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梦的刺激和来源
俗话说,“梦产生于消化不良,”这就有助于我们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是何所指了。这句话包含了一个理论,表明梦是睡眠受干扰的结果。我们在睡眠中除非受到干扰,否则就不会有梦,梦就是对干扰的反应。
关于梦的成因的讨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梦的文献。这个问题显然只能产生于梦变成生物学研究的对象之后。古代人相信梦是神灵的启示,无须多方寻求致梦的刺激:梦由神意或魔力发生,梦内容也就是这些力量的真知和意图的产物。然而科学立即面临这样的问题:致梦的刺激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人们考虑到对梦的成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范围或是属于生理学领域。大多数权威似乎一致认为,干扰睡眠的原因——就是说,梦的来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躯体刺激和心理兴奋同样都可以成为梦的刺激物。然而作为梦的形成因素孰先孰后,在梦的产生上何种因素更为重要,意见就大不一致了。
说起梦的来源,不外下列四类,它们也可作为梦本身的分类。它们是:1.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2.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3.内部(机体的)躯体刺激;4.纯精神来源的刺激。
(一) 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顿培尔关于梦的著作不止一次启示我们考虑梦的问题。他的儿子小斯顿培尔[1883—4英译本(1912,2,160)]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一名病人的著名观察记录。这个病人患皮肤一般感觉缺失症,几个高级感官陷于麻痹。如果这个人剩下的通向外界的少数感觉道关闭了,他就会昏沉入睡。当我们想睡眠时,也习惯于设法产生一个与斯顿培尔的试验相类似的情境。我们关闭了自己最重要的感觉道,即我们的眼睛,并尽量使其他感觉不受刺激,或不使已产生作用的刺激发生变化。我们的努力即使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也会入睡。我们既不能使自己的感觉完全避免刺激,也不能使它们暂时完全停止兴奋性。相当强的刺激随时可把我们惊醒。这个事实证明了“即使在睡眠时心灵仍与躯体的外部世界保持着不断接触” [20] 。在睡眠期间触及我们的感觉刺激很容易变成梦的来源。
这类刺激大量存在,包括从适于睡眠状态的或时刻必须容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刺激一直到偶然足以唤醒睡眠的那些刺激。譬如射入眼内的一道强光,一个可以听见的噪音,可以刺激鼻内黏膜的强烈气味。睡眠时的无意识动作使身体某部分裸露被外而感受寒冷,或因姿势的改变而带来压和触的感觉。我们可能被一只蚊虫叮咬,或者某些小小的不幸事件在夜间可以同时袭击我们好几种感官。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搜集了一整套梦例,其中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与梦的部分内容竟如此广泛地符合,以致可以把这些刺激视为梦的来源。
我将引证杰森(1855,527以下)搜集的若干这一类梦例,它们可以追溯到客观的、多少是偶然的感觉刺激作用。
“每一种模糊感到的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象。一阵雷鸣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啼叫可以变成一个人的惊喊;门声嘎嘎可以梦见窃贼入室;如果被褥在夜晚滑下,我们可以梦见裸体行走或跃入水中。如果我们斜卧床上,双脚伸出床外,可以梦见站在悬崖边沿或者堕入深渊。如果我们的头部偶然滑到枕下,我们就会梦见头上有一块高悬的岩石,正可以把我们砸得粉碎。精液储聚可以引起色情的梦,局部疼痛产生被虐待、被袭击或受伤的观念……。
