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七星诗社的地位和贡献

七星诗社是16世纪中期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一个文人集团。它令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它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结社。它由七位作家组成：皮埃尔·德·龙沙（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若阿基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2~1560）、让->安托万·德·巴伊夫（Jean-Antoine de Baïf，1532~1589）、艾蒂安·若岱尔（Étienne Jodelle，1532~1573）、雷米·贝洛（Rémy Belleau，1528~1577）、蓬蒂斯·德·蒂亚尔（Pontus de Tyard，1521~1605）和让·多拉（Jean Dorat，1508~1588），七位诗人组成七颗星星，“七星诗社”的名称由此而来。第二，他们有共同的创作纲领，这就是由杜贝莱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 （1549），这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重大价值的文论。近期一部有影响的文学史指出，七星诗社“不仅由于它往往很出色的诗歌创作，而且还由于它对一些甚至不知道其影响的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法国最重要的诗歌运动之一”。5这个见解是有代表性的。

七星诗社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期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团体。它的贡献表现在理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

第一节　理论贡献

七星诗社在理论上的阐述主要集中于《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一文中，龙沙在《诗艺》和《法兰西亚德》中的序言，以及杜贝莱的《橄榄集》的第二篇序言也有一些理论论述。

七星诗社的文艺主张是从语言问题出发的，由此涉及文艺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七星诗社关于语言的基本观点，概言之就是大力提倡用法语写作。在七星诗社之前，拉丁语一直是学者运用的语言，学者以此来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认为法语词汇贫乏，用法语来表达思想有困难。到了16世纪上半叶，拉丁语大有成为作家的语言的趋势，当时盛行一种“新拉丁诗歌”，不惜抄袭古罗马诗人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当时的法语并没有得到充分和完善的发展。法语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字形尚未定型，词汇不够丰富，不仅难以用来翻译外国作品，而且难以充分表达思想感情。不过，起初拉丁语也是这样贫乏的，但是罗马人仿效希腊语，丰富了拉丁语。因此，杜贝莱认为，法国的学者和诗人只要致力于培植民族语言，法语就一定会丰富起来。法国人不可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出与古人媲美的作品，相反，他们能够用母语写出不朽的作品来。

可见，语言问题只是出发点，目的是为了创作出优秀的民族文学。面对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和繁荣兴盛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七星诗社的诗人感到民族文学明显地落后。法国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英雄史诗早就衰落了，抒情诗仍然带有民间文学的粗糙形式，短篇小说尚未摆脱民间故事的痕迹，悲剧和喜剧还没有真正出现，只有闹剧和宗教剧占领舞台。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七星诗社诗人自然不满于现状。他们提出能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媲美的民族文学，是为了振兴和发展本国文学，这种要求正好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16世纪的法国正在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疆域基本形成，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法语作为民族语言还非常不完善，国家的统一和确立需要民族语言的同步发展，以及民族文学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就是七星诗社提出要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时代背景。

若阿基姆 ·杜贝莱和皮埃尔·德·龙沙提出了一系列丰富和完善法语的方法。第一，充分挖掘和利用已有的词汇：在“法国古老的传奇和诗歌”中出现过的古字；向外省方言借字；选用技术用语。第二，创造新词：形容词加名词、副词加形容词等复合词；利用词根繁衍新词；从拉丁语和希腊语演化出新词。第三，仿照拉丁语和希腊语，使语言具有诗意，如动词名词化，形容词名词化，形容词副词化，与不定式动词相结合的词组，不遗漏冠词和指示词。龙沙认为，“散文风格是诗意的大敌”（《法兰西亚德》第二篇序言），因此，要让法语词汇具有更加丰富的含义。第四，加强修辞手段：运用迂回婉转的说法；采用隐喻、寓意、对比的手法；使用含义丰富的形容词。七星诗社在创作中将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大大推动了法语的完善化过程；同时，由于七星诗社的诗人们运用了新的构词和修辞手段，极大地有助于他们进行创作。尤其是龙沙和杜贝莱，这两位诗人的诗歌在语言的规范化和形式的完美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此也可以看出七星诗社提出丰富和完善法语的主张的正确性。不过，龙沙并不重视日常语言，这是他的贵族倾向的表现。

