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诗歌创作及理论
一、诗歌创作：“诗文高古，海内重之”
孔天胤是一介官员、一位学者，但世传其名，多以诗文。康熙《汾阳县志》将其列入“人物•文行”，雍正《山西通志》将其列入“文苑”，光绪《山西通志》将其列入“文学录”，等等，皆突出其文学成就。而各版方志对其的介绍，也多侧重文学成就，如万历《山西通志》称其“雅好读书，诗文高古，海内重之”，康熙《汾阳县志》称其“好读书，诗文高古，直逼汉唐，海内名公咸重之。通讯不远数千里，赠答往复无虚日”，乾隆《祁州志》称其“文学优长，政事卓异”，道光《阜阳县志》称其“以文章饬政事，有诗名”，等等。而明人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俞宪《盛明百家诗》、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赵瑾《晋风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田《明诗纪事》等选本或诗话、诗人传记类著作中，孔天胤诗歌多有入选，介绍也多侧重其诗文成就。
孔天胤的写诗生涯应该是从青年时代直到老年无间断的。但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其存世最早的诗篇，开始于嘉靖十三年（1534）冬祁州赴任途中。期间祁州时期、颍州时期、浙江时期、汾州丁父忧时期、致仕后汾州时期诗歌保存数量都较多；但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母忧时期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致仕前，有八年的诗歌大多缺失，只有部分佚诗可见于各种选本。这八年，除去他丁忧的三年，后五年是他历陕西左参议、陕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及河南左布政使的时期，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诗稿的佚失，不能不说是孔天胤研究的重大缺憾。
本章结合其生平经历及其诗歌类别，对其诗文创作情况做一简单梳理。
（一）祁州时期：迁客之悲与命运之叹
孔天胤第一本诗集是《履霜集》。这本诗集中诗歌的起点，便是嘉靖十三年（1534）冬的祁州赴任。这一年，孔天胤由陕西提学佥事，因选贡不当而被降职为祁州知州。
也许正因为这年冬天的寒风和霜雪给孔天胤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其传世的第一本诗集才会取名《履霜集》。而这本诗集中诗歌的起点，便是嘉靖十三年（1534）冬的祁州赴任。“履霜”，语出《周易•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说文解字》：“履，足所依也。”指鞋，引申为践踏、踩。霜，秋霜，见秋霜而阴气始凝。坚冰，坚硬厚实的冰，喻冬天。字面意思是说，当我们脚下踩着霜的时候，阴气就开始凝结，寒冷的冬天就快要来到了。这里隐含着“渐”的意思，比如学者高亨就解释说：“履霜，秋日之象也。坚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坚冰至者，谓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喻事之有渐也。”但也有学者解释说，“至”字当作“极”解，踩在霜上，又踩在坚冰上，就到了极点了，也就是不能再冷了，如果说是厄运的话，那么就该转运了，也就是“否极泰来”。孔天胤取“履霜”之名时是想到了“事之有渐”还是“否极泰来”，我们不得而知。其实以治《诗经》著称的孔天胤，也许在路上想到的仅是《诗经•魏风》中的“葛屦履霜”之句。“纠纠葛屦，可（何）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何）以缝裳？”这更为切近的山西古代民间歌谣，或许更能唤起孔天胤内心的悲凉之感。孔天胤也许感觉自己就像那位穿着草鞋履霜、用纤纤素手缝裳的贫寒女子，沉浸在凄寒的命运氛围中，无力逃脱，只能不时自怜自叹。
孔天胤写于赴祁路上和祁州时期的诗歌共有二十八首。他在祁州的诗歌史，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心灵发展史。总体风格偏于沉郁，这与他“迁客”的身份及心理有很大关系。
其“迁客”之思，充斥着赴任的路途。如《甲午冬十二月赴祁州经宿榆次县》：
寒飙转玄陆，穷阴集广途。岁年此沉宴，驾言辞故都。嗟予抱重谴，投荒式余辜。国恩浩无际，海岳容垢污。且试股肱郡，而分铜虎符。衔命不遑安，行行中踟蹰。晋云郁晚冻，榆石含霜芜。疲马恋乡邑，日夕憩城隅。退思有严程，进勉缺良图。交兹起心战，时哉安所须。1
寒风狂吹，天色阴沉，茫茫前路，一望无际。正是岁末，家乡人在准备过年，自己却辞别故乡，踏上了吏途。也许他此刻感觉自己像《诗经•小星》中那个“肃肃宵征”的小官吏一样，因“夙夜在公”而不能与家人相守，暗自感叹着“寔命不同”。是马恋乡邑还是人恋乡邑？马困人乏，更多是对离乡渐远的焦虑。但更令他感到焦虑的，是进退都有压力。
