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国古代的文章选本，根据现有的记载，当以西晋杜预的《善文》为最早。但此书久已散佚，从《史记·李斯列传》集解说到佚名的《遗章邯书》“在《善文》中”看来，则此书所选作品，上包秦楚之际，它是否还选录了战国或更早的作品，已无从考知。现今尚存的总集，则以梁萧统的《文选》为最早。《文选》所收的作品，不但有赋、有文，而且有诗，实际上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文体。就《文选》所收的作品而论，辞赋虽上采屈、宋，而散文则基本上自秦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始，其中唯一的一篇先秦文章是托名于孔子弟子卜子夏的《诗大序》，其实据现代多数学者研究，大抵认为此文是汉代人的作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编选汉魏六朝文的工作，实际上从杜预已开始，中经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至《文选》的出现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一般地说，收入《文选》的文章，在文学成就或文章学价值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

《文选》采录作品有它的特点，它基本上不收历来被视为“经”、“史”、“子”三部分典籍的文章。这是萧统在《文选序》中早已说明了的。关于他的选录标准，后人颇多非议。尽管这样，后来出现的选本，却大抵遵循着这个传统。例如：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虽然对萧统提出过批评，并且从《战国策》和《汉书》等史籍中选录了不少文章。但《战国策》本是战国游说之士的文章总汇，而姚鼐所选《汉书》中文字，也是收的史书中所载的单篇文章。至于“经”、“史”、“子”三部中有关本旨的篇目，他也没有加以删芟节选。所以总集的功能在于“以防放佚，使零篇残什，并有所归”（近人骆鸿凯《文选学》语），这大约是多数人的共识。

关于历来选本的编纂，虽然所录多为前人之作，但往往能体现出编选者的文学观，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不过，从来的编选者都不可能任意决定他的文学观和选录标准。因为任何人的文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取和改造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到总集的编选来说，编选者对前人众多的作品究竟选录哪些？不选录哪些？这虽然由他的文学观来决定，但他的文学观本身却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早在他文学观形成之前，他已从接受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一类作品是好的，某一类是较差的；某些作品是名篇，某些则不是的想法。这种想法，有时在并无系统的文学观，甚至并不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头脑中也会不自觉地存在着。例如：当我们提到古典诗歌时就想到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为伟大的典范；提到散文时就想到左丘明、司马迁、韩愈、柳宗元为杰出的代表。这些想法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今天，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看法。不管人们的时代、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是如何不同，却都有不少共通之处。即使某些人主观上对历史上某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太赞同，但在他们编纂的总集中也会选录其作品，这是出于对传统看法的尊重。如清人王士祯本是标榜“神韵说”，欣赏王维、孟浩然的诗，但在他编的《古诗选》中，也同时选录了李白、杜甫之作。从现存的许多诗文选本看来，其中所录作品往往有一半以上是相同的。这种情况，姑名之曰“传统的积淀”，这是编纂者必然受到的制约条件之一。

除了传统的影响外，时代的风气也是制约编纂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他们无不受当时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对编选工作起着某种作用。事实上有许多选本，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例如：自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以来，骈文虽在当时的公文中仍占一定的地位，但自宋至明所出现的选本，却大量地属于“唐宋派”的“古文”，只是到清代考证学兴起，《文选》重新得到重视之后，才会出现李兆洛《骈体文钞》那样的选本。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各类选本，都会发现它们总是与当时文坛流行的思潮相配合的。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到具体作品的入选问题。例如：“永明体”代表人物之一的王融，在《文选》中只取他的文而没有取他的诗。他的《古意》二首（“霜气下孟津”、“游禽暮知返”）只是见于《玉台新咏》。到了唐代，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所载，认为“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因此对《文选》的选录提出了批评。其实《文选》的做法，实际上代表了梁代前期文人的看法。例如锺嵘《诗品》说：“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这和《文选》的做法显然相同。《玉台新咏》则出现于梁中期以后“新变体”兴起之后，所以观点又与《文选》、《诗品》不同。这就是时代风气使然。在现存许多选本中，几乎每个时代总各有其特点。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当然，不论哪一种选本，其选录标准总要决定于编选者的文学观和种种主观意图。古今无数选本所以千差万别，盖由于此。特别是有些选本，本是专为提倡某一种文风而编定的。例如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产生的时代几乎相同，而编选的宗旨则截然不同。前者着重选录先秦西汉和唐宋以后所谓的“古文”，对魏晋六朝人的文章基本上弃之不顾。后者则上起秦汉，下迄六朝，基本上专取“骈四俪六”之文。这是因为在当时文坛上，确实存在着这两个文学派别。这两部选本在当时均属名著，各自造成过巨大的影响。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两部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们体现了清代中叶两大文派的主张，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想通过这一部或那一部书来了解古代文章的发展概貌毕竟是困难的。因此这些选本就不能适应今天广大读者的要求。当然，古代也出现过一些态度比较客观，门户之见较少的选本，如清吴楚材的《古文观止》之类，它们在今天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着杂乱的缺点，受到不少人批评。

古人所编的选本，其编选目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和今人不同，那就是他们编选本的目的不仅在于鉴赏其艺术成就，还有作为写作范本的用意。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前，人们写文章，一般都用文言文。不论他们取法唐宋“古文”或齐梁骈文，都必然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因为当时不论官方或民间使用的应用文字，一律都要模仿唐宋或六朝。一些古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很难说有什么文学价值，例如《周礼》和《仪礼》中的一些文章，也被曾国藩选进了《经史百家杂钞》，就是这个原因。《古文辞类纂》和《骈体文钞》中都选录了不少诏令、奏议之类的应用文字。这些文章虽非全无文学价值，但对今天的读者，似难适用。

