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30
现代社会中的民俗
最近的话题
ubiquitous（ユビキタス）这一词汇或许听起来还不是那么顺耳，但在日本，最近它正在成为流行语。若要列举一些与此有关的话题，2004年6月29日，国立国语研究所按照惯例发表了流行语对策——主要是为了提示经常听到的那些外来语应该如何被日语所标记的基准——这次也把ubiquitous列为讨论的对象。结论似乎是眼下暂时以片假名标记，在其通用过程中注意观察它今后的发展。ubiquitous（ユビキタス）这一用语，由于日本通产省曾经将其用于指称基于IT化发展的未来社会，眼下正在向日常用语的方向发展 。最先使用该用语的是美国，其在日本的落地生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因为致力于推动日本的信息社会体系而广为人知的坂村健先生的提倡。坂村健去年在NHK的教养节目“人间大学”中，以“无处不在（ユビキタス）的社会已经来临”为题，做了系列讲演。该词的拉丁语词根ubique是指空间的意义，并不包括时间轴的意义，但在日本它被用来指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亦即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渗透到生活的所有角落而“普遍存在”的状态。事实上，最近连报纸上也刊登了完全IT化的“随心所欲的公寓”（ユビキタス·マンション）之类的广告。
“普遍存在”（ubiquitous）的概念
电子计算机并非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普遍存在”（ubiquitous）这一用语，在民俗学领域中，很早以前就曾有人提倡过，我想由此思考一些现代民俗的相关问题。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因出版了《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1961）一书而广为人知 ，他在1970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性著作中，举出民俗主义（folklorism），促使大家注意它是在空间上普遍存在的事实，当时，他使用了“无处不在”一词。当时，他使用的是德语的名词形Ubiquität，和英语的ubiquitousenss同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英语中，还是在德语中，该词都不是日常用语，但有意思的是，它在当今的日本却成了流行语。为下一代电子计算机系统选择名称的人们说，这一命名的用意就是要给人以层次高级的感受。事实上，这一用语一直以来主要是作为学术用语而被使用的。例如，在矿物学中，当特定的岩石组成到处均有发现的时候，就说是“普遍存在”，而构成其学术性用法之基本的前提则是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并不认为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为上帝是绝对的超越者，人、动物、植物、一般的自然界都不是上帝本身。人能够接触到上帝的力量和气息，极端而言，只能是在教堂之内。其外部是被上帝忽视的空间，因此，对于基督教而言，教堂之内的仪礼亦即典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基督教中也并非没有上帝无处不在的观念，不过，这不是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意思，而是说上帝洞察一切。这便是上帝的“普遍存在”。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是新教这一派，他们主要就是“基督圣体遍在论者”（ubiquitarian） 。这便是该用语原本得以使用的脉络，它被应用于电子计算机社会，表示电子计算机恰如上帝一般是普遍存在的，想起来的确意味深长。那么，在民俗学的场景下，情形又会如何呢？
民俗主义
在这里，我们的话题是民俗主义无处不在。因此，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民俗主义。Folklorism是从Folklore派生来的用语，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民俗学界被提倡出来的，意思是指出在当今的世界，民俗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展开，而是改变为带有现代社会的脉络而得以展开。就是说，传统的民俗是在“新的状况之下，带有了新的意义和功能”，民俗的此种状态被认为“无处不在”。换言之，作为来自从前的民俗，在今天只能是极度限定的存在；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和过去的意义、功能等完全相同的民俗，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复存在。或许会有人对此论断不以为然，因为看起来来自过去的民俗至今依然健在的事例并非没有。我们也曾经试图找到这样的事例而去各地踏访。事实上，要想看到和几百年前的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的民俗节日，并非绝无可能。