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塞尔注101
一
我与埃特蒙德·胡塞尔在25年的时光里所建立的私交上和精神上的关系（由于拙荆在胡塞尔临终前的几周对他而言可能具有的意义，这种关系便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庄严感）注102，体现在1936年他为送给我的那本《危机》所作的题词当中：“致弗里茨·考夫曼博士先生，我多年来忠诚的哥廷根学生和老朋友！E. 胡塞尔”。
我对他曾怀有的，并且至今仍怀有的那种带着敬意的忠诚并不是盲从——马尔维娜·胡塞尔女士常常多少有些戏谑地称我为“自由领主考夫曼”（Freiherr von Kaufmann）注103。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伟大信任和极为高贵的宽容，胡塞尔从来不会责怪人们偏离了他的道路，注104尽管对于他而言，他的道路就是那条道路，或者更好地说，就是最终有效的那个道路起点；一切对这个起点的偏离都意味着那些还没有充分“进步”的心灵所产生的迷误，而它实际上就如同那条为那个步调一致地和情绪高昂地在哥廷根那里集结在他周围的青年兵团所开辟的王者之路（könglicher Weg）那样。这个运动的统一性在其思想势头上并没有因为胡塞尔在《观念I》（1913年）和早在1907年的讲座课中已经发生的超越论转向而有所削弱，尽管胡塞尔感觉到老战友们对自己不理解，尽管他们在更具人格魅力的阿道夫·莱纳赫周围建立了第二个——补充性的而不是敌对性的——中心：胡塞尔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的年轻朋友们准备对观念论采取妥协态度，例如在关于概念建构和命题建构的问题上。在胡塞尔心中，有一种对自己的方法（Vorgehen）的难以撼动的内在确定性和必胜信念，而与之相伴而行的则是一种对思想之最终的自负其责（letzte Selbstveranwortlichkeit des Denkens）的近乎宗教般的感受——这种自负其责在理论上就反映为先验本我的那种从未被完全驱除的孤寂。他也将这种自负其责赋给其他人，既作为尊严，也作为重负（Bürde）；他将此奉为他的——他所认为的——新教徒的天性。这是一种持续了一生的基本态度，无论他在那些天主教的姐妹们面前所作的骑士般的言辞，还是当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喜爱的学生埃迪·施泰因出家注105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带有理解的体谅之情（尽管他一直以来都对此感到不安），都不能掩盖这种基本态度。而对于马克斯·舍勒在其天主教时期所作的那种理智上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注106，胡塞尔一直没有完全给予原谅。
对于那些参与现象学运动的人，胡塞尔都有一种几乎坚定不移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即使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没有例外。他不能也不愿接受他的这位助手在极尽所能地破坏大师的学说与威望——那种悲剧般的宿命往往让成己之路（der Weg zu sich selbst）变成一条挑衅他人的不忠之路。胡塞尔将海德格尔看作自己的继承人，这位继承人虽然某种程度上关注着另外的问题，但从根本上并没有以另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是胡塞尔的一个信念，即使当他在托特瑙山阅读《存在与时间》的校样时，他还持有这一信念。后来将他推入痛苦之中的，并不仅仅是作为其接班人的海德格尔对他的日益疏离和拒斥，也不仅仅是那种将他置于敌对状态的政治转向，甚至也不是那个与他的哲学规划截然有别的另外一个规划，真正让他痛苦的是，他认为海德格尔把他本人的意图颠倒过来了：海德格尔是一幅对《观念I》的架构的讽刺画，是一个会扰乱人们对原作的理解的临摹本。胡塞尔对此做出了创造性的回击，借此，他在其生命最后十年里力图展示其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纯粹与彻底，展示其思想的清晰轮廓和普遍有效范围——在哲学上，能在暮年之际取得像胡塞尔的这种创造性回击那么辉煌成就的，极为罕见。
