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的书香

灿烂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树下的长条凳，凳上的咖啡杯，杯周围和上空的袅袅的轻烟，手臂的舞动，脸上闪闪的茸毛，甩出来的一串串有金属声般的德语，错落而成一幅动的光阴。

旧书摊似乎在光阴的边缘。在这样一个初夏的中午，那一本本一摞摞的旧书随意地摊放在桌子或活动条案上。这是在图宾根威廉（Wilhelm）大街大学食堂前的小广场。淘书的人散落在长长的摊前，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摊主就是常来摆摊的那个中年人，或许是年青人也未可知。

关于德国的书与贩书，我有许多的印象，这是其中很鲜明的一幅。

在这样一个时刻，学生，以及在大学城里生活的各色人等，更在意的其实是享受那惬意的一刻，而不是那些旧书。书摊是中午时光的一个因素，仿佛是来消闲的，无需着意，然而，缺之便使得这个时光不完整。食堂对面就是大学的图书馆，你有足够的力气，就可以搬几十本书回去读。那么人们为何要与书贩饶半天价钱购一本旧书呢？为了拥有几缕属于自己的书香。

这个书摊偏多文学、历史著作，一些专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袖珍丛书，或曰口袋丛书，还有一些画册。据说，有几本书很有版本上的价值，书贩也不时向偶尔一遇的行家介绍他的珍藏。可惜我不懂，只是随兴地翻翻；有时碰到有大量插图的历史书，真是生面别开，但价格昂贵，虽然喜欢，但也只是止于此。真能掏出来钱来买的，还只是研究领域中的文献，并且是要带到北京去用的。

时有人说，在书摊上经常可以淘到书店里遍寻不着的书，但对我这样只买大路货的人来说，书店与旧书店还是更好的去处。冬天的时候，书摊搬到了食堂里面，书摊前面活动的人头和手也多了起来。一天，我在书摊上发现一套迈纳尔（Meiner）版的柏拉图全集，价钱看起来合适，虽然有点显旧，书相还是不错，书页之间也没有什么划痕，就买了下来。过后不久告诉了一位朋友，但他却说，在威廉大街南头的威利书店里，一套新的也只是稍贵了十几个马克而已。这自然有点扫兴，于是，我便觉得，哲学书大概是不宜到书摊去淘的。

威廉大街上有许多书店，最大的一家叫作奥西安德书店（Die Osiandersche Buchhandlung），1596年就开张了——三百多年的老店，但只售新书。巴符州一带的许多城市里有它的店面，最新出版的德文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种类也非常地全，价格自然是不菲的。它自称可以提供的书籍达150万种之多，很让人感叹。店铺上下三层，实际上却并不大，但布置得高低冥迷，峰回路转，使人油然生发书外有书、学海无涯的情怀，而一时迷离起来。

不过，其实这还不是淘学术书的好去处。因为新，所以在架子上放着的多是研究性的著作，成套的原著却是很少，因为它们不可能每年都出新版，也不会每年都印一次。当然可以预订，但没有随手可取来得尽兴。二〇〇一年临回国前我在这里买过一套迈纳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的哲学百科辞典，好像花去不少马克，现在却记不得是多少银钱了。

图宾根淘学术著作的最好去处有两个。一处就是前面提到的威利书店，它与奥西安德相近，全称是H. P. 威利旧书店、书店和出版社（H. P. Willi Antiquariat，Buchhandlung，Verlag）。虽说是旧书店，大概也真有旧书，但我目之所及多是陈书，而非人用过的旧书。我兴趣范围以内的书很多，尤其是各种哲学全集很全，整套整套地搁在架子上，很是壮观。橱窗里，堂前的地上堆放着店主时时隆重推出的作品，比如尼采全集，胡塞尔文集，有一次是黑塞（Hesse）全集——这位老兄是在本城做书店小二出身的，倒一直没有弄清楚他是在哪一家佣工的。店的后堂，在桌子上、书架上多是文学著作和口袋系列。我记得，我那套黄色封面的歌德全集和黑色封面的卡夫卡全集就是从这里买来的，那套绿色封面的荷尔德林全集也是从这里搬回来的。前厅则多学术著作。科学院康德全集前十一卷就搁在大门正对的书架的最高一层上面。有两种，一种就是褐色硬面的原版，价值上千马克，另一种就是一九六八年影印的蓝色软面版，开价几百马克。多次出入这个书店，在梯子上几次爬上爬下之后，才买下了那套蓝面康德著作。因为第一次到德国时，囊中羞涩，只能来翻翻过干瘾。再次到德国时身份既变，窘境不再，抱得康德文集归，否则回去不好向自己交待。它是最全的康德著作集，也是编得最好的康德文集。它的页码是国际康德学界的通用页码，不过，字体却是花体的，读起来颇有点麻烦。这应该是我在德国买的最贵的一套书。

来多了，跟店主也就有一点儿熟识了，有时也就跟他还点儿价钱。这个不算小的店面也就他一个人看管，很多德国的旧书店都是这样经营的。店里是相当整洁的，书无论新旧一尘不染，也摆放得很齐整。

在这个店里还淘到了两种很值得一提的书。其一就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这本书曾经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因为它是韦伯死后由人编辑而成的。批评者认为它把韦伯一些不同时期的手稿、著作编在一起，甚至抽编在一起，不符合韦伯原来的思路。据说，一九八五年最后一刷之后就再也没有印过。韦伯研究版文集编辑启动之后，此书大概再也没有重印的可能了。我所买的这本是一九八〇年印的。新编的研究版文集太贵，国内只有两三个图书馆在收藏。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同样是Mohr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如《科学论文集》、《政治论文集》。前一本也是在这个书店以低价淘得的。

