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尊·亲·贤

宗法之义，为亲亲尊尊。《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246《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247

从亲的角度来说，长幼都是父亲的儿子，俗话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而孙子则隔了代，在血缘上淡了一层。从尊的角度说，嫡长孙是未来的宗子，地位高于他的叔父。金景芳先生据此认为，三代制度的基本特点与最本质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在不同的继承制上。古人把这个特点与本质的东西用两个字来概括，即所谓‘亲亲’和‘尊尊’；用一个字来概括，即所谓‘质’和‘文’。质的含义是质野，因为血缘是生物所共有，重视血缘是原始余迹，所以叫做‘质’；文的含义是文明，因为政治是人类所独有，重视政治是进步的表现，所以叫做‘文’”248。

《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谷梁传》：“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范宁注：“尊则无敌，亲则保全。尊谓王，亲谓鲁。”249《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春秋》曰，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败之者，以自败为文，尊尊之意也。”250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51西周周礼盛时，亲亲而尊尊。至春秋季世，礼坏乐崩，于是尊崇贤者，冀挽颓势。《国语·齐语》：“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252《晋语》五：“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薅，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从而问之，冀芮之子也，与之归；既复命，而进之曰：‘臣得贤人，敢以告。’”253许倬云曾选取见于《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的春秋人物516人、战国人物197人进行对比研究。其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由公子集团在春秋的作为看来，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有的襄助国政，有的觊觎君位；而在后期则直接有政治活动的公子愈来愈少，未再见公子担任正卿者。政治活动的重心由统治的公室转移入大夫集团。家族与国家间密切联系终止；公子王子不复因其身份自动地获一部分统治权力，正以显示此点。在春秋后半期大夫的势力增长，而公子集团则在中期即呈颓象。这种形势的转易若以公族家庭关系与国家政治开始分离视之，似乎可说大夫们得到权柄并不全仗其出生后的身份，由侪辈中脱颖而出仍多少须有一些才能。春秋未到末叶，大夫集团也已走上了下坡路。大夫们的权力又转移到另一个人数更多，因此人才也更多的“士”集团。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战国史料可考时，国史上出现完全与春秋面目不同的时期。重要的改变趋于完成。班氏的《古今人表》将用来讨论社会上的“新人”，或出身寒微者。所谓“新人”的标准如次：第一，没有正面的证据提起他是任何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第二，姓氏不是巨家大族的姓氏；第三，姓氏中不包含官衔或称号。对比春秋战国两时代“新人”，可以看出，在公元前464年以前，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数为总人数的26％；彼时以后则平均数达55％。略比较春秋与战国的卿相。第一点，战国的卿相既无一定的任期，也不是终身职。春秋之卿，若不是中路闵凶，被杀或被逐，大多在职终其身，或一直到他自愿退休归老为止。战国卿相更迭频繁，可看出国君权力大增，否则人主不能易相如此之容易；相对地，卿相权力大减，否则外国纳相不能成为两国结好的标准方式。第二点，战国卿相的来源殊为庞杂。有时是异国的公子，有时是周游列国的游士说客。因此这种新形态的卿相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国的社会，也因之不能构成传统的阶级。第三点，除少数例外，七国卿相若不是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即是出身寒微，缺乏大家族作后盾的人。春秋时政治上具有决定地位的强宗巨室似乎绝迹于战国政治254。

可见，春秋时虽已较西周尚贤，但是贤人尚无法与尊、亲比肩。顾颉刚曾详细考据，证春秋时之“所谓‘明贤’的贤只是贵族的贤”255。虽然这已经打破了周礼世官之传统，黄俊杰仍明确表示，真正的“尚贤”系与“亲亲”“置于对立之立场而言。前者指封建政治之下，依亲缘背景而不以其个人能力取得高位之旧制；后者则指亲亲精神瓦解后，社会地位之取得以个人之才干与能力为取决条件之现象而言”256。至春秋末年、战国之世，无尊无亲的贤人才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上第一个将贤人推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的是墨子：“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257相应地，墨子很鄙夷周礼之尊、亲：“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258此可谓启秦制之先声。儒学《春秋》之义，则相容二者，尊、亲、贤并重。《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59

正如孙曜所言：“盖宗法社会决无人权之可言。无论何人，只认其为族中之一分子，而不认其个人人格之存在。”260许倬云在考察了西周墓葬习俗后得出：“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已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261贤则只能就个人而言。至尊贤之义立，等级的坚冰便渐渐融化，一个个个人的才能与活力遂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至《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262已改尊之内涵为尊贤。杜正胜更是敏锐地觉察到周礼爵制与商君军功爵制的内在联系：“商君变法，按照军功授爵，师法封建阶级秩序的旧精神，灌注战国编户齐民的新生命，巧妙地融合爵禄与战功，施用在能征惯战，深具戎狄习性的秦人身上，建立了爵禄为里、战功为表的等级爵制。爵级变成军队组织的灵魂，社会阶级的架构，和人生追求的目标。”263“尊尊亲亲”和“举贤上功”正是周礼与战国各国变法，尤其商君之法的各自特色，其区别即在于是否有个人经后天努力跻升高位之可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秦二世的忧虑：“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大臣为军功高爵，于国为尊；官吏包含军功中低爵及文官系统，于国为贤；诸公子为始皇之子，于国为亲。三者皆相关于国家权力：尊为权力之建构，贤为权力之运用，亲为权力之延续。此于周礼及《春秋》之义一脉相承，卓然可见。周礼亲亲尊尊，春秋时虽尚贤，但贤者尚不能比肩尊亲，至《春秋公羊传》才以尊、亲、贤并列。不过胡亥所言的次序乃是“尊、贤、亲”，与《公羊》不同，盖各以所尊排序。秦制诸公子为黔首，故列末。唐太宗诏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太宗曰：“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264可见专制君主，无论古今贤愚，别无二致。秦始皇时，诸子虽为黔首，尚未尽废亲道。胡亥最初拒绝赵高废立之谋，也可谓义正词严：

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265

以弟继兄为亲，以子继父为尊，“能”则对应于贤。可见胡亥此时尚未废亲亲。之所以将兄放在首位，大概因为倘若废立，于父虽违命，可是继位者仍为父之子，不若对兄伤害之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法虽焚《诗》《书》，但是至少高层如二世、赵高等人都还是熟知《春秋》的。且不说《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曾大量引述《春秋》经传，266赵高说胡亥篡位时即引述《春秋》：“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267此外，《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集解》引臣瓒曰：“将谓逆乱也。《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268按见《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