“五四”以来，也曾产生过不少古代文章的选本。即以汉魏六朝文的选本而论，也曾出现过几种。这几种选本比起古代选本来，有不少长处，那就是避免了门户之见，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不过，这些选本的读者对象，一般是大学或高中程度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因此比较注意选录篇幅较短、语言障碍较少的作品。这些选本无疑地各有其长处。

现在我们这本书的编选，当然要参考古今已有的选本，但由于出发点不同，因此在选目上也有所差别。本书编选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选录一些在思想上、艺术上价值都较高的作品，同时也想通过本书的选目，多少地反映出汉魏六朝文发展的大致情况。当然在选目上，也想多少表现一些和别人的选本有所不同。但限于编者自己的水平，要做到这些要求，也有不少困难。在西汉文方面，现在入选的文章，共有五篇，这五篇都是历来传诵的名作。西汉一代，曾被人们看作散文的黄金时代，可以入选的文章较多，限于篇幅，仅仅选了这些。从这些文章看来，基本上仍属散体，只是在文中偶尔出现一些排句和对仗。这是骈文从散文中发展出来的征兆。所以这些作品在桐城派古文家看来是散文，在骈文家看来又是骈文。编者认为这里入选之作，也许较能代表西汉文的基本风貌。当然，西汉文中也有骈俪气息较重的文章，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曾遭到过桐城派的批评。但这种文章在西汉毕竟还占少数，所以没有入选。关于东汉文，则除了后期一些文人之作外，历来传诵的篇目不多。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选的也多属传诵名篇。对一般读者来说，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也许是比较陌生的。编者所以采纳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说是山水游记之祖，写登泰山的人回顾后面的人一段，颇具特色。同时，它是东汉初年的文章，过去的人们选录这一时期的散文，往往选录班彪《王命论》一类文章。这些文章在文体上倒很能体现一些当时的文风，但内容不免迂腐，因此未加收录，而改为马第伯那篇文章。

关于三国文，本书对“三曹”之文，一共选了四篇。从文风上看，曹操之文还较近散体，曹丕、曹植之文，就骈化得明显多了。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可见三国时代诗风和文风的发展确有其共同的现象。三国文章中出现了嵇康、向秀等人的一些论难文章，见解新颖，有一定的特色，但是在本书中并未选录。这是因为这些文章的内容都偏于专门的哲学问题，并非以文学性见长。同时，这些专门问题的讨论，不限于三国一代，晋朝鲍敬言的《无君论》、南朝范缜的《神灭论》，还有《弘明集》中不少文章，都很有名，如果入选，颇有收不胜收的问题。所以只好从略。

关于晋代的文章，本书入选的基本上也都是名篇，其中较少见于其他选本只有一篇《钱神论》。此文的特点是以朴素明快见长，在风格上倒比较能代表西晋后期的文风。更主要的是这篇文章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贪吝腐朽，从来被人们视为当时现实的写照，而“孔方兄”的说法，至今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

关于南北朝文章，前人倒是比较重视的，所以曾产生过一些专门的选本，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清人许梿的《六朝文絜》。但它编选的目的，似乎着重于写骈文者取法，因此在这部选本中，对庾信的骈文，主要选录一些应用文字，而不取他的《哀江南赋序》。这似乎与历来读者的见解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本书采取“从众”的原则。因为此文的文学价值毕竟比《六朝文絜》所收的一些谢启要高。但在对待徐陵文章时，本书只选录他的《在齐与仆射杨遵彦书》，而没有选录历来比较传诵的《玉台新咏序》。这是因为《玉台新咏序》虽然辞藻绚丽、音节铿锵，但究其内容似较贫乏。《在齐与仆射杨遵彦书》则是一篇极好的外交辞令，文中连举北齐久留作者不遣的八种理由，一一加以驳斥，并且差不多处处用典，用得十分恰当。用骈四俪六的语言，写这等文字，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实在是很难得的。从前人评徐庾之文，认为徐陵的文章“逸而不遒”，比庾信逊色。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恐亦未必尽然。当然，从总的成就来说，徐陵还是难以和庾信并驾齐驱，但以骈文而论，“不遒”二字，施之《玉台新咏序》，似无不可，施之此文就未必确当了。除了徐陵此文外，本书还选录了刘孝标的《广绝交论》和卢思道的《劳生论》两篇文章，也是别的选本中较少入选的。这两篇刺世之文对当时士风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这种绝妙的文章，过去只因为篇幅较长，而不大得到选家的青睐。今天我们的新选本似乎没有必要过分地考虑篇幅，而主要看文章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那么二文自在可选之列。

本书的体例，基本上和《新编文苑英华》的其他分册一致，只是在注释部分，似引书较多。这是因为六朝骈文家作文，往往要化用前人的话，在注释中适当地注明一些出处，这对加深理解有一定好处。

本书中一部分篇章的注释和品评是由我的博士生吴先宁同志完成的，他取得博士学位后，仍继续钻研魏晋南北朝文学，因此请他协助。至于书的篇目，是由我选定的，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个人的水平，恐怕有不少失当之处，欢迎大家指正。本书的出版蒙吴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