“迈耶(1758,33)有一次梦见被几个人袭击,仰翻在地,在大脚趾和第二趾之间被钉上了一根桩子。他这时醒来,发现原来是一根稻草牢牢地夹在两个脚趾之间。根据亨宁斯(1784,258)的记载,另一次迈耶在衬衣紧紧缠住自己颈项时,他梦见上了绞刑架。霍夫包伊尔[1796,146]在年轻时梦见从高墙上跌下,醒后发现他的床架垮了,他真地跌在地板上……格雷戈里报道有一次他把脚放在热水壶上,却梦见爬上了埃特纳火山,地上热不可耐。另外一个人睡眠时把泥敷剂放在额上,梦见被一群红色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还有一个人的睡衣弄湿了,梦见被拖过一条小溪。一个病人在睡眠时痛风突然发作,他在梦中认为自己在宗教法庭法官手中,在拉肢架上受尽折磨(麦克尼施[1835,40])。”
如果对睡者施加系统的感觉刺激而能使他产生这些与刺激相应的梦内容,则梦刺激与梦内容之间存在相似性的论点可得到证实。根据杰森引证(1855,925)的麦克尼施所说(在上述引文中),吉龙·多·布萨连鸠(1848,55)已经进行了这种实验。“他裸露自己的膝盖,梦见夜间坐着邮车赶路。他谈到这一点,认为旅行者一定知道夜间坐在邮车里膝部是会如何地受冻的,又一次他让自己的后脑勺裸露着,则梦见站在露天参加宗教仪式。这只能解释为,在他居住的村镇,人们习惯于将头部遮盖,只有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例外。”
莫里(1875,[154—6])对自己引发的梦进行了某些新的观察(其他一些实验则没有成功)。
1.用羽毛刺痒自己的嘴唇和鼻尖——他梦见一种惊人的苦楚:脸上贴上一层沥青制的面具,然后连皮撕去。
2.把剪刀在镊子上磨利——他听见响亮的铃声,继之以骚动声,把他带回到1948年革命的日子。
3.使闻一些科隆香水——他梦见到了开罗的约翰·玛丽·玛林娜的店内,然后是一些说不清的荒唐冒险。
4.轻捏颈部——他梦见医生正给他上芥末膏药而且想到了幼年为他看过病的一位医生。
5.一块热铁靠拢面部,他梦见“司炉” [21] 破门而入,强迫居民们把双脚伸入烧燃的大盆内,勒索钱财。接着阿布朗特公爵夫人进入室内,他想象自己是她的秘书。
8.一滴水落在前额上——他想象正在意大利,汗流浃背,正在饮奥维托白酒。
9.烛光透过一张红纸不断照射着脸部——他梦见天气恶劣,炎热不堪,然后是一场他曾住在英吉利海峡遇见的风暴。
企图用实验方法引发梦景的还可见赫维·代·圣丹尼斯[1867,268、376以下],韦安特(1893)和其他人的报告。
许多作者评论了“梦具有这种惊人技巧,能把感官世界的突现印象编入梦的结构,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达到一种似乎预先安排好了的灾难结局”(希尔德布朗特1875,[36]),同一作者又写道:“我在少年时代,习惯于用闹钟在一定时刻把我在早晨唤醒,闹钟的响声千百次地组入一个显然是很长而有关联的梦,好像整个梦景导向一个事件,在合乎逻辑而必不可免的高潮时达到预定的结局。”[同上,37]
现在我引证三个不同方面的这类闹钟的梦[27以下]。
沃尔克特[1875,108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一次梦见他正在讲课并力图把某一点向学生讲清楚。他讲完以后,问一个男孩听懂了没有,这个男孩像发了疯似地喊道:‘噢,是呀!’他气愤地责备男孩不该高声喊叫,谁知全班爆发出阵阵叫声,先是一阵‘Orja!’继而一阵‘Eurjo!’最后大喊‘Feuerjo!’ [22] ,这时他被街上一阵真正的‘Feuerjo!’叫喊声惊醒了。”
加尼尔(1872,[1,476])曾叙述拿破仑一世在马车中睡着时被炸弹爆破声惊醒。他梦见了再度越过塔格利蒙托河遭到意大利人的轰炸,最后惊起大呼,“我们遭暗算了。” [23]
莫里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梦。他卧病在床,他的母亲坐在他的身旁。他梦见正值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当他目睹了许多恐怖的杀戮景象之后,最后他被带上革命法庭,他在法庭上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奇丁维勒以及其余在恐怖日子里冷酷的英雄们。他被他们审问,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以后,他被判处死刑,并被领上群众簇拥的行刑处。他走上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板上。木板翘起,断头台的刀身下落,他觉得身首分离,在极度焦虑中醒来——发现床的顶板落下,击中了颈椎骨,与断头台刀身下落之处正是同一所在。
这个梦引起了勒洛林(1894)和埃柯尔(1895)在《哲学评论》上的有趣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能或如何在他感知刺激到真正醒来这一瞬间压缩进如此丰富的材料 [24] 。
