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注210
1927年秋访问胡塞尔
终于，几乎是在十年之后，我能够去拜访胡塞尔了。我获得了一笔六个月的奖学金。我可以确定将两个月用于弗莱堡，并且必须在1927年9月1日开始我的休假。我也是在这天去了弗莱堡，但胡塞尔还在黑森林里滞留，直至9月中才回到弗莱堡。因此我只有六周的时间与胡塞尔交谈。与此同时，我在这个休假期间至少要用一些时间对我当时准备的几项研究（“文学的艺术作品”、“外感知分析”和“关于认识论建基的一项考察”）中的一项研究进行建构，以便它可以进入到付印的阶段。因而我必须将这个在弗莱堡度过的时间分派给不同的活动。起先没有一个现象学家在那里。几天后弗里茨·考夫曼来了，我在哥廷根时期就认识他。胡塞尔一回来，我就去了他那里。我看到他十分健康，只是老了一些，且心情很好。马尔维娜太太就像是没有变化一样。我们立即开始进行学术交谈，这些交谈与以前一样，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的。胡塞尔给了我他在1918年之后形成的各种研究（都是打字稿），让我阅读。首先是两个出自1921和1923年的带有“现象学引论”相同标题的讲座稿。注211而后是“伦敦讲演”，再后是施泰因整理编辑的“观念II”，以及同样是施泰因整理编辑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稿”，再后是“《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的第三稿或第四稿，最后是同样由施泰因整理编辑的“观念III”。我最感兴趣的是“观念II”，而“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稿”则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观念III”是我在弗莱堡滞留的最后几天里才得到的，只能匆匆地浏览了一下。注212
每次在阅读后我都与胡塞尔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时我常常会提出我的疑虑。胡塞尔的回答始终带有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它们远远超出在文本中所说内容的范围。他从不会因为我提出异议而对我不满，而是始终用相反的论据来回答。他很看重我的坦率，而且我的反对意见会促使他做进一步思考和新的、常常是极为有趣的分析。但如果我或他的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不能赞同他，尤其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总是会感到沮丧。就总体而言，这些谈话对我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让胡塞尔十分操心。他极其认真地对待这整件事情，并且写下了多个编辑稿本。我拿到了第三稿或第四稿。胡塞尔要求我做出批评说明。我会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胡塞尔的方式来拟定这样一个条目。我会给出一个关于胡塞尔本人和他的合作者们的已有现象学研究的信息，尽可能扼要，同时又详尽。但胡塞尔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从现象学心理学出发，在纯粹系统的思考中指明现象学的观念。这是他的意愿，而我认为，我无法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我所留意的是那些不够清晰精准或可以允许做不同的解释的个别表述，并且记下它们，让胡塞尔注意到它们；因而这可以说是纯粹技术的问题。而后我们用了两个上午来讨论这些具体细节，胡塞尔显然对我如此理解我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也立即在他的文本上做了相关的笔记。但就我所知，对此条目的加工还持续了很长时间。胡塞尔为这个条目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我内心里为此感到惋惜。我坚信，这个条目的规模过大，而且必须对它做根本性的缩减。我也担心，将会有一个编辑来决定缩减以及英文的表述，而他根本不能应对此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英文根本还没有对胡塞尔的微妙概念构成做出适应（而且至今基本上也仍然处在未适应的状态）。