二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以外，从1913年复活节以来，我都能够从近旁要么参与、要么观察全部这些伟大的精神之战。这些战斗起初发生在那些用心组织的讲座课和那些研讨课当中，而那些研讨课在最开始几分钟的羞怯的提问之后也变成了讲座课注107：胡塞尔的这种独白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视力较弱，影响了他与其他作者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但更为重要的是，胡塞尔在回答问题时一丝不苟，并且他对现象的微妙之处很敏感，总是想要尽其可能地将其间的差异展示出来。在哥廷根时期，历史材料还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基本上都是现代哲学中的材料了：休谟的“观念间的关系”，洛采的《逻辑学》中关于“观念世界”（Ideenwelt）的章节，还有纳托普的“重构心理学”（rekonstruktive Psychologie），都是一些正面的和反面的思考材料。而到了弗莱堡的那些年月里，基本上就是系统性的分析一家独大了——那些规模庞大的课程总是逐个小时地被精心完善，从来不会完全结束（在威廉·冯特的那些精确地按照钟表时间下课的讲座中，我体验到一种严格的对比），而在那些或多或少属于内部举行的讲座课中，情况也是如此：在那些最具秘传性质的（esoterischst）的讲座中——在超时之后——人们可以破例地抽抽烟；而两个小时的时光就在礼貌地交换烟斗的过程中过去了。
不过教学活动并不限于这些正式的场合。我对胡塞尔那些老式的、然而非常清晰的加比斯伯格速记法（Gabelsberger Stenographie）很熟悉，很快就得到他称赏并被允许阅读《观念》的后续部分以及关于时间意识的研究等内容。此外，我还与他在洛莱托山种满杨树的缓坡上散步；在圣·麦尔根（St. Märgen）、兰兹教堂镇（Lenzkirch）或托特瑙山的草地和森林里，在胡塞尔的办公室度过的那些上午时光，或者在上方挂着伦勃朗的画作《与天使摔跤的雅各布》的棕色皮沙发上，——这都是些内容紧凑的交谈，直到提醒人们开餐的敲锣声将它们打断；而在相对轻松的晚间时分，有时候女士们也会来参加，此时会有酸味适中的红酒，可惜每年只能购得一小桶。
三
一种对总是纯粹的和忘我的严格实事性的禁欲式激情让我在胡塞尔世界的氛围之中流连忘返，如同深陷在一座魔山（Zauberberg）注108之中一样，而当我的哥廷根岁月开始之时，胡塞尔还没有完全从那种“优先权之争”（Prioritätenstreit）注109——尤其是与迈农的争论——的狭隘中走出。那种投身其中的观看，如“醒人的酒”（sobria ebrietas）注110一般的，无疑随着年月的增长而被承负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之中，一如先前在他的老师布伦塔诺身边时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有时连演讲时的声调都变得越发庄严。他的哥廷根学生们如利普斯就将这看作是一种具有世界观性质的傅油仪式（weltanschauliche Ölung）注111而不予接受；但这当中的意义，我是先感觉到，而后再认识到的：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事物的新式的、无成见的观点在起作用，而且在胡塞尔的“悬搁”（ἐποχή）中，生命在面对自己和面对世界时的一种新式的自由也将被赢得。
这样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沉思型生活方式使我着迷；我因此忘记了自己的毕业这一比较外在的事，尽管我很久以来就受托于胡塞尔而带领学习小组。直到1923年我才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这要归功于胡塞尔的策略：直到我匆忙地借助我的博士学位来取得成为其助手所需的资格之后，他才对前去柏林任教的聘请予以拒绝。我以“最优”（summa cum laude）注112的成绩通过考试，这是一个善意地商定了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实际应得的荣誉。获赠一根海泡石烟斗，这本是胡塞尔少数博士生的一种特殊荣誉，但由于通胀时期注113的经济困难，我一直没有得到这一赠礼。
四
那种在开始时曾将我引向现象学的东西，在我的生活进程中得到了印证。如埃迪·施泰因所说，我不是从马堡前去哥廷根的，而是从莱比锡来的，我满怀渴望，想去克服那种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形式-内容规定性的单调的新康德主义模式，并希望依照现象的丰富性来拯救现象；当然这也意味着不仅去观看现象，而且从其根源处理解现象。所以，对李凯尔特的哲学以及对马堡学派哲学的批判就成了我借由胡塞尔而在我的博士论文中首先设定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的部分解决是很后来才给出的：对李凯尔特的批判是在我的《当代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1931年）中作出的，而对马堡学派的批判则是在我为《在世哲学家丛书》（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1949年）的“卡西尔卷”所写的论文中进行的。
