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塞尔注136
我们站在康德的肩膀上，却没有超过他的头顶。李凯尔特在1902年前后用这句话向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描述当时哲学的状况，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话。
两三年内我每天都读三大批判。由于常读，我可以逐页背诵它们。对康德研究的越多，这座城堡在我看来就越坚固，越无懈可击，就像是由巨大的方石无缝拼接而成。无需我细述这一城堡的各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是每个哲学家都知道的东西：
感性，知性，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物自体，现象，先天综合命题，范畴，超越论和超越的关系；另一边是上帝，自由，不朽以及通向这一无法探究之地的桥梁：直言律令，在当时那个新旧参半的世界中，直言律令对其中一半的意义或许和教会对另一半的意义是一样的。
尽管直言律令在无限的世界中为我们提供了支撑，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康德学说中感觉并不好。倒不如说我们感到了压迫，看不到在这一体系框架内进行富有成效的哲学研究的可能性。
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一切与康德学说相反的流派对我们都不管用。尽管我们也忙着反驳它们，但在哲学上却对它们提不起兴趣。
在这种哲学环境中，我遇到了胡塞尔。我学习哲学和法学。先是在弗莱堡，然后到了柏林。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之后，我一开始在哥廷根附近实习，后来直接到了哥廷根，从1905年底一直待到1909年。
在弗莱堡和柏林的时候我很少听到胡塞尔的名字。还在柏林的时候，我只在考试之前不久参加过狄尔泰的一个讨论班，并未十分用心。那时狄尔泰平常已经不上课了。作为狄尔泰的助手，格雷图伊森（Groethuysen）也参加了讨论班，在班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了胡塞尔在1900年和1901年发表的《逻辑研究》。谈到胡塞尔时，狄尔泰充满敬意。其中一个参与者将《逻辑研究》说成是一篇文字，平时很宽容的狄尔泰有些激动地纠正他说：“这不是什么文本（Schrift），这是一部书（Buch）。”注137由于狄尔泰在柏林影响巨大，对胡塞尔而言，这种结识他的方式着实有几分意义。通过考试之后我就去找胡塞尔，跟他继续学习哲学。由于上司的宽宏大量，在司法实习期间我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哲学研究。
我见到了一个中等个头的先生，收敛且安静，审慎而友善，看上去几乎谦卑，他留着大胡子，中等年纪，实实在在，生活方面几近严酷，不问世事。
我听他的课，参加所有的练习，同时日益发奋地学习《逻辑研究》，夜以继日经年累月阅读这本世界之书。在外行人看来，这本书无疑是枯燥乏味的，它的价值和魅力何在？
现象学的方法：
在此我不打算展示这一方法，而只想描述这一方法对我和我那些哲学同学的影响，特别是它在我们之中所引发的哲学革命。在一个系统关联之中展现它的做法将与这一方法的精神相矛盾，虽然这样做的诱惑巨大，而且人们也时不时地或多或少屈从于这一诱惑。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几层：
1.对象性、对象、事实或对象的世界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
2.事态以及
3.与事态相应的命题以及
4.与命题相应的又有判断和判断行为，然后还有一般而言
5.认知行为领域：表象、感知、直观、空泛的表象、疑问、怀疑。在这一领域中，一个世界展现出来。
在现象学家看来，不仅原始的对象性可以成为对象，而且对象性在其中变为对象的整个组织关联都可以成为对象；因此不仅是柜子和房间，而且与柜子和房间有关的事态，自为地作为事态，也可以成为对象；并且不仅是这些事态，而且与事态相关的命题也可以成为对象，命题在判断和行为中变得生动起来，而判断和行为也可以成为对象；另一方面，对柜子的感知也可以成为对象。现象学家的出发点在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目光从朝向对象回溯至朝向目光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朝向在此目光中以被思考和被处理的方式显现的一切其它东西。
如果以这种方式开始展示现象学的方法，那么听众很快就会有个初步的理解，但却会完全错失现象学的方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象学的第一禁令是，不要僵化，僵化离建构只有一步之遥。对现象学家最严厉的谴责是：“这是建构出来的”！通过思考而在视域中浮现出来的东西，不能被仓促地固化为轮廓清晰的东西，或纳入固定的框架之中。在现象学的开端，个别研究代表着一切，体系则什么都不是。而个别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追求清晰明白，追求明见性。一开始这些可能只是理想，在研究的过程中则必须越来越牢固，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撑。