难受，但有些城市和地方，病了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病人可以听其自然。病了需要人照顾，想要有所依靠，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奥兰，天气极端恶劣，有很多的生意要做，景色枯燥无味，黄昏短促，娱乐的方式也有限，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病了，会很孤独的。因此，想象一下，一个垂死的人被困在嘶嘶冒热气的重重墙壁里面，而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忙，在电话里或者咖啡馆里忙着谈票据、提货单和折扣，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可以想见，就算在现代社会，在一个那么干热的地方，死亡来临时也会让人很讨厌。
虽然如此，我的简单描述或许还是能让你对我们这座城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管怎样，你都不应该夸大我的描述。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就是这座城市的面貌和生活一样平庸。但过惯了时间就能轻易打发掉。我们这个城市提倡习惯，也许有人会说这对大家都有益。这样看来，坦白说吧，城市的生活也没什么意思。至少我们当中没出现过什么乱子。这里的人们开放、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游客的很大尊重。这座城市没有风景，没有植物，没有灵魂，到头来倒显得很安静，简单来说，就是有催眠的效果。但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坐落在一处无与伦比的乡下地带，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四面是金光闪耀的山丘，就在一个轮廓完美的海湾的边上。让人遗憾的只有一点：它是背着海湾建的，看不到海，得走上一段路才能看到。
说了这么多，就很容易理解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根本不会想到那年春天发生的事，以及正如我们后面所知道的，像是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就是这个故事中要描述的。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很正常；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这些事很不合常理。但无论如何，一个记录事件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说“这件事发生了”，而他也的确知道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影响到了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且会有成千上万的证人从各自的心中做出评判，说他说的是真的。
另外，这件事的笔者（在合适的时候我会说他是谁），若不是因为某种机遇让他收集到了大量的证词，若不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让他卷入到了他所要叙述的事情当中，他是没有丝毫的理由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历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了，就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也总会有些资料的。这段历史的笔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记述，其次是别人的记述，因为他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才让他收集到了这个故事中涉及的所有人的内心秘密；最后，还有碰巧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时机合适了，他就会引证这些资料，想怎么引证就怎么引证。他还想……我的这番开场白和解释也许应该到此为止，还是先说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前几天的事得详细说说才行。
2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诊所里出来，在楼梯平台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把这东西踢到一边，没太在意就下楼了。可到了街上，他才突然想起来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就回来把这事跟门房说了。门房米歇尔老头的反应，让他越发觉得此事蹊跷。这只死老鼠的出现只是让他觉得有点怪，但在门房看来，简直无比荒唐。门房说楼里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医生跟门房说二楼楼梯平台上的确有只老鼠，而且很可能是死的，米歇尔怎么都不信。楼里没有老鼠，这只肯定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那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找钥匙准备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大老鼠从阴暗的楼道里走出来，动作有些迟疑，而且浑身都湿透了。那东西停了一下，好像在平衡身子，然后又停了一下，转了几圈，轻轻叫了一声，最后倒在地上，嘴半张着，直流血。医生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不是这只老鼠，而是那口血让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过去一年一直在生病，明天就要去山区疗养所了。他看到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她在为旅途攒精神。她笑了。
她说：“我感觉很好。”
妻子的头转了过来，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看着她的脸。她都三十岁了，又病恹恹的，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还像少女，也许是这一笑把其他的不足之处都打散了。
他说：“能睡就睡会儿吧，护士十一点来，我送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他吻了吻她那有点湿的前额。她笑着看着他走到门口。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门房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搞恶作剧的人又在楼道里扔了三只死老鼠。老鼠浑身是血，肯定是用大型诱捕器抓的。门房拎着死老鼠的爪子，在门口已经站了一会儿了，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让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自我暴露。他白费了一番力气。
米歇尔说：“哦，我肯定会抓住他们的。”
里厄有些困惑。他决定从郊区开始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那里的垃圾清理得比别处晚得多。他开着车，沿着笔直的土路朝前走，经过了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垃圾桶。在一条街上，医生在菜皮和破布堆里一共数出了十二只死老鼠。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临街的屋子中，那屋子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病人在床上躺着。病人是个西班牙老头，举止粗鲁，满脸皱纹。老头前面的被子上放着两大锅鹰嘴豆。病人原来半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朝后一仰，想喘口气，结果又呼哧呼哧喘起粗气来。他的哮喘是老毛病了。他老婆拿来一只洗脸盆。
里厄给他打针时，他说：“哦，医生，它们出来了，你看到了吗？”
他老婆说：“是的，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走出来了。垃圾桶里到处都是。饿坏了。”
里厄很快就发现全区的人都在说老鼠的事。给病人看完了病，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说：“楼上有你的一份电报。”
医生问他看没看到别的老鼠。
门房答道：“哦，没有。你知道的，我在这里盯着呢。那些畜生不敢出来。”
电报中说，他母亲明天来。他老婆去外地看病，她来给儿子看家。医生回到家，护士还在那里，妻子已下了床，穿了套裙装，还化了妆，盖住了苍白的脸。他微笑着对她说：“好，很好。”
过了一会儿，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她打量了一下车厢。
“对我们来说太贵了吧？”
里厄说：“需要这样。”
“那些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很怪，但是会过去的。”
然后，他急促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却没做好。她摇摇头，好像是在要他不要说下去了。但他又说：
“等你回来，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重新开始。”
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道：“是的，我们重新开始。”
过了一会儿，她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的人在相互推搡。蒸汽机车发出嘶嘶声。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转过头来，他看到她满脸是泪。
他轻声说：“别这样。”
她含着泪，又露出了笑容，笑得有点勉强。她深深叹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抱了她一下，然后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他说：“保重。”
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里厄在出站口附近的月台上碰到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法官牵着小儿子的手。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出门。奥东先生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一半像人们过去常说的那种“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友好、干脆的口气说：
“我在等我太太，她专程去探望我的家人。”
火车鸣笛了。
法官说：“老鼠……”
里厄看了一眼火车，转身离开月台。
他说：“是的。不算个事。”
那时候，他唯一记住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胳膊底下夹着满满一箱子死老鼠经过那里。
同一天下午，门诊刚开始，一个小伙子就走了进来。小伙子说自己是新闻记者，早上就来过了。他叫雷蒙·朗贝尔，身材不高，宽宽的肩膀，脸上透着坚毅，一双眼睛明亮而聪明，穿着一套运动服，好像过得很休闲。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来意。他受雇于巴黎的一家大报社，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找些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不怎么样，但在深谈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如实报道。
对方说：“当然。”
“我是说你毫无保留地谴责这种状况吗？”
“毫无保留？不，我不能。这样的谴责肯定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轻轻地说毫无保留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但他这么问只是想知道朗贝尔能否毫无保留地报道。