但若稍微深入地思考一下，其中必然会有现代社会特有的文脉贯穿于内。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将传统的民俗灵活地应用于旅游开发的场景。就此而言，中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而其民俗学也在这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当然，还有认同（identity）也是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中民俗之存在状态时的关键词之一。它有各种各样的阶段，例如：和国家这一政治性结构相互重叠，因此也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的认同；在国家之内，较小集群的认同；少数民族的认同；省、州和市町村层面的认同。如此思索下去的话，相反，比国家和民族更为广泛，几乎有无限之多的结构在发挥着作用，例如，有地球市民这一自我认知，甚至还有将世界和人类整体视为“故乡”和同伴之情形下的认同。“故乡”这一概念，虽然频繁地被人们叙说着，但今天它所内涵的寓意已经成为一个虚实混杂的复合性观念，应该注意的倒是它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故乡”和传统文物所发挥的吸引力，当今正显示出更大的趋势。民俗事象原本应该只是狭小地域的特色，但在今天，例如，打出“世界民俗祭”之类招牌的活动也并不鲜见；而且，我们即便去参加这类活动，也没有感到有多大的不妥。以山东省的“民俗旅游”为例，潍坊市和山东省旅游局合作，以当地传统节日为基础，从1984年4月起开始举办“国际风筝大会”，自此以后，据说每年都有很多游客蜂拥而至。当初，致力于推动此事的民俗学家，似乎在局部地域的传统节日和国际性的“项目活动”（event）之间，也没有感到有多么大的不合适 。与此相类的大规模活动的案例，还有最近在韩国的江陵（江原道）举办的“2004国际江陵观光民俗祭”。在韩国的江陵地区，祖灵祭祀和稻作仪礼的传统形态长期以来是在“端午祭”的脉络下得以维系的，以此为核心，从数年前开始，出现了使之大规模地“项目活动”化的尝试。说起江陵端午祭，在中国也有相同的地名和传承，或许它们彼此之间在什么地方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说只有被国际化所代表的广域化才是现代的动向，那些虽说是在局部性的地域，却也灵活运用民俗学知识的最新案例，并不鲜见。既有为了使自古传承而来的节日得以继续、一目了然地存在着现代性介入的例子，也有基于全新的创意，完全就是重新发掘民俗的传统和历史趣闻之类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形态。以局部地域性为特质的民俗，和民俗性的要素采取“项目活动”的形式，并因此对一般社会乃至全世界均产生广泛影响的情形，笔者认为对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再做探讨，为此提供基础的，乃是我们要自觉地顺应事实上早已在民俗领域里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课题
我们需要追问：民俗的变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曾经有人将民俗不再以原先的形态而存续的情形视为“伪民俗”。回顾一下民俗学史，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不久的美国，这种理论观点亦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将民俗按照传统性的形态而存续的情形，和民俗迎合近现代的趋好而发生改变，甚至成为商业形态的情形严格加以区分，并将后者作为“伪民俗”加以批判的立场和观点。此类见解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出现，并包含着一些重要的考察，对此不能予以一概排斥。但伴随着仔细观察的进展，围绕着民俗的现实极其复杂的情形得以揭示出来，因此，其朴素的二分法式的认识，显然难以说明现实的全部复杂性。
如果率真地正视事态，可知民俗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存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将其设想为“真民俗”的理念本身就十分勉强。从根本上忠实地保存传承的尝试固然可嘉，但要将过去促使民俗和传统节日得以成立的背景脉络也一并保存，事实上不可能实现。所谓“保存”即便是在忠实于传承形态的场合里，最多也不过只是那些表面上给人展示的部分。和研究者的期待或失望无关，民俗始终是在一直变化着、变质着。构成民俗之变化、变质的背景或原因，乃是一般性的社会动向。促使民俗不再是民俗，促使它改变为具备了新的意义和功能，亦即民俗主义的情形的，也正是一般的社会，因此，民俗主义是无处不在（ubiquitous）。