七星诗社特别重视诗歌创作，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他们认为灵感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造化的恩典”并不够，甚至还是“令人讨厌的”。七星诗社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在阅读中寻找灵感，在寂静中思考，约束和修改文稿，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其次，他们认为写诗是一门职业，所以必须懂得写诗的规律，致力于钻研诗艺。龙沙和杜贝莱提出了许多作诗的建议，并且身体力行，做了不少尝试。他们认为韵律必须丰富，诗行越长就越需要这样做；但是不能因为韵律而损害诗意。韵律主要从声音而不是从字形上去考虑。必须避免模糊的押韵、复合词的韵、单音字和短音节字的韵。阴阳韵交替使用能够使诗歌更加和谐。七星诗社的宣言书进一步提出，诗歌要有音乐性，龙沙写作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音节为一诗行的诗歌，而且在每一诗段中交替使用诗韵和长短诗行，还尝试写作100诗节以上的诗歌。至于诗歌形式，七星诗社区分了大小两种诗歌，小型样式包括讽刺诗、哀歌、书信体诗歌、牧歌、颂歌；大型样式包括悲剧、喜剧，尤其是史诗，这些形式都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撷取来的，在现代出现的形式中，杜贝莱只容许十四行诗。不过，七星诗社轻视法国中世纪出现的文学形式：回旋诗、谣曲、两韵短诗、民歌等，认为这些形式“败坏我们的语言的趣味”。这个观点反映了七星诗社的贵族倾向。总的说来，七星诗社引进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形式，对繁荣法国文学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七星诗社重视表达人的丰富的思想感情，《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指出：“我在我们的语言中寻找的真正的诗人，要能使我愤怒、平静、快乐、痛苦、热爱、憎恨、欣赏、惊奇，总之，要能牵制我的感情，左右我的乐趣。这就是你用来衡量一切诗歌的真正的试金石。”这句话接触到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准则，以情动人是对以往的诗歌创作的总结，也是七星诗社取得重要实绩的基因之一。

怎样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来呢？意大利人已经指出了方向，他们是从古希腊作家那里汲取灵感的。七星诗社也以此为榜样。不过他们反对翻译，认为翻译无法传达出原作风格的优美和细微之处，而这恰恰是诗歌作品魅力之所在。杜贝莱几乎逐字照搬古罗马作家昆提利安的原则，推崇模仿的优点。他认为模仿是困难的艺术。拉丁语作家“模仿最优秀的希腊作家，转化成他们，吞下和消化他们的作品，变成自己的血肉”。因此，今日的作家必须日夜翻阅“希腊和罗马的典范作品”。他这样下结论说：“法国人，勇敢地向瑰丽的罗马城前进吧，要用罗马的遗迹装饰你们的神庙和祭坛……给我毫不犹豫地劫掠这座古神庙的神圣珍宝吧。”七星诗社的诗人的一些创作很难分清到底是翻译还是模仿，而只能说是富有灵气的翻译，所以在当时就有人反驳这种模仿论，诘问说：“希腊人又模仿谁呢？”七星诗社的主张确实存在缺憾，也就是将古人的作品等同于社会生活。不过七星诗社的一些优秀作品实际上并不能说是模仿之作，而只能说是这些诗人熟读了古代作品，已将古人的思想感情和写作方法融会贯通，在灵感迸发时思绪自然而然地从笔底流出，或者在创作中创造的成分大大超过模仿的痕迹。七星诗社这样倡导模仿，在200年内决定了法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古典主义遵循的仍然是这种模仿原则，尽管布瓦洛等人贬斥七星诗社，但是古典主义的优秀作品大多是从古代作品中得到灵感的。亦步亦趋的模仿是不可取的，可是，从古人那里借镜某些思想和形式，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未尝不可。更准确地说，七星诗社所说的模仿，只不过是借鉴的代名词而已。