而在到达祁州任所所作的《至郡》中，最后一句“畴予论迁谪，不是遣长沙”，又在“迁客”之外透露出一种庆幸。这里的“长沙”，指远离京城的荒凉之地，也暗含了汉代才子贾谊被黜为长沙太傅的典故。
嘉靖十三年（1534）春节之前，孔天胤开始了对祁州的循行。曾作《夜宿保安寺》一首：
驱策有时命，疲驽谁复论。畏途飞短景，孤寺寂黄昏。鬓改风尘色，衣残雨雪痕。春烟俱著柳，应亦到篷根。
这其中有“小星”之叹、“迁客”之悲，也有对年华逝去的自怜，当然也有对春天的希望，可谓百感交集。类似的诗还有《晓发望燕台》，虽是一首咏史诗，但在“严程动往役，晓路促悬装”句中，仍有行役之叹。
终祁州一任，“迁客”的身份都像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其精神生命的最底层。此行是携兄弟孔天民一起来的，春节时兄弟二人于郡斋小酌，孔天胤作有《除夕同弟酌郡斋中》一首。春节后不久，孔天民归汾，孔天胤在《寄弟》诗中，就有“迁客沉时宴，离心属暮云。风尘鸿雁断，原草鹡鸰分”之句，迁客之悲，离思之痛，都令其感到沉重的压力，像头顶不散的阴云，萦回不去。身为迁客，诗中就会常有羁旅愁思。
也许是因为心情压抑加上公务繁剧，嘉靖十四年（1535）春，孔天胤生了一场病，只能闲坐宅郡。“听讼因农简，行春以病妨”（《仲春闲斋》），农事简，因而有时间处理争讼之事；想出行踏春，却因生病不能前行。此时状况，看似闲逸，内心却有着深深的隐忧。这种焦虑，在《病怀》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为邦无异政，病俗且相因。卧似马卿渴，官同原宪贫。违时衰凤是，处世覆蕉真。蓬累诚吾分，何辞不乞身。
马卿，汉司马相如，有才而不得志；原宪，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孔子去世后隐居茅屋瓦牖，粗茶淡饭而不以为苦。孔天胤此时内心陷入了如司马相如、原宪一样的困境，卧病于一隅，志不得伸，名不得闻，内心的焦虑可以想见。“违时衰凤是，处世覆蕉真”二句，更将这种满怀挫败感的自怜推向了极致。“衰凤”化自“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的典故。隐士楚狂接舆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覆蕉”化自《列子》里“郑人得鹿，覆之以蕉”的典故、话说一位郑国人在野外打柴，“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明明打到了鹿并把它藏了起来，可竟然找不到藏鹿的地方了，恍惚间他觉得刚才的事情是一个梦，或许自己并未真的打到鹿。孔天胤此时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梦中。从恍惚中醒来，对自己的处境又有了几分清醒的认知，也就是所谓的“蓬累诚吾分”，自己的职分就在这里。“蓬累”语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正义》注：“蓬，沙碛上转蓬也；累，转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则驾车而事，不遭时则若蓬转流移而行，可止则止也。”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这就是士君子之“分”。
但孔天胤在祁州建庙学、修贞文书院，为诸生讲学，进行学术活动，吏治又极为用心。他对祁州的热爱、对祁州民生的关注，以及对吏治之暇的享受、对“仕”与“隐”的思考，又成为祁州时期诗歌的另一个侧面。
嘉靖十五年（1536）寒食，依例官员要休假，孔天胤于“庭肃春阴澹，斋空人吏稀”之际，写下了《寒食放吏斋居悄然五首》。值此休假之日，他感到“庭闲如息讼，凡隐似忘机”，偷得浮生半日闲之窃喜跃然纸上。他看到“阶树含风绿，檐花傍鸟飞”，闻到“风香生草树”，沉醉一直到“日影挂轩扉”。然而于“涉心宛成趣”之际，依然是“嘿嘿但思归”之心。
《春日郊行三首》是他与当地农民交流的诗，可以看作是他以诗歌劝农桑的作品。
公斋稍无事，驱马出郊埛。问俗依村遍，看耕到陇停。攀缘垂柳陌，徙倚落花汀。始信长沮辈，为农薄世荣。
乘春试省劝，弭盖临东
。锄笠参差在，田桑远近滋。晴云微带雨，阳鸟乱鸣枝。好寄逃亡屋，今年胜别时。
宿雨春城散，晴滋野色赊。轻云落水际，垂柳带村斜。隐隐鸠鸣树，喧喧雀啄花。窥游使心旷，绿草忘还家。
略有空闲，便骑马出城，问问当地风俗，看看百姓耕种，也是一种乐趣。他甚至想到了《论语》中孔子与子路见到的“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想想这样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农家生活，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似乎也明白了他们“为农薄世荣”的隐士情怀。第二首中写到，趁着春天，劝农耕桑，似乎在此时，他在殿试中策论农桑的理论才得到了实践。他希望那些逃亡在外的人能够回来种田养蚕，今年的年景要比以往好呀。第三首就完全是在享受乡野之乐了。宿雨过后，春城散在湿气之中；云开日出，野色赊于天地之外。一个“赊”字，便可见诗人野趣。看到此景，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呢，都流连忘返，舍不得归去了。