这一类梦给人的印象是,在梦的一切来源中最能确定的大都是睡眠时发生的客观感觉刺激。而且普遍认为它们是梦的唯一来源。如果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文献一无所知的人被问到梦如何产生,他一定会举出某个梦例来回答,其内容不外是醒后发现用客观感官刺激来解释这个梦。但是科学研究不应到此止步。从观察到的事实中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睡眠中直接影响感官的刺激在梦中并不以真正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多少与之有关的另一个意象所取代。但是,梦的刺激与引发的梦之间的关系,援引莫里(1854,72)的话来说,具有“某种关系,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我们读了希尔德布朗特的三个闹钟的梦之后,自然会问,为什么同一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恰好引起这些梦而不引起其他的梦。
“我梦见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散步,穿过绿色田野,一直到了邻村,我看见村民们穿着最好的服装,手捧赞美诗涌向教堂。当然,这是星期日,晨祷即将开始,我也决心参加,但因走得发热,就先到教堂的院内纳凉。正当我读着几块墓志铭时,听见敲钟者爬上教堂阁楼,我看见楼顶有一口小的村钟,即将发出晨祷开始的信号。钟挂在那里有一会儿未动,然后开始摇摆,突然发出明朗而尖锐的钟声,使我从睡眠中醒来,却原来是闹钟的鸣声。
“下面是另一个梦。一个明朗的冬日,街上积雪很深。我已约定乘雪车赴一宴会,但是在有人告知雪车已停在门口之前我已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是准备上车——将皮毡打开,将暖脚包放好——最后才坐到座位上。然而就在出发的那一刻又有些耽搁,直到拉一下马缰才给等候的马匹发出信号。然后马匹开始出发,一阵强烈的摇晃,车铃发出熟悉的叮当声。铃声是如此激烈,一下就撕破了我的梦网。原来又是闹钟的尖锐鸣声。
现在是第三个梦例。我看见一个厨房女仆,手捧着几打摞起的盘子往餐室走去。我看她捧着的高高垒起的瓷盘有失去平衡的危险。我喊道:‘小心点,不然你的瓷盘会全部摔碎的。’她的答案当然是她已习惯这种工作等等。我焦虑地盯着她向前走去的身影。然后——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撞在门槛上,那些易碎的瓷盘滑跌下来,乒乒乓乓,摔碎在地。但是那声音继续不断,不久似乎不再是瓷盘摔碎的声音,却变成了一种钟鸣声。等我醒来才知道,只是闹钟到了规定时间的鸣声。”
为什么心灵在梦中会认错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斯顿培尔(1877[103])和冯特(1874[659])二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几乎是相同的:在睡眠时,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情况下接受侵入的刺激的。一个感觉印象被我们认知了并被正确地理解了——就是说,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这个刺激有足够的强度,清晰而相当持久,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考虑,它就被划归所属的一组记忆当中。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我们就会把印象来源的事物认错,我们就产生了错觉。“如果一个人在空旷的乡间散步,并且模糊不清地看到远处的一个物体,他最初可能认为这是一匹马。”走近一些,他认为是一只躺着的牛,最后才明确认出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心灵在睡眠时从外界刺激所接受的印象具有类似的不确定性;心灵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错觉。因为印象引起了或多或少的一些记忆意象,从而获得了它们的精神评价。