第二节　诗歌创作的成就

七星诗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16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危机。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修辞学派”注重诗歌韵律、诗行的变化等形式问题，并没有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其后的“里昂学派”以莫里斯 ·塞夫（Maurice Scève，约1501~1564）、路易丝 ·拉贝（Louise Labé，约1524~1565）为首，他们在爱情诗的创作上颇有成就。塞夫发表了法国第一部爱情诗集《德莉》（1544），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彼特拉克吟咏恋人劳拉那样，塞夫也向自己的意中人表白爱情。女诗人拉贝也有几首描写复杂的爱情心理的佳作。16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是克莱芒 ·马罗（Clément Marot，1496~1544），他擅长的是书信体诗、讽刺诗、圣诗的翻译。马罗接触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并且受到新教的影响，他的诗歌形式多种多样。他吟唱爱情有时十分细腻，有时非常大胆；他的书信体诗酣畅自如地表白了自己的内心愿望；他的讽刺诗尖锐泼辣；他翻译的圣诗“由于明智地选择音步和韵律，创造了龙沙后来在颂歌中运用和发展了的抒情诗节，在法国诗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希伯来诗歌的意象给这些诗节一种新的色彩和庄重，后来多比涅在《惨景集》中运用得更为紧凑”。6比起修辞学派，马罗的语言更为简朴、明晰、典雅，在讥讽和率真的后面，隐藏着纯洁的激情，但是马罗善于使之变得简洁有力和富于雄辩。总的说来，马罗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他并没有做出重大的建树。16世纪上半叶，法国诗歌在摸索着寻找方向。人文主义思潮已经席卷整个法国，它必然给诗歌创作带来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就反映在七星诗社的诗歌创作上。

人文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是意大利。16世纪初，这一思潮传入法国，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潜心于发掘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典籍。理解这些典籍就需要知道产生典籍的整个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不仅要了解语言、词汇和语法，而且要了解历史、风俗、宗教和政治体制。例如法国人文主义者布代对《学说汇纂》7和古代货币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他的方法革新了法律、哲学、文学，自然还有宗教领域的研究。又如伊拉斯谟，他从希伯来文研究《旧约》，根据希腊文本研究《福音书》。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宗教改革的基础。人文主义者从古希腊典籍中汲取养料，他们相信人的精神是自由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反对中世纪的悲观主义，宣扬有节制而又确定的乐观主义。他们反对宗教的节食、苦行，主张有限度的享乐。他们宣扬有节制的君主制，谴责暴君和战争是他们的政治著作的主题之一；他们认为真正的国王应该明智、有理智和善良。