思乡也是孔天胤祁州诗歌的一个主题，其中仍有深重的“迁客”之悲与身世之叹。
嘉靖十四年（1535）秋，孔天胤与同僚友朋于祁州城南登高望远，作《九日登南城作》一首。诗中既有登高之乐，也有游子之悲。良朋相伴，登高望远，高谈阔论，推杯换盏，吟诗作赋，指点江山，自是一派热闹的氛围。而于此“携樽吐言笑，把袂凌空苍”的热烈氛围中，诗人却看到“木叶落成雨，草枝垂清霜”“饥鸟集水树，鸿雁鸣悲翔”的悲凉场景，想到与家乡的妻子“黄花折盈手，相对惜馨芳”的温馨场面，不禁徒然怅惘悲伤。
因为没有带妻室到任，离家越久，思念也就越深。《秋思八首》便是思念妻室的代表作。当“金井双梧桐，叶叶辞枝飞”“白露沾野草，商风吹前林”之时，他感到的是“零落自兹始，孤凤胡所依”“容华忽以（巳）改，寒凉时见侵”，自觉“四运有承谢，平生多苦辛。岂不念时命，积郁终难任”。自身的飘零之感，在秋风萧索、秋叶纷落时，显得更为沉重。更何况，听到“蟋蟀鸣西堂，促织吟东壁”，不由得“念彼北边客”。他想到妻子此时或许正在“秉烛弄机杼，终夜不成尺”。此句意境，颇有《诗经•卷耳》中思妇“看”到“我马玄黄”的味道，也颇有《古诗十九首》中“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意境，或许也有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佳构。
思念亲人，也思念“里中旧”，也就是故乡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怀念“良朋信高赏，南楼促相将。携樽吐言笑，把袂凌空苍”（《九日登南城作》）的美好时光。嘉靖十四年（1535）秋，在去往河北定州循行的途中，他收到了来自故乡的来信，欣然写下《秋日定州道中得故园诸君子讯》一诗。“何意云中雁，衔书向我鸣。借问何方来，言是故园声”，这种情谊，足以让远在祁州的孤旅感到温暖。连那纸上的词语，都带着故乡的温润。然而在喜悦之余，一丝遗憾又涌上心头：“不如会面好，依然别思盈”。
“迁客”的悲凉情绪，即使在其升任颍州兵备，回乡省亲告别亲人的《将赴颍上与亲爱别》中，依然得到了延续：
戚戚揽衣带，仓仓结征轮。童仆已在御，游子难兴身。岂不畏简书，高堂有老亲。欲辞再三恋，强拜泪盈巾。昔人曾有言，言之伤我神。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托四邻。挥泪自兹去，驱车出城
。都门杨柳陌，祖饯列朋宾。把酒不能饮，恻怆逾逡巡。隐忍登广途，缄情各未申。日仄渡水河，荒山石磷磷。不见所亲爱，但见车行尘。
此处“亲爱”即“所亲所爱”，包括父母、妻子、兄弟及各位同道好友。这首诗写得悲凄婉转，多情传神。无论从情志角度还是艺术角度来看，古今伤别诗虽多，此诗也足登大雅。“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也透露出“为贫而仕”的无奈。
（二）颍州时期：壮怀激烈的边塞诗
作为兵备，孔天胤耳听的是战事，接触的是士兵，熟悉的是军务，自然也会升起生命中的豪情。综观孔天胤一生所作的诗歌，其最具豪情、最有风骨之诗，基本都写于颍州时期。
《奉和翟青石中丞长沙寇平自湘江顺流而下，还军武昌二首》其二曰：
节钺开雄镇，韬钤拥善兵。寇沦卑湿气，师捷洞波声。阵里风雷出，营边草木平。壮猷人共羡，方叔好齐名。
嘉靖十四年（1535），湖南宁乡农民梅四保起义，聚众数千人，朝廷派巡抚翟瓒（号青石）等人前往招讨。翟瓒还军武昌，孔天胤写下了这首诗以表祝贺。
首联的“节钺”是符节与斧钺的合称，是古代将帅被委以重任的标志；“韬钤”是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此处泛指兵书。君命之隆，战略之奇，“雄镇”之伟，“善兵”之佳，所写都极尽豪迈。颔联则是一组对举的句子，民军退败，沦落于卑湿山中；官师报捷，扬名于洞波之上。境界一极狭一极阔，一极暗一极明，对举鲜明，堪称佳句。颈联“阵里风雷”与“营边草木”，又将镜头回放至风起云涌的战场，以自然之风雷草木，状写战斗之激烈；而一“出”一“平”，又声色俱备，将读者的视线与想象带往一望无际的远方。“壮猷”典出《诗经》“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朱熹《诗集传》：“猷，谋也。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此处是将翟瓒比作方叔。
另一首写给黄臣的《上黄安厓中丞岷梁峻捷十三韵》，也属此类作品中的佳品：
烽火沙场静，惊飚苇泽生。简书动帝命，节钺仗师贞。有美中丞烈，曰真绝代英。登坛纡妙计，提旅誓横行。虎豹盘军壁，风云起将营。关山雷鼓震，部垒电旂明。负险狐雏泣，捣虚草剃平。人因先义奋，事以好谋成。杀气霜含阵，销氛雨洗兵。露文摇汉阙，星剑挂秦京。塞静人烟出，川宁物象清。讴歌四土动，恩宠上方荣。吉甫今为宪，非徒麟阁名。
