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虞愚生平与学术
虞愚（1909—1989），原名虞德元，字竹园，号北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佛学家、因明家、诗人和书法家。
虞愚先生祖籍浙江绍兴，生于福建厦门。曾就学于厦门敦品小学、厦门同文中学，后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习学佛学。1930年上海大夏大学预科毕业，1934年厦门大学毕业，任厦门大学预科理则学教员。1936年赴南京任监察院于右任办公室主任。抗战爆发后辗转入渝，1941辞去监察院之职，任贵州大学理则学讲师、副教授。1943年回到母校长汀厦门大学任哲学、文学副教授。1945年随厦门大学由长汀迁回厦门，仍任哲学、文学副教授，1946年升为教授。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被派往苏州政治学院学习一年，仍回厦门大学任教，兼任逻辑教研组组长。1956年奉国务院调令赴北京参与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条目编写工作，并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1980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注1。
虞愚一生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因明学教学研究。他早年师从欧阳竟无和太虚大师，习学因明唯识之学。从1929年开始，发表《因明学古今对比研究》《因明学发凡》等论文，以后陆续发表《因明学》（1934）《印度逻辑》（1939）两本著作，对推动因明学研究，普及因明知识作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先生继续深入研究因明学，撰写《因明的基本规律》（1950）、《印度逻辑推理与推论式的发展及其贡献》（1957）、《因明学发展过程简述》（1957）等多篇论文，同时在中国佛学院讲授因明学和佛教史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虞愚先生发起“抢救因明遗产”的倡议，并积极参加因明学和逻辑学学术会议，倡导和推进因明学术研究，同时致力于因明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他招收中国第一个因明学硕士研究生，多次为佛学讲习班和中外逻辑史讲习班讲授因明学和佛学课程，发表《玄奘对因明的贡献》《法称在逻辑史上的贡献》等论文，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因明卷》，等等。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虚怀若谷，平和低调，显示出大家风范，如春风化雨，引领诸多学人走上因明学术研究之路。
先生也兼治中国名学和西方逻辑，并融会贯通，相互发明。他在三四十年代就发表《中国名学》《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演绎推理上之谬误》等论文和专著。他认为：“印度因明、西方逻辑和中国名学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中所得的思维形式及规律基本一致，但趋向各有所侧重，进展也不尽相同，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其全面发展。”注2他特别指出，“因明可以补逻辑或名学所未逮”注3，应以“逻辑为经，因明、名学为纬”注4推进逻辑研究。
先生对唯识学及佛学也用功甚勤，成果颇丰。其代表性成果有《唯识学的知识论》《龙树的辩证法》《印度佛教史》等。先生认为，后期因明学是知识论的逻辑体系，研究唯识学有助于深化对因明学的认识；龙树中观学没有应用因明与外道辩论，而是用辩证法即辩证逻辑来论证缘起性空的道理，这同样是佛教中重要的逻辑体系；印度佛教史可主要分为“我空”“法空”和“外境空”三个重要时期，第三阶段出现后，新因明也就代替了古因明。
先生治学广泛，学识渊博，除治因明佛学外，也兼治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宗教学，发表《费希特哲学评述》《康德不可知论述评》《怎样辨别真伪》《宗教的科学研究》等论文与专著。他曾对学生讲治因明方法，既要微观，见一字如见深仇，每一字都要弄清，伸进去；还要宏观，要跳出来，站得高，宏观越多，金字塔塔基越牢，“要识因明真面目，因明以外看因明”注5。先生自己的学术经历，即是对此最好的写照。
