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玩具的视野——爱好者们的“乡土”123
作为民俗主义的乡土玩具
根据斋藤良辅的归纳，所谓的“乡土玩具”，主要是指具有以下诸多特征的玩具：1．自明治时期（1868—1912）以前即已存在，且寻常可见的，使用非常便宜的材料制作；2．是由手工制作的；3．往往与民间信仰相互结合，具有类似于吉祥物之类的性格；4．往往和各地的习俗相互结合，且富于季节感；5．诞生于从江户时代（1603—1868）到产业革命之前的明治时期之间，以各个地方的“城下町” 124文化为母体，因此，带有当地的乡土特色等等 125。这里提到了“民间信仰”、“各地的习俗”、“乡土特色”等表述，可以说乡土玩具正是被这些作为“民俗”而对象化了的诸多范畴所支撑着的。从江户时代存续下来的玩具固然很多，可在另一方面，直至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玩具也不在少数。这方面较为容易理解的例子，如岩手县远野市的“附马牛人形” 126中的“白蚕神”和“座敷童子”等，这一类玩具是由人形 127制作者佐佐木孝基于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而创作的一系列“人形”。在这一类的乡土玩具当中，对于“传统的创造”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此外，在埼玉县的鸿巢市，有一种曾经被用以辟除疱疮（天然痘）的镇物——“赤物” 128，这是一种将锯末用生麸糊加水搅和、进而使之固化而制成的“人形”，它在天然痘被根绝之后，依然作为乡土玩具而延续不断，保持着自身的命脉。类似这样的例子，作为“二手民俗文化的继承和演出”，可以被看作是民俗主义的典型事例。
但是，本文并不准备对类似这样的事例一一网罗列举，而是想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导致乡土玩具处于这种状态的爱好者的搜集活动之上。实际上，搜集乡土玩具的趣味和民俗学在其各自最初的出发点上彼此之间乃是处于非常接近的关系之中。然而，以昭和（1926—1989）初期的乡土玩具热为界限，两者之间便开始出现了寻求差异化的趋向。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对于“乡土”之物的欲望存在着差异。乡土玩具热对于“乡土”之物的欲望，从根本上讲，是和现代的民俗主义相通的，对此进行考察正是本文的目的。
“乡土”的发明和“乡土玩具”的诞生
今日被人们称作“乡土玩具”之物——亦即基本上具备了斋藤良辅所列举的上述五项特征的玩具，对于它的搜集趣味主要是在明治时期作为对于正在失去的江户文化的憧憬而发生的。其中以成立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的人形玩具的爱好者组织——“大供会”最具有代表性。可以认为，这一类对于传统性的玩具的爱好趣味，乃是针对当时由藩阀政府 129致力于推动的近代化、西洋化趋向，它的意义是作为一种抵抗文化（counterculture）而出现 130。这大概是发端于朝向江户时代这一“过去”而形成的怀古、怀旧（retrospective）的视野。到了大正时期（1912—1926），爱好者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各种玩具的“地方特色”，亦即开始关注同时代玩具的空间性差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玩具”这一名称在大正末期被发明了出来。那么，在“乡土”这一用语之中，究竟内含着哪些意思呢？
大正二年（1913），柳田国男和高木敏雄合作，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在当时，“乡土”这个词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用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柳田国男先后使用过“故乡”、“乡里”和“出生地”等词汇，并由此将“我”和“外人”加以明确地区别，因此，这些用语均多少带有一些排他性和自恋性的微妙感觉。与此相对应，“乡土”这一词语则给人以“所有的人，每个人均拥有它”的感觉。柳田国男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就好比“稚童”一词具有“一般性的可爱”，他指出：“如果进行比较的话，当然还是自家的宝贝更惹人心动，如此一来，对于其他孩子的稚嫩也几乎不可能熟视无睹。人们相互之间以此种心情，想去看待他人的乡土，是自此以后的事。” 131
