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分歧

20世纪中叶是福利国家的极盛期，人们往往这样理解福利国家：即有目的地运用民主国家的权力以规范和修正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自发作用，从而影响收入的再分配（Schottland 1967，p.10）。这一界定以及其他类似的理解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诠释：即认为国家操纵市场使其偏离轨道，而在早先福利机制中并没有类似的“修正”或干预，这两种预设都难以自圆其说。上述界定未能区分保障性福利与救济性福利，即旨在确保最低生活条件的福利与广义的旨在使人们生活富足（甚至最佳）的福利，¹未揭示美国式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法国式福利国家（l’état providence）以及德国式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之间的差别，也未能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而没有这种视角，20世纪的福利国家思想便难以索解。从根本上说，这种经济的和物质主义的界定远不能表达福利思想家们希望实现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即使那些坚持经济立场的福利思想家也不例外。在许多人看来，民主是福利的前提，尽管福利观念的起源是非民主的。而且，与那些重点更为突出的、功能主义式的国家观相伴，国家被作为确保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和人类目标的重要手段，诸如形式多样的繁荣、共享、平等、尊严、责任、自由的个人发展、参与以及卓有成效、令人满足的劳动。

然而，这即便在历史解释层面也是困难重重。在一般人眼里，福利国家往往被认为起源于集体主义原则对个人主义原则的攻击；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源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斗争；甚或如在德国那样，发端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或者认为福利国家源自私人部门慈善实践中的那种家长式或与之相反的互助式冲动。如果就福利国家的唯一动因而论，诸如此类的参照框架似乎已经无法作为最为有效的解释工具。福利思想背后观念构成的丰富性使得先前那些简单化的范畴分类归于无效：后者将社会改革视为介于自由放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黄金分割”（Fine 1956）。在差别较小的美国政治光谱中，这一观念尤其占据主导。福利思想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塑造了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有关公民资格的现代理论及实践、有关人类幸福的物质的和心理的观念、有关政治的目的以及国家权力运用的新的理解；现代化以及国家建构的目标；对于社会各力量以及阶级之间动态均衡的理解，其中包括：民主参与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技术的改进、关于财富再分配基本理论的替代经济基础、有关社会正义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针对不同社会主体的有关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竞争性分配、新兴的面向未来的时间概念以及对时间的控制、风险的重新评估以及用以影响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新手段。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它们之间的多重嬗变反映了其赖以呈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那些如瑞典福利理论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意识形态是高度结构化的、一目了然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态使他感到费解。缪尔达尔在1950年代就抱怨说，“福利国家显然缺乏足够确切和现实的意识形态”（Myrdal 1965，p.59）。尽管自由原则对福利国家的关键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则将有关福利国家的一套松散的政治观念（这里指福利主义）视为一座有着许多单元的大房子。²

任何对于20世纪福利思想的描述都必须从19世纪末开始；即便在当时，尽管某些福利措施的指向日趋明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争议，也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福利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两个跨接时期（bridging periods）：世纪之交和世纪中叶，³该思想获得了重要突破。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甚或主导角色的出现，以及作为首要的国内公共政策组织者甚至发起者的国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与此同时，国家的干预不再是特例或暂时性的，而成为常规和永久性的，这是19世纪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留给20世纪的两大最为引人注目的遗产。对这两大遗产，恐惧者有之，欢迎者有之。在不列颠，这些发展伴随着功利主义的再度勃兴，如今功利主义与有关社会进化的乐观主张密切结合。两大思想流派被用来应对如下状况，即：工业革命带来日益巨大的社会代价，而对其中许多代价的规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不列颠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晚期维多利亚式的进步观念以及新社会理论相结合，主张社会整体以及群体性成员身份的重要性。⁴那种不参与社会实践、仅仅在强有力的自由放任原则的神话中茁壮成长的抽象个人让位于对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认可以及对社会合作不可或缺的赞同，而这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无关。在法国，有关社会连带的诸多观念得到发展，尽管出发点略有不同，但都强调国家对个人义务和远见的支持，连同以社会保障代替部分个人义务和远见，并将此视为关乎国家利益的事。保障和自由通过社会生活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彼此结合起来。德国当时将家长式的国家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组织效能。瑞典曾推行一种具有高度民主色彩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观念。只有美国更倾向于尝试有限的、分散的私人福利机制，而非大规模的国家介入。虽然表现程度不一，但主旨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