至于在与意象有关的许多组记忆中,哪一组被唤起;在若干可能发生的联想中,哪一个联想发生作用,依据斯顿培尔的理论,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定,只能让心灵任意作出决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两难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不可能再进一步遵循梦的形成法则,从而也就不必再去探索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决定梦者对感觉印象引起错觉所做的解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直接影响睡者的感觉刺激对于梦的产生只起着有限作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着在他心中唤起的记忆意象的选择。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莫里用实验方法所引发的梦(我已为此加以详细叙述),我们不禁会说,实验说明的不过是梦的一个元素的来源,而梦的其余内容似乎是无关的,其细节非常明确,以致无须单独从外界引入符合实验的元素予以解释。的确,人们甚至已开始怀疑错觉说以及客观印象对形成梦的力量了。因为人们发现那些印象在梦中只容易接受最奇特而不自然的解释。西蒙(1888)曾告诉我们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一些巨人环桌而坐,听见他们咀嚼食物上下颚合拢发出的可怕咔嚓声。他猛然醒来,听见一匹马在窗下疾驰而过的马蹄声。如果无须梦者的帮助而提出解释,我敢说,马蹄声必定唤起了与《格利佛游记》有关的一组记忆中的某些观念——巨人国的巨人和有理性的马。难道像这样一组不寻常记忆的选择就不可能由客观刺激以外的某些其他动机所推动吗? [25]
(二) 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尽管有各式各样以至对立的意见,我们仍须承认,客观感觉刺激在睡眠时产生梦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这类刺激的性质和发生的频率还不足以解释每一个梦的意象,我们就应该寻找产生类似作用的梦的其他来源。我不知道外部感觉刺激与内部感官兴奋应同时考虑的说法始于何时,但是最近有关梦的病因学的讨论中已多少明显地涉及到这一点。冯特(1874,657)写道:“我认为我们在清醒状态时熟悉的那些主观视觉和听觉在梦错觉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在黑暗视野中看见一片光亮,耳中听见铃响或营营声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性。这可以解释梦为什么会用大量类似或相同的物体来迷惑我们眼睛这一显著倾向。我们看见无数的飞鸟、蝴蝶或游鱼,五颜六色的豆子和万紫千红的花朵,这是在黑暗中进入视野的闪烁尘埃所引起的各种幻觉形状,它们所包含的无数光点在梦中变成了许多单独的形象,由于它们的灵活多变,遂被看成是正在游动的物体。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在梦中容易看见各式各样动物的原因;因为这类形状的千变万化,容易使自身适应于主观发光意象所采取的特殊形式。”
作为梦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兴奋有其明显的优势。它们不像客观刺激那样有赖于外部机缘。可以说,只要有所需要,就可以随手拈来以供解释之用。但是与客观感觉刺激相比较,它们的缺点是,在引发梦的作用中,不像客观感觉刺激那样可以进行观察或实验,而是很难或完全无法证实。主观感觉的力量激发成梦的有利证据主要得之于所谓“睡前幻觉”或用约翰内斯·缪勒的名词(1826),叫做“幻视现象”。有些人习惯于在入睡时刻容易出现极其生动而变化多端的意象,而且在眼睛睁开之后还能持续片刻。莫里很容易产生这种现象,他曾对此进行了详尽考察并保持了它们与梦象的联系及二者的真正一致性(约翰内斯·缪勒[同上,49以下]在他以前也这样做过)。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觉,他认为(莫里,1878,59以下),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精神被动性,即注意紧张的松弛。为了产生睡前幻觉,(假使一个人有了必要的事先安排),只须陷入这种嗜睡状态片刻就足够了。在此以后,一个人或许又醒过来,这种过程重复几次,最后就入睡了。莫里发现,他如果在这种体验后不久再一次醒过来,就能觉察梦中的意象与在入睡前飘浮在眼前的那些意象相同。(同上,134 以下)有一次他在将要入睡前看见许多脸孔歪曲和发式新奇的古怪人形紧缠不放而醒后仍记得梦见了这些形象。再一次他因为节食饿得发慌,他在睡前幻觉中看见一盘食物和一只握着叉子的手从盘中叉取食物,而随后梦见他坐在菜肴丰盛的桌旁,听见进餐者的刀叉响声。又一次他在睡前两眼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状态,他在睡前幻觉中看见一些微型字体,只能困难地一个一个地加以辨认;他在醒后一小时,记得梦见一本打开的字体极小的书,阅读起来很感痛苦。