黄臣是位故人，孔天胤为诸生时，曾任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南道2。据《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黄臣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七月，“虏大举窥马池，宁夏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等拒之”，黄臣作为陕西巡抚也参与了这场抗击吉囊入侵的战斗，并获大捷。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黄臣受命“清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与孔天胤相逢于淮上。孔天胤写诗追述了黄臣巡抚陕西期间参与的战事。岷，岷州，今甘肃岷县；梁，梁州，陕西汉中的古称。
相比于奉和翟青石之诗，这首诗写得更为英武豪迈，也更为惊心动魄。诗歌开篇先写战事起前的宁静，一个“静”字，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蓄势；一个“惊”字，打破了平静局面，险境陡生。持帝之简书节钺，王命在身，出师贞利。其后一系列关于战场的描写，也颇为生动出色：风云凝势，雷声鼓阵，天地之间满蓄肃杀之气，可谓气势宏大。而“负险狐雏泣，捣虚草剃平”“杀气霜含阵，销氛雨洗兵”之句，则更是以自然之幼狐之泣、草木之平、严霜之冷、雨势之纷，衬托瞬息万变的战局和激烈的交战过程。虽是想象，如若亲见。在紧张激烈、节奏紧凑的战场描写之后，“塞静人烟出，川宁物象清”，与开篇的“烽火沙场静”相呼应，如舞剑之收势，如挥毫之收笔，积气长抒，复归平静。
孔天胤写于颍州时期的以《从军行》《塞下曲》等盛于中唐时期的边塞诗古名写成的诗歌，也颇见其风骨豪情。且看《从军行四首》：
雁门北望白漫漫，狐岭四驱渐渐寒。黑海岸边焚虏帐，黄沙碛里破楼兰。
少年学剑图金印，今日飘蓬老玉关。但使朔方闻姓字，任教枯骨马驮还。
渔阳战罢阵初移，万里连营出月氏。相向莫言征戍苦，陇头流水为君悲。
黯黯阴风乱朔沙，沉沉孤月海边斜。胡儿吹笛天山曙，回首何人不忆家。
《从军行》是乐府旧题，唐代诗人多借其生发新意，因而此题也成为边塞诗常用题。唐代杨炯、王昌龄、李白、李颀等人都写过《从军行》。虽然边塞诗在中唐已达鼎盛，但身处战争环境，任何时代的诗人都会升起激烈的壮怀，前人佳题佳句自然会触景涌现。另一方面，由孔天胤以《从军行》古题为诗，也可看作他诗歌创作上师法唐诗的理念。
从艺术水准来看，这四首诗颇有佳构。第一首写边塞之苦寒、战争之激烈，第二首抒发将帅建功立业、马革裹尸的壮志豪情，第三首格调转向对将帅个人命运的悲悯，第四首落笔于士卒思乡的悲苦。可以说，四首诗虽都写从军征战之事，侧重点却各有不同。诗中意象，涉及雁门、狐岭、黑海、楼兰、朔方、渔阳、月氏、陇头、沙漠、海边、天山等自古以来边塞之地的代称，运用均恰当巧妙。而诗中也不乏如“黑海岸边焚虏帐，黄沙碛里破楼兰”“但使朔方闻姓字，任教枯骨马驮还”“相向莫言征戍苦，陇头流水为君悲”“胡儿吹笛天山曙，回首何人不忆家”这样的佳句，意境之美与人情之厚，皆有可玩味之处。特别是“但使朔方闻姓字，任教枯骨马驮还”一句，大有唐代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味道，其意境之豁达豪迈或更胜一筹。
再看《塞下曲四首》：
朔草肥胡骑，雄风起汉兵。进军玄菟郡，突阵白龙城。苦雾阴山合，寒云大漠平。誓将骄虏破，不数卫青名。
汉月悬沙塞，胡霜扫玉门。分兵防北塞，出马破西蕃。大将头如虎，三军臂似猿。封侯谁定是，李广不须言。
转战皋兰北，横行瀚海西。胡风吹月堕，朔雾使天迷。骠骑心成铁，匈奴血作泥。捷书连夜去，侯印几时携。
未断乌孙臂，难辞青海头。风沙攒剑戟，霜雪裹毡裘。阵苦胡笳落，军悲汉节留。徒劳公主嫁，不使战尘收。
《塞下曲》也是由乐府旧题《出塞》《入塞》等演化而来的边塞诗的代表性诗题，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中，就有许恽、王昌龄、李白、卢纶等人的《塞下曲》。孔天胤的四首《塞下曲》，托言汉室之事，颇有佳句。写塞外之境广阔苦寒的，如“苦雾阴山合，寒云大漠平”“汉月悬沙塞，胡霜扫玉门”“胡风吹月堕，朔雾使天迷”；写战场之激烈、战况之豪迈的，如“大将头如虎，三军臂似猿”“骠骑心成铁，匈奴血作泥”。皆意境开阔，对仗工整，气韵流畅，风骨清雅。而最后一首写得最为凄绝，“阵苦胡笳落，军悲汉节留”，战事不利，唯有和亲；“徒劳公主嫁，不使战尘收”，将前方战事与国家及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既有对历史的咏叹，更有对当下将士的激励。
颍州兵备佥事孔天胤以三十二三岁的正处于而立之年的豪情，亲历兵戎，亲练士兵，更多地深入国家命运的最前线，获得了此前不曾有过的前沿体验和精神成长。而作为政事之余事的从他生命深处流出的诗歌，也极其忠实地记录了他的这段成长，在他的人生履历中，记下最为豪迈辉煌的一笔。而“兵备在任官期间作诗文，不仅可以抒发情怀、陶冶一己性情，纪录当地风土民情，更重要的是带动当地学风，端正善良风俗，借此发挥兵备道以文化武的最大功效”（谢志忠《明代兵备道制度》）。孔天胤在颍州的诗歌创作，同样具有“带动当地学风，端正善良风俗”“以文化武”的重要意义。
（三）丁父忧时期：隐士情结与“出世”向往