这种状况给与民俗有关的人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课题。仅就民俗的研究而论，它要求研究者将导致民俗必然发生变质的社会诸多要素均能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因为若非如此，就难以正确理解现实的发展。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动向之和民俗的关系，与其对它们进行单纯的区别分类，不如聚焦社会动向的各种契机，思考诸多契机的相互关系，并深入进行反复的探讨。
云南省怒江州之旅和对现代民俗学的刺激
现代民俗学的视点
以上，我们一般性地解说了民俗学追问现代社会时的相关课题。下面，我将提到此次学会的召开地云南省的一些情况。对于当地，我并不具有专门知识，但在这里仅有几天体验，对于现代民俗学而言却得到了很多刺激。在此不过是叙述印象，但这样做自有我的目的。我想由此思考，从民俗学中的新视角出发，亦即现代民俗学的考察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尤其是它究竟该以什么作为自己的课题等问题。
“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六库镇召开的，我们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滇西丰富的自然和文物。不过和当地的接触非常有限，比起民俗的传统形态，这个地方更刺激我去思考民俗学的现代性课题。此次会议的主持人、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对当地的民俗变迁及其相关的民俗学课题的论述也让我很受鼓舞。即便如此，我还是担心我的印象会有和当地的实际不相符合之处，还望有识的各位多加指教。
秘境与“活化石”
学术研讨会得以实现，自治州政府的干部们也尽了力，他们在大会致辞和在宴会上说的话，有一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介绍说当地是“秘境”，不仅自然环境充满魅力，其文化特别是对于关心民俗学的人来说，堪称是“活化石”。的确，当地属于“三江并流”，亦即位于怒江、澜沧江和长江支系金沙江三大河流的上游地带，以其特异的地势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而被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说是“秘境”，确乎然也；也不难想象因为这里是边远地区，故在人文领域，也有非常丰富、无可替代的习俗和文物。事实上，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生活在当地。但说实话，“活化石”这一表述还是让我受到强烈冲击，因为在日语中，通常表述社会现象及人类行为时是不会这样说的。当地有着独特、丰富的民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遭遇的却是一些意趣完全不同的场景。
被演出的民俗
会议第一天结束后，我们受邀在六库镇的工人文化宫观看了礼堂舞台上表演的民俗艺能。演员们的民俗服装在汲取传统要素的同时，给人以现代款式的印象；演出的剧目主要是将传统的节日行事和劳动中具有特征的姿态和动作予以恰到好处的组合而创作的。第二天，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带的民俗服装，但在之前先有一段时装秀的表演。有对出具赞助的烟草企业的介绍；我们也得到一张打分表，和当地行政人员一起参加了对时装秀的审查。当地和主办方如此热烈的欢迎让大家很受感动。感动之中也混杂有对于目击了民俗在现代社会里生生不息之现状的感慨。
这类见闻不只在舞台上。第三天，我们被引导来到距离六库镇大约有两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的“新建村”，受到村民们用当地特制的酒和猪肉、鸡肉料理等的盛情款待。在村落广场也有一场盛大活动，广场正面临时设置了舞台，身穿民俗服装的男女青年在灯光照射之中，依次来到麦克风之前为我们歌唱。不仅如此，广场上还设置了高耸的梯子，旁边堆起了柴火。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梯子的每一阶均绑有刀刃朝向的刀子。这便是特别安排的所谓“上刀山”、“下火海”行事。事实上，歌唱节目一结束，就有一位男子爬上刀梯，并在顶端表演各种动作；柴火堆也被点燃，等火焰消失后，就有一群男子在火炭上踏跳着舞步而过。实际上，这一节目在前一天的舞台表演中，曾经以舞蹈剧的方式有过表演，所以也就更加深化了我们的印象。
虽然受到如此的欢迎和款待，但这和我们这些来自日本的民俗学研究者的期待还是有一点微妙的错位。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日本研究者中间，有人很想了解云南省偏僻边区的传统民俗，如果可能，还想和村落里的长辈有所接触以便了解一些民俗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这里遭遇到现实和民俗学的错位。在怒江流域的见闻就是现实本身，正如我们处于现代社会一样，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已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俗的现代化过程