“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报道，因此无法提供资料支持你的报道。”
记者笑着说：“你说话就像圣茹斯特。”
里厄的口气没有变，他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认为那是一个对世界厌倦了的人说的话，但这个人依然爱他的同胞，因此，这个人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妥协。朗贝尔弓着背看着医生。
他站起身，最后说：“我想我明白你的话了。”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
“谢谢你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有些气恼。
“好，我懂了。请原谅我打扰你。”
医生跟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城里出现了大量死老鼠，这事不同寻常，可以写一写。
朗贝尔大声叫道：“啊！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打算再次出诊，在楼梯上从一个人的旁边走了过去。这人是个大块头，脸凹陷着，两道粗眉毛，年纪却不大。这栋楼的顶层住着几个西班牙舞蹈家，医生在那里见过这个人一两次。这人叫让·塔鲁，此刻正站在楼梯上，一本正经地抽烟，看着脚边一只快要断气的老鼠。他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灰眼睛里透着平静和一丝坚定，跟医生说了句“晚上好”，又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里厄说：“是挺奇怪，不过这件事开始让人烦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医生，但也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只是我们以前没见过这种事罢了。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是的，挺有意思。”
塔鲁用一只手朝后拢拢头发，又看了一眼那只老鼠，老鼠这会儿已经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医生，如今出了这种事，主要责任在门房。”
医生刚好看见门房在楼门口，靠在前门附近的一堵墙上，平时充血的脸上露出了疲惫。
里厄告诉米歇尔又发现了死老鼠，米歇尔说：“我知道了。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但别的楼里也这样。”
米歇尔看起来有些担心、沮丧，他机械地擦了擦脖子。里厄问他怎么了。门房当然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可还是说觉得有些不舒服。他觉得这是心理作用。这些老鼠让他不安，老鼠一消失，他就没事了。
可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四月十八日，医生去车站把母亲接上，回家时却发现米歇尔的脸凹陷得更厉害了：从地下室到阁楼，楼梯上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医生把这事跟母亲说了，母亲却没吃惊。
“这种事总是要出的。”
她是个小个子，一头银发，黑眼睛里透着和善。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真高兴。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同意母亲所说的，有母亲在身旁，好像什么事都变得容易了。
即便这样，里厄还是给市镇灭鼠所打了个电话。他认识那里的所长。他问所长是否听说了有大量老鼠死在外面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听说了，还说在离港口不远的所里就发现了五十多只。但他不敢肯定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说不好，可还是觉得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上面下了令，我们就管。你要是觉得值得这么做，我就向上级请示请示。”
里厄说：“我觉得你该这么做。”
医生的女清洁工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人们已经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样，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城里人开始担心了。从十八日开始，人们从工厂和仓库里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有时候，如果发现有哪只老鼠死得不够快，他们就把它弄死。从郊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偶尔经过的地方，凡是我们的同胞聚居的地方，都有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排排浮在下水道里等待清除。那天的晚报也报道了这件事，责问市政府是否要管一管，打算采取什么紧急措施对付这叫人恶心的现象，保护市民健康。但市政府既没有想法，也没有打算，只是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灭鼠所接到命令，每天早晨收集死老鼠，之后由该所派两辆卡车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掉。
然而，此后的几天里，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捡到的死老鼠越来越多，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开始，老鼠成批成批地死亡。它们从地下室、隐秘的洞里、地窖、阴沟等处成群爬出来，摇晃着身子走在有亮光的地方，犹豫一会儿，在原地转几圈，就死在人们脚边。到了晚上，楼道或巷子里都能清晰地听到它们临死前发出的轻微的吱吱声。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留着一小块血迹，有的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毛还竖着。在城里，可以在楼梯平台上或者院子里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一个挨一个死在市政大厅里面的，学校的操场上也有，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也有。让城里人担心的不只是闹市区有。阅兵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人们早晨把死老鼠清理掉，白天它们就又出现在城里，而且越来越多。不止一个走夜路的人，脚下踏到过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好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自身体液，让在此之前一直在吞噬它体内精髓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想象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此前它一直很安静，结果几天就乱了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黏稠的血液突然造了反！
事态越发严重，朗斯多克情报局（搜集、提供“你想知道的任何方面”的情报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在二十五日这天就收集、烧毁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让城里人对每天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让他们变得更慌乱了。此前，人们只是抱怨一件令人很恶心的事。如今，他们发现这个现象中藏着某种危险，而这种现象的范围和根源还不清楚。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仍在搓着手，一遍又一遍高兴地说着：“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
然而，四月二十八日，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了约八千只死老鼠，人们的焦虑到达了顶峰。有人呼吁采取严厉措施，有人谴责当局，有些海滨住户已经在说要搬家了。但第二天，情报资料局宣布这个现象突然停止了，灭鼠所只收集到了一小批死老鼠。城里人松了口气。
可就在那天中午十二点，里厄医生把车停在楼门前的时候，发现门房正从路那头吃力地走来，脑袋朝前耷拉着，手脚岔开，像个木偶。老头挽着一位牧师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牧师。牧师名叫帕纳卢，是耶稣会教士，知识渊博，人也活跃，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很受尊敬，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的时候嘶嘶直喘气。他觉得不太舒服，想呼吸些新鲜空气，但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他朝回走，要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米歇尔说：“有几个肿块，很难受。”
医生侧过身体，胳膊伸出车门，用手指摸了摸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那里出现了一种类似木头结节的东西。
“去床上躺着吧，量下体温，下午我来看你。”
门房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肯定是瘟疫。”神甫说。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笑。
吃完午饭，里厄重读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是他的一位老患者打来的，这人是市政府的一位职员，长期饱受主动脉瓣狭窄症的折磨，因为穷，里厄不收他的钱。
他说：“是我，你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快来，我邻居家出事了。”
他说话时喘不过气来。里厄想到了门房，决定稍后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郊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跟前。走了一半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下楼来接他。这人五十来岁，留着黄色的小胡子，高个子，驼背，肩膀狭窄，四肢瘦长。
他到了里厄跟前，说：“他好些了，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他抽抽鼻子。里厄在三楼（最高层）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进来吧，我上吊了。”
他们进去了。绳子系在吊灯上垂着，下面是把椅子，早蹬翻了，桌子已被挪到墙角，但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用的词很简单，却像在斟酌字句。“我正要出去就听见了响动。我看到写的那字——怎么说呢？我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呻吟，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
“我想上吊很痛苦的。当然了，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口，面前是间屋子，里面很亮堂，陈设却很简单。一张铜床上躺着个矮胖子。他呼呼喘着粗气，用充血的眼睛看着他们。医生停住了。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里厄走到床边。这人不是从高处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掉下来的，脊椎没有断。当然了，有点窒息难受。需要用X光检查一下。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告诉他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用窒息的声音说：“谢谢你，医生。”