人文主义思潮扩展到文学领域，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传入法国之后，给法国诗歌带来了真正的冲击。例如，中世纪后期的抒情诗滥用寓意，以卖弄技巧代替创作，以文字游戏代替灵感冲动，尤其是中世纪盛行禁欲主义，爱情题材受到很大的束缚。人文主义对禁欲主义的冲击，给爱情题材开辟了新的天地。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16世纪中期，诗人们开始考虑更深入地表现自己的感情世界，并且把目光投向社会，关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政治问题。七星诗社的诗歌创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七星诗社给抒情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首先是爱情诗。龙沙是写作爱情诗的“圣手”。他是法国第一个大量从事爱情诗创作的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1550）抒发了对卡桑德尔 ·萨尔维亚蒂的爱恋。《爱情集》（1552）和随后出版的《爱情集续集》（1555~1556）继续歌咏这个银行家的女儿，他还对一个名叫玛丽 ·杜班的村姑表示了爱慕之心。晚年出版的《关于玛丽去世的十四行诗》（1578）和《致爱伦娜十四行诗》（1578），表白了诗人对太后的伴娘爱伦娜 ·德 ·苏热尔的爱恋。龙沙的爱情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赞颂式的爱情诗，亦即用美好的、甚至最高级的形容词去赞美恋人，例如《除了你，我不会另有所爱》，这首诗写道：恋人的眼睛“眨一眨就可以使我丧命，／再一眨又突然使我活命，／两下子能使我死去活来。／我即使活五十万个春秋，／除了你，我的亲爱的女友，／不会有别的人做我的恋人”。诗人用了最高级、最极端的比喻去歌颂恋人，直抒胸臆，大胆吐露爱情。龙沙的第二类爱情诗是启发式的，用较为委婉的方式去表达爱情。例如《宝贝，咱们去看玫瑰》，这首诗写道：“宝贝，请相信我，／当你年华开花朵朵，／达到最鲜艳的碧翠，／快采摘你的青春吧：／衰老就像这朵鲜花，／会使你的美丽憔悴。”这首诗与赞颂式的爱情诗不同，在诗中，诗人与被追求者几乎是平等的，对方不是高不可攀的仙女，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诗人同意中人对话，以自己心中的火花去点燃恋人心中的火花。龙沙的第三类爱情诗是感伤式的，《待你到垂暮之年》是其代表。全诗充满感伤忧郁的情调，抒情色彩强烈。龙沙的三类爱情诗展示了他的技巧日臻圆熟，诗歌描写的层次有所增加，表达的方式越来越曲折。如最后一首诗以晚年回忆早年求爱的场面，构成画面的对比，意味无穷。更重要的是，感伤情调的爱情诗开了滥觞，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典范。总之，龙沙的爱情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突破了以往的爱情诗的窠臼，令人耳目一新。他敢于将自己的情思表白出来，即使这种爱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有时用词十分大胆，但是并不流于香艳。这种内容在中世纪的诗歌中见所未见。在龙沙看来，爱情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美好天性，用不着加以掩饰。他对爱情的追求已不同于骑士传奇中骑士对贵妇的百依百顺和绝对服从，而是体现了对人的本性的追求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其思想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就抒情诗而言，七星诗社诗人的题材也大大扩展了。他们歌颂大自然的美景、乡村生活的美好、故乡的可爱，写出了许多优秀诗篇。龙沙对故乡的山川草木、良辰美景的咏唱，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当我有二三十个月》慨叹大自然的山水、树林、岩洞是永存的，不因韶光的流逝而衰老。《美丽的山楂树》歌颂了大自然草木的勃勃生机。《噢，贝勒里喷泉》把喷泉当作永恒的水仙。龙沙赞美了卢瓦尔河谷地带牛羊遍地、鱼儿出没，一派安宁悠闲的景象。贝洛的《四月》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大地的富庶和春天的美丽。巴伊夫的《春天颂》将阳春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传达出生活的美好。杜贝莱的《黑夜在她的花园里》描画了黎明璀璨的景象。《扬麦农夫歌》赞颂了农夫的艰苦劳动和大地的丰腴。热爱大自然和生活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七星诗社诗人对大自然和生活的赞美，已不同于中世纪诗人偶尔对大自然景象的描绘，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诗篇也不同于古罗马诗人的田园牧歌。因为七星诗社诗人抒发了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龙沙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他在诗中写道，夏天有丰富的水果，可以躺在岸边和岩洞里边吃边倾听淙淙的流水声，“我喜爱夏天，”“我喜爱一派荒野景象的花园，我喜爱岸边潺潺的流水……我爱谈情说爱，我爱对女人聊天，我爱书写炽热的情话，我爱舞会、跳舞、假面具、音乐、竖琴”。他同死神做斗争，由于充分享受过生活，他不怕死神来临。特别要指出的是，龙沙晚年的抒情诗升华了一步，《斥加斯丁森林的樵夫》哀叹故乡森林被出卖砍伐，把森林当作有生命的存在，感慨世间事物变化无常，情真意切。七星诗社展现了生活的乐趣，抒发了乐观的情调，这种思想是以往的诗歌中不曾出现过的。

