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村建设》概貌
第一节 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一、 梁漱溟及其学术活动
梁漱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及践行者，其乡村建设理论卓著，成果斐然。对梁漱溟本人进行全面了解与研究，对于全方位研究《乡村建设》意义非常重大。
（一）梁漱溟生平简介
梁漱溟生于1893年，卒于1988年，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寿民、瘦民做笔名），生于北京，籍贯为广西桂林，蒙古族。他是文化哲学的创始人，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一生致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大力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弘扬儒家学说，并建立了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注1
梁漱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祖上世代为官。自幼聪慧过人，不仅熟读国文，同时还通晓数理化及英文。年仅13岁便考入了北京顺天中学堂。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政治主张十分明确，追求维新派，谋求通过运动来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社会。1911年，时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年仅18岁的梁漱溟放弃了升学的机会，投奔到极具改良革新倾向的《国民报》当记者。该报为同盟会机关报，所以同年梁漱溟顺利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后热心于社会主义。注21916年，青年梁漱溟发表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究元决疑论》，因其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独到的见解，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决定聘请他到北大当教授。梁漱溟在北大任教的7年里，着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撰写了《印度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此书同样极具学术水平，社会影响极大。次年又在北大出版了《唯识述义》（第一册）。
31岁时，梁漱溟决定投入乡村建设运动，便毅然辞去北大教职，首先去了山东曹州，着手试办中学高中部，不久就投入国民革命，最终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梁漱溟于1930年接办《村治》月刊，并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从此开始践行乡村建设运动。河南村治学院因战争转入山东邹平，梁漱溟担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从此山东省乡村建设运动拉开了帷幕，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就以山东作为主要基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发表了多篇极具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这些经典论著从多角度全面引领着广大乡村建设者开展富国强民、构建新型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以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的角色多次为国共合作开展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有着卓绝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邀请梁漱溟先生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并推举梁漱溟先生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梁漱溟对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导致其和党中央时不时有不同的政见。特别是在1953年，梁漱溟因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党中央有不同的政见，发表了一些与党中央不一致的政治言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历史上著名的“毛梁之争”就来源于此。因此也引发了现当代诸多学者及政治派别的诸多争论，此后，因受“左倾”思想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梁漱溟受到了诸多不公正的思想批判及政治待遇。梁漱溟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家，一生都未放弃对文化的学习与追求，1985年，92岁高龄的他还在“中国文化讲习班”讲授科学文化知识，并为学员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报告。1988年，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因病逝世，享年95岁。
（二）梁漱溟学术研究、救国救民思想及其理论研究简评
梁漱溟一生中成果卓著，著述极丰，著有《究元决疑论》、《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及《人心与人生》等数十种著作。这些经典名著为乡村建设乃至中国的发展探寻指引了通向曙光之路。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梁漱溟不为时代潮流所动,高举中国传统文化大旗,指引全国人民正视中国国情，尊重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自觉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兴起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不仅继承和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掘并运用了传统文化的普世精神和现代价值，为中国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漱溟热衷于对时局的关注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对时事感兴趣,学习积极，积极参与多项政治活动。