发展到现在此种状况，应该是经历了若干阶段。根据李子贤教授的说明，这个地方最早是在1963年开始得到调查，当时，从昆明经丽江到达高黎贡山，要先后换乘汽车和马匹，再徒步前行，大约需要一个月方可到达。从福贡到藏区交界处，也需要十天左右时间。的确，在当时或许古老的民俗会以原封不动的形态有所保留。李子贤教授举出了几个涉及民俗变迁的指标：在清朝时，这一带的民情被称为“太古乃民”，和当时一般的文化状况有很大距离，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曾被视为“世界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者们的强烈兴趣。到20世纪50年代，当地迎来了迈向现代社会的最大变迁。此后，相继进行过三次大调查，每次均确认到巨大变化的事实。现代化的浪潮曲折迂回而又持续进行的过程，同时也正是“民俗活动和宗教祭祀”不断地简化、减少、消亡和萎缩的过程。若引用李先生列举的事例，到2000年8月，在“新建村”只有一位老人还能讲述创生神话，但此种口承的实际也不过是传承着20世纪50年代采录到的一部分而已。
在此只是把李子贤教授深厚研究的一些片段拿来作为考察的线索，而导致变化渗透的直接手段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谁都可以观察到的。首先是电杆和电线朝向峡谷深处延伸而去，也因此，各种电器制品得以使用。尤其是大众媒体的普及带来了很大影响。通过广播和电视，人们的视听世界得到极大拓展，这使得人们意识中“边区”所占的比例被极度缩小。其次，虽说这里是每年均有数次滑坡的陡峭地势，沥青道路却始终蜿蜒不断。六库和昆明之间每天有六趟班车，六库和大理之间每天也有四趟班车。这两条大动脉的形成应归功于政府的努力。不言而喻，这会给生活的构成和人们的意识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绵延的怒江峡谷，由各种建筑材料搭造的民居一目了然，有石砌的、木构的，时不时还有竹编的；它们虽然可以反映出民族的差异和收入、家产的不同，但很多都拥有抛物面天线，听说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超过80%。尽管正好是雅典奥运会举办期间，但电器店里的电视机前并没有年轻人的聚集。这意味着这里比起我们小时候的日本要远为先进。进到城镇里，不难看到青年男女拿着手机边走边打电话的情形。饭店里可口可乐纸杯上的红色格外鲜艳。在村落的道路旁边，糕点、糖果、饼干、调料、洗衣粉和家用医药等商品的鲜艳包装被随意扔在地上，沾满泥污，可以说这是都市恶弊的末梢神经已经完全到达当地的证据。即便是在福贡和丙中洛这类地理偏僻的小镇，也有华丽地展示着CD标签的小店开放着；商店里的妇女用品基本上和大城市没有多少区别。当然，电脑也在普及当中。这一切均意味着其和巴黎、北京、东京是一线相连的。就是说，这里也正处在现代社会的旋涡之中。
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之间
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民俗学的课题该是怎样的呢？从现代的展示活动（attraction）当中找出过去的文物，以此为线索致力于揭示过去的方法当属其中之一。一般而言，民俗学正是以此为课题而思考问题的。顺着这里举出的例子，如前述在临时舞台上表演的歌谣，若是民谣研究家的话，就会从中找出古老的歌谣，将其歌词和曲调作为传统文化给予价值认定。“刀山火海”行事也大体一样。与其说它勇壮，不如说它原本具有巫术属性，因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登上刀梯以证明灵力的萨满仪式，甚至可以想象它和东北亚的联系。无论此类推测是否确当，这是将现实的事象作为揭示历史或文化史脉络的线索予以重视的方法。事实上，从此类观点出发着眼于民俗要素的研究者为数众多，其成果也都十分珍贵。
与此相对，现代民俗学的视野稍微有所不同。以“新建村”广场上的合唱队为例，演唱的曲目以当地民谣为主，同时也有英国和美国歌曲。在当地，从数十年前起一直有基督教传教士们频繁的活动，今天，当地居民大多数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合唱队是在村里的基督教教会的指导下坚持练习而得以维系的，这也是欧美歌曲进来的理由之一。不过，合唱队为欢迎来自日本的团队客人，特意歌唱了日本歌曲。就此而论，与其说是它受到了基督教的渗透，不如说是其活动属性更多的是意识到了旅游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再次审视歌曲的种类，不难发现虽是以当地歌谣为主，但应该说它们均是适合被拿来演出的。例如，尽管是在傈僳族的村落，所唱歌曲不仅有傈僳语的，还有独龙族、彝族等相邻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从现代民俗学的视角来看，这类合唱的整体性意义构成了课题，换言之，这与其说是本地歌谣的传承，不如说重点在于它是汲取了传承文化遗产的策划。现代民俗学应该考察的是此类策划和效果，以及作为受众的听众和看客有何反应，或者在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文脉贯穿于其中等等。