词语、文字等的听幻觉也能和视觉意象一样出现于睡前幻觉之中,然后再在梦中出现——就像歌剧中即将听到的主题序曲一样。
新近有一位睡前梦幻观察者G.T.赖德(1892)采用了缪勒和莫里的同样方法。他经过练习,能成功地使自己在逐渐入睡时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达2—5分钟之久,这样就可以有机会将刚刚消失的视网膜感觉与在记忆中保持着的梦象做一比较。他宣称每一次都能在二者之间发现一种内在关系,因为视网膜上自动接受的光点和光线导致了梦中的精神图像的轮廓或线条。例如,网膜上亮点的横线排列与他在梦中清楚看见并且正在读着的某些印刷线条恰相符合。或者,用他的话说,“我在梦中正在阅读的印刷纸页逐渐淡褪成为一个物体,在我清醒意识看来,就像通过一张纸上的椭圆形小孔看到的一段真正印刷纸页,因为太远只偶然看到一些文字,而且非常暗淡。”赖德认为(虽然他并未低估中枢[大脑]因素在现象中的作用),单独呈现视觉象的梦几乎很少没有由视网膜兴奋所提供的材料的参与。这特别适用于在暗室内入睡不久即发生的梦,而在早晨即将醒来时产生的梦刺激来源,是室内逐渐变亮的透过眼帘的真实光线。视网膜上自动发亮的兴奋的不断移动和变化的性质,与我们在梦中出现的不断运动的意象前后相继恰相符合。只要认为赖德的观察重要,人们就不会低估这些主观刺激来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视觉意象构成我们梦的主要成分。至于其他感觉的作用,除听觉外,都是不重要和不稳定的。
(三) 内部机体的躯体刺激
由于我们现在是在有机体内部而不是在其外部寻找梦的来源,所以必须记住,几乎所有我们的内部器官虽然在健康状态时很少使我们知道它们的工作信息,而当它们处于所谓兴奋或疾病状态时,就会变成我们主要痛苦感觉的一个来源了。我们必须把这些感觉与来自外部的感觉或痛苦刺激同等对待。例如斯顿培尔(1877,107)谈到了人们久已熟知的一种体验,他说,“心灵在睡眠时比在觉醒状态中更能深刻而广泛地意识到躯体的事件。它不得不接受来自身体各部位以及躯体内部变化等刺激的印象,并受其影响,而这些在觉醒时是感觉不到的。”早期作者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疾病刚开始时,在清醒生活中可以完全觉察不出,但在梦中由于被体验到的印象大大增强,以致能被感觉出来,这是非常可能的(见上文3页)。一些医学作者肯定不相信梦的预言力量,但就疾病的先兆来说,他们并不反对梦的重要意义(见西蒙1888,31以及许多其他作者) [26] 。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现代似乎也不乏确凿的梦例。蒂西(1898[62以下])从阿蒂古(1884[43])那里引证了一个43岁妇女的故事。她的身体看来健康,但几年来一直为焦虑梦所折磨。体格检查发现她患有初期心脏病。她终于死于该病。
在很大一批梦例中,内部器官的严重障碍显然是致梦的刺激物。心脏病和肺病经常伴有焦虑梦已为人所公认。许多作者已着重指出了这一功能。我只举出下列参考文献:拉德斯托克[1879,70]、斯皮塔[1882,241]、莫里[1878,33f]、西蒙、蒂西[1898,60]。蒂西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表现出具有不同特征的梦内容。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临醒时有一可怕的结局,梦内容总是包括恐怖和死亡情景。肺病患者则梦见窒息、拥挤和飞翔,明显地易于发出类似的梦魇(顺便提及,波纳在这方面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他把脸孔朝下俯卧或捂住口鼻,结果引起了梦魇)。消化紊乱的梦包括与享受或讨厌食物有关的观念。最后,性的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是人所熟知的体验,为机体刺激激发成梦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凡是研究了梦的文献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有些作者,如莫里[1876,451以下]和韦安特(1893),都是由于自己的疾病影响梦内容而开始研究梦的问题的。