嘉靖十七年（1538）末到嘉靖二十年（1541）末，因父亲去世，孔天胤在汾州度过了三年时光。三年中因情绪较为低迷，又多与佛家人士往来，因而诗歌中多有关于“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思考。
丁忧期间，孔天胤翻检晾晒父亲的书籍，写有《晒遗书作》一首：
乱简残书次第开，先人遗迹满尘埃。徘徊空宇嗟何及，泣涕斜阳心已摧。
诗歌写了父亲传承下来的书的数量之多。先人批读的印迹还留在上面，虽因年深日久而积满尘埃，却依旧清晰如昨。在乱简残书前徘徊嗟叹良久，他只感到天地苍茫，斜阳遥迢。
因为居丧，孔天胤也得以与兄弟孔天民厮守三年。兄弟二人偶尔也会结伴出游，看共同的景致，聊相同的话题。秋日的一天，兄弟二人一起在城西的田间散步，孔天胤赋《秋日同弟西田》一首。诗中所纠结的，依然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秋色甚好，山林叠翠，水色清明，金秋送爽，玉英飞扬。居于角落里的蛐蛐儿开始鸣叫，越冬的鸟儿开始飞向南方。农人正在收割，年成不错，佳蔬遍畦，蓬麻挺直，兰芷飘香。看此年景，足以有衣有食，而居于乡间，粗茶淡饭甘于鼎釜之肉糜，草衣麻鞋胜过华绂簪缨。自己此时的境况，“虽非舍尘虑，亦已寡世营”，似乎与那个曾经奔忙在官场的自己分别太久，都不相信那是曾经的自己了。孔天胤此时产生的困惑是：“胡为百年内，误驰千载情？”为什么人生短短不满百年，却要有超越千年的思虑呢？他甚至有“逍遥学无生”的出世感了。
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佛家出世的禅意似乎比儒家入世的积极更为贴近他的心绪。如《山中怀秋山上人》：
谷口来栖二十年，无人知是上乘禅。还飞锡杖凌风去，却向浮云何处边。
秋山上人，其人不详。由诗句来看，与其说孔天胤是在怀念一位曾蛰伏人间二十年的高僧，不如说他是在向往秋山上人能够舍弃世俗，“还飞锡杖凌风去”的潇洒。浮云邈远，变幻莫测，人入其中，深不知处。而这种潇洒，于他来说也只能是精神构成的一部分，无法付诸行动，对于有此行动之人，也只是心存艳羡而已。
但选择在寺旁居住，还是可以做到的，或许也是他遵从内心声音的一种选择。在写于春天的《卜居白云庵南答友人》中，他写道：
樵隐非关绝世氛，退耕犹属野人群。泉间树色笼青雾，寺里昙华耀白云。暮雨寻僧花锡近，春风藉草蕙兰薰。高情暇日如相问，一饭能烹涧底芹。
康熙《汾阳县志》：“白云庵，在城西五里许。”住在白云庵南，听晨钟暮鼓、僧侣诵经，看寺门开合、香雾袅袅，心自然能沉静下来，此前因仕途奔忙而没有领悟的一些人间理趣，也可在此慢慢领悟。他想到，那些樵夫渔父，或者如长沮、桀溺一般耕作在田亩间的隐士，他们选择这种远离庙堂的“野人”般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弃绝尘世，而是在另一个层面感受着真实的尘世。比如自己，此时身居白云庵南，看“泉间树色笼青雾”，自是别有感悟。泉水淙淙悦耳，树色青青悦心，天籁之趣，加上寺庙特有的青雾缭绕，更觉禅意幽深，佛境高远。昙华，佛前之花，世称其花三千年一开，弹指即谢，后多以此喻佛理之难修。佛前之昙华与天上之白云，同样瞬息万变，蕴深不可测之理。二者一居高空一在世间，相互辉映，令人浮想联翩。此联前句实写所见之景，后句阐发参禅之思。第三联则写自己在白云庵旁居住的生活：于潇潇暮雨中，踏着花径入寺访僧，春风吹草香，蕙兰发幽薰，于此美景之中，谈禅论经，何其惬意。最后一联答友人之问：承蒙高情存问，居丧食素，煮饭烹芹，生活尚好。
在这些诗句中，儒家的隐居与佛家的出世，得到了初步的融合。而这也可看作是孔天胤晚年学术思想中儒、释、道能够融会一体的早期萌芽。
在《赠西谷》诗中，他向友人西谷宗正描述了自己卜居白云庵的生活：
方外寻丹壑，山中艺紫芝。意将流水远，身与白云期。夏叶裁书策，春条揽钓丝。柴门隔溪望，袅袅薛萝垂。
宗正，指汾州王府宗亲。西谷为号，其名不详，只知其比孔天胤小四岁3。
诗中表达了暂栖世俗之外、伴山寺而居的心情。“紫芝”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隐者的象征。秦汉之际有商山四皓，因不愿出仕而隐居商山，著有《采芝歌》云：“莫莫商山，深谷逶迤。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此后“采芝”意象就被不断运用，李白有“荣乐一如此，商山老紫芝”之句，杜甫也有“空闻紫芝歌，不见杏坛丈”之句。艺，种。孔天胤在此都不是传统诗诗境中的“采”紫芝，而是自己种紫芝，这就比其他向往隐逸之士的“过客”身份，更多了一种“归人”的安定。此时身居白云庵畔，思绪如流水般旷远，此身常与白云邀约，何等悠然；裁夏日之阔叶以题诗，挽春天之柔枝以为钓，何等闲适。此处景极美，境极清，柴门外溪水潺潺，溪水那头，薛萝铺垂，赏心悦目娱心，颇有陶然忘机之乐。
在写给北村先生朱奇湎的《九月十日出访北村便留酌逮暮率尔赋酬》中，又有“朝霞刈紫芝，夕露餐秋菊”之句，此处已从“艺紫芝”发展为“刈紫芝”。刈，割。春种秋收，可见时光渐逝，紫芝已成，自己隐居“空谷”的日子已久。北村先生长孔天胤二十岁，此时二人之相得，颇有忘年之乐。“世缘非尔知”，高士自不为世俗之人识得，孔天胤甚至希望“从君谢牵束”，随北村先生抛却世俗牵绊，从此处江湖之远，看云卷云舒。然而这，也如同孔天胤希望自己能够“还飞锡杖凌风去”一样，都只是此情此景中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四）河南时期：酬答抒怀诗
