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合之众到选民大众

早在古典时代，理论家就对民主制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与开明的精英统治相反，民主制缺乏理性，没有效率，充满偏见、狭隘且不宽容。民主制试图将一切拉平至最小公分母，在那里，没有创造力和差异的空间。一般来说，诸如此类的批评涉及对无政府主义、破坏性的暴力以及暴民之非理性的描述（McClelland 1989）。从伯克、梅斯特（de Maistre）、托克维尔、约翰·密尔以降，无论是在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中间，法国革命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看法。然而，后来的理论家认为大众的性格取决于人类心理，他们之所以日趋占据主导乃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将有关大众行为的分析一般化，以涵盖大众社会中的所有活动：从选任议会的运作、大众出版物的影响力到宗教崇拜的性质、政治能动主义以及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正如古斯塔夫·勒庞（Gustav Le Bon）生动描绘的：“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时代（the Era of Crowds）……民权神授将取代君权神授”（Le Bon 1926[1895], pp.15, 17）。

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Psychology of Crowds）¹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著名的著作。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很快就有英译本和德译本等问世，至今有好几种译本。该书不仅成为诸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953-1974[1921], pp.23-24）、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59[1911], pp.159, 206）以及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908, p.53）等人的思想基础，该书也是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然而，即便他的结论并未遭到质疑，但其结论背后的诸多预设是很成问题的，它是当时偏见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位出色的、高产的畅销书作者，勒庞只是综合了当时法国和意大利著作家的观点：著名的如埃斯皮纳斯（Victor-Alfred Espinas）、福耶尔（Henry Fournial）、塔尔德（Gabriel Tarde）以及西盖勒（Scipio Sighele）（Barrows 1981; Nye 1975）。尽管他们的论证充满了实证判断和拟似的科学心理学思考，但几乎没有人做过多少实证研究。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对前文提及的大众社会无序的世纪末式的（fin de siècle）关注。正如苏珊娜·巴罗斯（Susanna Barrows, 1981, p.5）指出的，这些观念不过是一面“哈哈镜”，通过这面镜子，理论家们透视“大众阶级”尤其是有组织劳工在政治上的崛起。

1880年代早期，第三共和国放松了对结社、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然而却日益受困于针对法国议会制度的腐败而发起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在这些示威活动中，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看到了178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回响，后两者正是丹纳（Hyppolyte Taine, 1962[1887-1888]）著名的有关大众的分析对象。有两个事件成为现代民主沦为群众抗议和暴力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880年代后期布朗热将军短暂而辉煌的举动；二是1886年迪卡兹维尔矿工大罢工（Barrows 1981, ch.Ⅰ）。布朗热利用保守派和工人对第三共和国的不满，分别于1886年和1887年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凭借其所谓激进的同情心，布朗热于1885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对军队的改革使其声名鹊起，由于怕他拥权自重，政府于1887年将其解职，并逐出巴黎，实际上将他变相流放。威尔逊事件（Wilson affair）后随着人们对政府日趋不满，而总统的女婿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被控接受贿赂，布朗热随即在1888年参加了一系列递补选举，而且获得巨大成功，其中在巴黎，有30,000—100,000人集会庆祝布朗热的胜利。在法国的理论家看来，布朗热煽动群众的能耐表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能够为自己赢得大众的支持。勒庞甚至认为此人有能力唤起一种几乎是宗教般的狂热（Le Bon 1926[1895], p.85）。不过许多群体要么害怕要么盼望的波拿巴主义的回归并未成为现实。当人们要求他捣毁爱丽舍宫而不是坐等大选来临，布朗热丧失了勇气，由于害怕遭到控告，他逃往国外，两年后在客居地自杀身亡。与布朗热事件不同，迪卡兹维尔罢工则集中体现了缺乏引导、完全受本能驱使的群众的破坏性冲动。由于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小说《胚芽》（Germinal）的描绘（1885; Barrows 1981, ch.4）而广为人知的是，迪卡兹维尔罢工使一位公司老板遭到谋杀。然而，与布朗热事件一样，它也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尽管1880年代罢工频率不断提高，产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也迅速提高，酿成暴乱的罢工的比例还不足4%，而只有10%演变成公开的示威游行。尽管这些罢工在性质上日趋政治化，但最新的研究注意到它们良好的组织纪律和策略上的理性特征（Shorter & Tilly 1974）。不过，正如布朗热事件使第三共和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黯然失色，这一时期吸引了群众心理学家们的想象，为无产者针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幽灵招魂。