梁漱溟一生都在致力于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他曾经试图通过遁入空门、研读佛经，并从佛经中找到救国救民之路。然而，战争绵绵，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中国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迫使悲愤不已的他改变了这种救国救民的思想方法。作为现代儒者的梁漱溟的救国救民思想有了质的转变，最显著的转变是，他放弃了佛教的出世思想，并以积极入世的方式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梁漱溟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指引着他探寻中国发展之路，不管外界成败与否，梁漱溟始终坚持儒家的“道统”。梁漱溟的经典名言“现在我不能死去，如果我现在死了，中国的天下将要大变，历史也会改写”注3，充分展示了他作为现代学者的儒学情怀。
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不仅是一名哲学家或学者，更是一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还时时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及广大劳苦大众，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注4为奋斗目标，指引自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为了强国富民，倡导和践行了一场影响大部分中国土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践行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梁漱溟勤于思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并收集编撰为《乡村建设理论》这一经典名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广泛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纲领，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当代著名学者张汝伦认为,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发表奠定了梁漱溟作为重要思想家的地位。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乡村建设理论，明确指出了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富民强国，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他指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社会，仅仅单纯地消灭军阀或实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都是不现实的。注5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雅的梁漱溟作为一名政治家极具远见卓识，看待问题极其深刻，一语道出了当时解救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构建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创建及其学术活动
（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创建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广大农民贫穷潦倒，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痛苦生活，农村经济极其萧条。梁漱溟感慨：乡村老百姓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痛苦；乡村老百姓得到好处就是中国人民的好处。注61929年，他从北大辞职，应韩复榘的邀请赴河南及山东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相关职务，从此，梁漱溟就投入旨在构建新的社会管理体系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最早雏形是1929年由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大力支持并直接下令设立的河南村治学院，后于1931年因战争原因，迁入山东邹平县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并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从此乡村建设运动便以山东为基地，大规模向中国广大地区扩展开去，涵盖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机构分成五部：1.乡村建设研究部；2.乡村服务训练部；3.乡村建设实验区；4.总务处；5.附属机构，如农场、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乡村建设研究院机构设置图如下所示：
图2-1 乡村建设研究院机构设置图
1．乡村建设研究部
乡村建设研究部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机构，由梁漱溟担任主任。该部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制定乡村建设发展规划，培养乡村建设高层管理人才，倡导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勇于实践、开拓进取的优良社会风气。每期招收四五十人，招生对象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受过高等教育，能够胜任一个教师的职责，能够教育指导乡村建设相关知识，而且热心于研究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后改为半年），主要讲授基本研究和专科研究。关于授课内容，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对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回顾》一书有专门记载：研究部授课时除了采用《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两本书外，还聘请王平枢、黄艮庸做课外辅导，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有时候还聘请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授做专科指导。注7