在莱比锡，由于狄尔泰的学生斯普朗格注114的引导，我是按照理解性描述（verstehendes Beschreiben）的视角来熟悉现象学的；而我认为，这个想法在胡塞尔1913年的超越论构造研究的转向中得到了确认——这一研究力图对某种用一些飘摇不定的本质、本质性（Wesenheiten）、所是性（Washeiten）等等来玩深奥魔术的危险作出预防，并力图在意识生活中为一切对象性之物（Gegenständliches）确定根基。因此在很早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模糊的理想，那就是在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对立——如同胡塞尔在其《逻各斯》论文（1911年）注115中将狄尔泰与他的对立绝对化为世界观哲学（Weltanschauungsphilosophie）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间的对立那样——之外找到一种统一性。我对瓦滕堡的约克伯爵（Yorck von Wartenburg）的那些研究就来自于我的这样一种从最初进入现象学以来就产生的整合二者的努力。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更接近于胡塞尔的超越论主观主义，而不是一种着意（betont）采取非批判态度，甚至是反批判态度的客观主义。在作为直接了当的承认（Anerkennen）的认知，与作为自主的规定和体系建构的认知这二者之间，我在艰难地、沉闷地和笨拙地寻找一条可以穿越过去的道路，而这导致我开始时在莱纳赫的圈子中遇到了某些困难。当我在一战结束后被抛入了弗莱堡的那个以反转为标志的、对我而言全新的哲学环境——这个新环境的标志是海德格尔为关于诸现象的真正的实存论（existential）分析而作的努力——之中时，同样一些困难可能以一种相反的征兆而在弗莱堡重演了。
五
根据1913年《观念》发表以前的观点，斯普朗格从狄尔泰的立场出发，将那位在反心理主义的争论中的胜利者注116消极地刻画为“捣毁一切者”（Alles-Zermalmer），并过于片面地将他描述为将某种逻辑学缔造为唯一一门科学的人。而我心中很快产生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确信：我起初学习时怀有的那种梦想，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在现象学中找到实现之途。
当时，我的脑海中呈现着文学研究和哲学之间的一种关联，即后者为前者奠定基础。而现象学的基本动力学，亦即从意向到直观性充实的过渡，被表明为一个富有成果的起点，可借以对一部作品的形成中的和已取得成功的谋篇布局进行理解和评判。胡塞尔对设定性特征（thetische Charaktere）与中立性变异（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en）所作的彻底区分在《作为审美现象的图像作品》（Bildwerks als ästhetischen Phänomens）——这是我博士论文的标题——的论述中占据基础地位。
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代现（Repräsentation）概念，后来借助莱布尼茨式的代现形式等级（Stufenfolge von Repräsentations-formen）注117而以辩证的方式得到发展，并成为解释托马斯·曼著作时的关键概念（《托马斯·曼——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957年）。在此，并且也在其它一些研究中，一种“艺术现象学”逐渐成熟；我打算不久之后就会将这些内容出版，而在此之前，它的第一稿由于1932年时机不佳——并且也因为弗莱堡的主管当局——而中断，只有一个片段（即《作为创造的语言》，1934年）付印了。
某些我一直以来都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例如关于创作的创作（ποίησις ποιήσεως）的思想——对创作（Dichtung）本身的本质进行探究的创作——在此期间已经几乎变成了陈词滥调，这尤其要归因于荷尔德林的复兴（至少在文学领域）。我对胡塞尔思想的推进首先在于，将一种对象性的（并且与对象性认知相符的）本质概念以符合审美和艺术经验的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本质概念；这种本质概念着眼于事物“关涉”我们的方式，涉及的是事物的一种正在成其自身并产生着效果的本质。