理论家们不无道理地指出，诸如此类的群众抗议可以解释为表达不满，是更为广泛的由于“新的生存状况”所导致的社会不适感的一部分，这种生存状况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文明中的一切要素赖以立基的宗教、政治信仰的崩溃”（Le Bon 1926[1895], p.14）。现代城市生活的兴起、家庭的解体、使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强行居住在某一区域，正是这种去种族化过程（deracination）造就了群众（Tarde 1912[1890], pp.325-326）。作为新、旧社会道德秩序之间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群众表现出某些类似于当时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其他所谓“病态的”、“失范的”行为特征（e.g.Tarde 1912[1890], pp.323-324）。有意思的是，犯罪学家是群众心理研究的开拓者，其中以西盖勒和塔尔德最为著名（McLellan 1989, ch.6; Barrows 1981, chs.5 and 6）。

西盖勒的《群众犯罪研究》（The Criminal Crowd, 1892[1891]）得益于他的导师意大利犯罪人类学家隆布卢索（Cesare Lombroso）和弗里（Enrico Ferri）以及法国著作家丹纳、埃斯皮纳斯和塔尔德（Barrows 1981, p.126）。如何对那些参与破坏性暴乱的个人进行判罪，西盖勒试图提供一种指导。与弗里类似，他认为法律应当对“天生罪犯”（born criminals）、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黑手党，与那些受到群众内在动力的影响而行使犯罪行为的人作出区分。只有前两种类型的犯罪需要予以严惩。尽管群众中充斥着某些“天生的罪犯”，例如迪卡兹维尔罢工，但在他看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守法公民，应当宽大处理（Sighele 1892[1891], pp.117-122）。西盖勒依据法国的催眠理论解释大众行为。18世纪以降，催眠术就一直吸引着医学研究者，但到了19世纪后期，催眠术通过“暗示性”（suggestibility）这一概念被引入犯罪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步萨彼里埃学派（Salpêtrière school）²的后尘，西盖勒认为，催眠暗示体现了人类不同程度的道德“弱点”。在对不同群众类型进行区分的基础上，西盖勒断定只有“恶棍”（criminaloid）才会在外力的影响下干出罪大恶极的勾当（Barrows 1981, pp.128-129; Sighele 1892[1891], pp.137-144）。然而，引发群众的催眠效应背后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西盖勒并未明确。而这在塔尔德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发。

作为一位地方官员，塔尔德正是西盖勒的写作对象。然而，塔尔德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科学家和犯罪学家。在塔尔德看来，催眠术是介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实验性的接合点”（Tarde 1912[1890], p.193）。在《模仿的规律》（The Laws of Imitation 1890）一书中，塔尔德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社会行为导源于相互暗示或“模仿”，借此产生“一种梦游症”。在他看来，事实上，“与催眠状态一样，社会状态也只不过是梦的一种形式”（Tarde 1890, pp.77, 87）。在同年出版的《惩罚哲学》（Penal Philosophy）中，他开始将这一主张运用于大众研究。大众仅仅是这种模仿效应（imitative effect）的极端形式，当成员的社会背景彼此相似（最明显的如工人），这种模仿效应就尤为明显。在西盖勒著作的启发下，塔尔德对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发挥。尽管两人在许多方面立场一致，但塔尔德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会被大众的符咒所裹挟。就像被催眠一样，群众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它有“脊髓”，而无大脑（Tarde 1892, pp.354-355, 359）。因此，只要有“一种激情的火花”，就能够将“各种大异其趣、彼此陌生的元素的大杂烩”转变成具有凝聚力且彼此相似的大众，“义无反顾地奔向最终的目标”（Tarde 1912[1890], p.323）。这时的人们丧失了任何个人责任感，其行为方式与其作为个体时的行为方式判若两人。即便大众中的多数“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才聚集”，“他们中间某些人的狂热会迅速影响到所有人的心灵，进而所有的人都开始处于一种疯癫状态。当初还极力反对谋杀无辜的人最先在这种血腥面前走火入魔”（Tarde 1912[1890], p.323）。