从这一观点看，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希腊哲学到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直至胡塞尔（他也是数学出身），对数学的研究一直吸引着最多的注意力，逻辑的情况也与数学类似。现象学或许可以这样形成，即现象学家——第一个就是胡塞尔——做出了一个发现或再发现，大约相当于阿基米德的发现或者其它的伟大发现。我无需细述康德是如何将数安置于其体系之内的，很漂亮，但是缺乏最终的清晰性，即关于时间和计数的清晰性，我也无需细述心理主义或经验主义——对它们而言世界分化为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是如何努力对付数的。胡塞尔显然不满足于这些尝试。他重新揭示出，数是一个对象，一个非时间的对象，关于这一对象又有命题；作为一个对象，数在一个根据感知行为的原理而奠基于感知行为之上的新行为中对人类而言是“可见的”，或能够成为“可见的”。“当人们使用和操作数时，它就成了对象性”，在这一命题或认识的基础上可以证明，许多貌似大胆的命题都是有根据的。随之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突破，上述将世界分为外部世界对象和内部世界对象的顽固划分被破除了。这一突破既涉及经验主义的基本结构，也涉及康德，它废除了在时间与计数和数之间建构出来的关联，并质疑了空间和几何之间的类似关联。这样一来，整个体系都动摇了。
接着，胡塞尔扩大了突破。他从数这一观念对象（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则是集合）达至普遍对象，他通过观念性漂亮地将普遍对象与数关联起来。他还将普遍对象与感性经验对象关联起来。狮子或柜子这种普遍对象和数一样也是非时间的和观念的。接着他从普遍对象达至普遍对象的概念和本质，达至命题及其与概念的关系，达至对象一般；达至带有其同一意义的命题，命题又证明了自己与观念对象最近的亲缘性。接着他从命题又达至判断，在判断中，命题的意义鲜活起来，但对命题自身而言，判断是非本质的。
在结束《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在对象区域的领域内有了新发现，他发现了价值和应当的领域，其实在《逻辑研究》中就已经为这一发现做好了准备。价值成了一类被奠基的对象性，以某种方式附着于价值载体之上，但它们很有可能按照漂亮的固定秩序互相联合成一个价值世界和应当世界。贝克（Beck），后来尤其是舍勒，贯彻了这一思想，莱纳赫则在法学领域贯彻了这一思想。此处可以给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序列：直言律令—胡塞尔的价值学说—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
但是最重要的认识论发现是发现并确证了先天综合命题，后者又与其它发现密切相关。关于先天综合命题的学说的起点是康德学说，或者说承接自后者，但是在范围、根据以及整个研究语境的意义方面它都远超后者。
我差点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自身展现、自身被给予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空泛意指与充实之间的关系。每一次研究都必须向前推进，直至被研究者在自身被给予性中显现。这对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效，无论它是传统说法意义上的对象、一个事态、一个概念、一个数、一个行为，还是其它什么对象。我后来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比对此自身被给予性的想法及其预设进行批判性研究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一切被给予的东西都可以达到自身被给予性吗？是不是有某些东西，就像被泥沼包围着，因而可能在接近它的过程中只能达到泥沼的边缘，却无法达到它自身？为了排除歧义，也可以用壕沟或城墙来代替泥沼。或许也可以谈论面纱或烟雾。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必须在自然以及对象之本质允许的范围内，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接近对象，或者人们也可以说，如果无法使对象本身达到自身被给予性，那么至少必须揭示将对象与我们隔开的障碍，并使之达到自身被给予性。
这一思想在我们圈子里很早就出现了，这一点我并不想否定。但是它绝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个与自身被给予性相关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正当地将对象及被给予性孤立起来。可能存在着某些对象，按其本质就允许自为地被把握，完全无需考虑在一个整体中、在时空中与之邻近的其它东西，也无需考虑它自身的从前和往后。然而一般而言，自身被给予性首先只会导向一个横截面，一个带有视域或许多视域的被给予性。因此，当我们遇上缪勒先生或“不莱梅号”轮船时，它们始终只能在视域中被给予。对于视域，我们当然还可以谈论它的自身被给予性，但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只有带着视域世界才能自身被给予？世界又是什么？
