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遭遇凯恩斯

弗利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生于1899年，卒于1992年。在遭受了1950和1960年代的“凯恩斯式的雪崩”之后，哈耶克在1970和1980年代成为“新右派”的热门经济学家（McCormick 1992）。正如凯恩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主导着有关政治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哈耶克则主导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论辩。在凯恩斯还健在的时候，哈耶克就一直是其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不过在许多方面，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立场颇为相似。他们都认为人类所处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知。两人都执着于个人自由，都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简单化的预设。他们都希望民主文明能够存续，都坚信假如自由需要延续和繁荣，维护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他们都受到埃德蒙·伯克政治哲学的影响（Hayek 1948, pp.13, 24）。他们都对数理经济学家的方法以及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倾向持怀疑态度。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手段上的，而非目标上的。即便这样，他们两人的分歧也是相当大的。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知识环境和传统（Caldwell & Hayek 1995）。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在剑桥经济学派、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以及摩尔的哲学，而哈耶克的思想则深受以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维泽（F.von Wieser，1851-1926）以及米瑟斯（L.von Mises，1881-1973）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影响（Gray 1984, pp.16-21）。对凯恩斯来说,其思想的转折点源自阅读摩尔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而对哈耶克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922年米瑟斯发表的《社会主义》（Die Gemeinwirtschaft），该书彻底改变了哈耶克对市场经济和价格体系如何运作的思考方式，使他开始对社会主义和计划所潜藏的危险产生警惕（Hayek 1956, p.133）。正如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使凯恩斯获得了一种新的“宗教”，米瑟斯的《社会主义》则被哈耶克奉为“福音书”。（然而，两人都不是完全固守成说。）植根于奥地利学派传统，哈耶克反对任何认为可以客观地理解经济问题的主张，也反对人为地设计或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

哈耶克即使不是笑到最后，他也获得了能作最终定论的特权和幸运，他不遗余力地认定，凯恩斯应当为自由主义的败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崩溃以及大政府的膨胀承担主要责任（Hayek 1978, p.192）。哈耶克从根本上反对凯恩斯有关1920、1930年代经济问题的分析，并提出截然相反的政策方案。当他还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哈耶克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认定凯恩斯力图倡导如下观念：物价暴跌是投资不足的结果，从而促使政府采取滞胀政策以降低工资和物价。他们认为，肯定会有出现更高的失业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措施，但除了让市场力量和通过经济周期自行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政策选择。政府指导下的扩张和投资或许会带来短期收益，但最终将造成巨大危害，并使问题变得更糟。然而，凯恩斯既不会承认没有其他选择，也不会冒险让那些不受拘束的经济力量将社会撕裂。在凯恩斯看来，这里所需要的是英国式的实用主义和良好的判断，而不是奥地利学派抽象的经济理论。

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市场造就秩序或均衡的能力。哈耶克认为，从认识论角度看，由于我们无法从客观的角度理解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极为复杂、无从知晓，因此只有自由市场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分配。知识是非常零碎的，而且是内在的，因此在哈耶克看来，那种试图将所有知识汇集起来使政治家和官僚能够对之进行指导或规划以达到某种目标的努力是荒谬的、危险的。在哈耶克眼里，这还意味着试图从“宏观”经济角度理解经济是不着边际的。实际上，正是由于凯恩斯试图建立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哈耶克后来说这正是他未就《通论》做出回应的主要原因（Hayek 1978, p.284）。哈耶克认为，价格体系是最有效的调控体系：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只有价格体系能够协调所有分散的地方性知识（Hayek 1948），因此，任何形式的中央计划注定要失败，任何试图干预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企图必将事与愿违。而凯恩斯所认定的那种可能的知识，由于太过零碎和分散，以致无法由一个“指导性机构”所掌握，无论这一机构是由凯恩斯还是斯大林式的人所组成（Hayek 1945）。对凯恩斯所说的社会和信息交换的“耦合秩序”（catallaxy）不能，也不应该进行有意识控制，正是这一耦合秩序引发了“自生自发”（spontaneous）的人类秩序形式。

凯恩斯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回应能够很好地说明两人的分歧所在。在1944年写给哈耶克的一封信中，凯恩斯认为它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在道德和哲学层面，他“几乎”完全赞同哈耶克的观点（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Ⅶ, pp.386-388）。然而，在该书的实践和经济方面以及所带来的结果上，凯恩斯不能同意哈耶克。由于凯恩斯本人对战后年代持乐观态度，他首先批评哈耶克对“丰裕即将来临”主张的拒斥。其次，他不同意哈耶克所坚持的我们无法把握或难以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反对哈耶克认为我们过分强调经济问题。在阐明了这一主张之后，紧接着凯恩斯说明自己在两个重要方面同意哈耶克的立场，这一观点将他之后的批判纳入其中。凯恩斯首先赞成哈耶克对利润动机和风险承担的强调。在凯恩斯看来，计划不应当使一个社会承担风险的努力受到损减，恰恰相反。凯恩斯极力倡导创业精神，只要投机不会取代创业精神而成为首要的商业动机，它就不会造成危害。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主要差异不是在利润动机以及风险的重要性上，而是在何种情况下创业精神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尽管计划并不能取代承担风险，但国家可以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使资本主义创造性的“生机活力”得以释放。虽然哈耶克与凯恩斯都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自己的无知有明确的意识，然而他们所得出的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和无知的方法却大异其趣。在凯恩斯看来，不确定性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事事，而对哈耶克来说，不确定性以及知识的缺乏意味着我们最好不要采取任何举动，等待秩序从复杂性中自动浮现。凯恩斯在1925年早些时候明确指出：“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被预知，但某些事情可能发生，这就是我的另一些建议。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促使某些事情的发生做点事情吗？”（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26）。