先生不仅治哲学，且在文学上也造诣颇深。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生在贵州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除讲授因明、逻辑课程外，也讲授先秦文学史、杜诗研究、佛典翻译和中国文学等课程。先生著有《试论屈原作品》《变文与中国文学》《杜诗初探》等论著，对文学理论深有研究。先生尤其擅长作旧体诗，著有《北山楼诗集》，认为作诗必须具备“大、深、新、雅”四个要素：“大”即先立乎其大，即气魄要大，不是托诸空言；“深”即反映最基本的矛盾，最尖锐的矛盾；“新”即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雅”即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感人的艺术魅力，而不流于标语口号。注6
虞愚先生也是中国著名书法家，他吸收北碑的刚健和南帖的婀娜，熔炼于一体，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笔断意连、形神兼备、纵横放逸的独特风格。先生墨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其书法作品也被海内外学者名士广为收藏。
虞愚先生既重抽象思维，又重形象思想；既具理智，又富情感。他专治因明哲学，又兼治文学，从事诗歌、书法创作，所涉领域均有创新和收获，实现宇宙人生“情”与“理”的统一，走过了一条丰富而充实的人生道路。
二、《虞愚文集》内容简介
（一） 虞愚先生的因明学著述
因明是古代印度佛家五明之一。五明所指如玄奘法师所说：“一声明，释古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名针艾。四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注7因者，理由义。明者，学问义。因明即是运用理由论证命题成立的学问。它是佛家论义之方便法，它的主要方法就是立论，论证，涉及一套逻辑法则，同时又服务于追求真理的目的。因明学产生于印度，在唐代由玄奘传到中国，又东传到朝鲜、日本。在有唐一代玄奘及其弟子传译、注疏因明经典，发掘因明要义，使因明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近代以来，西洋逻辑、哲学科学传入中国，又随着近代佛学的复兴，因明学也重现光辉，迎来因明研究的新高峰。
1. 《因明学》的写作及出版
虞愚先生生于1909年，早年曾赴武昌佛学院和南京支那内学院习学因明唯识之学。先生于1929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课余潜心研读因明经典，尤其对《因明入正理论》用功甚勤。当其时，中国因明学在杨仁山、吕秋逸和太虚等人推动和倡导下，盛极一时，取得卓越成果。虞愚先生参阅众家之长，并就因明与名学、西洋逻辑对比参照，写成《因明学》一书，并于1929年至1930年连续刊载于《大夏月刊》。该书分引论与本论两编。引论部分对因明与论理学的关系、因明的定义、因明学历史、因明推论式等作了简要概述。本论部分则参考窥基《大疏》对《因明入正理论》逐句注疏解释，解读和提炼《因明入正理论》深刻的义理内涵，梳理因明论式法则。先生又于同年发表《因明学古今对比研究》（《大夏大学预科同学会会刊》）一文，深入研究新因明对古因明的继承、吸收和创新，弥补了《因明学》对相关问题研究上的不足。
先生于1931年考入厦门大学，适逢太虚在厦大开设《法相唯识学》课程，由于擅长书法，遂获准作授课笔录，并在闽南佛学院兼国文课教师，有机缘研读大量因明典籍。不久，发表《因明学发展中重要之变态》（《厦大周刊》1934），对新因明重要概念如因三相、宗体与宗依、喻体与喻依、现量与比量等作了细致的分析梳理。1934年先生毕业后留校任理则学教员，同年发表《因明学发凡》（《民族（上海）》1934）。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对早年发表的《因明学》引论部分所作的拓展性研究成果。
虞愚先生在研究因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名学及西方逻辑进行研究，并把因明学放在中国名学、西洋逻辑学比较视域下重新加以考察研究，汇集前期研究成果，并作扩充修改，充实论证，写成新《因明学》一书，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体例与1929年刊行的《因明学》相同，分绪论与本论二部分。绪论是对因明学理论形态及历史发展作总体性的概括，本论则是对《因明入正理论》随文注疏阐释。该书是对作者前期因明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太虚作序评论该书：“根据古疏而采择近人最明确之说，以相发明，并进而与西洋逻辑及名辩归纳诸术，互资参证，冀为介绍因明学入现代思想界之一方便”，“与中国名辩及西洋逻辑作比较之研究，尤足引起学者之兴味。”注8