尽管这些事实无可置疑,但对于研究梦的来源来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梦是健康人日常发生的现象——也许是每人每晚都发生的现象——一种机体疾病显然不能成为致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某些特殊梦的来源,而是在探究引发正常人日常梦景的原因。
我们只须前进一步,就可以发现比我们迄今所讨论的更为丰富的梦的一个来源,而且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能够肯定,躯体内部处于疾病状态可以成为梦的刺激来源,又如果我们承认在睡眠时,离开外部世界的心灵能够对身体内部给予更多的注意,则假定内部器官在能引起兴奋(多少能转化为梦象的兴奋)而抵达睡眠心灵以前并不一定要处于疾病状态,就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了。我们在清醒时意识到一种游散的一般功能正常感受能力,但仅只是一种模糊的心境性质;依照医学上的看法,这种感觉是全部机体系统各司其职的结果。但是到了夜间,这种同一感觉似乎逐渐产生有力的影响,通过它的不同组成部分发生作用,从而变成了激发梦意象的最为强烈同时又是最为普遍的来源。如果是这样,则留给我们的只须研究机体刺激如何转化而为梦的意象的法则了。
我们现在谈到的有关梦来源的这种理论是一切医学作者最为赞同的。掩盖着我们认识存在核心(蒂西[1895,23]称之为“内脏自我”)的模糊性与笼罩着梦来源的模糊性极为一致,以致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植物性机体感觉与梦内容相符合这种想法对医生们还具有另一种特殊吸引力,因为它有利于用单一的病因来说明具有共同表现的梦与精神错乱;又因为来源于内部器官的功能正常感觉的变化和刺激与精神病的来源也大致相符。所以关于躯体刺激理论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不止一个独立的渊源,也就不足为怪了。
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发展了的思想路线对不少作者产生了深邃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的宇宙图景来源于我们的理智,摄取外界与我们相接触的种种印象,然后把它们纳入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模式中重新铸造。白天,来自有机体内部、来自交感神经系统的种种刺激,对我们的心境大力施加潜意识的影响。但到了夜间,当我们不能再以白天的印象进行防御时,那些发自内部的印象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了——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小溪的潺潺流水声,而白天却被喧嚣的声音所淹没。但是理智除了以自己的特殊功能对这些刺激施加影响以外,又是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的呢?这些刺激据此被重铸成占有空间和时间的模式并服从于因果关系的法则(见叔本华,1862,Ⅰ,24a),梦于是由此而生。施尔纳(1861)和沃克尔特(1875)后来更详细地研究了躯体刺激和梦意象之间的关系,我将把这些努力留到梦的各种理论一节中再加讨论。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1859,255]在一个表现显著一致性的研究中,将梦谵妄 [27] 和妄想的来源都溯到同一因素,即由机体决定的感觉。按照他的看法,如果不把有机体的任何部分看成梦和妄想的出发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机体决定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1.构成一般心境的感觉(功能正常感觉),2.有机体植物性主要系统中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可分为五组:①肌肉的、②呼吸的、③胃的、④性的和⑤外周感觉。克劳斯设想由躯体刺激产生梦象的过程如下:被唤醒的感觉根据某些联想法则引起一个同源的意象,这种感觉与意象结合而成一个有机结构,但意识对这种结构的反应不是常态的。因为意识的注意力不在感觉,而是全神贯注于伴生的意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长期被误解的理由。克劳斯为描述这种过程用了一个专门术语:感觉转为梦象的“超具体化”。