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而且“被迫采取行动”（Keynes 1971-1989, vol.ⅩⅣ, p.124）使某些事情发生，其中隐含着对理性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尽管凯恩斯从《概率论》以降就认为我们知道的很少，但他能够看到人类的直觉和才智能够在应对和改造一个不确定且变化不定的世界中的作用。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受拘束（unprincipled,在伯克的意义上），因为这个世界如此不确定且变化无常，而且我们的知识也非常有限，但它同样应考虑到“未实现的可能性”，注意到流俗的或主导性的意见。计划的确会伴随着风险，但凯恩斯认为，不采取行动将使《通往奴役之路》所倡导的自由价值面临更为严重的危险。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从事计划的共同体的道德：“在一个能够正确感知的共同体当中，危险的行动不会带来危险，而假如这种危险的行动由那些无法进行正确感知的人们去执行的话，那将会堕入地狱”（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Ⅶ, pp.387-388）。

我们有理由认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分歧在于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在如何避免奴役之路方面，应当在哪里划定界限，行使“实践判断”。尽管如此，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与凯恩斯大异其趣。在凯恩斯眼里，资本主义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动力来自人类自身那种令人厌恶的欲望：即对金钱的热衷。凯恩斯经常对资本主义大加贬斥。他接受资本主义，希望通过适当的途径使金钱动机这一资本主义背后的推动力量不再居于主导。一旦“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绝对”需求得以满足，人类将把注意力转向“生命艺术”。对金钱的热衷最终会被发现是“一种有些令人厌恶的病态，一种带有犯罪色彩的半病态的倾向，人们会迫不及待地将其交给精神病专家”（Keynes 1971-1989, vol.Ⅸ, pp.326-329）。尽管凯恩斯并不像他的许多学生那样过于关注国家在分配福利中的作用，他为毫无制约的自由市场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而深感不安。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既是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也是基于道德和审美的。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指出，凯恩斯“痛恨失业，因为失业让人愚蠢麻木，而贫困则让人丑陋难堪。他为现代生活的商业主义而痛心疾首”（Robinson 1975, p.128）。然而，在哈耶克眼里，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经济秩序，在其中价格体系是一种强有力而且有效的信息系统，这种系统推动着生产和交换。我们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这里没有道德或审美的地盘。然而，哈耶克坚决反对凯恩斯所讲的道德。他尤其反感于凯恩斯的如下自我坦白：在摩尔的影响下，他和他的朋友认为自己摆脱了“一般规则的束缚”（正如他在一篇题为“我早年的信仰”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后来，当哈耶克得知凯恩斯的性取向后，他得出结论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凯恩斯为何倾向于拒斥主流的道德和习俗（Hayek 1978, p.16）。

从思想上看，两人的世界观也存在很大差异。首先，凯恩斯并不认为均衡是自动、自发或自生的。或许这种均衡最终会实现，但正如凯恩斯在《论货币改革》（Keynes 1971-1989, vol.Ⅳ, p.65）一书中所说的，“最终，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任其自行发展，现代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一团糟。其次，对哈耶克来说，即便这的确意味着长期的失业，他也准备等待那个最终的来临。他并不相信经济均衡这样的概念，在这里，两人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分歧。哈耶克曾评论道，凯恩斯

认为他自己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位英国古典自由派，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偏离这一轨道已经有多远。他未能进行系统的思考，因而看不到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他被政治必然性所腐蚀。他那句著名的话“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恰恰说明了他受制于当下政治上的可能性。他并不去想什么在最终意义上是可欲的。（Hayek 1977, p.3）

然而，凯恩斯并不像哈耶克指责的那样认为“最终”在政治上是成问题的，甚至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对决策者来说，如果眼睁睁看着人类所遭受的不幸继续下去，而且不惜冒发生革命的危险，而坚持认为只要听之任之，未来一切都会好，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哈耶克以及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这种对待“最终”的态度正好说明了凯恩斯执迷于“政治必然性”和政治上的可能性。在哈耶克看来，凯恩斯写《论货币改革》，旨在影响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因此，凯恩斯只要觉得有必要，就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哈耶克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随意性正是凯恩斯本人的性格：

他总是随风而动。上次谈话中我与他的观点一致……我问他是否担心他的某些学生正在滥用他的观念。他却说，“哦，他们是十足的蠢蛋。那些观念在1930年代非常重要，但假如这些观念变成危险的东西，请你相信我，我会把公共舆论如此这般扭转过来。”而且他正是那样做的。我敢肯定，战后年代的凯恩斯将成为反对通货膨胀的伟大斗士之一。（Hayek 1977, p.3）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当通货膨胀取代失业成为经济决策者的头等难题时，正是哈耶克自己出面扭转公共舆论。他为“可靠的货币”积极奔走，并将矛头对准工会组织、利益集团及机构，说它们破坏了市场力量，助长了通货膨胀和大政府，所有这些都是站在“新右派”的立场上的：支持市场资本主义，减少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