里厄问格朗报警了吗，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他说：“没有，呃，没有……我当时想最紧急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了，那我去吧。”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动了动，从床上坐起来，抗辩着说他已经好了，没必要报警。
里厄说：“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就躺下了。他开始低声啜泣，格朗捻了会儿胡子，走到他的跟前。
他说：“快别哭了，科塔尔先生，你得明白。别人会怪医生的。我是说如果你再干的话……”
科塔尔在啜泣的间隙说不再这么干了，还说这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里厄开了张药方，他说：“很好，不说这个了，过两三天我再来。别再干蠢事了。”
里厄在楼梯平台上对格朗说他必须去报警，但他想让警察分局局长过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说：“今天晚上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他有亲人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亲人。但我可以陪他。”格朗摇了摇头，“实话跟你说吧，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但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楼道里阴暗的屋角，问格朗这一片的老鼠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公务员说不知道。人们肯定没少说这件事，但他不太注意社区传闻。
他说：“还有别的事要操心。”
里厄已经在跟他握手了。他要赶着去看门房，然后给妻子写封信。
叫卖晚报的大声喊叫，说鼠患结束了。但里厄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肚子上，另一只手掐着脖子，朝垃圾桶里呕吐红色的胆汁。折腾了好一会儿门房才又躺下。他的体温高达38.5℃，脖子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了，侧腹发现了两块黑斑，正在扩大。他抱怨肚子疼。
他说：“烧得厉害，这该死的在烧我。”
他的喉咙肿了，说话结结巴巴，脑袋疼痛欲裂，圆眼睛直流泪，他把头转了过来。他老婆焦虑地看着里厄，里厄什么也没说。
她问：“医生，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还不清楚。从现在开始到晚上，让他吃点东西，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门房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给同行里夏尔打去了电话，里夏尔是城里最权威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发现异常情况。”
“没人因局部发炎发烧吗？”
“呃，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啊！你知道的……什么叫正常？”
那天晚上，门房不停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松节油烧着门房，门房尖叫道：“哦，这些畜生！”淋巴结肿得更大了，摸上去硬得像木头。他妻子快急死了。
医生说：“看着他，有事叫我。”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三十日，天空蔚蓝，空气有些潮湿，温暖的风早就吹过来了。风从最远的郊区带来花香。街上，清晨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人们从过去一周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今天算是重生日。就连里厄因为收到了妻子的回信，也放下心来，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去看门房。那天早晨，病人体温已降到了38℃。虽然身体虚弱，但他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说：“医生，他好点了，对吗？”
“再等等看。”
但到了中午，病人体温突然升到40℃，不停说胡话，又呕吐起来。脖子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门房好像拼命要把脑袋从身体上扯掉。他老婆坐在床尾，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着病人的两只脚。她看着里厄。
里厄说：“听着，我们要把他隔离，尝试特殊治疗。我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两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医生和门房老婆俯身看着病人。他的嘴里长满了菌状的东西，断断续续的话从里面冒出来：“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变成铅色，呼吸短促，淋巴结肿胀折磨着他。他紧紧靠着担架床的背，好像要用床把自己裹起来，又好像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不停召唤他。门房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停止了呼吸。他老婆哭了。
“医生，这就没希望了吗？”
里厄说：“他死了。”
3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这个充满令人困惑的迹象的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更困难的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里，原来的震惊逐渐转为了恐慌。我们的同胞现在意识到了，以前却从未想到过，我们这座小城会出现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死于怪病这种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得修正了。如果事态到此为止，人们无疑也会习惯成自然。但在我们同胞中间，走上米歇尔这条路的不只有门房和穷人。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开始思考。
然而，在详述这些新出现的事件之前，作者觉得有必要说说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个时期的看法。在本文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这个人，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他靠着一笔个人收入过日子，显然过得很舒服。但是，甚至在城里人慢慢跟他熟了以后，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人们在城里的公共场所都能碰到他。从开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他快乐地游泳。他为人和善，总在笑，好像什么娱乐活动都喜欢，却不入迷。事实上，人们只知道他唯一的习惯是跟市里为数不多的那几个西班牙舞蹈家、音乐家经常来往。
不管怎么说，他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也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尽管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把侧重点都放在了那些小事上。乍一看上去，会觉得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总之，在这场全城大动乱中，他总是记录那些不会被写进历史的琐事。当然了，人们惋惜他的这种偏见，怀疑他的铁石心肠。但作为这个时期的记事，这些本子上记录的其实提供了大量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离奇古怪的细节让人们无法过早地对这个有趣的人做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到达奥兰那天开始记录这些琐事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么丑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在这篇记录中，他详细描述了市政府的那两座铜狮像，还说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城市布局荒唐可笑。塔鲁还说了坐电车、逛马路时听到的一些交谈，没有评论，只是在稍后一个叫“康”的人的对话中才多说了两句。塔鲁曾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交谈：
一个售票员说：“你知道康这个人吗？”
“康？就是那个高个子、留小黑胡子的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嗯，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的事？”
“老鼠事件之后。”
“嗯，嗯。他得的什么病？”
“不知道，发烧吧。后来身体就不好了。腋下长了脓肿。没撑住。”
“可他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啊。”
“不是，他的肺比较弱。他为军乐团演奏。那东西累人，总要吹号。”
另一个说：“啊，好吧，病了就不能再吹号了。”
写完这个简短的对话，塔鲁觉得疑惑：康对吹号这事明显不感兴趣，可为什么还要去吹呢？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星期日游行演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塔鲁好像对他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很感兴趣。他的房间对着一条小街，几只猫常在墙影下睡觉。每天午饭过后，全城的人正在热气中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会出现一个小老头。老头留着一头白发，梳得很整齐，穿着军装，显得严肃、正派，用轻柔、冷淡的“咪咪”声叫那些猫。猫睡眼蒙眬，没精神，起初不想动。那人撕碎几张纸扔到小街上，碎纸屑像白蝴蝶吸引那些猫。它们走到马路中间，试探性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飘落的纸屑。小老头这时会朝它们啐唾沫，动作又狠又准。有一口啐中了，他就哈哈大笑。
最后，塔鲁好像被这座城市的商业气息完全吸引住了，市貌、繁华甚至娱乐活动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支配的。这个特点——他在笔记本里用的就是这个词——是塔鲁喜欢的——甚至在某个段落的结尾处用上了这样的感叹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人这个时期的笔记里，好像只有这些地方才是他真心喜欢的。然而，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很难。他还说了一件事，有个旅店的出纳员发现了一只老鼠，记错了账，说完了用比平时潦草的字迹加上了这些话：“问题：不浪费时间怎么办呢？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的诊所里，找个不舒服的椅子坐几天；在自家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报告；选一条路程最远、最不方便的铁路线去旅行（当然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排队，最后没买到票等。”但说完了这些胡话或想法之后，笔记本里马上又详述起了市里的电车，说它们像舢板，颜色模糊不清，车厢里永远是脏的，最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种描述：“真了不起”——真是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塔鲁是这么说老鼠这件事的：