我还几乎忘了最重要的一点：现象学还原。但我从未完全理解它，因此只能满足于在此提一提。在我待在哥廷根的那些年，并且大概主要是随后的时间里，胡塞尔自己才在其学说的关联中完成现象学还原的工作。它涉及存在与如在（Sosein）、本质的关系，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之前的学说相关。
如果我回到本文的开头，一方面回到康德，另一方面回到经验主义，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对我们这些青年现象学家来说胡塞尔的学说意味着是对康德体系的突破，它一块块地拆除了这一体系——尽管它也接纳了其重要的部分，如先天综合命题以及价值论领域内的直言律令，但却给了它们一个新的框架，并且只保留了最核心的部分。
关于行为的学说与经验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理主义——保持着某种特定的联系，因为这一学说中最重要的成分无疑是胡塞尔从布伦塔诺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与利普斯也有一致之处。这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复杂的部分。
直至1910年或直至一战，胡塞尔将我们一方面从康德那里、另一方面从经验主义那里解放出来。对此我想简单地概述一下。从正面说，这意味着在现象学的框架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工作领域，其中有着不计其数的个别研究，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可以对旧哲学的现象学内涵进行研究，并将它们从各种建构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现象学和哲学是一回事吗？还是说现象学只是哲学的预备阶段？和柏拉图及其弟子们一样，我们有的是时间；不必急着下结论。我们日益认识到现象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哲学家们的许多宏伟建构无法经受住现象学方法的检验，但另一方面，古代哲学却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现象学的结论一致。
在知识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中，胡塞尔关于观念对象和普遍对象的学说可谓愚蠢。虽然人们未必承认，但经验主义联合着进化论深深地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包括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同事们听说了胡塞尔关于观念对象的学说之后，称他为可怜的疯子。我说的甚至就是那些古典语言学家，照理他们应该在柏拉图那里见过了世面。在他们看来，胡塞尔就是堂吉诃德，在与被自己当作巨人的风车作战。胡塞尔自己告诉我们，有人还说：“胡塞尔非常尴尬地坐在两张椅子——柏拉图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
如果要说骑士的话，在我们看来不如将胡塞尔比作丟勒画中策马向前的骑士，漠视死亡和魔鬼，亦不左顾右盼。当时，胡塞尔就这样与世界科学中最强大的潮流作战，与康德哲学和经验主义作战。
许多弟子追随导师的足迹。当时去找胡塞尔的人大多已在康德学派中受过哲学训练。我们青春年少，全力以赴学习《逻辑研究》，然后尝试着从新观念出发进行独立研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鲜有人问津。每人都尝试着按照现象学方法耕耘一块地，哪怕只是很小块。在这一地基上做出了工作的有莱纳赫、康拉德、海林，还有他们的后来者康拉德-马蒂乌斯、英加尔登、施皮格伯格、施泰因和施塔文哈根（Stavenhagen）。
当我1905年去哥廷根时，胡塞尔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生圈子。他最大的学生应该是诺伊豪斯（Neuhaus），比我大一些，当胡塞尔升了正教授之后，诺伊豪斯在我之前成了他的第一个学生，博士论文做的是休谟。
这并非偶然。当时胡塞尔在休谟的学问和为人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承认休谟有强大的哲学天赋，却指责休谟的行事方式：休谟在哲学研究方面没有从英国的读者那里收获到成功，就转而去研究历史，这使他名声大噪，然而他后来的世界级声誉还是建立在其哲学之上的。给人感觉胡塞尔似乎在非难休谟的为人处世。从这一评价中我们可以品出一点辛酸味。当时胡塞尔年近五旬，42岁才开始发表《逻辑研究》，之前一直是一位不怎么知名的学者。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满意，满意自己坚定不移地以成为哲学家为目标，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肯定他了——他当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自己将给哲学带来转折。
其他的学生有冯·济贝尔、罗森鲍姆、曼克、霍夫曼、卡茨。卡茨是格奥尔格·埃利亚斯·缪勒的学生。但他未能与缪勒建立联系，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尝试过。霍夫曼一开始是实证主义者或心理主义者，动不动就用心理学家那一套来反对胡塞尔的学说，极其顽固。在其他学生看来，这些反对意见已经被驳倒过无数次了，当他们都对此表示出不耐烦时，胡塞尔摆手制止。显然，与心理学家或心理主义者聊天他总是乐意的。