最初，乡村建设研究部只招收山东籍的学生，学生不需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全部由院方提供。一段时间以后为了倡导乡村建设运动风气，将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推广开去，乡村建设研究部也招收少量的外省学生，数量控制在总数的十分之一以内，但外省学生要自己承担部分费用，研究部供给生活费，不负责其他费用。研究部共招收本省研究生六十六人，另又招收了外省学生十几人，前后招生共计三届。这些学生学成毕业后大多留下来继续从事乡村建设相关工作。
研究部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重要的部门，规划了乡村建设的美好蓝图，为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了大批高层管理人才。
2．乡村服务训练部
乡村服务训练部简称为训练部，该部以陈亚三为主任，是为实施乡村建设、训练乡村实际服务人才而设。训练部招收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学生须就地录取，其原定的录取条件为：
“第一，世代居乡，至今其本人犹住家在乡村的，这是因为学生不失乡村生活习惯，尤其紧要的是，是因为他熟悉乡村情形。
第二，曾受过相当教育，具有普通知识。非有知识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能为公众做事。
第三，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内的，这是因为年力正富可以有所作为，而又不要太年轻。”注8
但是因为山东全省一百零八县，事实上，从各地录取学生有下列困难：
“第一，各地情形不同，鲁西不同于鲁东，鲁南不同鲁北，要在训练学生时指点他们了解研究，势所来不及，在指导实施乡村工作时，要帮助他们解决地方上的问题，普泛的照顾又万做不到。
“第二，训练后回本地做事，每县人数过于单少，则事情不易进行，而假定每县十人左右，同受训练便达千人，研究院的人力财力一时均有不及。”注9
基于上述原因，训练部于是实施分区域招生、分期次举办。第一届在邹平县辖区的旧济南道等27个县中招收学生二百八十余人，自费学生二十余人，入学资格为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者。按照学生学历高低及实践经历统计比较结果，大概以达初中毕业程度以下但曾经从事乡村服务者居多，所以他们的学识颇为薄弱。学生受训时间为一年，由研究院每月给伙食费五元，学校的统一制服则按季配发。第一届于1931年7月入学，1932年6月结业。第二届招收鲁西鲁南41县学生二百八十余人，于1932年7月入学，这批学生的一切管理规定与第一届没有差异，只有课程安排比第一届科目多些。由于训练时间极短，所以成绩不是很好，所以训练部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将一年时间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普通训练，时间3个月，注重精神陶练、军事训练两科；后一段为分组训练，时间9个月，共分为五个组，一是农村自卫组，二是国学组，三是乡村问题组，四是精神陶练组，五是凿井组。共同必修的乡村建设理论于最后两三个月内排课。
自第二届学生结业后，停招了一年，于1934年6月份开始招收第三届。其办学管理办法与上两届相比变动较大，一是严格制定报考资格，取消同等学力，规定必须在初中、高中或后期师范与乡师毕业的人才能报考。二是除了在胶东潍县等26个县及鲁西北14县招收公费生290名以完成全省各县的训练外，另外招收自费生数十名，不限省籍、县籍，并且分别指定在邹平本院及菏泽分院学习训练。三是训练的办法安排不同，较以前有诸多改进。注10
训练部以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增强其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注重实践是训练部的主要特色。
3．总务处
乡村建设研究院所设立的总务处是研究院的后勤辅助机构，全院所有的行政事宜都由总务处掌管。首任总务长是叶云表（籍贯：河北省大城县）。总务处的职能和现在的学校及科研单位所设的总务处有所不同，现在的总务处职能只具有“庶务股”的职能；乡村建设研究院所设立的总务处不仅下辖庶务股，还下辖具有教务处职能的注册股、具有行政科职能的文书股、具有财务处职能的会计股、具有纪委监察审计职能的稽查股以及出版股等单位，并经常召开事务会议，处理研究院日常事务。
4．乡村建设实验区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县为山东县政建设实验区。县政府组织实施改革：以财政、建设、教育三局归并为县政府第三、第四、第五科；将民团大队部改为民团干部训练所。第二、第三科主要掌管财政事项，虽有省县的区别，但性质相同。1935年，县政府将第二、第三科合并为第三科，掌管所有财政事务。至于第二科，则主管公安、警卫、征调、侦缉等事项。而将公安局民团干部训练所裁撤，另设警卫队、行政警卫队，都属于第二科管辖。此外，设有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县合作事业；设有辅导员办公室，辅导各村学与乡学开展教育活动。至于县以下的组织，按全县十三乡每乡设立乡学一处，乡学下设村学若干所；其乡村一方面为社会改进机关，另一方面为地方自治兼行政机关。其次，全县机关除有县政会议外，还设有地方会议，以及各乡理事及工会、商会以及其他人民团体组织，主要负责研究决定地方经费增减、县公产经营、公共事业管理，以及县政改革实验事项等。
实验区对行政机构实施改革后，为了适应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又对农村金融流通处进行改组。1934年以前的农村金融流通处，办理政府征收支付事项，行使县政府金库的职能。但是，农村金融流通处长期以来未能全力发挥其职能，于是，在各级领导的带领下，开始对农村金融流通处进行改组。1935年，改组后的农村金融流通处负责筹定资本，专门为流通农村金融服务。一方面，以农村信用合作为唯一放贷对象，另一方面，仍继续代理县金库行使职能，但不再办理征收业务。在组织上，成立了采用经理制的董事会，这与以往大有不同，在管理上更趋于规范。实验区在对行政机构及农村金融流通实施改革时，对实验区的户籍、教育等也有新举措，简要阐述如下。
（1）举办户口调查，实行人事登记
1934年年末，实验区成立邹平户口调查设计委员会。1935年1月8日，发动在乡村实习的同学，举行全县大调查，调查完毕后就筹办了人事登记处。4月1日成立各乡学户籍处，县政府设户籍室。每一乡学户籍处设户籍主任一人，由联庄会员的乡队副兼任，联庄会的村组长兼任户籍员，全县107人。以全体联庄会员及甲总编为户籍警，开始工作，着重宣传方面。7月又举办户籍登记，由各家长依照户籍法申请登记。将登记书整理完后，开始编辑户籍登记簿。此项工作完成后，人事登记就步入轨道了，只需随时查看，随时可以知道人口数。
（2）整顿村学
邹平的实验工作，主要是在乡村组织的实验，涉及村学与乡学。村学工作，虽然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两年来，始终未做得很好。梁漱溟于1935年6月兼任县长，其目的在于整顿村学。将所有村学教员一律调整，选拔一部分，再加上新毕业的同学，集中培训，然后下乡充实到乡学工作。同时在全县指定几个乡为先办村学区域，其余的暂且缓办。