《因明学》在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附录有《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一文，以供读者将因明与中国名学参照比较。该书列入中华书局大学用书系列。该书出版后，引起学界广泛好评，日本因明学者林彦明当时撰文给予高度评价。中华书局出版《世界名著介绍》一书，《因明学》名列其间。一直以来，虞愚《因明学》也是因明学者、佛教学者必备参考用书。1939年和194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因明学》二版、三版。1989年，中华书局再次以民国版为底本，影印出版《因明学》。在重印说明中，虞愚补充了两点：一者介绍了《因明入正理论》作者商羯罗主的生平及此论之要旨，二者总结了译者玄奘在因明上的贡献。199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虞愚文集》，将《因明学》收录其中。2006年，该书列入中华书局《真如·因明学丛书》，与吕澂《因明学》合集出版；2014年，又列入《现代学术精品丛书》，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 《印度逻辑》的写作与出版
先生于1936年赴南京监察院任于右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之余研读因明书籍及近人因明著述，“益觉斯学之精微博大”，尝思将前作因明学重新增订，但公务繁忙，未暇著笔。注91937年抗战爆发，先生自南京返回厦门，面对日寇侵略，自叹“既不忍默视其沦胥，复无从假手以共济，则舍致力学术又奚由自励自献哉”注10！于是立志著书，写出《印度逻辑》一书，“深期是非之法则日彰，人类社会或公理之可言”注11。1938年，完成书稿之际，厦门沦陷，先生只身辗转入渝，于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复职。1939年，《印度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印度逻辑》对印度逻辑历史沿革进行了考察，勾勒出印度逻辑发展的线索及学派之间继承和发展的逻辑关联；认为印度学术之主流是大乘佛学，而佛学体系乃依赖因明学而建立，因明学的发展又促成瑜伽学和般若学佛学系统的发展。在因明学理论系统上，《印度逻辑》认为宗、因、喻三支及因三相是印度逻辑学的核心。该书对三支比量所涉及的宗及似宗、因及似因、喻及似喻、似能立与似能破、真能立与真能破、现比真似等分专章阐述，并结合胜论、数论、声论及佛学等相关知识详加分析，更深入而全面地阐释了因明学理论体系及推论法则。
《印度逻辑》是在《因明学》基础上，对因明学理论及推论法则研究的深化；不同于《因明学》以注疏解释为主的写作方式，《印度逻辑》采用总论的方式，对因明学主要概念及推理论式作更全面细致的研究，并且多选择数论、声论、胜论等印度外道哲学资料详加分析和论证，不仅推进了因明学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印度外道哲学研究。1939年，《印度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仅在学术上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而且其中所包含的为往圣继绝学的传道精神也深深地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95年，《印度逻辑》被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虞愚文集》印行出版。
3. 后期因明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虞愚先生迎来了因明学研究的新阶段，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对待因明学，运用西方逻辑概念来解释因明术语，又参照英译本，结合现代学术方法和学术语言研究因明，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因明与逻辑作了比较研究，使因明研究更上一层楼。
1950年，虞愚发表《因明的基本规律》（《现代佛学》1950年第9—11期），认为因明从其学科的性质而言属于形式逻辑，它研讨命题的结构与命题的蕴涵关系。在该文中，作者尝试运用小词、大词、中词这些西方逻辑概念来解释因明术语如宗有、宗法及因喻等，并对比研究因明学与形式逻辑、先秦名学推论结构的不同；概括因明学中违反命题规律而犯的逻辑错误。
1957年，虞愚发表《印度逻辑推理式与推论式发展及其贡献》（《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运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范畴来研究因明的推理过程，对比因明学与演绎推理、墨家名学之间的差别。同年，又发表《因明学发展过程简述》（《现代佛学》1957年第11期，1958年第1—2期），清晰地勾勒出因明学从佛陀到陈那、法称时代的逻辑发展进程。