有时胡塞尔也会和我们聊他在慕尼黑的追随者。可是他谈得很克制。他本可以对在慕尼黑的巨大成功感到自豪，但我们很难看出来。或许对于胡塞尔的基本感受而言，小失败引起的不快比大成功带来的喜悦要更强烈。要达成伟大的目标，这一点大概是必须的。
一天，肯定是1907年的某天，慕尼黑人从慕尼黑“来犯”。我想是在一个夏季学期。来的人是莱纳赫、康拉德以及小希尔德勃兰特。盖格尔时不时也会露面。我们不分日夜地抓住一切机会与慕尼黑人讨论哲学。在我们看来，他们各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我们。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虔诚。莱纳赫指责胡塞尔转向了马堡学派，此倾向在慕尼黑时就显露出来了。胡塞尔在形而上学的努力方面向马堡人寻求依靠，这在莱纳赫看来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在慕尼黑搞了一个现象学聚会，大概一周聚一次，康拉德有时会主持讨论。我记得，他大概是在接续慕尼黑的研究，试图达到语词之“含义”的更大清晰性。我们不断检验新的语词构成，如红色的酒（roter Wein）、是红色的酒（rotseiender Wein）、酒是红色的（der Wein ist rot）。我们寻求语词和含义、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联。有时候也会谈一点慕尼黑人的观点，他们以柏拉图的概念分有（μετέχειν）学说为焦点，沿着胡塞尔的思想向前一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学说：不仅有作为观念对象的这个“二”（Zwei）——这无疑是胡塞尔当时的教导——而且必定还有许多个二（Zweien），不计其数。
慕尼黑人不再认为有作为感知的构成要素（constituens）的感觉，并将一切与之相关的陈述视为建构；但他们仍然相信行为和心理学，这些东西还没有受到怀疑。
我们可以不分昼夜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大概都没有什么地方会带着如此的坚定和热情回溯至柏拉图及其先驱，并且可以说是在柏拉图撂下铲子的地开始重新建造。胡塞尔偶尔也来听，有时还会做报告。这时候胡塞尔向我表示，他正考虑拜托我去看看布伦塔诺。布伦塔诺是胡塞尔昔日的老师，70岁左右，住在佛罗伦萨，我原本应该花不少时间去探望他，向他概述现象学当时的状况。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对于我的司法学习而言，这太浪费时间了。作为这一计划的替代，我决定下学期待在慕尼黑，结识一下普凡德尔、道伯特以及他们的学生圈子。司法管理部门允许我在慕尼黑继续学习。我向普凡德尔和道伯特报到。道伯特住在郊区，大概在施瓦宾格，天空开阔地势高，住处有一套毕德麦雅风格的家具。我告诉他哥廷根的事，告诉他康拉德为含义所花费的心思。他立即提升了对话的深度，谈起了生命的含义。
在普凡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在道伯特的住处开始了一周一次的聚会。道伯特偶尔会用特供雪茄和意大利葡萄酒来招待我们。有一周我们所有人都在意大利餐厅聚会，包括普凡德尔和道伯特。那时利普斯占据着慕尼黑的哲学空间，培养了一大批聪明有才华的学生。在《逻辑研究》出版之后，这批学生分成了胡塞尔的追随者和利普斯的追随者，长期争论，试图说服对方。普凡德尔和道伯特一起领导着现象学家，有一次普凡德尔告诉我，在《逻辑研究》出版前他就达到了和胡塞尔差不多的结论。无论事实如何，他立即就抓住了胡塞尔的思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利普斯的学生几乎都跑到普凡德尔这边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跑到胡塞尔这边了。当时属于普凡德尔门下的有盖格尔、康拉德、莱纳赫、希尔德勃兰特、勒文施泰因（Löwenstein）、冯·格布萨特尔（von Gebsattel）、福格特伦德姐妹（Schwestern Voigtländer）、菲舍尔、希尔施（Hirsch）、韦尔克（Welker）。利普斯无路可退。他继续以旧的方式教学。他的讲座和研讨课只有年轻学生会参加。普凡德尔和道伯特在慕尼黑带领胡塞尔的现象学走向胜利。不远处有舍勒，小希尔德勃兰特和他关系好，是他的坚强支柱。我还记得在一次讨论中舍勒用“天空的晴朗”来展示必须如何将对象性的领域扩展至远超过日常的尺度。当时舍勒在私人生活方面非常糟糕。但这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困扰。他很喜欢接近普凡德尔和他的圈子。但是普凡德尔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这两人的气质无疑相差太大了。现象学能在慕尼黑传播，道伯特立了头功，因此值得说一说他。道伯特从未参加过考试。他是位非常富有的息爷（Privatmann）。1914年他30出头，自愿参军之后，他指定慕尼黑大学，确切地说是哲学系，作为其巨额财产的继承人。这笔钱大概可以支持十个哲学系学生永远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惜战后他损失了大笔财产。他用余下的财产当了个农场主。普凡德尔和道伯特一生关系密切，直至后者去世。道伯特的遗孀至今靠遗产生活。她还保存着亡夫的速记笔记，或许慕尼黑大学应该将之收藏起来。