在丹纳等人有关群众暴力的描述的启发下（Tarde 1912[1890], pp.323-324），塔尔德及其同代人逐步将催眠隐喻与其他强调群众如何引发一种病态的、混乱的精神和生理状态结合起来。群众不但时常处于醉酒状态，其行动在许多方面和醉鬼无异：那种令人晕眩的氛围使人在精神上陷入迷醉，丧失理性，他们满脑子“幻觉”和气势磅礴的错觉。这样，他们无拘无束，其行为完全为“本能”所驱使，性放纵，谋杀。如同酒精一样，身处群众之中会“毒害”一个人，使他暂时“精神失常”。群众行为还类似于一种群体性的病态或者说一种“传染病”：群众的集体意识会“传染”给个人，它会在所有成员中迅速蔓延，直至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一种精神上的“狂热”或“精神错乱”（以上参见：Tarde 1892, pp.359-360）。最后要指出的是，群众充满“野性”、“兽性”（返祖性地回归“原始”进化阶段）、“人面兽心”（la bête humaine）（Fournial 1892, p.109; Tarde 1892, p.358）。

这样，大众便被描绘成与古典意义上的公民和民主审议理想正相反的东西，而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意味着：诸如勇敢和坚忍不拔这样的“大丈夫”德行，他们的讨论以理性为指导。而那些涉及大众的所有精神病症中除酗酒外，则往往被称为“小女人”品性。大众就如同女人，他们“懦弱”、“相信直觉”，常常为“情感”和“激情”而不是理性所左右，反复无常、出人意料，时常歇斯底里，极易受到暗示，对其他人很有诱惑力。正如塔尔德指出的：“即便大众通常都是由男人组成，但它依然充满女人气，他们满脑子奇思怪想，奴颜婢膝令人厌恶，他们轻信、神经质，时而狂暴，时而温顺，喜怒无常”（Tarde，转引自Barrows 1981, p.47）。就像理性一样，文明意味着男子气概，而大众的狂暴使其类似于“女性的野蛮人或法翁（faun）³，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是本能和机械习惯手中疯狂的玩偶，属于低等动物，一种反应迟钝的无脊椎畸形蠕虫”（Tarde 1892, p.358）。

勒庞对这些著作家的观点做了总结和简化，将有关大众“集体心灵”（Le Bon 1926[1895], pp.29-30）的讨论转化为“大众的精神一致性规律”（Le Bon 1926[1895], p.26）。而且，他毫无顾忌地抽出这些主张中的性别和种族歧视成分，轻率地断定（“有关论证并非本书范围所及”）“大众的特质（诸如冲动、易怒、缺乏理性和判断力以及批判精神、情绪化等）几乎总是发生在那些未充分进化者身上：如妇女、野蛮人以及儿童”（Le Bon 1926[1895], p.40）。勒庞自己的贡献在于：他不再将大众视为威胁主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反常现象，而是现代社会（不仅是新兴的大众民主）特有的大众行为。在勒庞看来，“大众并不总是意味着许多个人在同一地点同时出现”。“数以千计的个人”，甚至“整个民族”，如果在某种狂暴情绪的影响下也会表现出“心理学意义上的大众”的某些特征（Le Bon 1926[1895], pp.238-239）。事实上，个人在脱离传统等级结构和忠诚之后，大众社会的民众日益转变为“彼此间缺乏凝聚力的众多个体的大杂烩”，他们很容易以大众的行为方式行动（Le Bon 1926[1895], pp.238-239）。

与此同时，谈论所谓的保护陪审团和议会免受大众的侵扰也是不着边际的，因为这些机构的行为方式与大众并没有什么两样（Le Bon 1926[1895], pp.36, 215）。塔尔德不禁慨叹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结构作为一种机制与我们的身体结构相比如此原始，那些被称为议会或国会的集体精神无论在快速运转方面、深刻且长远的审慎方面，还是在被激发出的本能或决断方面，都无法与其成员中最平庸的人的才智（esprit）相匹敌”（Tarde 1892, p.358）。勒庞更进一步，认为政治制度并不对行为构成单方面的影响力。政治制度只有在与国民情操相协调时才有效。决定一个民族统治方式的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该民族的性格和习俗，勒庞将这一主张与种族密切联系起来。