在展开这个思想的过程中，现象学美学将变成形而上学的一个部门——在此我指的是一种免遭海德格尔式的驱逐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对胡塞尔的意向概念所进行的某种强化中，这里的意指（Meinen）将变成迷恋（Minnen），变成倾慕（Inklination），此时，本质与本质在呼唤与回应、在对显现之诉求（Erscheinungsanspruch）进行满足的过程中彼此相遇、彼此开放、投身到彼此之中。感觉（Empfinden）将被理解为交流（Kommunikation），并在艺术家的体验中被极致化为交融（Kommunion）。在显像中得到预示的那种本质应当在作品中达到完全现前（Präsenz）的效果。
于是，体现（Präsentation）和交流就作为对代现辩证法（Dialektik der Repräsentation）的补充而进入到我最近的美学论文和一部收录在《二十世纪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卷”里的长篇作品当中。在“体现”中，人是“最终”的关键，因此人在本体发生学中具有突出地位：这就是一种终极观念论（ein finaler Idealismus, a terminal idealism），它以自己的方式将主体性的突出地位和构造性本质考虑在内，如胡塞尔对主体性所作的论述那样——只不过在这里，绝对意识显现为那个普遍的、在人当中得到反映（reflektiert）的存在论运动的巅峰阶段（对此我的论文《艺术与现象学》已有所阐述注118）。
与此同时，交流的概念则力图在“有责任的应答”（verantwortliches Redestehen, responsible responsiveness）的层次上正确地对待那种构成胡塞尔思想生命之血脉的最终的自负其责（Selbstverantwortlichkeit）。在此，虽然我并不是要否认先验本我性（Egoität）的经验基础，但那种“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注119式的独善其身（Ausschließlichkeit）却应该要避免——胡塞尔那里的先验自我始终陷入在这种独善其身中。因为最终只有在这种先验自我中，“单子论的交互主体性的领域”才得以构建起来：在此，我与你（Du）的相遇与交往并不是原初被给予的。
有可能，在我的陈述不可避免地变成自我陈述的那个部分中，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穿凿到开头之中了。不过，每一种自我理解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而后者是包含在一种回到自身的生命所进行的赋意活动（Sinngebung）之中的，因此，真理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创造之中。一种事后（post factum）的目的论总是也说出了一种事前（ante factum）的目的论。人们最终为之奋斗的其实是人们一开始就在自己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冲动（Trieb）。会不会是我的那种冲动偏离胡塞尔太远？我希望不是。因为，对那样一种以自我建构的方式来运行的冲动所作的种种设定（Setzungen），都始终受制于和受限于与某些人的争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在做一切事情时都会以承认或反对的方式给出理由。在面向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和一种理智上的良知时，埃特蒙德·胡塞尔始终是我之此在（Dasein）的一种发挥着作用和指引着方向的力量。对我而言，他曾是精神上的父亲，而他在我的（并不只是）血缘上的父亲去世之后写给我的话也同样适合于他本人：“我们带着爱而向之致敬的人，真正说来并未逝去；他们不再奋斗和作为，不再对我们说话；也对我们没有要求；然而，当我们在思念他们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他们在注视着我们的心灵，与我们一同在感受着，在理解着我们，在赞同或反对着我们。”注120假如，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通过这种心灵上的考验——就算不是以“最优”的成绩——，那么这也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老师的功劳。
（布法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