1958年，虞愚发表《试论因明学中关于喻支问题》（《现代佛学》1958年第8期），认为在陈那新因明学中，因支是用来作为论题的充足理由，以证实论题正确性的判断；后举同喻异喻，引用正证与反证的判断来证明论题与论据之间的离合关系，使论题的正确性更加明显。同年，虞愚发表《试论因明学关于现量和比量问题》（《现代佛学》1958年第12期），讨论因明学中的量论从尼也耶派的四种量到陈那唯存现、比二量的发展过程。
1962年，虞愚发表《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现代佛学》1962年第1期），对法称的生平和著述作了概括的介绍，梳理了为法称作注疏的几个学派。1981年，又发表《玄奘对因明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总结了玄奘在印度游学和回中国后对因明学术的杰出贡献。
1986年，虞愚发表《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哲学研究》1986第11—12期），梳理了因明学在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传播过程，指出汉地因明学主要推进和发展了陈那的逻辑学说，藏地因明学则主要发展了陈那后期的量论学说。
虞愚先生于1982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举办的佛学讲习班上的因明学讲稿的导言部分被整理成《因明学概论》一文。在该文中，虞愚先生运用现代学术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因明的概念、印度逻辑的性质、推论式的种类、古因明与新因明等重要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较全面地展现了因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这些论文和演讲构成了虞愚因明学研究的后期成果，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因明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而现代学术话语的表达方式以及比较逻辑的研究视域，也有助于因明学的传播和推广，引领了因明学领域的研究新方向，助推了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发展。
（二） 虞愚因明学研究的贡献
虞愚先生一生从事因明学研究，出版了因明学专著多部，发表了因明学术论文多篇，成果极其丰富，成就非常显著。先生的因明学研究涵盖了四个方面的成就。
1. 因明学理论体系研究
虞愚先生早年写作的《因明学》和《印度佛教》都属于因明学理论体系研究。先生指出，因明学是“辨真似之学”，因明学所言者“令他了决自宗之真似”注12；因明即是运用理由成立真命题的学问。它既涉及一套逻辑法则，但同时又服务于追求真理的目的。
《因明学》一书分绪论与本论两部分。绪论部分对因明的定义、历史沿革、研究方法、逻辑形态等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虞愚着重从八个方面论述了陈那新因明学与古因明学的不同：精简因明论式，将五支式改为三支式；划定能立与所立，明确宗因喻不同功能；区分宗依与宗体，宗依必须立敌共许，宗体必须顺自违他；概括因之三相以简别命题之真伪；厘定喻体喻依，喻体以明宗因之关系，喻依乃举示有关系之事实；唯立不顾论宗，以利于自由思想之发挥；唯立现、比二量，坚定知识论之基础；离合作法之通遍，以使宗因二支打成一片。而这八个方面构成新因明学的义理体系。本论部分则分八门对《因明入正理论》逐句注释，其中，真能立、真能破、似能立、似能破，此四门能令他悟；真现量、真比量、似现量、似比量，此四门令自得悟。这八门二益，构成因明学的基本纲领和逻辑框架。
《印度逻辑》则是对因明理论体系综述性的研究。虞愚认为，印度逻辑的核心即是宗之构成及因之三相，由此而立“依系之真似”注13，能“知依系真似之义，则印度逻辑思过半矣”注14。该书侧重于对因明概念及推理论式进行细致分析，并运用因明法则来做知识论的推演论证，而所举知识论例证材料内容广泛，包括了胜论、声论、数论、蓍那教、婆罗门教等多家印度外道哲学。在写作格式上，采用辩证方法，将对立范畴并列加以讨论，重构因明学理论体系。在该书中，虞愚先以三支比量为核心，分析了宗及似宗、因及似因、喻及似喻等概念，以明确因明学命题的逻辑规则和成立条件（正宗、正因、正喻），以及违反逻辑规则和条件所犯的过错（宗过、因过、喻过），这涉及因明中的真能立与真能破。立论者确立本宗之旨，主张一种言论而为显正悟他之立量，并且立量正当，无诸过失，能引发敌方证了宗之智，此论真能立。凡能破他量谬执，以悟他人之破量，并于自所立宗无过，此论真能破。继而分析了似能立与似能破，即违背前述正宗、因、喻条件所犯的各种过失，即宗支九过、因支不成四过、不定六过、相违四过、喻支十过，此为似能立；若他人立论本无过失，而反诬他人有过，此即是似能破。最后又论真现量、真比量和似现量、似比量，以成立因明逻辑的知识论依据。如此，方能成立完整的因明逻辑体系。虞愚强调，印度因明不是抽象的逻辑规则，而有实际应用价值。因明是用来认识真理，传播真理，判决是非，驳斥异说的理性工具。印度因明是一种关于论证和反驳的学说，它与具体的知识相关，服务于求真的目的。