在慕尼黑，我也在为博士论文寻个题目。我想让胡塞尔来指导博士论文，从感知和错觉开始做。因此我又从慕尼黑回到了哥廷根。胡塞尔同意了这个题目，于是，为了论文工作不受干扰，我从哥廷根又来到了乡下。大概6个月后，我带着完成的论文去找胡塞尔，他刚看到论文时大吃了一惊。他说：“这是首诗啊。”注138他影射我分了好多段落。为了表明我的每个思想的深刻含义，几乎每句句子我都另起了一段，以便读者能以新的力量应对新的段落。不久我们便取得一致，必须去掉这些分段。然后胡塞尔才对论文勉强满意。他只修改了两到三处。
不久就进行了口试。我辅修了国民经济和心理学。胡塞尔主持的考试虽然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心理学上却考砸了。心理学家的课我听了一些，而他显然也怀着最大善意，不想在考试上为难我。谈到爱伦·凯（Ellen Key）时，我胆子大了起来，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抛出了基于现象学的问题。考官听了感觉很不对劲。他问：“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因此这次考试不欢而散。在国民经济的口试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于是胡塞尔犯难了，该如何给我一个还算满意的评分呢？他做出了一个妥协，考试的总分是良，而论文的评价则是优。胡塞尔很失望。但她夫人很开心，因为我毫无顾忌地与那个她不喜欢的心理物理学家（Psychophysiker）唇枪舌剑了一番。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谈一些完全与胡塞尔的个性有关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觉我们所有人对他内心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当谈到真理，谈到献身于真理，献身于那个对所有人类都一样的真理时，他滔滔不绝。他有时也谈到种族问题，但是却强调追求真理的优先性，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真理自身是不成问题的。
他远离凡尘，不谙世事。当我还在哥廷根的时候，举行了国会选举。教授们是自由派。他们的开路先锋是历史学家，主要对手是韦尔夫家族（die Welfen）。教授们挨家挨户宣传自己的政党。在一次聚会上，胡塞尔向我们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从未想过事情还可以这样做。但他似乎也参与了。《逻辑研究》就像一堵墙一样将他和日常世界隔开了。
我们这些学生经常聊到胡塞尔的个性。有一次，某人——我想是莱纳赫——特别强调了他那笔挺的身姿，对它的解释可以是非哲学的。这表明胡塞尔曾经当过兵，并终身保持着军姿。严酷的军旅生涯大概从未远离他。我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不差的兵。
胡塞尔是开得起玩笑的，他喜欢我对待一切事情时的活泼劲儿。虽然是晚辈，有一次我还是放肆地挖苦了他一下。胡塞尔有时会暗示，他——应该指在哥廷根——没有意气相投的学生。当然他的原话可能不是这样的。我听到后请求他允许我用一个童话来表达对这一抱怨的看法。
我这么说：“传说有个印度女孩深受神灵的宠爱，神灵想送她一件礼物，便领她来到一大片庄稼地前对她说：穿过这片庄稼，摘三颗最漂亮的谷穗，它们将在你的手中变为金子。女孩听言便向前走去。她摸摸这颗谷穗，又摸摸那一颗，但总是垂下手，因为她看见不远处有更漂亮的谷穗。她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庄稼地的尽头。这里的谷穗又瘦又小。现在女孩不知道该摘那一颗了。就这么着她不知不觉到了庄稼地的另一边，结果一颗谷穗都没摘到。”
胡塞尔的看法——在涉及小小的哥廷根大学时——在核心处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就在此刻，在慕尼黑，最漂亮的金谷穗已经成熟待摘了。普凡德尔、道伯特、舍勒、莱纳赫、希尔德勃兰特，就只算我们这一代人，更不用说海德格尔和萨特了。
按照吕贝（Lübbe）的说法，关于海德格尔文献的书目已经近千本了。如果有人对胡塞尔也做类似的统计，他一定会发现上千个名字。当我想象这个简单的人面对我站在讲台上，坐在桌子边时，只有真正厉害的识人之人才能从这一形象中看出那种神奇的力量来。
普凡德尔曾说，有巨人、有侏儒、有普通人。我想接着说，有十到二十个巨人是哲学家。如果有人问我胡塞尔算不算巨人，我会这样回答：
从泰勒斯直至康德，哲学的出现让人想起巨人们争夺和保卫天庭的战争。这一比喻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也可以不那么字面地来理解。在18世纪，由于康德，由于他对上帝、自由和不朽的看法，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对此现象学能说什么？这大概要看它的创立者是不是还能被视为一个巨人，又或者巨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长夜将至。关于此事的真相是，自胡塞尔以来或自胡塞尔之后，死亡便取代了上帝、自由和不朽。
（东弗里斯兰，奥利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