（3）凿井救旱
梁漱溟初到邹平，就提倡凿井，请定县李子棠先生担任指导。但是因为连年丰收，老百姓感觉不到凿井的需要。至1935年，自春到夏，数月不下雨，老百姓人心焦急，于是开始大规模推广凿井。县政府原备有凿井贷款六千余元，已不敷需用，特又筹拨两万一千余元，一律无息贷出，奖励凿井。计各乡贷款新凿共三百三十三眼，非贷款开凿的井有七百零二眼。
（4）试行导生制共学处，以普及义务教育
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小先生制，曾在第十二乡试行。其后又参照定县导生制，在第十一乡学搞实验，其他乡学也逐渐效仿。此事除了具有启发学生活泼自动精神及组织能力的优点外，对于解决贫苦失学儿童的教育问题，贡献也很大。后来推行于第十二乡至第七乡，随后在全县推行。此前为实施义务教育所提倡的短期小学，在邹平被共学处取代。
（5）举办自新习艺所
从前的乡村社会，对于那些干坏事伤害他人利益的凶恶之人，由政府相关部门来进行制裁。由于行政与司法不分，政府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由政府来制裁恶人，也就十分容易。自1911年以来，政府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减弱，好人被坏人欺辱，好人却无可奈何。有鉴于此，实验区成立曾制定一种办法，将乡间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违法乱纪者拘押在一起，实施特种教育，名为成人教育特别班，曾经呈请省府实行。这与新刑法中保安处理治安事务的办法较为相似。后来又将该办法进行了改善，规模扩充，戒烟也涵盖在内，改为自新习艺所。
5．附属机构
（1）图书馆
建设研究院的图书馆以1937年6月研究院成立之日为起点，当时馆舍在研究院西跨院南屋，藏书室、阅报室、管理员寝室，一共只有三间。1932年夏因为馆舍偏僻，不敷应用，于是迁到研究院训练部教室前面的东屋。以后馆址每年都有扩充，图书也陆续增加。1934年八九月间为求馆中内务充实，订购图书登记簿、目录卡片等用品十多种，并且制造杂志架、报架、目录箱等应用物品。为全院师生阅览研究便利起见，藏书室改为开架式管理。10月又招收练习员两人，管理图书馆及办理邹平全县乡村图书馆。
图书馆设主任一人，秉承院长领导，总管全馆事务。下有事务员一人，练习员二人，分任阅览、期刊、编目、登录、事务各组事务。为增进图书馆效率起见，组织图书馆委员会，商讨馆中重要的事务及审核图书与馆中各种章则。会期不定，必要时由主任召集会议。
图书馆的经费，除了职员薪俸及添购设备费由研究院支付外，原定每个月购书费200元，专供购买图书、订阅杂志报章之用。自1935年度起，因全院经费缩减，图书馆购书费也减为每个月120元。
馆舍使用过去训练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教室，辟为普通阅览室、杂志阅览室、书库、办公室，位于各教室及教职员学生宿舍之间，地处适中，往来便利，而没有一切扰乱。注11其组织系统结构如图所示：
图2-2 图书馆组织系统结构图
（2）医院
山东建设研究院举办医药卫生事业，发起于1934年夏。因一时人才经费未能立时筹就，难以立刻实现。经过梁院长的各方奔走，得到内政部卫生署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的协助，与私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并且得到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的同意，暂聘借该局技士李玉仁为主任。继而奉山东省批准开办费4800元，并暂定每月经费1185元。于是自7月起开始筹备，先行开办医院，直隶于研究院，当即商定以研究院图书馆及县政府第五科房屋为院址，即日进行修理。至9月底大致就绪，10月1日正式开幕。为地方卫生行政的便利，1934年11月成立卫生院，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卫生推行机关，直隶邹平县政府。
医院与卫生院的组织、人员与经费并不分开，实际上是一个团体，为行政上的便利，而有两个机关的名称。内部原分为平行四组，后改为平行三组，而以卫生教育组为三组共同之矢地。医院与卫生院经费的来源分为四处，除了卫生署协助外，私立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医院和卫生院合作，以医院和卫生院为该院学习公共卫生的实习地点，因此每个月协助经费300元。医院与卫生院应地方的需要，诊疗与卫生并重，在没有设病室之前，每天上午八至十二时，下午二至五时为门诊时间，而以免费为主旨。初诊仅收挂号费铜圆10枚，复诊为4枚。药费除注射“九一四”外，概不收费。注12其组织系统机构如图所示：
图2-3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组织系统机构图
（3）其他机构
除此之外，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附属机构还设有下述单位：1.乡村书店，主要职能是负责印刷、销售有关乡村建设的书籍；2.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负责指导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的毕业生为乡村服务；3.社会调查部，掌管社会调查，提供各种研究资料供研究院使用；4.合作指导处，负责指导合作社的组织工作；5.菏泽第一分院，具体负责研究院部分工作，同时还担负鲁西菏泽等地的乡村建设的研究工作；6.农场，用于良种实验和民生改进推广以及提供学生实践等。研究院还建立了包括“院县联合周会、每日班前会、县务会议、县地方会议、村长会议”的会议制度，及时了解研究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各个部门及下属机构的情况并传达指令。
总而言之，乡村建设研究院通过由上述四大基本机构及其附属机构所构成的运作管理系统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术活动
1．乡约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天灾人祸的压迫下，新一代青年向往西方民主。由于当时的西方经济发展迅猛，民主思想随之深入人心，这使得中国青年对西学更加崇拜，企图在西学中寻出一条能拯救中国的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13的思想也因此牢牢拴住了民国时期新一代青年的心。基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国情，梁漱溟认为，西方社会制度本身就不完整，特别是在道德制约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随着社会的长期发展，西方的管理模式会使国家脱离道德的轨道而产生一系列的罪恶。因此，梁漱溟认为，“中体西用”并不适合中国的发展。