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影响,今天已几乎被普遍承认;但是对于支配这一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则各不相同,而且往往含糊其辞。根据躯体刺激作用说,梦的解释就面临着从梦内容回溯到所由产生的机体刺激这个特殊问题;如果不采纳施尔纳(1861)提出的释梦法则,往往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即恰恰只能在梦内容本身中才看出机体刺激的存在。
然而对于所谓“典型的”梦的各种形式的解释,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因为这类梦在许多人身上总是出现,内容几乎相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如从高空跌下,牙齿脱落,半空飞翔,以及因赤身裸体或衣着不全而感到狼狈不堪。这最后一种梦据说仅仅是因为梦者在睡眠中感到被褥滑落以致赤身而卧。牙齿脱落的梦可追溯到一种“牙齿刺激”,虽然这种牙齿兴奋不一定达到病理程度。按照斯顿培尔[1877,119]的说法,飞翔的梦是胸部在丧失皮肤感觉时心灵为解释肺叶翕张所产生的刺激而发现的一种适当意象。正是这种肺部翕张才引起与飞翔观念密切有关的感觉。从高处跌下的梦据说是因为正当皮肤压力的感觉开始丧失时,身体的一臂下垂或松弛的膝部突然伸张,引起触觉再一次转为意识,这种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变在精神上便以跌落的梦表现出来(同上,118)。这些解释听起来似乎也还合理,但其明显的缺点是缺乏任何证据,它们可以不断地假设这一组或那一组感觉在精神知觉中忽而出现忽而消失,直到构成一个心理丛,可为梦提供解释为止。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讨论这些典型梦及其来源的问题。[参见241和384页以下]
西蒙(1888,34以下)曾比较一系列类似的梦,企图推断出机体刺激决定其相应的梦的某些支配性法则。他认为在睡眠中,如果在情绪表达时发挥作用的机体机构由于某种外来原因而产生通常只由情绪才引起的兴奋状态,这时出现的梦就会包含适合于有关情绪的意象。他提到的另一个法则是,如果在睡眠时一个器官处于活动、兴奋或扰乱状态,则梦所产生的意象必定与该器官所允许的功能完成情况有关。
穆利·沃尔德(1896)曾在一个特殊方面用实验证明躯体刺激作用说对于梦的形成的效果。他的实验内容包括改变一个睡眠者的肢体位置,然后将产生的梦与肢体的改变进行比较,他的实验结果如下:
① 梦中肢体的姿势与其实际的姿势大致符合。我们梦见肢体处于静止状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② 如果我们梦见肢体在移动,则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经历的某种姿势必与该肢体的实际姿势相符合。
③ 梦者自己肢体的姿势在梦中可以属于他人。
④ 也可以梦见该动作受到妨碍。
⑤ 任何特殊姿势的肢体在梦中可表现为动物或怪物,此时二者之间可形成某种类比。
⑥ 肢体的姿势在梦中可产生与之相关的思想,例如,如果动用手指,我们就会梦见数字。
基于上述结果,我倾向于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作用说,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导致梦象的决定作用的随意性 [28] 。
(四) 刺激的精神来源
我们发现,当我们讨论到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以及梦的材料时,古今大部分梦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人们梦见的是白天的所作所为或是最感兴趣的事物[7页以下]。从觉醒生活持续进入睡眠的这种兴趣,不仅是把梦与生活连接起来的一种精神纽带,而且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梦的另一个来源。如果把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与睡眠者密切相关的刺激——包括进来,似乎就足以解释一切梦象的来源了。但是我们也听到相反的说法,即梦使睡眠者远远离开白天的兴趣,而且我们开始梦见的,照例是白天最引人注意的事物,但它们已经丧失了清醒生活中的真实性情趣[7和18页]。因此我们在分析梦的生活时,总觉得要进行概括化,每走一步如果不加上“经常地”、“一般说来”或“就大部分而言”这一类限定词,或者不准备承认例外的有效性,就无法前进。