对我来说，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稿”的阅读是一个特殊的体验。主要是它重新唤起了我对1916年我与胡塞尔谈话的所有回忆。但在“讲座稿”中，各种问题得到了比在生动的谈话中所可能的更为具体和更为仔细的处理。也有许多是胡塞尔当时未曾对我说过的。现在终于有一个总体的东西摆在我面前，它——尽管也还需要补充——展示了对此问题领域的一个确定掌控，由此出发而开启了广阔的理论视角。所以我在读完之后立即去胡塞尔那里，并请他尽快出版这个讲座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胡塞尔带着一种相当不屑的口气来论述这个“讲座”，并且认为，不值得发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文本。最后他说：“我还有其它更重要的东西。您明天到我这里来。”次日我去胡塞尔那里，这时他拿了一大卷宗的速记手稿给我看，大约有500至600页。胡塞尔指着它对我说：“这是我的主要著作。您来为我做将它付印的准备吧。”我深受感动，而且尤其是因为，我立即明白，我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我也随即向胡塞尔说了。主要是我相信，除了胡塞尔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做此事。根据胡塞尔的说明，这是1917/18年在贝尔瑙写下的关于时间构造意识和关于充实了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体化问题的笔记。它们是最艰难的现象学问题——之所以是最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中进行的直观把握，反思的观点在这里始终带有对在素朴体验中进行的东西做出篡改和推移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就语言复述的可能性而言，这是对在原初体验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的语言复述，因为语言本身在其自己带有的形式结构中和范畴表述中是与被构造的世界相配合的，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根本的改造，而后它才有能力在无篡改的情况下对原初被体验的东西以及原初才构造出时间的体验进行复述。我的柏格森哲学研究、而后是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在华沙和托伦）进行构造问题分析的那些岁月让我了解到：这里有哪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在发出威胁。胡塞尔自己对我说，这些手稿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简单做纯粹外部处理即可准备付印的程度。它们必须得到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而这是指在现象学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直观的透彻研究和追复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我明白，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替代胡塞尔的直观研究。我——或许还有另一个比我更有准备和更有才华的同事——会在这里很快遇到这样的状况，它们必然导向与胡塞尔的分歧，并且因此之故也将会开启其它的——不同于胡塞尔所意识到的——问题视角。简言之，只有胡塞尔可以做此事。而如果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胡塞尔的话，我就必须每天与胡塞尔讨论每个新段落、每个新章节，亦即在弗莱堡滞留一年或两年，倘若胡塞尔真的愿意的话。我已经知道埃迪·施泰因曾有过的经历，她无法说服胡塞尔在她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与她详细讨论“观念II”。在弗莱堡滞留两年——就我的状况而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还有我的太太和三个儿子并且必须供养他们，而且没有一个学校机构能够支付我一年或两年的带薪休假。但我能不能将手稿带到伦贝格，以便至少在家里对它们做一些准备工作？可是胡塞尔不愿意将手稿拿到“不安全的东方”，但又不愿意让人在现有状态中做誊写。因此别无它法。我必须放弃，而且带着极大的遗憾。但胡塞尔也明见到，这是不可能的。我要是知道，这些手稿直至如今1967年还未出版，而且还根本无法预见它们是否会出版以及何时会出版，那么我也许还是会以某种既成事实的模式（Modus procedendi）来尝试协助进行出版的准备。
我觉得“伦敦讲演”很好，而且它们对我是有用的，可以说是将现象学的总体形象重又摆在我的眼前。但我当时并未感觉到在它之中含有一个真正的革新。它们构成（根据我的当时也许并不正确的看法）胡塞尔为外国公众所写的许多现象学引论中的一个引论，它们——撇开其暂时的效果不论——对于胡塞尔的合作者来说虽然是有趣的，因为它们自身包含着这些年来在对现象学的理解中完成的变化痕迹，然而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始终只是综合性的缩写，常常只是展望和未来考察的纲领，并且作为这些，它们自身在具体分析上要落后于胡塞尔的其它著述。它们应当为现象学赢取新的朋友和新的合作者。