其二就是施密特的著作。这位在国内很为人追捧了一阵子的法学家，其书在德国卖得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著作并没有口袋版或学生版，只有那种很板正的十六开本，所以卖得奇贵。在德国，一本著作是否受欢迎，很可以从价格上看出来。迈纳尔版的康德三大批判合在一起卖才五十多马克，而施密特的一本九十一页薄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就要价三十二马克。当时在图宾根好像也就这一家才有施密特的书，并且架上就只有一套，我就把它们一并买下。于是，我的施密特原著藏书就领先于国内的各大图书馆了。

图宾根另一家比较对我胃口的书店是“嘉斯特”（Buchhandlung Gastl），它位于图宾根老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入口是一扇单开门，推门而入，堂面显得逼仄，但有通向不同房间的门，别有洞天的样子。它大概也真卖一些旧书，好像有许多画册，但我记得清楚的是楼上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以及那个专卖英文学术新书的小房间，还有几乎仅容一人过身的通道。《政治论文集》是在这里买下的。韦伯研究版文集的《儒家和道家》、《印度教和佛教》也是在这里发现和买下的，每本三十九马克，相对来说很便宜；因为重新编辑过的有关经济与社会的文字，分成了好几册，每册都在一百马克左右，终于不舍得出手，只好请学校图书馆订购了。楼梯靠里一侧也搁着一排排的书，大都是苏尔康（Surkamp）出版社的学生版口袋书。我的几本哈贝马斯的书就是从楼梯间抽出来买下的，比如《交往行动理论》。

在德国教书那一年，搜集了许多韦伯的原著，原本是为做进一步研究而用的。这些书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已经多年，虽然时常翻阅，但研究的重心却一直未能回到这上面来，因此这些令人喜欢的书就在夜灯里常常提醒我生涯意义的历史性。

虽然向不重版本，但偶尔碰到却不会放过。记得在日本大阪的那半年，到神户去逛，在中央区三官町看到一家专卖“和汉洋”古典籍的后藤书店，门口两边架子上的纸箱里放着许多西文著作，中间竟然有一本一九二八年第一版的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这是由海德格尔编辑整理的，旁边还有一本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原来价定得很高，估计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于是店主就来了一个优惠：买一本，原价，买两本，第二本就优惠至一千日元。不会日语，但凭汉语与店主还了一番价钱，最后用二千日元把它们买下，小有自得。这是出于纯粹的兴趣，因为我已经在那家威利书店买了一套胡塞尔文集，其中就有《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而那册《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到现在为止一直就任凭它以本身的方式存在着。这家店主是有心人，在每本旧书里都夹一张有店名地址电话的书签，但正面却是乡先贤陆游《晚兴》里的一句“千卷蠹书忘岁月”，见此不免心中微微一动。

为此，后来又去过这家书店几次，在这里淘到了一本修订版的《正义论》，也才一千日元。店里最多的是线装的汉语古籍，很想买几册把玩，后来一位行家告诉我，这是日本汉籍，并不珍贵。于是，就想起当地中华街上的中餐，滋味原不地道，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中土的风味了。这样又联想到，在海外要解国餐之馋，只有自己做一路，中餐馆大概是去不得的——只有多伦多例外。在大阪还淘到过蒙田散文的英文版。那天是送妻女回国，回程在一个名叫天下茶屋的站换乘，趁便就跑到站内的天牛堺书店随意浏览，在众多无聊的小说中见到三卷本蒙田散文的前两卷，精致的装帧让眼睛一亮，很便宜的价钱，便买下，在电车里就读了起来。

在德国还有一处地方是可以淘旧书的，那就是跳蚤市场。不过，学术一类的书是难觅一册的。常见的是儿童书籍、小说、教科书。不仅便宜，还可以还价。有时也会遇到极古旧样子的书，但不谙版本，所以只翻而不买。通常把书带到跳蚤市场来卖的人，其兴趣所在，大概就在这个市场本身，而不在于钱。所以你翻书，一样样地翻看各色古董旧货，摊主是不会介意的。据说，有一个人在德国的跳蚤市场里用五马克买到过一幅徐悲鸿的画，此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在德国枯燥的生活里，是常为喜逛跳蚤市场的人所乐道的。其实，在那种地方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淘几件半旧不古的德国小玩意儿，放在书边上，添几许异域的情趣。

行走在图宾根这个几乎唯一没有被战火摧毁的德国古城中，进出那些藏身于古宅中的旧书店，想起这个民族的思想对国人的复杂影响，那教堂的钟声就显得格外地烦人。

记得那次在洪堡大学的广场上看到的一九三三年纳粹焚书处的标记，上面特意提到秦始皇烧书一事。仿佛世界上烧书的事情，都是秦始皇教的；那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罗马人以及后来的纵火者，不知是否读了始皇本纪一类的书而后才点火的？纳粹烧得最多的是非德意志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一派的社会主义的书籍都在焚烧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那些黄帝的子孙们正是跳跃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之下，烧的却是真正的中国的书籍、文物，还有中国人的精神和良心。对自己的传统，对人类极致的精神产物的这种刻骨仇恨，回想起来依然令人胆寒不已。焚书者所焚的书或许内容不同，但他们的心态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今天把那些承载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古城、建筑彻底摧毁的人，也正是他们的谬种流传。

淘书之志总在于阅读，而读书之志便在于兴怀。人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畅叙幽情，或放浪形骸。不过，王羲之说，人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所以他要把文章集而为书，让陈迹得以流布。原来先人早已明白，有了文字之后，书使光阴成为人人可以一见的流派，而现文明的来龙去脉。倘若书是烧不尽的，那么读书人就可以在千百年前的暮春里一觞一咏，而在千百年后的初夏里复为之一嗟一叹。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日写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发表于《文景》，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