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政 策 启 示
首先,东南亚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和多种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各自发展出自己的宗教方式。这对中国—东盟合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应加强宗教文化地区差异性及其演化机制的研究,充分理解宗教文化的细微差异,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思维模式、精神生活等,尊重当地宗教文化,实行本土化的管理策略,对于保证合作的进行与投资项目在当地的长足发展,极其关键。跨国公司在国外经营时应该在生产、经营、销售、人事等各个方面做到与东道国经济、文化的融合,同时积极承担东道国的公民责任,服务于社会。本土化管理策略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加全面地了解当地的市场状况、投资环境以及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有利于加强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以及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以减少文化上的冲突,淡化民族的抵触情绪和仇视心理。
其次,发挥宗教文化地缘一体化效应,顺应地缘文化竞争的国际趋势,积极谋求和发展构建有利于对外投资的“地缘文化”,构建社会文化共同体。21世纪争取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是地缘宗教的核心。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例,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可以同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中国全面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徐以骅,201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宗教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建立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南传佛教是东南亚地区当地社会与华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在当前面向东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可以利用云南等地丰富的佛教资源和与东南亚国家的深厚渊源关系,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郑筱筠,2015a)。
再次,发挥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促进宗教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的特点。宗教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共同现象,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云南又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扮演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在经济区位优势的商贸往来中已经形成了经济区位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这一经济区位优势可以与中国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相互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郑筱筠,2015b)。
最后,需重视儒学(教)文化与印度尼西亚“孔教”、越南儒教等在中华传统文化层面的感召和吸收,以及与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的文化对接和辐射作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儒教受到高度重视,成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儒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丰富了东南亚多样化的宗教信仰,也推进了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宗教文化及经济的交流。
总之,在东南亚地区,将宗教文化资源转化为中国—东盟合作与积极外交的战略资源,仍有很大空间。宗教文化资源的运用可以成为增强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与经济内在联系的天然优势。中国应该在加强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机制的同时,积极建立宗教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体系,逐步建立宗教文化机制的合作平台,从不同层面深化中国在与东盟合作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1]陈衍德主编:《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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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以骅:“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12]于光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点述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3]余益中:《东盟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郑筱筠:《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4年。
[15]郑筱筠:“发挥宗教在对外交流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中国宗教》,2015a年第10期。
[16]郑筱筠:《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b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