无论是在哲学观点之间，还是在哲学思考方式本身中业已养成的习惯之间，通常会有广泛的分歧存在，它们在哲学研究的各个中心起着主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类引论永远只能在听众那里引起一种精神的激励或振奋，它们不可能对在相关哲学中心的哲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知道英国人或法国人多么不愿意阅读外语文献，而胡塞尔为准备这些讲演要花费多少时间，那么这种讲演旅行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就是一个问题。胡塞尔自己也觉得，这种讲演对于德国公众来说，尤其对于现象学家们本身来说，是不充分的，而且在此之后每次都会致力于对这些讲演进行一个“加工”。但是，撇开《笛卡尔式的沉思》不论，胡塞尔生前几乎没有以新书的形态完成过真正的出版。而且这些沉思在胡塞尔看来对于德国公众而言也是不足的，如所周知，他试图撰写一个新的德文版本，但此事最后也是无果而终。但大约自1920年以来，胡塞尔似乎对“观念II”和“观念III”以及对《观念 I》能够获得的成功得出了一个负面评价，此后胡塞尔便始终抱有一个想法：为现象学以及——在他那里日趋强烈地与之相关——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进行一次新的、原则性的、更深入和更广泛的奠基，而且他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中进行了多次尝试来实现这一奠基。所有这些尝试都奉献给了对现象学观念的加工和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象学的现象学，而与此相对，对特殊问题的个别的、带有实证指向的分析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案例研究的角色，以便让读者能够领会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领会这个领域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对此，重点被放到了现象学的巨大关联和目标观念上，这就要求这些引论的作者以最大的程度绷紧自己的精神力量。由于胡塞尔健康状况有时并不稳定，这就常常会导致困难。
当然，在我们的谈话中，我首先会与“观念II”相联系，因为我很看重这部《观念》续集的出版。在它之中包含的问题也是我最关心的，而且我很高兴在那里讨论了诸如身体被给予性、心灵实在、通过身体对心灵实在的构造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与我近年来进行的外感知研究相关联，并且以根本的方式对这些研究做了补充。另一方面，对于我来说，它们在胡塞尔式的观念论的可持守性问题上也具有意义。我也将我与胡塞尔的谈话多次引向这些话题，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我觉得对“观念 II”的持守是在一种至少比《观念 I》的一些阐述更具实在论的语气中进行的。然而我恰恰发现，在这点上胡塞尔的态度与1917/18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如今，在胡塞尔这里，在向观念论的转向方面，一切似乎都已是确然决定了的。几乎不可能使胡塞尔相信，在这里还可能提出怀疑。而且他也一再地解释说，他的“较老的学生们”（亦即哥廷根时期的学生们）没有理解他，并且将一个取自历史氛围的、连他自己也全然陌生的观念论的意义强加给他。但不可能促使胡塞尔去说出：胡塞尔的超越论观念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其它的观念论。我当然知道——而且我的多个哥廷根同事也知道——胡塞尔在做出决定时所经历的整个途径在根本上有别于其它观念论者的途径。但这里的问题事关世界实在性的存在方式的准确意义，以及事关在纯粹意识或纯粹自我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存在联系，可以说是事关纯粹意识在世界面前的存在（ontisch）位置。而且与此相关联，对我来说这里的问题在于“构造”概念的准确而明白的意义，对它的正确解释在整个问题关联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时无论是从胡塞尔口中，还是从他的合作者们如兰德格雷贝博士口中，都常常听到这样的主张：“一切都是被构造的。”在与胡塞尔进行的所有与此相关的谈话中，我意识到，胡塞尔的这个坚定的基本信念是无法动摇的。他认为，近年的工作使他得出这些不再允许质疑的结论。他将我的怀疑和问题归诸于我不了解他的这些研究。这当然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可惜出自这个时期的关键考察还没有用打字机抄写出来，因而我无法了解它们。另一方面，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无法阅读比我已阅读的更多的胡塞尔文本。而有一个文本我很想阅读，它与我同时撰写的书《文学的艺术作品》相关，但胡塞尔没有将它交给我阅读。
