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保健和治病”这个问题是医学从它起源时就已提出的，而且迄今仍还在追求科学的解决 [1] 。从实用医学现状作估计，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作长期的探索。然而，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不断地增强了作用的医学，在经验论的范畴内已作了无数的尝试，并且从中汲取了很多有用的教训。如果医学曾被各种各样的体系派耕犁过，翻耘过；体系派毕竟由于它们的虚弱性相继销声匿迹了，可是医学仍然有过一些探索，获得过一些概念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在今后科学的医学中具有它们的地位和意义。现在，由于理化科学的飞快发展和强大帮助，生命现象的研究，无论在常态方面或病态方面，都已取得了与日俱增的惊人进展。

很明显，对于一切不抱偏见的人来说，医学向确定的科学道路前进。医学通过本身发展唯一的必然步骤，逐渐地摒弃体系范畴，日益具有分析的形式，从而逐渐地回到实验科学共同研究的方法上来。

为了融会贯通全部医学问题，实验医学应该明了三部分基本学科：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认识正常的生命现象的原因，这就是“生理学”，它使我们明了“维持生命和健康”的正常条件。认识疾病和确诊病因，这就是“病理学”，病理学一方面指引我们预见病态条件的发展，另一方面指引我们了解用药物与疾病作斗争的效果，这就是“治病”。

医学经验论统治期间，无疑这样的时期还要延长很久，那时，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是可以分头并进的。因为，过去这几门学问彼此都还没有成立，它们在医学实践中相互都不给予支持。但是在科学医学的设想中，情况只能是这样，科学的医学基础必定是生理学，科学只有通过比较的道路才能建立起来：要认识病态或异常，若没有，常态的认识不可能获得；同样，有毒物质或药物对机体的治疗作用，如果没有对维持生命现象的正常因素的生理作用作过预先研究，也是不可能科学地了解的。

但是，科学的医学和其它科学一样，只有通过实验的道路，也就是说，将推理直接和严格地应用于观察和实验为我们提供的事实上才能建立。实验方法从本身看，只是“推理”，没有别的。我们借助推理，我们的观念才会有条理地服从于“事实”的检验。

在各种科学里，无论是从事生物研究或是无机物研究，推理方法总是一样的。但是在每种科学里，现象变化的不同和表现其特有的一定复杂性和某些研究的困难，使得实验的原理，正如我们以后就要看到的那样，应用到医学和生物现象上，比之将它们应用到物理学和无机物现象上，有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对精确的概念和确定的事实进行推理时，推理总是正确的，当推理依据的概念或事实一开始就有错误或不正确时，那它只能推导出错误。因此“实验”或获得严格的确定的实验的技巧是实践的基础，并且可以说是实验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部分。如想要建立生物学，如想要有成效地研究生物身上表现的如此复杂的生理状态、病理状态的现象，首先必须提出实验原理，然后将原理用于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毋庸置疑，医学实验比任何其它科学都要困难，然而，正因如此，实验对医学来说永远比其它科学更必要，更不可缺少。一门科学越是复杂，就越是重要，事实上，由此可建立起良好的实验批判，以获得可比较的事实，同时免除出错的原因。据我看，今天最重要的事是医学的进步。

名副其实的实验者应该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如果他要完全掌握确立的实验事实，即科学材料的技巧，他应该清楚地了解科学原理，原理指导我们在如此多变的自然现象的实验研究中进行推理。把头脑和手分开是不可能的：一双灵巧的手缺少头脑指挥，只是一种盲目的工具；丧失了执行的手，头脑也就没有威力。

“实验医学”的原理在本书将发展成三种观点：即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但是在进入总论和专门描述本书各节专有的使用方法之前，我认为在导论中提出几点有关理论或哲学方法方面的论述是有用的，但本书实际上只是方法上的实践部分。

我们在这里将阐述的观念肯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实验方法和实验引入理化科学已很久了，因而使这些科学享有它们的全部光芒。各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已论述过科学的方法问题。今天旭弗欧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对实验科学的哲学作了十分重要的论述，因此，步他们后尘，我们不会有任何哲学上的奢望。我们的唯一目的始终是使人们深入理解实验方法的著名原理在医学上的应用所作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在此简述原理，并特别指出在应用这些原理时最好要谨慎小心，因为生命现象特别复杂。首先，在运用实验的推理时，其次，在实验的实践时，我们将预料到这些困难。

[1] 见“实验病理学教程”（《医学时报》1859—1860）——法兰西学院医学教程第一讲。论“实验医学”（医学报，巴黎，1864年4月15日；《科学教程评论》，巴黎186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