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独特见解。他从中国传统文化楔入，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研究，梁漱溟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再发现了乡约思想。乡约思想演绎出的具体约束模式符合中国国情，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符合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许多政治家或文人士绅就提出用乡约思想来管理百姓、安定农村，并且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与赞赏。
乡约是旧社会乡村的一种制度，村民之间为了相互救济、共同发家致富，实现和谐共处、安定团结的有序局面，过上幸福美满的理想生活，因而制定了共同遵守的约定，简称乡约。这种以诚相待、以礼相交的思想，强调自律，又不排斥他律，在梁漱溟看来是最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而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危急时刻，要走出封建统治者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牢笼，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从最基层开始实施变革。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中国传统文化乡约思想，开始了对乡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探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谈到，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勉励、相规劝的意思；地方所推行的自治法规则是等你犯了错就送去官办，送官办之后，是怎么处罚一概不管，官办对于乡里子弟毫无爱惜之意；这种办法很容易把人们爱面子的羞耻心失掉，对于以后将更为不好注14。乡约强调以礼俗代替法律，强调自律而不推崇他律，主要依靠广大村民自觉遵守相互之间制定的各种规范，相互帮衬，并逐渐养成这种“新政治习惯”。乡约崇尚文化修养教育与养成，重视民众的自醒自觉，而且充分尊重底层民众的人格，这种新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为乡村人民根据自己的意见，整理自己团体的建设事业”注15。乡村建设运动的乡约思想与历史上一般士大夫的立场大相径庭，其最大特点是将旧中国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积极投入生产斗争及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人类社会大踏步向前发展。梁漱溟所倡导的这一乡约思想也大大促进了广大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倡导的乡约思想的另一特点就是注重教育培养农民，不仅注重培养农民的生产及劳动的技能，还注重培养农民的新习惯、新能力注16。总之，乡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梁漱溟在积极推进乡村建设运动、引导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强国富民的乡村建设运动、构建新的社会体系过程中，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大踏步向前发展。
2．乡村自治思想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受梁漱溟的乡约思想的积极影响，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改革，以适应梁漱溟的乡约思想的推进。在此管理背景下，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邹平县的政管理系统中加强了教育及教育部门的地位，以教育力量代替了行政力量，实行了机关教育化，相应的机构也实行了对应的变更。这一重大举措旨在培养和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以期实行乡村自治。事实证明，梁漱溟的乡村自治思想，十分符合民国时期中国的具体国情，积极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快速向前发展。
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对整个行政管理系统进行调整后，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些机构组织，旨在培养广大村民的团体意识和集体精神，加强广大村民的伦理道德精神。如：“忠义社”和“乡村改进会”的成立，改进民风民俗，破除了一些陈规陋习，如禁毒、禁赌、禁缠足、禁早婚、防土匪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移风易俗，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经过几年的努力，实验区基本根除了赌毒，破除了一些陈规陋习，乡村面貌为之一新。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匪患四起，农业生产活动常常受到周围土匪武装和山贼的骚扰。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张建立一支强大有效的乡村武装队伍，既可把当地一些有枪的帮会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至于侵民扰民，不使其成一害，给他们以有效的开导，指导他们的方向，从而避免被人利用；又可防止他们的势力扩大，酿出祸患。越是愚昧的乡村武装，越容易被人所利用。把这些武装在当地改造成为一支有效的执法队伍，有利于消灭鸦片之害、整顿乡村面貌、树立良好风俗，进而达到乡村自治的作用。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在梁漱溟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指导思想的倡导下，乡村建设运动迅速发展壮大，硕果累累。 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那么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因此我们说乡村建设最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注17梁漱溟还主张不仅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要吸取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将中西方的各种思想融会贯通。“当中国精神和西洋精神二者协调时,就是一种新社会的实现,同时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这也和乡村建设运动旨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3．乡村合作思想