但总而言之，我在弗莱堡的滞留十分有益和富有成果，我很高兴，我们建立的私人关系是如此亲近和如此友好，相距遥远的流逝岁月并没有在我们之间留下任何精神的间隔。只是这一切都太短暂了。我在胡塞尔这里必须滞留不是两个月，而是两年，而后才能够可以说是看到他的著述的幕后景色。但这对于我来说，或许也对于胡塞尔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谈话已经攫取了他过多的时间。我必须继续前行；在告别时胡塞尔邀请我在从巴黎返回途中再访问他。
当然我在弗莱堡滞留期间也常常与其他现象学家聚会，即与弗里茨·考夫曼、奥斯卡·贝克尔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博士；除此之外我也在胡塞尔那里体验过一个哲学之夜，参与者也包括海德格尔、来自柏林的保尔·霍夫曼和弗莱堡的天主教哲学家霍奈克。海德格尔只是从马堡来此做短暂访问。但我读过他当时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并且对这种迥然不同的考察风格感到十分诧异。在去马堡的途中，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与格尔达·瓦尔特小姐相聚，并且在贝根扎伯纳与埃迪·施泰因相聚，在那里我们与特奥多尔·康拉德先生在一起待了两天。可惜康拉德-马蒂乌斯太太不在，而我很遗憾没能够与她相识。埃迪·施泰因就她自己向我说了许多（她当时已经是天主教徒，并且在施佩耶尔工作），并且也讲述了胡塞尔的事情。
我应当在马堡滞留一个月，因为我在12月的前半月还想在科隆访问马克斯·舍勒和尼古拉·哈特曼。由于并非取决于我的原因，我在马堡的滞留延长到了12月中，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对舍勒的拜访。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再见舍勒的可能性。
撇开我在那里勤奋撰写的关于《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的工作不论，我在马堡的滞留实际上不是很有成效。我想与彦施注213谈论他的遗觉图像理论，它与我关于外感知的研究有关。我也与他做过多次交谈，而他十分友好，让我在他的研究所里看了各种实验，但我还是不能对遗觉图像的实存感到信服。与海德格尔的几次关于《存在与时间》的交谈也收益甚微。对于我的提问和异议，海德格尔的回答总是重复那些在他书中已有的说法，完全不同于胡塞尔，他始终谈论那些在他从未发表过的著述中的问题。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关于康德的讲座是有趣而出色的，这个讲座稿后来在他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的书中得到发表。在研讨课上，海德格尔与他的学生一起读谢林，但我对此不太感兴趣，而且他引导这个顺便说来实际上很难的研讨课的方式也并不让我觉得特别喜欢。
与我在马堡延长滞留的情况有关，我收到胡塞尔的来信（1927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友善地向我提供一个借贷。与此相关的是我在12月初应当得到的奖学金没有到来，而这样我就面临必须立即回家的危险。然而恰恰在我收到胡塞尔信的那天，钱也到了。于是我向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且立即乘车出发去了巴黎。
1927年3月访问胡塞尔
这次我在弗莱堡只待了三天。我住在胡塞尔家中，这样我们就几乎可以整天待在一起。但后来得知，胡塞尔收到了一个新的邀请，这次是到荷兰，并且必须准备新的讲演。我的在场因而意味着一种干扰。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在巴黎写完的《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的文本放到胡塞尔面前，他用了两天时间来读它，以便对全书能够有所了解。对于我来说，他对书的评价十分重要，因为我期待他为我在尼迈耶出版此书提供帮助。胡塞尔也马上就对我说，他会立即给尼迈耶写信推荐我的书。纯粹就内容方面而言，我好奇的主要是，他对处理艺术作品的含义统一之层次，尤其是讨论作为主观的，特别是语句构成操作之构成物的语句和语句联系的那几章会怎么说。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在我对语言构成物的理解与胡塞尔对逻辑构成物的“超越论”理解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胡塞尔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后者，但从未做过详细的阐述。在我滞留弗莱堡期间，我们对此也从未谈论过。但胡塞尔现在只是对我完全简短地说：“我看到，您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抢在我前面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赞誉，但它在我们的观点彼此的实际关系方面却对我教益甚微。胡塞尔只是对我书中的一处提出批评。这是在前言中的一处：我将此书预告为一个关于观念论讨论的前研究。胡塞尔劝我删除这一处。“您不要束缚自己”——他对我说——“您将会明见到，超越论的观念论会展示唯一可能的答案。”但他没有拒绝为我在尼迈耶那里提供支持。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如果我不得不将此书放在我们波兰那边发表，那么我就必须第二次用波兰语撰写。而这本书的篇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要为此找到一个出版商必定会很难。在当时的稿本中，它含有600多页的打字纸，因为还收有一个关于音乐、图像和建筑的文章的“附录”。注214由于胡塞尔的致函，我在几个月后便与马科斯·尼迈耶出版社签署了一个协议。在我回到伦贝格后，不利的工作条件导致《文学的艺术作品》在1930年12月才出版。