2. 因明发展史研究
虞愚先生在《因明学》和《印度逻辑》中简要梳理了因明学的发展历史。他认为，因明学肇自印度正理派（尼也耶派）逻辑学。正理学派创立的五支式（即宗、因、喻、合、结），与后来的龙树、弥勒、无著所说论式作法（五支式）大旨无异。至世亲，改为三支作法，但其所著书中仍用五支作法。直至陈那，始将古因明学改订一新，将五支作法精简为三支论式，创立新因明学。后经玄奘传至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虞愚早年认为，正理派逻辑形成时间最晚在五千余年前，早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佛陀时代。在后来写的《因明学发展过程简述》一文中，通过年代考证，他修正了这一说法，认为正理派逻辑产生时间为公元三世纪与四世纪之间，大致与中观学派龙树活动的时期相当。虞愚认为，佛陀时代就有因明的萌芽，佛教因明学有自身的历史发展渊源。后起的正理派逻辑思想由于具有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它显然对佛教因明学发生较大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弥勒、无著、世亲的古因明五支论式与正理派有惊人相似之处。因此，虞愚认为因明学有两个发展渊源，一个是佛教内部自身的逻辑发展，称为内缘；一个是来自于佛教外部正理派逻辑的发展，称为外缘。内外二缘共同促进了佛教因明学的发展，当然这期间必然发生着内外二缘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互动发展过程。
经过较详细的学术考察和经典考证，虞愚先生将因明发展过程总结为五个时期：第一，佛陀时代，“四无记答”、《论法》已露因明端倪。第二，佛灭后七百年，尼也耶派《正理经》完成，出现较系统的逻辑和知识论，与龙树《方便心论》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不过，早期因明主要是学派之间的辩论工具。第三，佛灭后九百年，弥勒吸收佛教因明及正理派逻辑，作《瑜伽师地论》，明确提出因明名称，并有关于辩论和逻辑问题的论说，这标志着因明学从单纯的辩论术向逻辑的逐渐过渡。第四，佛灭千年，无著、世亲学承弥勒，陈那创新因明。陈那因明学研究分二期，前期以逻辑学为中心，《因明正理门论》是代表作，提出因明三支论式；后期以知识论为中心，发展出知识论的逻辑体系，这标志着因明学从逻辑转到知识论。第五，佛灭度一千一百年，陈那的再传弟子法称，使因明学摆脱辩论术的羁绊，将逻辑与知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一句话来说明因明学的发展，就是“从单纯的论辩术而逻辑而认识论的逐渐发展过程”注15。
3. 因明人物专题研究
（1） 对陈那的研究。虞愚先生称陈那因明学说是一座高峰。陈那诞生于南印度婆罗门家族，曾入犊子部，后师事世亲，对于大小乘经典都很精通，特别是对因明学有深刻的研究。陈那著作有八种，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论》（前期）和《集量论》（后期）。虞愚先生总结了陈那对因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五支式（宗因喻合结）为三支推论式（宗因喻），增设喻体以避免无穷类推的弊病。第二，对能立与所立、宗体与宗依做出区分，宗是“所立”即被证明的，因喻是“能立”即用来证明的；宗之前陈（主词）与后陈（宾词）是宗依，并非立敌双方所争焦点，只有连贯前陈与后陈成为宗体（命题），才成为争论焦点；宗依必须立敌共许，宗体则立者许，敌者不许。第三，概括出因之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必无性”），用三相的俱与缺，做区别正确命题与错误命题的标准。第四，总结古因明学中尼也耶派关于知识来源的四种量论（即现量、比量、比喻量、声量）和弥勒三种量论（即现量、比量、正教量），直探知识的本源，又重在立破依据，唯立现量和比量，为佛家因明学提供坚实的知识论基础。注16
此外，陈那围绕宗因喻详说正确命题成立的条件，及“似宗”所犯的过错，使因明学成为精微的逻辑学体系。陈那也被后人称为“中世纪逻辑之父”。
（2） 对法称的研究。法称是印度因明学发展的另一高峰，他继陈那之后，建立了一个认识论的逻辑体系。法称生于南印度婆罗门家族，后跟护法学习大乘，又从自在军学习《集量论》，是陈那再传弟子，写过七部逻辑学著作，代表作是《量释论》和《正理滴论》。他的思想是接着陈那来讲的，深化了陈那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