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是杜贝莱诗歌的主题之一。《罗马怀古集》和《怀念集》（1558）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佳作。《法兰西，艺术、军队、法律的母亲》抒写自己在异国像一只羔羊，被恶狼包围。《像尤利西斯，壮游者多么幸福》思念故乡“小村的烟突冒出缕缕青烟”，断定故居“胜过罗马宫殿那傲立的屋檐；／我爱精细石板，胜过大理石块，／台伯河并不如卢瓦尔河秀美，／帕拉丹峰不如小利雷村8苍翠，／海风不如安茹故乡温柔可爱”。杜贝莱对故乡的眷念，令人想起15世纪诗人夏尔 ·德 ·奥尔良的一首谣曲《我朝法兰西的土地遥望》，这首诗抒写诗人归国前的焦急心情，表白诗人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两位诗人思念故土的感情是相同的，只不过夏尔 ·德 ·奥尔良作为一个大贵族，抒发的是政治家的胸怀，而杜贝莱的思念更为细腻，他顾及的是家乡的一草一木，具体真切，感人至深。由于罗马的现实使他深感失望，他才思念起家乡，“他把自己的诗歌变成自己心灵的回声；他让自己的内心迸发出真实的、深刻的、真正体验过的诗歌的一股泉水”。9“杜贝莱显示了受到生活伤害的人痛苦的一面。”10杜贝莱善于表白自己的内心感受，他写道：“我将触动我心灵的一切真实地写下来。”所以评论家认为：“他是16世纪的所有诗人中最能表达个人思想的，也就是把自己放进作品中最多的一个。”11

除了抒情诗以外，七星诗社诗人还写过史诗和政治题材的诗歌。龙沙的史诗《法兰西亚德》没有写完，以失败告终。他关于宗教战争也写过一些时事诗，将雄辩与抒情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忧心如焚的爱国精神。他写作的题材非常广泛，甚至还写过一首《黄金颂》，赞美新生的资本主义现象。杜贝莱在写作社会题材的诗歌上则是成绩斐然。《怀念集》中有不少讽刺诗，其中不少是精品。《我绝不写爱情》以愤怒的口吻指责罗马的现实：“我不写荣誉，这里根本看不到：／我不写友谊，因为只感到伪善，／我不写美德，因为也无处可找，／我不写博学，在这些教士中间。”《步履稳健庄重》抨击罗马廷臣的道貌岸然，善于奉迎拍马，贪天之功为己功。《我看到这些主教》讥讽主教们善于装腔作势，希望看到教皇痰中带血，但是脸上却露出微笑，佯装已经放心。马罗的讽刺诗不及杜贝莱的讽刺诗写得尖锐犀利，杜贝莱善于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刻画出被讽刺者的丑恶嘴脸。“杜贝莱比龙沙更能向我们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他是一个更尖锐、更深入地描写现实的画家，也许因为他遭受的痛苦更多。”12另一个评论家说：“这样，在袒露主观不幸之后，他的诗歌变成对客观世界的揭露。”13有的评论家进一步认为：“他找到了认识他的时代的某些基本因素。”14这些评价不仅指出了杜贝莱的讽刺诗的价值，而且涉及七星诗社所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七星诗社在爱情诗、抒情诗、讽刺诗的创作上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具有人文主义思想，以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去对待这些题材。他们视爱情为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对生活持乐观的态度，赞美大自然和它的恩赐，眷恋故土，向往和追求古代的文明，憎恨丑恶的事物。人文主义思想使他们写出了内容崭新的诗作。他们对内心的挖掘更深入了，对现实的观察更深刻了，从而留下了传世之作。

第三节　诗歌形式上的建树

七星诗社在诗歌形式上也有不少探索，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指出：“对于力图写出堪称不朽的诗歌的人来说，流畅自然是不够的。”因此，七星诗社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不断地进行试验。