我在弗莱堡的滞留突然被中断，因为我的所有孩子都得了病。于是我在滞留了三天后便启程回家。
胡塞尔的七十寿辰
根据胡塞尔教授太太的一个邀请，我参加了胡塞尔七十诞辰的祝寿会。在最后时刻看起来护照会迟到，因此我极为惋惜地给胡塞尔只是发去了一封祝贺信。但次日早晨我却收到了旅行证件，因而在祝寿会那天一早我便到达了弗莱堡。我在霍亨佐伦的旅馆下车，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老熟人和老朋友，并与他们一起在恰当的时刻来到洛莱托街，出现在胡塞尔面前，使他大吃一惊。在我的老朋友中主要有埃迪·施泰因、让·海林、柯瓦雷等。
当校长和系主任以及海德格尔一起同时出现时，正式的庆祝开始了。在校长致辞后，新的讲座教授海德格尔也做了一个长长的、相当复杂的讲话。注215在火车里睡了两夜之后，我还没有休息好，没有听懂多少。结束时胡塞尔做了回应，显然受到了感动，但素朴而简短。他同意这个说法，即他有幸完成了一些东西，但大多数的东西都还处在未完成状态。而后他以几句值得注意的话结束发言，他说：“有一点我必须予以驳回，即关于功绩的说法。我根本没有功绩。哲学是我的毕生使命。我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否则我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活。”
这些话语让我当时就陷入思考之中，后来也常常促使我思考。哲学作为召唤、作为使命——是的，这始终是胡塞尔的基本观点。但哲学作为拯救？——在这个世界上。这听起来很忧郁，并且好像表达了胡塞尔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否定态度，对这个存在着战争、不义、恶行的坏世界。听起来就是如此。在战争期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在这种心情中的胡塞尔，如果现在是在战后不久，那么这种心情是容易理解的。但现在几乎是在十年之后，在胡塞尔重新找回了他的伟大工作状态并且取得了伟大科学成就，而且作为伟大的当代哲学家而受到祝贺的时候？在这个——看似偶然的——措辞中是否涉及某种其它的东西和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涉及那种可以说是原初的、本质的世界一般的恶？哲学由此出发才构成一种拯救或一种解脱？超越论的观念论是否就是对此世界的一种拯救？这是否就是所有哲学思考在胡塞尔那里的最终意义？这是否是对某种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东西的寻找，对上帝的寻找？胡塞尔有一次曾对我说：“每个哲学家都必定会集中到宗教上。”这与他讲话的结尾部分没有关系吗？
我不敢做此断言。但这个想法不止一次进入我的脑海。胡塞尔此前和此后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和写到过：受到“召唤”而需要完成的哲学使命。但关于哲学可以为哲学思考的人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对这一点可能只有这一次才如此清晰地被说出来。而且是以完全无意的方式。
在正式的庆祝部分结束后，几乎所有客人都很快离开了。只有几个胡塞尔的老学生还被邀请参加一个可以说是私人的午宴。在场的只有胡塞尔一家，而后是埃迪·施泰因、让·海林、柯瓦雷、珀斯和我，几乎全是老哥廷根人。在午宴后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胡塞尔请人从放在他写字桌上的一堆信中选几封朗读一下。是施泰因小姐读的信。在某个时刻她读到了莫里茨·盖格尔的信：他和其他“慕尼黑人”抱歉没有能够来参加。而使得他不可能前来的是海德格尔。胡塞尔陷入不愉快的惊讶之中，而且全然不解。但人们认为，这与纪念文集的准备方式有关。注216好心情过去了，很快我们便离开了。
晚上在胡塞尔那里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有许多客人到来。我在弗莱堡还待了两天或三天。而后又过了五年，我才得以重新拜访胡塞尔。在此境况中无法考虑与他的合作。始终只有一些没有许多实际内容可说的通信往来。
1934年9月访问胡塞尔
我向胡塞尔承诺，在布拉格会议之后去拜访他。