虞愚指出，法称发展了陈那关于喻过的学说。陈那重视譬喻，将喻分为同喻和异喻两种，并对喻过细分为十类，即似同法喻五种过、似异法喻五种过。法称则主张譬喻在推论式中并不重要，因为它已包含在中词中了。但是这得分具体情况，如果是“自身推理”就不必说喻支，如果是“为人推理”，则喻支终不能废。法称还认为，陈那同异喻中是着重“排斥”和“包含”，着重肯定的一面。其实，带有疑问不定性质同样也是错误的。因此，法称在《正理滴论》中对陈那喻过又增加六种，即“大词的真实性含有疑问”“中词的真实性含有疑问”“中词与大词的真实性都含有疑问”（同喻过），“大词的除遣含有疑问”“中词的除遣含有疑问”“中词与大词的除遣都含有疑问”（异喻过）。另外，在中词与大词的普遍联系上（同喻合、异喻离），又加上“中词（因）与大词（宗）没有必然联系”和“大词与中词没有必然的分离”等两种过。注17
虞愚指出，法称的因明学不是单纯的逻辑，而是与知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逻辑的基础知识论树立得更坚固。他继承陈那的说法，认为知识的来源只有两种，即现量与比量。陈那对现量规定是“除分别”，即除去名言概念等分别。法称则增加构成现量的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要排除由于内外因引起的错觉。此外，法称还对陈那“为自比量”因三相说作了补充，对陈那“为他比量过类”也作了删削和增补。注18
虞愚还指出，法称因明学影响深远，后人对法称著作的注疏形成了几个学派。一为语言学派的注疏家，注重用语言正确处理注疏原文的直接意义；二为克什米尔派的注疏家，注重探讨法称著作更进一层深邃的哲学，此派认为作为绝对存在和绝对知识化身的佛陀，是一个隐喻的实在，我们不能用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去认识它；三为宗教学的注疏家，认为注疏目的用来建立遍知者和佛陀其他本性以及法身的存在。后二派有将逻辑视作通向形而上学之途的倾向，是对因明学的新发展。注19
（3） 对玄奘因明学研究。介绍因明这门知识到中国内地的玄奘是因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印度游学十七年，学遍当时所有学说，并能融会贯通，尤其对因明学有甚深造诣。虞愚把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分为“在印度”和“在中国”两个时期。
在印度期间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他的老师胜军“诸大乘经皆是佛学”一量的修改。相传胜军四十余年立一比量，即：诸大乘经皆佛说（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此量流行很久，没有人发觉他的逻辑错误。玄奘仔细研究这个量后，发现原来的论据对小乘来说就有“随一不成”之过。因为小乘并不认同大乘经“为佛语所摄”。于是他将该量的论据改为“自许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这样就避免“随一不成”的逻辑过失。
二是解答了正量部针对“所缘缘”提出来的难题。陈那作《观所缘缘论》，认为识托质而变似质之相，就是所缘缘。正量部立难：瑜伽行派向来主张“正智”缘“真如”时不许带有似如之相，那么所缘“真如”望“能缘”正智，就没有所缘缘意义了。为解答这个疑难，玄奘把“带相”分为“变带”和“挟带”两种：陈那所主张的识托质而变似质之相，是“变带”；而“正智”缘“真如”是“挟带”，“正智”挟带“真如”体相而起，能所不分，冥合为一。通过玄奘释难解围后，瑜伽行派的营垒又重新巩固起来。
三是立“真唯识量”，坚定唯识理论。玄奘在曲女城举行的无遮大会上，提出真唯识量：真故极成色不离于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识（喻）。玄奘立这个量，用“初三摄眼（根）所不摄故”来做论据，用眼识做同喻（正证），无非是要启发对方对“色不离于眼识”这一论题，也就是对唯识“同体不离”的论点有所理解。因为他考虑周到，灵活地运用了寄言简别的方式，避免了逻辑上的各种错误，所以经十八天辩论没有人能驳倒他，创造了因明史上的一个光辉记录。
玄奘回国后对因明学的贡献，首先体现为宣讲和翻译《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培养一批精通因明的弟子。其次发展因明学义理，具体包括：区分论题为“宗体”与“宗依”，宗依必须立敌共许，宗体必须立者许，敌者不许；提出“寄言简别”的办法，以利于打破陈规，自由发挥思想而不犯逻辑错误；对立论者的“生因”与论敌的“了因”各分成言、智、义三种情况而成六因，正意唯取“生因”“智了”；将每一过类分为全分和一分两种情况；对宗因喻分别作了有体无体的分类，等等。虽然繁琐，但细致入微，其思维之缜密、逻辑之严谨，堪称逻辑研究之典范。注20