在大众社会，必须设法容纳大众。民主制或许本身并无多大价值，而所谓的公意或同意可能只是幻觉罢了，因为一大群人不会进行理性思考（Le Bon 1926[1895], p.210），然主流民主信条却认为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Le Bon 1926[1895], p.211）。尽管在大众身上，“愚蠢”、“毫无天分”与日俱增，但大众的认可和支持仍然是任何体制获得正当性所不可或缺的（Le Bon 1926[1895], p.32）。不过，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可以对大众进行操控，大众心理正是告诉政治家如何进行操控的科学指南（Le Bon 1926[1895], p.21）。如果说迪卡兹维尔罢工表明了群众充满危险的破坏力量，那么布朗热事件则体现了大众的可塑性。大众是“原始的”，且“易受暗示”，他们很容易受到演说家和克里斯玛技巧的控制。由于不会进行独立思考，大众总是被少数领袖控制。毋庸讳言，大众对“纯粹理性”和“观念”毫无知觉，但他们和女人一样，必然受到对“情感”的强烈诉求的“诱惑”。而且，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见，有的只是那些“影响”到他们的人的意见（Le Bon 1926[1895], pp.21-22, 56-59）。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发群众的想象力，在自己的跟随者中间激发起一种宗教式的热诚。与其他成功的意识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Le Bon 1926[1895], pp.77-80, 82-85）。

与其他类型的大众一样，“选民大众”所拥有的“推理能力非常有限，缺乏批判精神，易怒、轻信而且头脑简单”（Le Bon 1926[1895], p.201）。而且对选民进行限制也毫无意义，因为“一大群人往往会趋向于同等水平，而且在一般问题上，由四十位学者所填的选票和四十位运水工并没有质的区别”（Le Bon 1926[1895], p.201）。然而，选民与其他类型的群众一样，很容易被操纵，他们经常被领导人的“威望”和修辞技巧所左右，领导人通过修辞技巧“肯定”和“重复”可迎合大众的情感，借助有感染力的暗示效应，可制造强有力的支持（Le Bon 1926[1895], pp.141-159, 202-204）。勒庞做了这样一个类比，并常常为他的追随者们津津乐道，他指出，“政治家为了号召人们保卫某一政治事业”，他们所使用的技巧就像“商人通过广告推销自己的产品”。正如“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某一厂家的巧克力味道最好，我们会想象自己已经在许多场合听人这么说过，并最终确信这就是事实”。“假如我们在同一张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而李四是个大好人，我们最终会确信这就是事实真相，除非我们读到另一张报纸上相反的观点，即两种说法正好相反”（Le Bon 1926[1895], pp.142-143）。“模仿”的力量可谓大矣，任何观念，只要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将在群众中成为现成的真理。

几乎同样的策略也能够使领袖主导议会（Le Bon 1926[1895], p.125）。同样，与后来的理论家一样，勒庞指出，由于不断需要赢得大众的支持，结果便带来政府的日益膨胀。收买各种选民集团造成财政浪费，而这意味着税负的增加，自由因此遭到限制。国家的膨胀还增加了官僚的数量和权威，由于官僚的权力是非人格的、持久的，而且不用承担责任，这就使官僚手中的权力得到空前增强（Le Bon 1926[1895], pp.231-235）。因此，大众政治使大众社会的其他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大生产方法不但进入了工业领域，而且进入了政府。尽管这一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社会主义的支持，勒庞坚持认为它最终将引发大众反动。政客不断贿赂当地选民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公民将为政客的腐败而备感沮丧。国家日趋呆板和专断（Le Bon 1926[1895], pp.235-236）。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的领袖具有超凡魅力，拥有足够的威望节制他们的自发性和能量的时候，大众的破坏性会变成一种创造性力量（Le Bon 1926[1895], pp.237-239, 150-151）。

勒庞的观点具有反动和种族主义倾向，它会在极右翼势力中找到其信众。随着有组织劳工力量的增强，勒庞对议会民主日益反感，转而想借助民族主义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以作为控制大众的手段（参见Geiger 1977，他指出了西盖勒思想中类似的转变）。然而，勒庞的方法无论是在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当中（Wallas 1908）还是在保守的自由派人士中间（Lippman 1965[1922], p.127）都颇具影响。尽管这些后来的思想家已经抛弃了勒庞或塔尔德有关大众幻觉效应的解释，甚或也不再认同他们经常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性别歧视，更不用说种族歧视了，但由这些理论引出的隐喻和拟似社会规律仍然对他们有吸引力。而且，这些理论家还注意到了勒庞未曾注意到的维度：即政党组织对大众、政客以及大众领袖的心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