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主要信条的多样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具体性，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那里却不存在。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坚定的意识形态领袖，而这是墨索里尼无从做到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就是希特勒本人的主张。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奋斗》（Mein Kampf），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开始成形，该书所呈现的即使不是他政治思想的全部，也是其思想的主要方面。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立基于雅利安种族主义和20世纪早期德国最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战及战后德国的痛苦经历使其进一步激进化，其社会和经济主张则主要来自一战后的两位德国理论家：迪特里希·埃克哈特（Dietrich Eckhart）和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

希特勒思想中有两个基本范畴：种族（race）和空间（space）。在他看来，雅利安或日耳曼种族无论如何都要比欧洲其他种族以及其他地区的种族优秀。由于彼此间固有的差异和相互竞争，使种族之间无法长期和平共处，它们不可避免地展开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因此，希特勒坚持说：一切历史都是种族冲突和斗争的历史。这并非出自人们的主观喜好，而是人类生活自然事实的反映，正如“上帝”对自然万物的律令一样。希特勒的自然神概念基本上是一种模糊的自然神论，在其中，秩序充满了血腥，它的建立仰仗于某种模糊的始因，因此从自然神论角度看，真正的种族信条本身服从于“上帝意志”（Ceicel 1972）。

为了论证种族主义信条的合理性，希特勒诉诸于历史以及一般的人类经验，他宣称，种族冲突无处不在。雅利安种族的优越地位在雅利安人的历史和文化成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德意志人正是雅利安人的主要化身。说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希特勒并非一位狭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承认在其他北欧民族中也有许多雅利安人的分支，而且他私下承认德意志人在种族上并不纯粹。雅利安人的原则是种族主义的，而不是国家主义的，因此它超越了德国本身，尽管德国人是他们的主要代表。

希特勒思想的另一极是空间，在他看来，一切历史最终都是种族之间争夺领土的斗争。在现代，世界的各个部分都卷入相互竞争，雅利安种族基本上被局限在德国及北欧地区。因此德国必须夺取更大的领土即生存空间（Lebensraum），从而扩张并最终主导整个世界，否则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和毁灭。在这方面，希特勒主张中许多简单明确的范畴反映了一战时期最为极端的德意志扩张主义的愿景：即要么获得世界霸权，要么走向崩溃（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

要获得生存空间，除了征服别无他途。德意志不可在这一责任面前退却，否则的话就只有自取灭亡。“优等种族”的优越性表现为她具有更强的意志力、纪律、决心和军事才能。雅利安人中诞生了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产生了最伟大的战士，但该种族的战士品质必须经过悉心培养，并将其保持在最高水平。既然生命必然意味着斗争，那么运用系统化的暴力就是巩固种族优越品质所必要的。领导这场斗争的担子将落到希特勒肩上，他领导德意志人不断斗争，直到实现其近期的主要目标：统治欧洲大部，征服苏联全部东欧领土，将其作为自身的生存空间。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是同时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战争（Jaeckel 1972）。

东欧的斯拉夫种族尽管人数较少，却是雅利安人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其中一个死敌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宣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最极端的反犹主义，将犹太人污蔑为一种特殊的恶魔般的反常种族，该种族唯一的目标就是玷污和败坏其他种族。在希特勒的思想中，犹太人并不属于一般的人类，而是一群劣等人，他们如同腐蚀性病菌，是德国1918年失败和共产主义崛起的罪魁。因此，必须将他们从德国以及其他地区清除出去，尽管希特勒本人从未说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19年初组建于慕尼黑，但直到14年后的1933年1月底，它才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开始执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往往被归因于最极端的选举煽动，将犹太人虚构为随时可用的替罪羊，做一些大而无当的承诺以消除德国经济萧条的灾难性影响。这样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上在大选期间，不得不对极端反犹主义进行限制，以免使选民受到惊吓，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纲领经过了仔细设计，以吸引各个行业的公众。纳粹继承了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传统，他们吸收了这一传统中的某些观念，包括为经济注入大批资本，控制通货膨胀，扩大生产和就业。与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希特勒极力宣扬私有财产原则，但他更加强调在一个日趋自足的民族主义专制体制下，国家通过控制、规范和契约等手段对经济活动的指导和疏导。有时纳粹将这一体制称为Zwangswirtschaft，即“统制经济”（Kershaw 1985; Zitelmann 1987; Prinz & Zitelmann 1991）。