“今天，对面的小老头很不安。那些猫不见了。街上发现了很多死老鼠，猫就失踪了。我觉得那些猫没有吃那些死老鼠。我记得我的猫就不喜欢吃死老鼠。它们肯定跑到地下室里去了，小老头很不安。他的头发乱着，精神不好，也不高兴。他看上去很焦虑。过一会儿，他进屋了，却又白白啐了口唾沫。”
“今天，城里有辆电车半路上停了，因为车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两三个女人下了车。死老鼠被丢掉了，电车开走了。”
“旅馆里，守夜的那个，为人可靠，告诉我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老鼠离船的时候……’我说，就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城里还没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他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说不知道，因为灾难不可能预见——尽管就算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说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他问我担不担心。”
“我说：‘我只关心内心的平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旅馆餐厅里有家人很有意思。父亲又高又瘦，穿黑衣，戴硬领。秃顶两边各有一撮灰白的头发。他长着一双小圆眼睛，透着冷酷，尖鼻子，一字嘴，就像一只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餐厅门口，然后朝后站让妻子进去。他妻子又干又瘦，像只黑老鼠，屁股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他才坐，然后两只小狗才能爬到椅子上。”他用正式的‘你’称呼妻子和两个孩子，对妻子说的是有礼貌的刻薄话，对孩子用的是权威的口气：
“‘尼科尔，你真是讨厌透了！’”
“小姑娘就要哭了。这正是他想要的。”
“那天早晨，老鼠这事搞得小男孩很兴奋。他想吃饭时说一说。”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从现在起，我不许你再提这个词儿。’”
“‘你爸爸说得对，’黑老鼠说。”
“两只小狗的鼻子都埋到碗里去了。猫头鹰点点头，对她表示谢意，其实这是多余的。”
“猫头鹰一家做了个好榜样，可城里人还是大谈老鼠事件。报纸上也登了。当地报纸平日里登的东西很杂，现在整版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可能引发的危险了吗？’旅馆经理除了这个不说别的。部分原因是他正在为这事生气。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旅馆电梯里发现了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安慰他说：‘这种事谁都碰到了嘛。’”
“他答道：‘没错，我们现在和别人一样了。’”
“就是他跟我说的这种奇怪的感染病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人们都在担心这种病。旅馆里的一位女服务员就得了这种病。”
“他坚持说：‘但这种病绝不会传染。’”
“我说这无所谓。”
“‘哦，我明白啦！先生跟我一样，是宿命论者。’”
“‘我没说过这种话，反正我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更加详细地描述这种已经在公众中制造了焦虑情绪的未知疾病。他说老鼠消失以后，那个小老头终于找回了那些猫，并耐心地瞄准射击目标，又说了有人已列出了十几起这样的病例，其中多数病人死掉了。
最后，塔鲁对里厄医生做了描述，这种描述可以当作资料存档。据笔者判断，他描绘得十分准确：
“看起来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脸。黑眼睛，目光坚定，但下颌突出。鼻子挺直。黑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饱满，几乎总紧闭着。古铜色的皮肤，黑色汗毛，总穿着合体黑衣，看起来就像个西西里农民。”
“他走得很快。不改变步伐就走下人行道，但多数时候轻轻一跳就上了对面的人行道。他开车时心不在焉，常常开着转向灯，拐了弯也不关上。没戴过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4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对的。里厄医生知道出了什么事。门房的尸体一隔离，他就给里夏尔打了电话，询问腹股沟淋巴结发炎的情况。
里夏尔说：“我不懂这方面，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十八小时内死的，一个是三天内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来看似乎都有好转。”
里厄说：“如有别的病例，请告诉我。”
里厄又问了几个医生，发现几天里出现的类似病例有二十来个，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里厄让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里夏尔说：“我无能为力，这事应该交给省政府去办。对了，谁告诉你这病可能会传染的？”
“没人告诉我，但症状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觉得他“没有资格”办这件事。他只能向省长汇报。
俩人正说话，天气突然变了。门房死后第二天，大雾漫天。暴雨如注，席卷全市；暴雨过后是暴热。就连大海也失去了它的深蓝色，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湿热的春天还不如暴晒的夏天舒服。阴沉的气氛笼罩整座城市，只留出向海的一小片，像蜗牛在隆起的高原上爬。长墙上胡乱涂着灰泥，街两旁是肮脏的玻璃窗，有同样肮脏的黄色电车在跑。置身于这种地方，让人觉得就像被天困住了。只有里厄那个老病人的哮喘病没有发作，享受着这天气。
他说：“烤得难受。对支气管有好处。”
烤得的确难受，但也只是像发烧一样。整个城市都在发高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那天早上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调查时的印象。但他觉得这种感觉毫无根据。他觉得这是焦躁的心情和很多的心事闹的，就决定尽快让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到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他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政公务员住的是一套两间房的公寓，陈设非常简单。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白色的木制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有擦了一半却还能认得出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一夜睡得很好。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时头痛得厉害。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在屋里不停走来走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医生，他不太了解科塔尔，只觉得他有点积蓄。科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俩只有在楼梯上碰到时才打个招呼。
“我只跟他说过两次话。前几天，我拿着一盒粉笔回家，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有红色的粉笔，也有蓝色的粉笔。当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平台上，帮我拾了起来。他问我用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跟他解释自己想重新学点拉丁语：毕业后都快忘光了。
他对医生说：“是的，有人向我保证，这对理解法语词汇有好处。”
他在那块黑板上写拉丁词。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用红粉笔写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不是真的懂，但他好像对这事很有兴趣，还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支红粉笔。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但……当然了，我没想到他会用它干这种事。”
里厄问他，他们第二次谈话都说了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警官带着秘书赶到了，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现格朗谈到科塔尔时，总称他是“绝望者”，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种说法。他们讨论了他的自杀动机，格朗说话时很小心。最后他们同意用“个人痛苦”这个词。警官问科塔尔的态度中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以暴露出他所谓的“决定”。
格朗说：“昨天他来敲我的门，问我要火柴。我就把我那盒给了他。他表示了歉意，说既然我们是邻居……然后他答应把火柴还回来。我让他留着。”
警官问这位政府公务员，科塔尔是否有什么异常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说话。但我正忙。”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补充道：
“一件私事。”
警官想去看看病人。但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正在床上坐着，身上只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衣服。他不安地把身体转向门口。
“是警察吧？”
里厄说：“是的，别激动。依照惯例，问两三个问题就没事了。”
但科塔尔说这么做没道理，他也不喜欢警察。里厄有点不耐烦。
“我也不喜欢他们。你简单、礼貌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了，说完就没事了。”
科塔尔不说话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早就叫住了他，并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是不是，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儿，叫他放心，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何况自己也是为了照看病人才来这里的。矮胖子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去叫警官进来。
他们向科塔尔读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科塔尔不看警官，只说“内心很痛苦”。警官问他是否还想这么干。科塔尔激动起来，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一个人静静。
警官有些生气地说：“我得提醒你，现在是你让别人不得安生。”
警官问里厄事情严重不严重，里厄说不知道。
“都是天气闹的。”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无疑是天气闹的。这种天气，碰什么东西都粘手，里厄每次去看病人，就增加一分担忧。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一位邻居说胡话了，手压着腹股沟，开始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还要大。其中一个已经开始流脓，很快就像个烂水果那样爆了。里厄一回到家，就给省里药物仓库打电话。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只写着这么一行字：“他们说没有。”别的地方又有人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然得割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个十字，淋巴结就流出带血的脓水。病人痛苦地流血。肚子上、腿上出现黑斑，有的淋巴结不出脓了，而后又肿大了。多数病人死的时候身上冒出怪味。