孔天胤的第二本诗集，名为《泽鸣稿》，注有“ 辛丑”二字。辛丑，嘉靖二十年（1541），当为孔天胤丁忧期满任上任河南之时。而此集诗歌也始于河南到任后的《河南省堂公燕因呈省中诸僚长二首》。泽鸣，深泽而鸣，“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这里包含着他对自我处境的重新定位——他要走出“履霜”的自怜自叹，重新亮相，建立一番工业了！
孔天胤在河南任左参议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所留诗歌不多。仅见的只有初到时河南省府时，诸同僚为之接风洗尘酬答所作的《河南省堂公燕因呈省中诸僚长二首》；出任河北分守道赴任时，答谢送别诸同僚所作的《大梁城楼雨中留别三司诸公时出守河北》；以及到达辉县分司时所作的《至辉县分司作》三首。
《河南省堂公燕因呈省中诸僚长二首》之第一首，写了阳春三月，绿柳才匀，惠风吹拂，新燕衔泥，真可谓一派春光，满堂晴晖。此时省中同僚欢聚一堂，“雅乐朱弦奏，华觞翠羽飞”，气氛热烈。一直欢聚到日落霞暝，露湿衣衫，大家还不忍离去。“谁谓厌厌醉，还能看紫薇”，一个个都恹恹欲醉了，却还要用迷离的醉眼看紫薇花开。第一首尽写此景之美与此情之浓，洋溢着惬意和感动的情绪。其二曰：
不意穷途子，来参大国藩。岳瞻申伯在，棠睹召公存。陪德知无似，齐贤念有敦。称觞拜明烛，倘肯鉴于昏。
首联即道出对于此次升迁的窃喜。河南为中原大省，自古历史人文丰厚，殷商故国与西周、东周旧都都在河南境内，而《诗经》中的“卫”“墉”“邶”诸“风”，甚至“雅”“颂”中的绝大部分典故，都出自河南，可谓俯拾即是。西周时期的申伯和召公，则是后世所有在河南为政者的典范。遗迹犹存，弥足瞻望。
《大梁城楼雨中留别三司诸公，时出守河北》一诗则写得百感交集：
高城杨柳绿森森，正是天涯春草深。孤客不堪时眺望，群公端向此登临。浮云似盖催行骑，密雨如丝散别襟。白首从军谁复念，兹楼一写仲宣心。
春意融融，杨柳青青，春草深深，况有春雨细细，之于送别，可谓颇为应景。省中同僚热情相待，此时又要孤身去上任，情何以堪。“孤客”与“群公”形成对照，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动。此时浮云如盖，密雨如丝，一如人沉重的心情。然行骑催发，如何能够停留。仲宣，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曾写有著名的《登楼赋》。赋中有离家失群的茫然、国事不宁的担忧，却也包含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而这，也正是孔天胤此时心境的写照。
在《至辉县分司作》同样写得百感交集。诗中既有“分疆适名县”的窃喜，又有对此地山水之美与人文之胜的喜爱，并且来此不久，“吏民稍已亲，山溪亦陵缅”“百泉如有情，苏门象回眷”，此心安处即是家，内心已与人、景相亲相和。看老农灌田，甚至产生了“代躬耕”的向往，归隐之感又在内心潜滋暗长。而这才是他内心最为真实的表白，“余本嗜丘园，谋生厕缨弁”，表达了谋生养亲、出仕做官的不得已。
（五）浙江时期：西湖宴聚与交游登临
孔天胤在浙江期间长达四年，交游颇广，仅其诗文集中提到的就多达三四十人。这其中有孔天胤的同年，也有其恩师，还有同僚，更有当地的贤达名流和隐士。加之浙江优美的风光与悠久的人文历史，历来是文人墨客览赏的绝佳之地。孔天胤与他的同道知交也曾在吏治之暇宴游西湖，湖上阁、石屋寺、西溪、灵隐寺、映江楼、积善毓庆堂、云居寺、东冈寺、昭庆寺、湖上山楼等留下了孔天胤与友人赵廷松、程文德、蔡汝楠、赵维垣、皇甫涍、王廷幹、田汝成、侯一元、万表、童汉臣、周诗、方太古、黄绾、张一厚、钱德洪、许应元等人的身影。这种同道交游、诗文唱和，既是文人雅事、词林佳话，却也在精神层面给予着宦游千里的孔天胤以温暖和力量。
与昔日故交赵廷松（浙江乐清人）的相逢，是个意外，却也充满惊喜。
赵廷松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曾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开提学副使。其在山西最突出的两件事，一是惩治山西宗室，二是驱逐内廷宦官召集的采矿者。两次都得罪权贵，侥幸得免（据侯一元撰《明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俟斋赵公墓志铭》）。赵廷松的胆略作风和才华也受到了时任山西巡抚的韩邦奇的赏识，韩邦奇曾向朝廷上疏举荐其为山西提学。检韩邦奇《苑洛集》，可见其于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的举荐之文，说“臣访得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赵廷松，操履严肃，气节著闻，既有立教之本，诗文典雅，举业精纯，又有立教之具，诚一时难得之才也”，所以希望“遇有提学员缺推补，则庶乎教化可裨，而人才有造矣”（韩邦奇《举荐文学官员以备擢用事》）。
