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 策 启 示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近年来东南亚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1960年至今，东南亚各国先后经历了较快的城市化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22.7%增长至2014年的47.03%，城市化率虽然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差距逐渐缩小。东南亚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由1990年的1.58亿人增长到2014年的2.94亿人，25年来增长近1倍，体现出快速城市化的特征。这些人口主要集聚在首都周边的特大城市地区，显现出首都超前发展的“特大城市化”现象。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城市化质量较低，表现为城市人口增长与其就业性质、生活质量、文化教育水平等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脱节，呈现“虚假城市化”特征。这些特征对东南亚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诸多挑战。
当前，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东南亚地区毗邻中国南海，是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必经通道和重要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对外线路中的重要节点区域。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依然是未来东南亚区域发展的主旋律。东南亚总体城市化处于中期阶段表明了未来东南亚的城市化进程依然持续很长时间。而这一过程中对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与日俱增，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持续增大。因此，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重点将集中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差异：新加坡和文莱呈现人口—经济—社会城市化高水平协调发展特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的人口城市化超前发展，属于“超前城市化”国家；泰国显现出人口城市化滞后发展特征；柬埔寨的人口—经济—社会城市化都表现出低水平的滞后发展。因此，中国与各国间的区域合作应根据其城市化发展阶段差异特征，针对不同国家差异性的发展需求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分区分类差异化的政策，使中国—东南亚区域合作更具针对性，更具效益。另外，由于东南亚城市体系发展极其不平衡，首都极化和大城市化显著，因此，东南亚各国首位城市（及其与首位城市相关的）产业需求将是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因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
第一，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和开展“城市论坛”等方式加强中国（尤其是华南、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城市间的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将城市间的友好联络作为国家间交流合作的“原点”和“支点”，成为中国—东南亚合作的首要空间载体。
第二，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多环节。可采取合资、购买—建设—经营、建设—经营—转让、管理契约等模式，实现与东南亚国家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第三，加强与东南亚城市流空间网络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陆上交通联系，加强二者之间的铁路与公路建设，完善中越通道、中老通道、中缅通道，强化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交通可达性；进一步增加中国与东南亚主要城市的航空线路，推动中国—东南亚航空网络一体化；根据贸易需求开通更多航运线路，为中国—东南亚经贸往来提供坚实的运输保障；更加注重中国与东南亚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连通，形成高效的信息网络。通过上述措施，综合提升中国与东南亚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空间联系，最终形成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流空间网络。
［1］Asian Developent Bank. 1997. Aspects of Urban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Asia.
［2］United Nations.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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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倩倩：“东南亚国家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贫困问题”，中国国际扶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3年。
［5］饶本忠：“论东南亚国家城市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10期。
［6］陶涛、周梦璐：“亚洲城市化进程对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吴崇伯：“东南亚国家的就业形势、对策与前景”，《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8］新玉言：《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