“上刀山”行事也不例外，我们考察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它是在游客面前进行表演的活动。现代民俗学不是把在现实中得以展开的事象作为用于揭示过去的线索予以评价，而是将现实本身予以接纳，进而追问其意义。我们见闻的并非民俗本身，而是汲取了民俗性要素的展示性活动，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它就是“伪”的或内容稀薄的。其演技无论是在公民馆的舞台上演出，还是在村落的广场上演出，本质上并无不同。事实上，“上刀山”的画面，在云南省政府的旅游部门所制作的海报上也有介绍。我们先是欣赏到歌舞剧《刀山火海》的一出舞台表演，接着又在村落广场观看了行事的实际再现，但其相互之间本质上也没有多大不同。即便这类演技是在其民俗曾经举行的场所得以重现，也因此给看客带来很大的感动，那也只能说它是更加详细的演出，却不能因此就说它更加本真。
尤为重要的是，除了此类展示活动以外，民俗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当我们把民俗理解为传统性生活习惯的各种事象时，其中总有不少会在社会的构成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当中难以存续下去。今天我们看待民俗，有很多都是并不值得惋惜的。以封建领主和其领下臣民的关系为背景的习惯，因为医学知识欠缺而形成的咒术，因为贫困而滋生的陋习等等，其消亡应该得到欢迎，只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就足够了。一个时代的所有民俗或大部分民俗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考虑到它们原本是在相互的关系之中才具备了各自的位置和意义，则时代发生变化，其民俗的位置和意义自然也就不再和过去一样了。如此看来，能够传承下去的其实只是过去民俗中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是有选择地传承。古老的文化形态全部消亡，当然不是好事，因此予以保存很是重要。就一般倾向而言，得以保留或人们试图保存下去的，多是民族或集团感到自豪的、美的，进而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给人以强烈印象的部分。相反，那些不能为民族和集团带来自豪感的、丑的、不能引人注目的部分也就难以成为保存的对象，进而便趋于消亡。当然，有必要注意的是，自豪、美和强烈印象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保存意识的提高有待于社会的成熟。一般的情形是，现代化经常是发挥着先把过去的文物加以破坏的作用；在社会实现安定，教育和生活水准得以提升之后，保护旧时文物的意识才会有所成长。当这一阶段来临之际，能否为保存运动提示出贴切的方针，将对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李子贤先生为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提出的“刍议”，预示着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地域社会，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
结语
以上，将围绕民俗的展示活动作为现代的策划进行了初步探讨。现代民俗学展望这一类事态，并进一步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追问的重点不在于过去曾经如何，而在于现在是怎么回事。以今天的例子来说，基本的构图就是汲取了旧时民俗的策划和前来观看的看客及访问者。该策划在当地得以成立的过程、看客和访问者前往现场去的背景，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深入了解这一构图所具有的意义。由此，也自然可以发现类型化的情形以及独具强烈特色的情形等，会有许多关系显露出来。旅游和学术调查也差不多，从陷入某种模式到富于独创性的研究，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和内容，并且各自也都会在社会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并非只有策划者和演出者能够有所表现，看客和访问者也会与之相应地有所表现。也因此，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的这一部分才得以成形。现代民俗学的目标正是通过推进对于此类情形逐一予以解析的作业，进而在达到必要的阶段时尝试进行理论化，以资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认知。
从这样的角度去努力，原本也是适宜于民俗学的，因为民俗学的基础正是立足于其研究对象，亦即在人们持有和传承的生活里独特的并能够共有、共感的思考方式之上。也因此，它过于倾向于追问本国文化，相反地对于异文化则不甚了解，同时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状况时，往往也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至少在日本，可以感到这样的问题。在此我特意不怎么使用“旅游”这一用语，也与此有关。因为不应把考察的对象限定于旅游，而是有必要将包括旅游在内的传统性要素和现代社会的广泛关系也纳入思考之中。此次体验对于我思考上述问题来说，极其富于刺激性，本文如绪论一般的考察，也算是由此而来的一项笨拙的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