4. 因明的比较逻辑研究
虞愚先生认为，思维的规律与形式具有全人类性质，“印度有因明，中国有名学，西欧有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堪称鼎足而三。三者互不相谋，而它们的形式（概念、判断、推论）以及这些形式在发生作用方面的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注21。但三大逻辑系统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彼此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虞愚在《因明学》一书列“因明与演绎逻辑”一章讨论因明与西洋逻辑之异同。他认为，因明学三支论式与演绎推理三段论法，同为三部分组成，但次序不同。演绎推论是先大前提，次小前提，后示结论。因明三支论则是，先示立论宗旨，相当于结论；次示立论依据，相当于小前提；后举譬喻以证宗，相当于大前提。三段式在思维形式上体现为由普遍性推出特殊性，但普遍性的大前提是全称判断具有不可靠性，且既然说凡是，那么已包含结论在内，不是从已知推出未知，而直以既知包括未知。因明学则先立个待证明的特殊命题，然后给出立敌双方共同认可的理由，再举同喻与异喻，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来为命题做出证明。因明乃是“根据少数经验以推知多数之未经验”注22，所以不是如西洋逻辑演绎由普遍推出特殊。因此，因明推论式“可以补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之不足”注23。
1936年，虞愚在其《因明学》一书的附录《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一文中，从知识论、论辩术、逻辑论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墨经》中的“小故”就是因明中的因支，“大故”则相当于因明的喻体；把弥勒五法和因三相与《墨经》中的“同”“异”范畴作比较。在《因明学概论》中，虞愚指出墨辩里的“亲知”相当于现量，“说知”相当于比量，因明与墨辩对知识的看法有共同之处。
虞愚在1957年发表《印度逻辑推理式与推论式发展及其贡献》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角度，对因明学、墨家名学和西欧逻辑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演绎推理是从普遍到特殊，墨家名学是从特殊到普遍，而因明学则是从特殊到特殊。演绎推理大前提用全称判断，而因明学喻体用假言判断。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必须由科学的归纳法而得，没有严格执行科学归纳，则大前提就失之于空；而因明的喻体采用假言判断，惟取所知或经验为限，它反映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现实联系。所以，因明的喻体不同于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
在1986年发表的《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文中，虞愚先生概括了因明不同于名学、西欧逻辑的几个特点：在概念的使用上，因明认为概念都不是从正面表示意义，而是通过否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方法，即所谓遮诠；在推理方面，因明认为从感觉或推比来审了宗智，都是远因，忆因之念才是近因；因明把推理分为自推理与为人推理两种；此外还有过类细分，宗因喻有体无体等都是名学、西欧逻辑所没有的。因此，“因明可以补逻辑或名学所未逮，其值得研究者，或在于斯”注24。虞愚提出“以逻辑为经，因明名学为纬，从概念、判断、推理、演绎、归纳、证明、驳斥各个方面密密比较”注25，开拓和推进逻辑研究，以促进人们的逻辑思维，从而提高理论水平。
虞愚先生将其一生都奉献给因明学研究，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揭开了因明学的神秘面纱，展现了因明学的思辨魅力，使得中国因明研究重放光辉，达到新的高度；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开阔的学术视野，理性与情感并重的学术态度，也为中国现代逻辑学发展以及佛学研究开拓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空间；不断吸引一代代青年学人接近因明，了解因明，并最终走上因明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