这意味着所谓“乡土”，并不是像“家乡”那样是唯一的、具有特权性的场所。这个用语概念所带有的感觉，乃是与其具有同等价值的、值得爱惜的场所。反过来说，并非特定的和“我”有关的场所，以前未曾有过的对于此类场所的关心，作为一种新的感性破茧而出，可以说，这就要求有如此崭新的用语被发明出来。佐藤守弘曾经指出，在1910年代的日本，照相和歌唱等匿名的风景表现频繁地出现，于其背后则是作为“都市病”的“乡愁”得以发生。就是说，对于城市里诸多感觉的不间断刺激，导致了本杰明所说的那种从“冲击的经验”当中产生的作为心理防护的装置，于是，就因为需要而发生了作为虚构之“原风景”的“家乡”。132对于这种“并非任何场所”而感到“乡愁”的新的感性，可以认为是和对于“他人的乡土”而感到“乡愁”的感性基本上相同的，它们都是朝向“并非此处之场所”去追寻那些“失落之物”，以及“不在此处之物”的欲望的某种形式。
大正七年（1918），以《乡土趣味》为题的杂志得以在京都创刊。“乡土”和“研究”同时成了“趣味”的对象。该杂志刊登了大量的有关各个地方的玩具的文章，最初是把它们称为“诸国玩具”、“地方玩具”等，然而，自从大正十二年（1923）1月，开始连载田中绿红的《乡土性玩具的故事》时起，“乡土玩具”这一称谓便逐渐确定了下来。
在《乡土趣味》杂志上还刊登有以邮购的方式贩卖乡土玩具的广告，其广告词如下：
从前的诸国具有的乡土色彩的玩具，几乎是难以言表、令人感到亲切怀念的存在，将它置于书斋的一角，或是几上案头，把玩欣赏，就会在心中浮现出它们的地方色彩，联想起各种尚且未知的乡土景物，实乃一种诗意的快感。而且，由于这些玩具的形状、色彩等能够窥见其给人留下非常朴素的印象之处，实亦玩味深长。133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尚且未知的乡土”这一表述。就其原意而言，此类初看起来似乎语言自相矛盾的表述之所以可能，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对“并非任何场所”或“他人的乡土”也能够感到乡愁这一崭新的感性。带着“诸国的乡土色彩”和“地方色彩”的“朴素的”玩具，最适合于唤起人们的此类乡愁。
进入昭和时代后，搜集乡土玩具的趣味蔚然成风。昭和三年（1928）创刊的《旅行与传说》杂志，以旅行向导和介绍各地的传统为宗旨，于1928年6月出版了一期“乡土玩具”专辑，并博得了极大的好评。从此，该杂志每年都出版一期“乡土玩具”专辑，并坚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昭和七年（1932）11月出版的“乡土玩具”专辑中，以“驿传东海道玩具向导”为主题，对于东海道 134沿线各站可以收集到手的乡土玩具，按照实际停车站点的顺序逐一做了介绍。由此，正如人们更加容易觉察到的那样，乡土玩具在和观光活动的关系之中开始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意义。135昭和五年（1930），搜集乡土玩具的范围囊括全国（包括北海道、朝鲜和中国台湾在内 136）的武井武雄，出版了《日本乡土玩具》一书，诸如此类内容充实的目录的完成，也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乡土玩具的搜集趣味。
然而，亲自奔赴异乡陌生之地，爱好者们目睹的并非现实的情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旅行的经验本身，说到底只是去搜集乡土玩具。“搜集旅行”这一表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乡土玩具也并非“旅行回忆”之物，旅行的经验只是强化了把玩乡土玩具时“难以名状之乐趣”而已。 13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和大正时期想象“尚且未知的乡土”的收藏家们也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爱好者的“乡土”、民俗学者的“乡土”
大约在昭和十年（1935）前后，乡土玩具的收藏热进入到了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与此风潮相反，民俗学却从乡土玩具的研究开始撤退了。
在此之前，乡土玩具和民俗学的关系犹如在蜜月期。在“乡土玩具”之前，曾经较多地使用过“土俗玩具”的称谓，这是因为玩具曾经被定义为“土俗学”（民俗学的旧称）的研究资料的缘故138。而且，曾经扛起民俗学之物质文化研究大旗的阁楼博物馆，最初也是以乡土玩具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截至昭和三年（1928）之前，持续地投入精力对玩具进行了大量地搜集活动。139比较容易搜集、地域性差异也一目了然、具有可视化特点的乡土玩具，曾经最适合作为民俗学研究的线索与契机。