如果白天的兴趣加上睡眠时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确实足以囊括全部梦因,我们对于梦的每一成分的来源的叙述都应表示满意:梦的来源之谜既已解决,剩下的只须将每一特殊梦例中的精神作用和躯体刺激的作用分别加以确定就行了。然而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梦获得这样一种全面的解释,而且凡是企图这样做的人都会发现,梦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很大一部分)的来源简直无从寻觅。白天的兴趣显然不是如我们料想那样是一种广泛精神来源,因此决不能断言每一个人在梦中都继续着自己的白天活动。
我们还没有发现梦的其他精神来源。因此在有关释梦的一切文献中——只有施尔纳的作品例外,留待以后讨论——每当谈到构成梦的最具特色的材料即观念性意象的来源时,就出现一个大的漏洞。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大部分作者都倾向于尽量缩小精神因素对梦的激发作用,因为精神因素是最难掌握的。他们也确实把梦分成两类,一类源于神经的刺激作用,一类源于联想,而且认为[已体验的材料的]再现是后者的唯一来源(见冯特,1874,657以下)。然而这并不能排除“是否任何梦的产生都不受某种躯体刺激的激发”这个疑问[沃尔克特(1857,127)]。要描述纯粹联想性的梦甚至都是困难的。“在联想性的梦本身中,不存在这种[来自躯体刺激的]稳定核心的问题,就连梦的核心本身也不过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梦中不受理性和常识支配的那些观念性过程,在此甚至不再因任何相对重要的躯体刺激或精神刺激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只好听凭其本身的千变万化和杂乱无章(同上,118)”。冯特(1874,656—7)也尽量缩小精神因素在梦刺激中的作用。他认为把梦的幻想视为纯粹的幻觉似乎毫无道理;大多数梦象实际上是错觉,因为它们都来源于睡眠中从未停息过的微弱感觉印象。韦安特(1893,17)采取了同一观点而且加以普遍推广应用。他主张所有梦象最初都来源于感觉刺激,只是后来创造性联想才依附其上。蒂西更进一步(1898,183)限制了梦的刺激作用的精神来源。他说,“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纯精神来源’;又说(同上,6)‘我们梦中的思想都来之于外界’。”
如冯特一类的著名哲学家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立场,他们不时指出,在大多数梦中,躯体刺激和精神刺激(不论是未知的还是已承认的白天兴趣)是共同工作着的。
在下文中我们将发现可以通过一种不容置疑的精神来源的作用便能解决梦的形成问题。同时我们对于不是源于精神生活的那些刺激在梦的形成中受到过高评价也不必感到惊奇。这类刺激不仅易于发现甚至可以用实验予以证实;而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与现代精神病的流行思想模式是互相吻合的。大脑支配有机体的主张固然值得相信,然而只要指出精神生活根本独立于明显的躯体变化,而且其表现是自发的,就会使现代精神病学家们慌成一团,仿佛一承认这类事情,就势必会回复到自然哲学的年代[参见本书注]或者返回到关于心灵性质的形而上学观的日子。精神病学家们的怀疑仿佛已置心灵于其监护之下,决不容许心灵有丝毫自发的冲动。他们的这种行为实足以表明他们对于躯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如何地缺乏信任。即使研究表明一个现象的主要来源是精神的,更深入的研究有朝一日也许可以进一步发现精神事件有其机体基础。但如果我们的目前知识还不能超越对精神的理解,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否认精神的存在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