中国的根在农村，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物质文明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农业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基础，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原材料和粮食，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梁漱溟先生认为：农业从来都是受着资本主义的桎梏，因此，农业出路只有合作。梁漱溟认为：合作既异乎所谓个人本位，亦异乎所谓社会本位；恰能得其两相调和的分际，有进取而无竞争；背此道而行，自无偏欹的结果，并不是利于农业者，又将不利于工业。唯有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才能开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此由乡村开发出来的文明，一切既适于都市文明的国家大都容易去成就它了；只有中国人尚未能走上一条路，前途可有此希望。注18产业的合作能够使农业改变其单一的发展规模与单薄的产业模式。
1932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实验县提出了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思想。按照梁漱溟的定义，所谓农村经济合作社就是把零散的、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以共同发展。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十分利于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利于生产发展就促进了规模效益的形成，形成“大家齐心向上，好学求进步”的理念和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注19在乡村建设的许多方面需要合作，乡村有了组织，大家聚合成一气，农业改良推广的工夫才好做，有的是需要大家一齐动手，有的是一家两家就不能办，必得联合举办注20，因此，通过合作共进，以克服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增强了乡村集体抗风险的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因此深受群众的欢迎。
农业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粮食和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等物质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人口。农业虽不是发财之路，却是养人之路，尤其是从合作发达起来的农业，必将是养济大众的一条大道。
4．乡村教育思想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十分注重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教育问题，不仅教育他们识字、学会掌握使用现代化的新农具新技术，还教育他们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批判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不同的文化及先进科学技术用于生产和生活。梁漱溟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深层次的问题，就必须立足中国的乡村，从传统文化入手，加强教育，以此来推动乡村建设大力向前发展，从而得以构造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国所有文化,多半从乡村而来。”注21所以，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乡村教育”，“应毫不含糊的走民众教育途径”。注22
梁漱溟认为乡村最大的病症是“愚蔽”，而教育则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尤在其次”注23。都市中就业过剩的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农村，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而这些知识分子只有到了农村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价值，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到农村去，不仅可以教会农民识字，更重要的是可以教育农民怎样去认识新的外面的世界，为他们更好地接触新事物打好基础。农民在晓得事理的同时，也认识了字，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记述下来，是个非常大的进步，因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农村基础教育的推广，需要不断扩大的识字人口，需要他们相互学习与影响。如果有可能，这些人也可以为农村建立起师资队伍，并且帮助农村谋划建设事业，这就如同为乡村增添了“脑筋”。
“此刻的中国，自然的要着重民众教育，或者说社会教育。这种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就是乡村建设。中国的广大民众多在乡村，因此民众教育就是乡村社会教育。中国是个乡村社会，因此乡村教育就是乡村社会教育，这种教育是很活，很切合具体实际的教育，此教育即乡村建设。”注24因此，乡村教育不但关乎中国农村的发展，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是整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实施和推广基础教育的同时，把乡俗教化纳入教育体系，在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同时，还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而不是空认得几个字了事。因此，制订新的乡约，让广大村民接受更为科学合理的乡俗教化尤为重要。同时，还要提倡合作与共享，而不是消极地疏离散漫。在农村，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乡约和宗祠，这都如法律一样有约束力和威严。因而在基础教育中加入这些教育，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有效地规划和组织这些教育资源，进而进行合理的利用，使农村的教育更快、更好、更有效果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