报纸上以前还大肆报道死老鼠这件事，现在却沉默了。因为老鼠在街上死，人们在卧房里死，报纸上只说街上的事。但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感到困惑了。一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人的情况，没人会想到要采取什么行动。其实，只要把这些数字加到一起，就会发现总数很惊人。短短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关注这种怪病的人都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叫卡斯特尔，年龄比他大得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找他的。
他说：“当然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里厄？”
“我在等化验结果。”
“这我知道。我不用化验。我在中国待过一阵子，二十年前在巴黎又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尽管当时没人敢说出它的名字。舆论神圣：不能慌，最重要的是不能慌。就像一个同行跟我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人。行啦，里厄，你跟我一样，都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厄想着。他隔着书房窗户看到了远处环绕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说蔚蓝，但色彩暗淡，而且随着夜幕的降临在逐渐消逝。
他说：“是的，卡斯特尔。简直不敢相信。但看样子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你知道他们会怎样回答我们：很多年前它就在温带绝迹了。”
里厄耸耸肩说：“绝迹？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别忘记了大概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希望这次不像上次那么严重。但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5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说到这里，先不管窗边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说说医生的疑虑和吃惊是怎么回事，这毕竟是多数市民的反应，尽管程度各不相同。其实瘟疫是常有的事，但一旦落到头上，就很难相信是真的。世上瘟疫多，战争也多，但在瘟疫和战争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像别的市民一样，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他不愿相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战争爆发时，人们总说：“打不长，太愚蠢。”打仗当然蠢了，却不会因此很快结束。蠢事总会有的，如果人们不总是为自己着想，就会发现这一点。在鼠疫这个问题上，奥兰的市民和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一样，也是只为自己着想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天灾非人力所能控制，因此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终会消失的噩梦。但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的接连肆虐中，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就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市民犯的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只是他们忘了应该谦虚，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对付，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还像以前那样过日子，准备去旅行，发表议论等。他们怎么会想到毁灭前途、旅行和议论的鼠疫呢？他们自认为是自由的，一旦发生天灾，就谁也不自由了。
甚至在里厄医生告诉了他的朋友有几个地方的几个病人离奇死掉了，他还是不愿相信危险正在临近。这是因为一个人做了医生，就对病痛有了些认识，想象力也丰富了一点。他望着窗外不变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感到的还只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努力回忆这种疾病的情况。数字漂浮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到历史上记载的三十来次的大鼠疫中，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死一亿人又算得了什么？打过仗的人是不太在意死亡这种事的。一个人死了，若是没人看到，就没有一点意义，一亿具尸体分散在历史中，也只是想象中的一团雾气。医生想起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中，据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一天就死了一万人。一万死人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样比是说得通的。把五座电影院的观众赶出来，集合到一起，带到市广场上，让他们成堆死去，这样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的尸堆上，至少可以放几个熟悉的面孔。但当然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谁都知道，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数的。七十年前，在广州，疫情害人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一八七一年，人们还没办法数老鼠。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差不多就行了，显然会有算错的地方。然而，如果一只老鼠身长三十厘米，四万只老鼠首尾连起来，就能形成……
但医生烦了。他在走神，这样不行。几个病例算不上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行了。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衰弱、眼睛发红、嘴里发臭、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说胡话、身上长斑、腹痛，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想起一句话，就是他在医学手册里罗列完一系列的症状后写的那句话：“脉搏变弱，稍微一动就死。”没错，这些症状出现后，人就命悬一线了，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没有错——都会忍不住稍微动动，结果就死了。
医生还在望着窗外。窗户一侧是春天冷而清新的天空，另一侧，“鼠疫”这两字的声音依然回荡在屋里。这个词不但有科学含义，更包括了一连串特别的景象，跟这里的情景没有一点关联。这座城市又灰又黄，此时还不太热闹，嗡嗡直响，不算喧哗，总之很快乐——如果快乐和忧郁可以并存的话。环境这么安静，什么都可以不想，容易让人忘了过去受灾的情景：雅典受灾时鸟都飞走了；中国受灾时城里到处都是一声不吭等死的人；马赛的囚犯把血淋淋的尸体拉到洞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虐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像鬼一样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泥地上潮湿、腐烂的床铺；病人被钩子拖出来；黑死病猖獗时到处可见戴口罩的医生，就像在过狂欢节；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吓瘫了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日夜不停、四处传来的呼号声。但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电车的叮当声，却看不到影子，瞬间赶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这个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看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描述过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在海边架起的柴堆。尸体在晚上运过去了，但柴堆上空间太狭窄，活着的人为了把自己亲人的尸体放到上面，纷纷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弄得浑身是血，也不肯把亲人的尸体丢到海滩上。可以想见那时的情景：平静的黑水前面是燃烧的柴堆，搏斗中的火把冒着火星，恶臭的浓烟蹿向天空。也可以想象这一幕会发生在这里……
但常识驱散了这种愚蠢的想象。“鼠疫”这个词的确被提出来了；此时此刻，疫病也的确害死了一两个人。但这事会过去的，是不是？他要做的就是认清应该认清的事，驱除一切盲目的疑虑，采取适当措施。然后，鼠疫就会停止，因为鼠疫是想象不来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对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一切就没事了。否则，他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知道是否有办法对付它并最终消灭它。
医生推开窗户，城市的噪音突然涌进来。近旁的一家工厂里，电锯发出短促不变的声音。里厄振作起精神。日常工作肯定是可靠的。其他的则命悬一线，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把它们断送，不能总想这个。重要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
6
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格朗在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很繁杂，有时还在统计部门工作，负责编制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数字。因此他把最近几天的死亡人数加起来，出于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他把最新的数字抄了一份主动给医生带了过来。
格朗挥舞着一张纸，旁边跟着他的邻居科塔尔。
“数字在上升，医生。四十八小时内有十一人死亡。”
里厄和科塔尔握了握手，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插了一句，解释说科塔尔一心想要感谢医生，并为给医生带来的麻烦道歉。但里厄皱着眉头盯着纸上的数字。
“好吧，”里厄说，“也许我们最好下定决心，直呼这种疾病的名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犹豫不决。听着，我要去实验室了；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很对，很对。”格朗跟在医生后面走下楼梯时说。
“我也认为应该直呼其名。可这种病叫什么名字？”
“这我不说，反正你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看，”格朗笑了，“这毕竟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仍然保持沉默。街上开始挤满了人。我们小镇短暂的黄昏已经被夜色所取代，第一批星星在依然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上闪烁。过了一会儿，所有的路灯都亮了，让天空变得黯淡，街上的声音似乎提高了一个音调。