首先是亚历山大体的倡导。亚历山大体即十二音节一行的诗体。这种诗体是在中世纪出现的，13世纪的诗人吕特伯夫曾经指出过这种诗体的力量和灵活性，但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种诗体被人遗忘了。龙沙最早认识到亚历山大体的优点，他说：“亚历山大体在我们语言中的位置，正如英雄诗体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当中的位置。”龙沙从四音节到十一音节的诗行都尝试过，也写出了成功的诗篇，可是，他运用得最多的是亚历山大体。由于他的倡导，七星诗社的其他诗人也都大量写作亚历山大体的诗歌。龙沙的史诗《法兰西亚德》是十音节诗，评论家认为，它的失败与十音节诗有关。由于十二音节非常适合法语诗歌的要求，因为十二音节可以分为2个六音节，当中做一停顿；也可以分成3个四音节或4个三音节，或1个六音节和2个三音节，灵活多变，所以后来亚历山大体能够成为法国诗歌的主要形式。在这一点上，龙沙和七星诗社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龙沙在诗歌音韵上已经提出注意声音的和谐，他要把“诗歌和竖琴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诗歌要能用乐器伴奏来演唱；他乐意看到他的诗能谱成音乐。因此，他对韵律提出新的要求，主张要交替用韵，每一诗节的音步和用韵要整齐，以获得节奏美。他不断扩大诗歌的音乐手段，正是由此而找到了十二音节诗体。

七星诗社大力提倡十四行诗，并且取得出色的成绩。十四行诗是意大利的诗人创造的，彼特拉克就擅长十四行诗。16世纪上半叶，马罗和圣日莱将十四行诗引入法国。十四行诗进入法国以后，形式上有了变化。原先在意大利，十四行诗是不分节的。法国人则将十四行诗分为四节，即“4433”的格式。押韵方式为“abba abba ccd eed”，后面6行也可以改为“ccd ede”。龙沙和杜贝莱十分喜爱这种诗体，尤其是杜贝莱，他可以称为十四行诗的大师。十四行诗是一种短小而要求严格的诗体，但杜贝莱运用起来却得心应手。他的十四行诗，诗句形式多变，他善用跨行、倒装、中间停顿；韵律丰富；用词准确，议论雄辩有力；讲究词语的重复（如“只有罗马才能够同罗马相像，只有罗马才能够使罗马惊慌”“罗马是罗马唯一的纪念建筑”），以产生特殊的意象；他喜爱排比句，如《我绝不写爱情》一连用了14个“我绝不”，非常有力；时而用一个明晰的画面去描绘壮美与衰败，时而用细节的罗列表达事务的烦琐，对比突出，手法多样；结尾常用一个判语、一个警句，或一个引人回味的画面，而开首往往直截了当，叙述本题，或用比兴的手法，借神话比喻自己的想法，前后判然有别，给人鲜明的印象。杜贝莱将十四行诗的技巧提高到极高的水平。由于杜贝莱和龙沙的成功运用，十四行诗成为后世诗人酷爱的诗体之一。

七星诗社虽然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然而随后它却被埋没了200年。17世纪和18世纪的评论家把它打入另册，直到19世纪，浪漫派才恢复了它的地位，尤其是圣伯夫首先发难，重新评价了七星诗社，它的本来面目才大白于天下。出现这一文学现象原因何在？文学史家朗松将其归咎于龙沙语言的过时，他还认为龙沙不是道德家和心理分析家，未能使17世纪的读者克服龙沙过时的语言的障碍和对这种语言的厌恶。另外，他认为龙沙过于博学和学究气，不肯运用通俗语言。朗松的看法显然并不全面，无法得出完整的答案。窃以为，七星诗社被忘却200多年的事实，主要原因不在这里。须知，七星诗社主要创作抒情诗（包括爱情诗），但是，古典主义崇尚的是理性，排斥感情；而启蒙时代也是标举理性，注重哲理思维，所以这两个世纪的爱情诗、抒情诗不受重视，七星诗社也就受到轻视。只有重视情感的浪漫派才有可能拨开云雾，恢复七星诗社的真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