我当时在弗莱堡只住了几天。尽管胡塞尔及其家人的境况发生了彻底变化（他不能再讲课），但他的心情仍然很好。他有进一步的工作计划，看起来也能很好地工作。我们谈到在广泛世界中的哲学的境况，尤其是在布拉格的大会，胡塞尔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报告。他收到邀请去布拉格做一个报告，但他只是写了一封哲学长信，这封信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宣读了。我向胡塞尔叙述了各种报告以及新实证主义者们（所谓维也纳学派）的许多干预，他们试图控制大会。他们首先组织了一个“前会议”，只有新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才能参加的会议，而且这个会议据说构成了与真正会议的某种竞争。大多数的波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卢卡西维奇、塔尔斯基、艾伊杜凯维支等）都参加了这个会。大会主席莱德（E. Rdl）教授向我讲述了，“维也纳人”运用了何种方法来占领全体会议与分组会议（尤其是在所谓A组）中的最好位置。我的报告原先被大会主席团放在大会第一天的A组中（在我们到达布拉格之前就收到的大会的正式会议程序中就是如此），后来则被放到了大会的最后一天。我是唯一抗拒新实证主义的波兰人。我的报告的题目是“一种对哲学的新构建的逻辑学尝试”，主要反对新实证主义的语义观。胡塞尔对所有这一切都饶有兴趣。有一刻我在胡塞尔面前对此表示遗憾：现象学家们——与“维也纳人”相反——根本没有被组织起来，因而他们没有作为群组出场，尽管有一批现象学的报告。对此胡塞尔父亲般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亲爱的英加尔登，哲学是不用组织起来做的”，于是我羞愧无言。他当然是有道理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又重新向他提出问题，难道不应当建立一个国际现象学学会，由它来出版一个真正的杂志。《年鉴》始终是为较大篇幅的文章而定的，根本没有空间给讨论、书评等等。除此之外，它现在已经被冷落在一边了。我觉得十分有益的是，组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主要由现象学家们参加并能够讨论各种有争议的观点。胡塞尔倾听了这些，但无法指望从他这里发出一个倡议。
而后我们也谈到计划中的胡塞尔出版物。看起来《沉思》德文版的新编辑计划当时已经被放弃。但胡塞尔还在为那部现象学体系著作工作；他也始终在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正确的现象学引论和论证。
因而我们几乎仅仅在探讨哲学，而没有去深究在实在的外部世界中的一般状况。也许正因为此，总的说来心情不坏。
1935年的最后一次访问
我仅仅为了两天时间来到弗莱堡，并且在胡塞尔那里遇到让·海林和兰德格雷贝，后者带来一份邀请函，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德语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想带另一部分胡塞尔手稿到布拉格。
关于布拉格邀请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考虑了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但我和海林都不知道，这里能够做何种建议。很明显，胡塞尔在德国的境况在这些年里从根本上变坏了，很难预料将来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布拉格？——谁能够知道在那里会更平静和更安全吗？胡塞尔倾听并沉默。我们在没有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各自分手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去胡塞尔那里。他立即坚定地告诉我：“我留在这里”。他勇敢而骄傲。不愿退让。我没有抗议，尽管我忧心忡忡。但当我几小时后出现在旅馆里时（我想反正第二天就要离开），我在并未主动要求的情况下收到了一份账单。显然人们在此期间已经得知，我拜访了胡塞尔，而且人们不想让这样一个客人留在自己这里。我通知他们我的启程时间。
这次我们的哲学谈论很少。只有兰德格雷贝向我叙述了很多在布拉格对胡塞尔手稿进行加工的事情。我当时询问“观念II”和“观念III”的情况如何。兰德格雷贝认为，胡塞尔将相关的手稿以某种方式分到各个组中。“实际上”，兰德格雷贝当时对我说，“‘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指“观念III”吗？
海林晚上到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到胡塞尔。海林在那段时间去看过他多次，并且赞叹他的好状态，他的坚定性，以及他对科学研究的不懈的奉献。胡塞尔在此最后的岁月里作为人和作为哲学家变得更加伟大了。他坚信，他的哲学终有一天会拯救人类。他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吗？
翌日，我与胡塞尔和马尔维娜太太衷心地道别，而后乘车离开。这是我与大师的最后一次聚会。尽管发生的一切，我当时还是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