“对不起，”格朗在阅兵场拐角处说，“我现在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说的：‘事情永远不要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格朗的癖好，他引用了“他们那个地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一些话，接着又说了一些陈词滥调，如“迷失在梦境中”或“美得像一幅画”。
“是这样的，”科塔尔插嘴说，“晚饭后，你永远不能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府做额外的工作。格朗说没有，他是在为自己工作。
“真的吗？”里厄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这样说道，“做得还顺利吗？”
“考虑到我做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如果做得不顺利，那才叫人吃惊呢。”
“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展不大。”
“能告诉我，”医生停了下来，“你在忙什么吗？”
格朗把一只手放到帽子上，把帽檐拉到他那突出的大耳朵上，然后低声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里厄似乎从这几句话中听出格朗的工作与“人格的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很匆忙地转过身来，过了一会儿，快步走到马恩大街两旁的无花果树下。
他们到了实验室门口，科塔尔告诉医生，他非常想去看他，并向他请教一些事情。里厄在口袋里摸着那张写着数字的纸，说科塔尔最好在会诊的时候来。然后，里厄改变了主意，告诉科塔尔，自己明天要到城里他住的地方去，傍晚去看他。
离开科塔尔的时候，医生注意到自己在想格朗，他想象格朗在暴发的瘟疫中的样子，不像这次，这次可能没多严重，而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是那种在这种情况下总能逃脱的人。”里厄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鼠疫使虚弱的人得以幸免，而受害者主要是那些身体强健的人。他觉得格朗这个人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格朗具有地方行政部门小职员的外在特征，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了他的身份。他又高又瘦，似乎总喜欢买大尺码的衣服，想着它们会穿得更久。虽然他下颚的大部分牙齿还在，但上面的牙齿都不见了，结果当他扬起上唇微笑时，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巴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黑洞，钻进了他的脸上。他走路的样子也像一个害羞的年轻牧师，侧身沿着墙壁走，像老鼠一样滑进门口，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烟味和地下室的气味：简而言之，他具有小人物的一切特征。事实上，除了弯腰伏案，认真修改城镇澡堂的收费标准，或者为一位低级别的秘书收集一份关于新垃圾收税报告的材料之外，人们很难想象出他会是什么样子。甚至在你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做一个谨慎、必要的临时助理市政职员，每天拿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的薪水。
事实上，他每个月在市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册上的“专长”一栏中就是这么写的。二十二年前，他因为缺钱无法继续深造，拿到毕业证之后，得到了这个临时职位，他一直在期待，或者像他说的那样，尽快获得“转正”。问题在于他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市政当局的棘手问题。他们向他保证，他一旦获得“转正”，肯定会被提升到一个能让他过得很舒服的级别。
野心当然不是刺激约瑟夫·格朗的动力；这一点从他的苦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渴望的只是一种生活的前景，一种物质上得到适当保障的生活，一份诚实的工作，使他能够把闲暇时间用在自己的爱好上。他接受了这个职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但是，这种“临时”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生活成本上涨得厉害，格朗的工资尽管有涨过几次，却依然少得可怜。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里厄，但似乎没人知道他的处境。格朗怪就怪在这里，或者至少是他的古怪性格的一种表现。他本可以向官方提要求——即使不给他应有的权利——他不确定自己有什么权利——至少应该兑现当初对他的承诺。但是，首先，当初雇用他的部门主管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而且，格朗也不太记得主管以前是怎么承诺的了。最后，这才是真正麻烦的地方，约瑟夫·格朗不知道该和上头怎么提这事。
正如里厄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个特点正是我们这位可敬的同胞的性格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总是无法写出自己心中那封温和的抗议信，也无法采取形势所要求的步骤。据他说，他特别讨厌谈论他的“权利”，这个词他说不出口，同样，他也不愿提及“承诺”，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求得到他应得的权利，从而显示出与他所担任的卑微职务不相称的胆大妄为。
另一方面，他拒绝使用“照顾”“感激”，甚至“恳求”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这些字眼与他的人格尊严是不相容的。因此，由于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就只能继续履行他那默默无闻、报酬微薄的职责，直到如今上了年纪。此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对里厄医生说的，他经历了很多事才认识到，只要量入为出他的生活就有保障。因此，他对我们的市长——市里的一位工业巨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蕴含的智慧给予了肯定。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就在这个词上），从未见过有人饿死。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那种虽然不能说是苦行的简朴的生活，归根到底是一种消除这方面的焦虑的保证。他继续想该怎么和上头提这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生堪称楷模。他是那种少有的人，在我们镇上和其他地方一样，有勇气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事。他对自己的私生活只字未提，就足以证明他的行为是善良的，他的情感能力是非凡的，而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敢承认的。他毫不脸红地承认，他深爱着他的外甥和姐姐，他们是他仅存的近亲，他每隔一年就去法国看望他们一次。
他承认，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一想到他们，他就感到痛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镇上教堂的钟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教堂的钟声就开始非常悦耳地响起来。然而，要表达这样的情感，尽管很简单，他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种不知道怎么说话的困难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忧虑。“哦，医生，”他会叫道，“我多想学会表达自己啊！”每次见到里厄，他都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当医生看着格朗渐渐远去的身影，突然明白了格朗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显然是在写一本书之类的东西。奇怪的是，当医生走向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念头才让他放下心来。他意识到这是多么荒谬可笑，但他简直不敢相信，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会降临到这样的一个小城上。在那里，像格朗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默默无闻的官员们培养着无害的怪癖。准确地说，他无法想象在一个瘟疫肆虐的社区中存在这样的古怪行为，他的结论是，瘟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取得任何进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7
第二天，里厄终于说服当局在省长办公室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他的这种坚持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明智的。
“城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这是事实，”里夏尔医生承认，“当然，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正在流传。省长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立即采取行动，但不要引起注意。’他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虚惊。”
里厄捎上卡斯特尔去省长办公室。
“你知道吗，”他们在车里时，卡斯特尔说，“省里没有一克血清？”
“我知道。我给储备处打了个电话，主任似乎很吃惊，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希望他们能快点。”
“我昨天发了一份电报。”里厄说。
省长和蔼地跟他们打招呼，但看得出他的神经很紧张。
“先生们，让我们开始吧，”省长说，“需要我把情况再说一遍吗？”
里夏尔认为这没有必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知道这些事实。唯一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是，”老卡斯特尔几乎粗鲁地插嘴说，“要知道这是不是瘟疫。”
在场的两三个医生提出异议，其他人似乎在犹豫。
省长吃了一惊，急忙朝门口瞥了一眼，以确保这句无礼的话不会被走廊里的人听到。里夏尔说，在他看来，最好不要大惊小怪。目前只能说，我们必须处理一种伴有腹股沟并发症的特殊类型的发烧。在医学上，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过早下结论是不明智的。老卡斯特尔静静地嚼着他那湿漉漉的黄胡子，抬起他那苍白明亮的眼睛，盯着里厄。然后，在友好地扫视了委员会其他成员之后，老卡斯特尔说，他非常清楚这是一场瘟疫，不用说，他也知道，如果官方承认这一点，当局将不得不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当然，这也是他的同事们不愿面对事实的原因。如果这能让他们安心的话，他很愿意说这不是瘟疫。省长似乎生气了，他说，无论如何，他觉得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
“重要的是，”卡斯特尔回答说，“不是这句话站不站得住脚，而是它能让你思考。”
里厄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说，因此大家问他怎么想。