国家社会主义信条的核心是Führerprinzip，即领袖原则。该原则意味着希特勒完全无条件的个人指挥，他将领导德意志人民，树立正义，领导该民族走向辉煌。领袖原则渗透于一切机构中，其目标在于造就一个有着强大内在力量的领袖从属网络，一个“领袖的民族”（nation of leaders）。德国社会在理论上被重新建构为一种Volksgemeinschaft，即一种具有同等种族地位但功能相异的“人民共同体”，其奉行的口号是：公共需求先于个人需求（Gemeinnutz geht vor Eigennutz）（Burleigh & Wippermann 1991）。这些信条的实施借助于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大众宣传政策以及对一切艺术和娱乐的控制（Voegelin 1986）。希特勒并非一位成系统的思想家，他从未形成一套完备的政府蓝图，这就使纳粹的某些纲领显得随意和粗糙，但他要比墨索里尼的前进步伐快得多，而且更为彻底，因为他一上台就开始确定自己政策的总体性质。而1933年德国的政治危机和分裂实际上要比1922年的意大利严重许多，这就使潜在的反对力量遭到削弱。

无论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在那些非德意志人看来如何过分，这些理论帮助希特勒巩固了权力，甚至使他为扩张和征服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希特勒的主张得到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理论家如戈特菲尔德·尼斯（Gottfried Neese）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的补充。罗森伯格在他那本广为人知的著作《20世纪的神话》（Der Mythu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1933）中，对“血统神话”和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和高贵性大加赞美。纳粹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是20世纪一切革命方案中最为独特的：即一场旨在扩张和纯化北欧和东欧雅利安种族的种族革命。而纳粹并未向德国公众就这一点做详细说明。希特勒并没有为他那宏大的征服计划确定具体的方案或时间表，他也未具体阐述过他所有政策中最为致命的政策的相关计划，这一政策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最终解决方案”（endgültige Auslösung），即对近600万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其人数几乎相当于到1942年为止被纳粹占领的欧洲范围内的所有犹太人。不过，这一点在他有关全方位种族战争（尤其是针对东欧）的主张中已经有所体现，这一主张处于希特勒思想的核心，而且希特勒本人也公开表达过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心。这里可以暂时设想一种可能性，纳粹在理论上默许将所有犹太人大批赶往其他大陆，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玷污论”始终隐含着一种残酷的政策，它还将继续在1939年至1942年间的实践征途中不断得到充实（Schleunes 1970; Ackermann 1970）。

在基本原则和特征方面，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有着某种共同的“法西斯主义基本信条和特征”，其中主要包括：两者都反对政治上已有的左、中、右派（尽管有时他们为了获得权力也愿意同某些右翼集团联合起来）；极端威权主义；国家主导经济；活力论；非理性主义与反唯物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在理论上崇尚暴力；热衷于战争和扩张；有机的、多阶级的社会政策；大众动员，创建由民兵组成的“党的军队”；极端注重男性化和阳刚之气；关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观念；注重青年人；精心确立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公民宗教和政治表演。

然而，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在运用同样的原则时，其方式和程度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别（Bessel 1996）。就某些方面来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威权统治，它容许一定程度制度上的多元性，尽管它自己也有一套抽象的极权理论。到二战爆发前夕，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仅仅处决了九名政治犯。而德国纳粹政权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重要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并不支持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种族主义，也并不怎么反对犹太人。直至1938年，在法西斯党的各个发展阶段，该党中一小撮犹太法西斯主义者所占比例超过了犹太人在整个意大利社会人口中占有的微小的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不成比例的犹太人的”组织，而这恰恰遭到德国纳粹主义者的嘲笑。

1938年，当墨索里尼发现纳粹德国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与德国联盟变得有利可图时，他得出结论说，必须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信条进行调整，以适应纳粹的新秩序。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法西斯种族主义宣言”，宣称由于生物遗传以及环境和文化的综合作用，意大利人是一个特殊而优秀的种族。这一界定与希特勒种族主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强调历史和教育的作用。尽管意大利也通过了反犹立法，但在推行过程中从未达到纳粹德国那样的极端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