孔天胤于嘉靖十七年（1538）冬回乡丁忧，乡居三年，与赵廷松多有交游，并将赵廷松义子，孝义赵讷收为学生4。二人也曾诗歌唱和，赵廷松写有《少年行》二首，孔天胤写有《〈少年行〉二首用俟斋韵》。然孔天胤丁忧未满，赵廷松便因事离开了山西。据《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赵廷松受馋“回籍听候”。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二月，山西巡抚都御史李珏奏按察使曹嘉、巡按山西御史王汝楫互相考讦事，为赵廷松平反，嘉靖二十三年（1544）赵廷松回晋复职，后官至山西左布政使。赵廷松回晋之前，与孔天胤相遇于浙江。
《赵廷松集》（线装书局，2009年点校版）卷五有《答孔文谷督学》《湖上次孔文谷韵》《同张岱野、孔文谷登万松岭》等诗，皆是与孔天胤同游所作。
孔天胤在浙江循学途中，与当地名流同好一起登临名胜，也为浙江各地留下了不少佳作名篇。
孔天胤第二次循学到金华时，拜访了当地隐士方太古。方太古是明中前期金华府颇为知名的布衣诗人，自号“寒溪子”“一壶生”。清嘉庆《兰溪县志》记其通《诗》《易》《春秋》三经，一生不仕，负气傲岸，视名利为无物。孔天胤到金华课士，听说此间有此高士，公务之暇便想前往拜访，但方太古不愿见官府中人，所以去了几次都没见到。《兰溪县志》是这么写的：
方太古家居，孔督学天允（胤）者，耳其名，数欲见之，辄引避。一日孔屏车，徒闲行，入其室，愿结布衣交，即欢若平生矣。
孔天胤徒步前来，以步衣身份求见，方太古才勉强接见。而这一见，即“欢若平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孔天胤文集中有《冬日再访寒溪》，或即写此事。诗中艳羡方太古的隐者生活，“开径只应来仲氏，灌园那复数于陵”；并感叹自己未能如其一样摆脱樊笼，“嗟予亦有垂天翼，未脱樊笼愧尔能”。
二人性情相投，方太古热情款待孔天胤。临别之时，孔天胤写下了《用韵答寒溪留别之作》，“云里青溪鹤发翁，送予芗水步如风”，状方太古之鹤发仙姿。孔天胤为这种布衣之交而满心欢喜，“临岐未必仙凡隔，天上人间会此逢”。嘉靖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循行途中过金华，再次拜访方太古，写有《访方隐君金华山中》一首，对方太古隐者的生活方式表示钦羡，“川观鱼鸟心无累，磵束荆薪手自携。酒性更能如五柳，花林相许抱琴跻”。
在金华，孔天胤还去永康县拜访了故人程文德。嘉靖十一年（1532）孔天胤参加殿试时，程文德是掌卷官之一，因而也算有师生之谊。首次拜访，程文德外出未归，只给他留了一封书信。孔天胤写下了《永康县访松溪先生不果，至馆头怀寄并谢来篇二首》，“绿源阻洄洑，陟
费陵骋。思攀璚树枝，而犹隔尘境”，千山万水地来访，其人未在，何其怅惘。这一年仲冬，孔天胤获悉程文德在富阳县宝山寺，于是赶往宝山寺，二人终于在此相会。宝山寺一名灵岩宝山院，为唐元和间僧道琳建。二人在此居住三日，秉烛长谈，程文德写下了《与孔文谷督学同过宝山寺论学契怀遂成十律》，其中《宝山》一诗如下：
宝山三日晤，萍水百年缘。听鸟危阑外，看云古木边。晨谈及秉烛，宵坐待明烟。道谊真兄弟，相思未别前。
诗中，程文德视孔天胤为兄弟，极言二人相聚谈道论学之欢。
孔天胤得知程文德即将赴任国子监祭酒的消息，于是一路追赶，到严州时才算追到。二人终在富春驿相会。程文德欣喜万分，写下了《会孔文谷喜述》。孔天胤陪程文德游严陵钓台，登上钓台最高处，临风览古，有感于出仕与出世的矛盾，写下了怀古诗《登钓台最高顶用宋人张紫岩韵二首》。张紫岩，指南宋名相张浚，其子张栻为著名理学家。诗中描述钓台之高，“钓台高出绝云空，无怪垂纶向此中”；咏严光故事，“当时若建策南阳，今日应将邓禹同”。孔天胤认为严光如果献策辅助光武帝的话，也会取得和大将军邓禹一样的功绩。
孔天胤又顺流而下，送程文德至桐庐县鸬鹚门，程文德写有《鸬鹚门别孔文谷督学》一诗：
惜别钓台渚，还过鸬鹚门。林木敷嘉荫，人家静石垣。对此牵离绪，把袂尽无言。相逢便三日，依依忆宝山。
二人在浙江的两度相逢显然给程文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程文德还在《与孔文谷督学书》中提及：“富春之会，钓台之登，鸬门之别，视松溪之访宝山之留，风景益奇，情兴益剧。”
第三次循学途中，在台州临海县，孔天胤与学者黄绾、张一厚曾相约同游东湖，颇为相得。后来在写给张一厚的信中，孔天胤回忆了东湖同游的高谊，称“东湖宴语，永以为好也。达人雅度，无日不怀”。黄绾后来写有《于东湖柬孔文谷提学用张岱野兵备韵》一诗忆及三人同游东湖之事。
孔天胤同年王廷幹时任台州府同知，孔天胤写有《省堂春燕》一首赠王廷幹，“有酒承君子，登筵合众宾。华堂满嬉笑，乐事悉敷陈”，言与同年相聚宴饮之乐。王廷幹写有《和孔文谷省堂春燕赠篇》，“词翰宗学士，江海见情人。置酒临飞阁，留欢皆上宾”“道泰以文会，心同惟德邻。冲襟垂至教，高谊念羁臣”，赞赏孔天胤之高才，答谢孔天胤之厚谊。
王廷幹还有写给孔天胤的诗《赠学宪孔文谷》，对孔天胤的仕宦历程及掌教浙江的教化之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称贺：
道脉承先圣，亲枝重帝宫。名高三殿上，望满五云中。关右儒生化，颍川节制雄。育才端士习，敷教赞天工。吴越声先著，台瓯学更崇。文章程体范，礼乐尽陶融。雁水知迎节，霞山解避骢。诗书归鲁国，将相出王通。桃李依师表，弦歌迎国风。瀛洲闻讲习，仰止意无穷。