“我们正在对付，”他说，“一种伴有呕吐和腹痛的伤寒性质的发烧。我切下了这些肿块，分析了脓液；我们化验室的医学分析人员认为他已经鉴定出了鼠疫杆菌。但我必须补充一点，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并不完全符合鼠疫杆菌的一般描述。”
里夏尔指出，这证明了一种观望的策略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最好等着已经进行了好几天的一系列分析的统计报告出来以后再说。
“当一种微生物，”里厄沉默片刻之后说，“在三天内可以让脾脏的体积增大四倍，肠系膜神经节可以膨胀到一个橙子大小，并使它们像粥一样浓稠时，采取观望的策略，至少可以说是不明智的。感染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这种疾病传播的速度来看，除非我们能阻止它，否则它很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就把半个城镇消灭掉。既然如此，无论你称它为鼠疫还是某种罕见的发烧，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阻止它杀死这个城镇一半的人口。”
里夏尔说，把情况描绘得过于悲观是错误的，而且，这种疾病尚未证明具有传染性。事实上，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其他人已经死了，”里厄说，“显然，传染永远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人数就会不断攀升，死亡率也会灾难性地飙升。这不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
然而，里夏尔在总结他所看到的情况时指出，如果流行病不能自发停止，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格预防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式承认鼠疫已经暴发。但这一点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任何仓促的行动都是不可取的。
里厄坚持自己的立场。“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格，而在于为了避免一半人口死亡，这些措施是否有必要。其余的都是行政方面的事，我不需要提醒你，我们的宪法规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省长有权发布必要的命令。”
“完全正确，”省长表示同意，“但我需要你们正式声明这是一种瘟疫。”
“即使我们不做出这样的声明，”里厄说，“一半人口也有可能被消灭。”
里夏尔有些不耐烦地插嘴道：
“事实上，我们这位同事认为这是瘟疫；他对这种症状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描述的并不是一种“综合征”，而是他亲眼见到的情景。他看到的是腹股沟腺炎、伴有谵妄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里夏尔是否能够担保，如果不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这种流行病会灭绝？
里夏尔犹豫了一下，然后盯着里厄。
“请坦率地回答我。你绝对相信这是瘟疫吗？”
“你把问题说错了。这不是推敲字眼的问题；这是时间问题。”
“我认为，”省长插话道，“你的看法是这样的。即使不是鼠疫，也应该立即采取法律规定的应对鼠疫的预防措施。”
“如果你非要问我是怎么看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里夏尔最后说：
“这么办吧。我们要担起责任来，就把它当作瘟疫来处理吧。”
这种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你怎么说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里厄说。“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好像一半的人口不可能被消灭似的，因为到那时真的会是这样。”
里厄在众人的不满和异议中离开了会议室。几分钟后，当他开车沿着一条散发着炸鱼和尿味的后街朝前走时，一个女人痛苦地尖叫着，她的腹股沟滴着血，向他伸出双臂。
8
委员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发烧又有了小小的发展。这事甚至出现在了报纸上，但措辞很谨慎，只是简短地提了几次。然而，第二天，里厄注意到，市里只在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贴了几张小小的官方告示。在这些告示中很难找到当局正视局势的任何迹象。颁布的措施远非严厉，让人觉得为了不使公众感到恐慌，已经做出了许多让步。指示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奥兰出现了几例恶性发热病例；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发烧是否会传染。这些症状并没有明显到真正令人不安的程度，当局确信市民可以冷静地处理局势。然而，在大家都会理解的审慎精神的指引下，省长正在实施一些预防措施。如果仔细研究并适当采用这些措施，就会消除任何流行病的危险。因此，省长确信全体市民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个人的努力。
布告概述了当局制订的总体计划。其中包括通过向下水道注入毒气系统地消灭老鼠，并严格监督供水系统。布告要求市民保持极度清洁，身上发现有跳蚤的人要被送往市医务室。此外，各户主奉命立即报告医生诊断的任何发烧病例，并允许其家属被送往医院的特殊隔离病房。病房设备能够立即为病人提供治疗，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恢复。另外，布告要求对病房和病人乘坐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至于其余的事，省长只建议所有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向卫生检查员咨询，并严格遵守卫生检查员的建议。
里厄医生猛地从布告处转过身来，返回他的诊所。格朗正在那里等他，医生进来时，他戏剧性地举起了双臂。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还在上升。”
据报道，前一天有十人死亡。医生告诉格朗，他可能会在晚上去看他，因为他答应过去看科塔尔。
“好主意，”格朗说，“你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事实上，我发现他变化很大。”
“在哪方面？”
“他变得和蔼可亲了。”
“他以前不这样吗？”
格朗似乎不知所措。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不和蔼可亲，这么说不对。但科塔尔是一个沉默、神秘的人，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让格朗想到了野猪。科塔尔整天待在卧室里，在一家便宜的餐馆吃饭，和一些相当神秘的人来往，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科塔尔自称是葡萄酒和烈酒的旅行推销员。不时有两三个人来拜访他，大概是顾客。有时晚上他会去对面看电影。在这方面，格朗提到了他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就是科塔尔似乎偏爱黑帮电影。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科塔尔的孤僻，更不用说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信任了。
而现在，格朗说，情况完全改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过我得说，我有一种印象，他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他。现在他经常和我说话，他建议我们应该一起外出，我不能拒绝。更重要的是，他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了，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科塔尔企图自杀以来，再也没有客人到过他那里。在街上，在商店里，他总是试图和别人交朋友。他对杂货店老板非常和蔼可亲；没有人比他对烟店老板的闲言碎语更感兴趣了。
“顺便说一句，那个烟店老板，是个女人，”格朗解释道，“是一条毒蛇。我这样告诉科塔尔，但他说我有偏见，她有很多优点，他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有那么两三次，科塔尔邀请格朗一起去城里的豪华餐馆和咖啡馆，他最近开始光顾这些地方。
“那里氛围很好，”格朗解释道，“而且人们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店员们都很重视科塔尔，当看到科塔尔慷慨地给小费时，他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因。这位旅行推销员似乎对人家因他的慷慨大方给予他的和蔼可亲深表感激。一天，侍者领班把他送到门口，帮他穿上大衣，科塔尔对格朗说：
“他是个好人，他会证明。”
“证明什么？我没听懂。”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这个，他可以证明我不是坏人。”
但科塔尔的脾气也有好有坏。一天，杂货店老板不再那么和蔼可亲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家里。
“他和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这头猪！”
“和别人？”
“所有该死的人。”
格朗目睹了在烟店里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场热烈的谈话正在进行中，柜台后面的女人开始发表她对一起发生在阿尔及尔引起轰动的谋杀案的看法。一位年轻的店员在海滩上杀害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我总说，”那女人开始说，“如果他们把那些人渣都扔进监狱，正派的人就能更加自由地呼吸了。”
她被科塔尔的反应吓了一跳，他连一句抱歉的话也没有说就冲出了商店。格朗和那个女人目瞪口呆地盯着他的背影。
然后，格朗向医生描述了科塔尔性格上的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带有非常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正如他在经济问题上的至爱格言“大鱼吃小鱼”所暗示的那样。但现在他唯一会买的《奥兰报》是一份保守的报纸，人们不禁怀疑他肯定要在公共场所大声阅读。在他离开病床前不久，他向格朗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格朗说要去趟邮局，科塔尔请他帮忙寄一张一百法郎的汇款单给远方的一个姐姐，并说他每月都把这笔钱寄给她。然后，在格朗离开房间时，科塔尔又把他叫了回来。
“不，给她两百法郎。那对她来说是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她，但实际上我很爱她。”
不久以后，科塔尔在谈话中对格朗说了几句奇怪的话。他一直缠着格朗，要格朗告诉他晚上做的那个有点神秘的“私密工作”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科塔尔叫道，“你在写书，对吗？”
“差不多吧。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啊！”科塔尔叹道，“我真希望自己会写作。”
当格朗表现出惊讶的表情时，科塔尔有些尴尬地解释说，作为一个文人，在很多方面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易做。
“为什么？”格朗问。
“为什么？因为众所周知，作家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人们会让他三分。”
“看来，”官方告示发布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老鼠的事让他头脑发昏，就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就是这样。或者他害怕‘发烧’。”
“对此我表示怀疑，医生。如果你想知道我对他的看法的话……”
他停顿了一下，此时一辆“除鼠”货车的排气管里发出像是机关枪的嘎嘎声，咔嗒咔嗒地驶过去了。里厄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声音才又开始说。然后，他毫无兴趣地问格朗是怎么想的。