但到昭和五年（1930），在阁楼博物馆有关搜集的说明指南《搜集物准则》中，于“玩具”这一条目下如此写道：“儿童亲自制作的，或者由父兄制作馈赠的，不包括一般的出售之物”，亦即将作为商品贩卖的乡土玩具排除在外了。柳田国男还曾在昭和十年（1935）出版的《乡土生活的研究法》中，猛烈地批评了无视背景的搜集玩具的状态。140
另一方面，主持“乡土玩具普及会”、引导着当时的乡土玩具界的有坂与太郎，则在昭和八年（1933）创刊了《乡土玩具》这一杂志，他提倡新的“玩具学”，并批评了民俗学的姿态，亦即只将玩具视为“民俗研究的道具”，只承认“玩具作为窥探祖先生活之资料”的价值，而不考虑玩具未来的发展。有坂与太郎还进一步在依托“乡土性”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培养具有崭新创意的所谓“创生玩具”，聚集了20多位乡土玩具的技术人员，从事指导玩具制作等活动。141
如此这般，民俗学和乡土玩具的搜集趣味不久便分道扬镳了，开始相互区分并谋求差别化，可以认为这种分歧是起因于两者对于“乡土”的欲望之不同而产生的。众所周知，柳田国男所主张的乡土研究，“不是要去研究乡土，而是要在乡土之中从事研究”。这种研究的对象便是“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过去的经历” 142。与此不同，爱好者们的主张则是，“我们看好原封不动的乡土，比起历来土俗学所说的，或民族学所说的道理，我们就想直观地看待玩具，更像是孩子般地看待玩具，视它为太过常见、只想无意无心地看着的玩具” 143。由此可知，他们是把“乡土”本身视为欲望的对象。以有坂与太郎为首的爱好者们，不仅批评民俗学，还尖锐地批评了从大正末期兴起的以山本鼎等人为中心而推动的农民美术运动，并开展了与其方向不同的推进“创生玩具”的运动。农民美术和“创生玩具”，在它们都是经由制作的指导而将崭新创意的手工艺品作为地域性产业予以培育，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明显的共同性，但是，有坂与太郎等人认为，由于农民美术的制作指导者局限于少数人，因此导致各地的作品出现了雷同的倾向，“乡土色彩”十分薄弱。144也就是说，对于爱好者们而言，重要的是“乡土色彩”这一审美性的标准，反过来说，只要具备了充分的乡土色彩，正如在“创生玩具”中所见的那样，即便是新近创作的玩具，也一样是他们搜集收藏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它和民俗学的视点截然不同。在民俗学中，只有那些未曾经过现代人手加工的“自然”、“纯粹”之物，才具有价值，因为唯其如此，它自然就是能够透明地传递“过去的经历”之物。
爱好者们确实也曾经对于和乡土玩具有所牵涉的传说及民间信仰等，表现出了兴趣，但归根到底，那只是为了使其“难以名状之乐趣”更加浓郁而已。从民俗学家所报告的传说之中，新的乡土玩具得以创造出来，恰好就是起源于业已消失了的民俗的玩具，它们至今依然大卖特卖，可以说其理由正在于此。
爱好者们如此执着于乡土玩具之民俗性的“来历”，或许正是由于他们拥有的对于“过去”的视角，和民俗学家所拥有的性质完全不同。苏珊·斯图尔特曾经在有关“纪念品”的论著中指出：
（前略）纪念品在人们有意识地回想幼年时期的记忆时，最经常地被使用。它就像是剪贴簿一样，无论是个人生活史上的纪念品，或是更大的如国家—民族的幼年时期，这类尚古性的主题，都是较为常见的题材。虽说是幼年时期，可并非曾经存活过的幼年时期。归根到底，这是有意识地联想起来的幼年时期，是由作为物质残存下来的东西所捏造而成的幼年时代。145
玩具正是促使人们想起幼年时期的纪念品，当这一幼年时期和“乡土”通过乡愁得以混同在一起之时，“乡土玩具”便发生了。柳田国男曾经把“乡土”用“稚童”来作比喻予以说明，确实令人深受启迪。爱好者们把玩乡土玩具时，常以“朴素”、“稚拙”为价值，应该也是基于此种心理机制。146所谓“乡土”，亦即在空间上予以定位的“过去”，那里有日本人心理中幼年时期的投影。就是说，无论民俗学家还是爱好者们，都是在“乡土”里看到了“过去”，只是，爱好者们所追求的并非“正确的过去”，而是和他们的印象相互吻合的“理想的过去”。
明治时期对于“江户玩具”的怀旧憧憬的视野，直接转向了对于“乡土玩具”的目光，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小川都曾经指出：有关乡土玩具的感觉难以脱离明治的视线，这一点非常重要。147明治时期的人们对于和自己的幼年时期相互重叠的江户时代的那种怀旧的感觉，当然是无法为后代的人们所共有。假如说能够共有的话，那便是被“捏造的幼年时代”。可以说它和追求“尚且未知的乡土”这一类假想现实的感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