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中西方史学的碰撞与激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中国水利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实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1的转型，生机盎然，成果迭出。水利社会史研究不仅代表了新时期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亮点、热点和潮流，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一支悄然绽放的奇葩，吸引了包括历史学、水利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在内的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兴趣。在这一领域中，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不仅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且相互启发、互相借鉴，在水利社会史的多方面研究中达成了共识，取得了突破。因此，及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长远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喜的是，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水利史研究中的这一新动向，纷纷著文评论。其中，石峰的《“水利”的社会文化关联——学术史检阅》2将水利史专业以外其他学科国内外学者对水的研究分作“水与政治”、“水与基本经济区”、“水与宗族”、“水与社会文化适应”、“水与组织参与”、“水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水与剧场国家”、“水与权利”、“水与民俗”、“水与道德”、“水与社会、组织基础及制度创新”11个方面，对水利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做了初步的文献梳理。该文贡献在于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水利社会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和主要领域，尤其是人类学的关注点和理论创新。但是，由于作者站在人类学立场上讨论这一问题，在强调海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贡献的同时，却疏于评介日本学界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学界的学术成就。

与此具有互补性的是两篇直接以“水利社会史”为标题的学术综述，分别是张爱华的《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3和廖艳彬的《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4。两文均从社会史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历史学界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如张爱华认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可以分为萌芽和勃兴两个阶段，并重点对水利社会史的勃兴阶段做了评介。同样，廖文亦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水利社会史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以闽台、太湖、两湖、山陕等不同区域为中心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类似的见解，在晏雪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综述》5一文中也得到呼应。该文虽是对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综述，却明确地将“水利社会”作为水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认为水利社会史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地方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扩展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为我们探讨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平台，体现了当今学术界多学科、多方向综合研究的趋势。

上述研究反映了水利社会史兴起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新领域的一些具有共性的看法，从这些评论来看，研究者普遍对水利社会史持认可的态度。在此，笔者不揣简陋，欲在吸收、借鉴、综合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们“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之研究实践，以探讨水利社会史理论与方法为旨归，就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不同路径、不同认识发表一些浅见，希望借此归纳、总结出一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以裨于该学术领域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