格朗严肃地说：“他是个良心上有严重问题的人。”
医生耸了耸肩。正如巡官所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
那天下午，里厄又和卡斯特尔谈了一次话。血清还没有送来。
“无论如何，”里厄说，“我不知道它是否有用。这芽孢杆菌真奇怪。”
“听着，”卡斯特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这些小畜生总有些特别。但说到底都是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这是你的推测。事实上，当然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我承认，这只是我的推测。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是这么看的。”
一整天，医生都意识到，每当他想到瘟疫时，那种轻微的眩晕感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最后他意识到他害怕了！有两次，他走进拥挤的咖啡馆。像科塔尔一样，他觉得需要友好的接触，人类的温暖。“愚蠢的本能。”里厄心想，不过，这也提醒了他，他已经答应过去拜访那位旅行推销员了。
那天晚上，医生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后者正站在餐桌旁。桌布上摊开着一本侦探小说。但是天快黑了，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看书会很困难。科塔尔听到门铃响前很可能一直坐在暮色中沉思。里厄问他感觉如何。科塔尔坐了下来，颇有愠怒地回答说感觉还算好，还说，要是能保证不受打扰，他会感觉更好。里厄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孤独地生活着。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那些对别人感兴趣、专门找别人麻烦的人。”
见里厄什么也没说，他接着说：
“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我自己。我一直在读那本侦探小说。讲的是一个可怜的家伙，突然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捕了。人们一直对他感兴趣，而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办公室里谈论他，在卡片索引上写入他的名字。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认为人们有权利那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个嘛，”里厄说，“要看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没有人有这个权利。但这些都离题太远了。重要的是你应该出去走走，不该总待在家里。”
科塔尔似乎很生气，他说，恰恰相反，他总出去，如果需要的话，街上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证。更重要的是，市里其他地方很多人他都认识。
“你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外面的街上越来越嘈杂，当所有的街灯一齐亮起来的时候，他俩都松了一口气，发出了一种喃喃的声音。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跟在后面。跟我们市里每个寻常的夜晚一样，微风从远处吹来，发出低声细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街上挤满了从商店和办公室里出来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夜幕降临了，看不见的船只发出深沉而遥远的轰鸣，海面上传来了风声，人群中传来了欢快的喧闹声，这最初的黑暗时刻在过去对里厄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今天，由于他所知道的一切，这黑暗似乎充满了威胁。
“把灯打开怎么样？”他们回到房间后，科塔尔建议道。
灯开了，这个小个子男人眨着眼睛盯着医生。
“告诉我，医生。如果我病了，你能把我送进医院你的科室吗？”
“为什么不能？”
科塔尔接着问，有没有人在医院或养老院被逮捕。里厄说有过这种事，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情况。
“你知道的，医生，”科塔尔说，“我相信你。”
然后，他问是否可以搭医生的车去市里。
市中心的街道已经不那么拥挤了，灯光也少了。孩子们在门口玩耍。在科塔尔的要求下，医生把车子停在一群孩子旁边。孩子们在玩跳房子游戏，发出很大的声音。其中一个男孩，梳着光滑整齐的分头，一张脏兮兮的脸，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里厄。医生把目光移开了。
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摇了摇头。然后，他不安地回过头，用嘶哑而吃力的声音说：
“每个人都在谈论疫病。这事是真的吗，医生？”
“人们总在说话。”里厄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你是对的。如果有十个人死亡，他们会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发动机在嘀嗒作响。里厄踩住了离合器踏板。但他又看了看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仍然带着一种奇怪的严肃认真的神情注视着他。突然，那孩子出乎意料地笑了，露出了他所有的牙齿。
“是吗？那我们希望什么呢？”里厄问，也对那孩子报以微笑。
突然，科塔尔抓住车门，转身要走时，几乎用一种愤怒、激动的声音喊道：“一次地震！一次大地震！”
地震没有发生，据里厄说，第二天一整天，他驱车到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同病人家属交谈，同病人本人辩论。里厄从来没有想到他的职业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他的病人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高兴地把自己交在他手里。医生第一次感到他们不愿讲真话，带着一种困惑的敌意把自己裹在疾病之中。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的斗争。当天晚上十点，当他把车停在他那个哮喘病人的家门口时（这是他一天中要看的最后一个病人），费了好大劲才从座位上爬起来。他逗留了一会儿，望着漆黑的街道，看着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忽隐忽现。
当里厄走进房间时，老人像往常一样，正坐在床上数鹰嘴豆，从一只锅里拿出来，放到另外一只锅里。老人一看见客人就抬起头来，高兴得眉开眼笑。
“怎么啦，医生？是霍乱吗？”
“你从哪里听说的？”
“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说，”老人兴奋地笑着说，“头头儿们搞得也太紧张了，是不是？”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医生说。
他仔细打量了老人一番，老人现在正坐在昏暗的小餐室中间。是的，尽管他说了些什么，但老人还是很害怕。他知道，仅在这个郊区，就有八到十个病人，蜷缩着身体等着他第二天早晨来。经实施腹股沟腺切开手术，只有两到三例有改善。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去医院，他知道穷人对医院的感受。“我不希望他们在他身上做实验。”他的一位病人的老婆说。但他不会被做实验；他会死掉，仅此而已。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配备特殊设备”的病房，他也知道是什么：两幢空楼房，别的病人被匆忙疏散了，窗户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就当局迄今为止制定的那些措施，瘟疫若不停止，肯定不会有效果。
尽管如此，当晚的官方公报依然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局宣布，当地政府制定的措施获得了一致批准，已经有三十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打来了电话。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床？”
“八十张。”
“市里肯定有三十多个病人吧？”
“别忘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害怕，另一种是多数人没有时间害怕。”
“我明白了。埋葬尸体有人管吗？”
“没有。我在电话里告诉里夏尔，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屏障来对抗这种疾病，否则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是吗？他怎么说？”
“他说他无能为力。在我看来，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
的确如此。三天内，两个病房都住满了人。据里夏尔说，有人说要征用一所学校并开办一所附属医院。与此同时，里厄继续为病人开刀排脓，等着抗鼠疫血清送来。卡斯特尔又回到他的旧书中寻找资料，在公共图书馆里待了很长时间。
“那些老鼠死于鼠疫，”他得出了结论，“或者是类似的疾病。它们在市里散布了成千上万的跳蚤，如果不及时检查，这些跳蚤会以几何级数传播疫病。”
里厄什么也没说。
大约在这个时候，天晴了，太阳已经把最近那场雨留下的最后一个水坑晒干了。每天早晨都有一片宁静的蓝天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有时还会有一架飞机在炎炎烈日下嗡嗡作响，一切似乎都很好。然而，四天内，高烧症就有了惊人的发展：死亡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第四天，一所由小学改建的附属医院正式宣布开业。在此之前，当地居民一直以滑稽的评论来掩饰他们的焦虑，但现在他们满脸愁容地走在街上，似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
“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
“是的。”省长答道，“我看过统计数据，就像你说的，很令人不安。”
“不只是令人不安，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会要求政府下达命令。”
里厄见到卡斯特尔时，省长的话仍然让他心里不痛快。
“命令！”他轻蔑地说，“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有血清的消息吗？”
“这周能到。”
省长通过里夏尔请里厄发个报告要求殖民地首府下达命令。里厄在报告中又写了临床诊断和疫情统计。据报道，那天有四十个人死亡。用省长的话说，他承担起了实施新措施的责任。所有发热病例的强制申报和隔离都将严格执行。病人的住宅应当关闭、消毒；与病人同住的人实行检疫；埋葬工作将由地方当局以一种稍后加以说明的方式进行监督。第二天，血清空运来了，量不少，但如果疫情蔓延，就不够了。在答复里厄的电报时，殖民地首府告诉他紧急储备物资已经用完，但正在补充。
与此同时，从所有的边远地区，春天正在向城里走来。市场上和街道上，成千上万的玫瑰在花商的花篮里枯萎了，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芳香。事实上，从外表上看，今年的春天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上下班高峰期，电车里总挤满了人，别的时候总是空荡荡、乱糟糟的。塔鲁看着那个小老头，小老头还在朝猫啐唾沫；格朗每天晚上都赶着回家搞他那神秘的文学活动；科塔尔照例散漫地四处闲逛；法官奥东先生继续炫耀他那几只动物；患哮喘病的老头仍在把他的鹰嘴豆从一个锅里倒进另一个锅里。有时还会碰到记者朗贝尔，他对他看到的一切一如既往地感兴趣。到了晚上，街上又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电影院外面的队伍拉长了。另外，疫情似乎正在减弱；有几天大约只死了十来个人。然后，突然间，这个数字又垂直上升了。在死亡名单快到三十的那一天，里厄医生读了省长刚刚发给他的一份正式电报，一边说着：“他们终于慌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全城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