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蒙古帝国崛起之时，蒙古骑兵以其巨大的军事技术优势，迅速占领、控制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摧毁了农业地带固有的文明体系，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由“伊斯兰扩张”而造成的亚欧通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亚欧大陆两端难以交流往来的历史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大陆的商业交通与文明交流，改变了亚欧大陆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面貌。但蒙古由于文明形态较为落后，无法充分整合亚欧大陆各文明体系，推动世界秩序向着一体化格局持续前进。历史重担只能再次由一直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主导角色的农商文明来承担。

14世纪，一场大规模的灾荒侵袭了亚欧大陆，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更是弥漫于这一世界历史的核心地带。在遭受自然环境的打击之后，蒙古人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激化。伴随着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三大汗国政权的分裂、瓦解甚至垮台，金帐汗国势力也已仅限于俄罗斯诸公国，不再具有世界史意义，尤其是宗主国元朝被长城以内的汉族政权明朝逐回草原，控制亚欧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的世界秩序就此轰然倒塌。一种主导性文明的覆灭，往往为下一个更为辉煌的文明的到来提供了广阔空间。蒙古帝国的解体，使世界历史站在了十字路口上，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发展，何种文明将会崛起，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西欧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欧东正教文明，西亚、中亚伊斯兰文明，东亚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民族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在吸收了新的历史营养后，创造出更具活力、更为辉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始于蒙古帝国宗主国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的现象，而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来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的促使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掀起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在东欧平原上，罗斯民族建立了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的分立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逐渐挑战金帐汗国的统治，通过扩张、兼并，迅速崛起，疯狂地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在一个小公国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参照“大航海时代”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奠定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之相似，长城以内所建立的新政权——明朝，虽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政治口号，在政权脉络上，自觉继承华夏传统，标榜“法体汉唐，参以宋典”，但在边疆立场上，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对东北亚、南方边疆与青藏高原的经营。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是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推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与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代中国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堪称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皆缺乏持久的兴趣，在一度的永乐边疆扩张后，很快便收缩了回来，对外关系满足于传统的朝贡贸易，在政治上维持“天下共主”的名义地位。其封闭观念显著地体现于在北部边疆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同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由于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而且由于长城吸纳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政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了对内亚东部（长城以北）地区的控制，而且被来自这一地区的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呈现了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若与“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之为“明长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