写其在浙江的教化，端士习，正文体，明礼乐，课学子。“诗书归鲁国，将相出王通”句，称颂孔天胤为孔子后裔，学术也本孔孟，根本纯正；而山西又有大儒王通，人文丰厚。这是同年眼中的孔天胤，儒者本色，师者本色。
孔天胤循学途中，也多有为浙江名胜与人文的题咏之作。
如到绍兴府时，正逢清明节后，天气晴好，或许是学生表现优异，孔天胤邀请绍兴贤良与生员坐龙首书院大观堂，吟诗作赋：“物理欣同赏，天真乐共祈。设心倘如是，携手咏而归。”（《清明后正晴，与贤良文学坐大观堂同赋》）
在处州，孔天胤写有《处州水心亭偶题二首》。第一首为雨后所写，“雨余日初显，亭上风稍寒。缓带闭高阁，加衣坐方栏”。此时，于水心亭赏处州雨后美景，“池清出天表，蕉绿在檐端”，感到尘俗皆忘，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官宦之身，“淡默得所遣，忘其迹微官”。第二首为晨起所写，“晨起坐亭幽，不异山林静”。此时欣赏美景，“湛澹俯清池，纷缊望层岭”。然内心游移，心性不定，“即是可夷犹，心形犹未并”。
在处州府的青田县，孔天胤写有《雨中眺青田石门洞》一诗。
孔天胤到温州府永嘉县时已是初夏。这天夜里，他下榻永嘉行馆，写下《夏夜永嘉馆》一诗，“客路连沧海，归心满旧林。宵忧何所似，波涌大江深”，颇可见其归思。
温州府北瓯江中有孤屿，因南朝诗人谢灵运在此游玩题诗，后命名为江心屿。上建谢公亭、江心寺，素有瓯江蓬莱之称，为温州名胜。繁重的校文工作使孔天胤感到疲惫不堪，于是他乘舟到江心寺散心。在这里，孔天胤与谢灵运有了短暂的心灵交会，写下了《江心寺是康乐所云孤屿，予校文久疲，寻景暂适舟，泝舟从登，含毫存览》一诗。孔天胤读《永嘉志》，读到谢灵运《命学士讲书》及《白石径为民行田》等诗，感慨万千，与士子一起缅怀其人。孔天胤想到的，并非仅仅是谢灵运山水诗的高妙，更是其“才为高世置，名犹远迹振。改服莅邦牧，宣条属明亲”“讲训发誉髦，经畴授甿民”教化士民的功绩。谢灵运被祀永嘉名宦，当地人还为其在东山书院建有祠庙。5
在温州境内，孔天胤于课士之余，游览当地名胜，登临寻访过雁荡山龙湫、能仁寺、灵峰洞、谢公岭、石门潭等地。离开温州，途经岭店驿，孔天胤自感官职卑微，仕途渺茫，写有《出山至岭店驿自嘲》：“凌峰尚谢云间鹤，在泽聊同谷里兰。及见督邮还束带，婆娑谁比一微官。”“云间鹤”多形容人聪颖、举止端庄，“谷里兰”则比喻人品高洁、幽雅。督邮本是代表守官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的小官，孔天胤自感身为提学副使，见了督邮这一类官吏还需要整饰衣冠，教育官职的卑微可见一斑。
天台山是台州胜景，历代文人墨客途径此地多有游赏。孔天胤也曾游天台，写有《天台路流眺》《国清寺》《桐柏宫》《石梁》等诗（俱见《盛明百家诗•孔方伯集》）。在天台山桐柏宫，孔天胤写有《桐柏宫憩眺》一首，想到了仙人王子乔，“怀仙王子晋，驾鹤去氤氲”；表达了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信兹永可托，将此谢人群”。抗倭名将张
有和诗（见张《剑崖集》）。
在湖州，孔天胤游历了当地名胜归云庵。归云庵在道场山南麓，据传唐代诗人闾士和隐居此处，明代正德间又有名士孙一元归隐于此。孔天胤写有《宴归云庵，是孙太初隐处》《晚登道场绝顶，烟云变幻，两仪混茫，旷然凝视，有若鸿荒》等诗。前诗中，孔天胤写道：“林间处士去不返，山里孤云常自归”，对历史深处那位隐居的诗人默默致敬；“函诗剩有天仙句，壁字还增佛日辉”，其人不知何处，然旧诗仍在，遗迹尚存，仅供同道者怀想凭吊。
台州应该是孔天胤留下痕迹最深的一个州。孔天胤曾命台州诸生以“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为题写赋，孔天胤自己也有诗，其中表达了归隐之心：“吾已识吾庐，归来可拂袖。”（《校文台郡，命诸文学赋“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予亦倡言有归来之意》）
孔天胤写于台州之诗甚多，后编为《霞海篇》一册刊印，惜乎散佚。嘉靖四十五年（1566）林大春在给孔天胤诗集所写的序言中说：“始先生仕浙中，尝著《霞海篇》二千余言。其自叙天台、雁荡之胜，以为不让华嵩。”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集《霞海篇》仅为一卷，“凡诗三十四首”。但至今成谜的是，《霞海篇》并未收入《孔文谷诗集》中。
孔天胤在浙江也写有不少思乡诗。
在第一次循学途中，正逢寒食节，课士繁重又难见成效，孔天胤就已有“归心只涌大江湍”的诗句（《寒食客中作》）。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秋，孔天胤作《中秋无月》诗，其中有“抱影难为照，乡心托梦归”句，也是其归心的写照。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孔天胤经过漫长的循行课士返回杭州，写有《秋夜二首》，“残烛耿余辉，单衾寂无语。还闻塞北鸿，愁绝江南旅”“忽是岁芳宴，而余宵晷长。此时偏不寐，端使坐怀乡”，孤寂怀乡的情绪尤其浓烈。嘉靖二十四年（1545）中秋，又是阴天，已经连续三年中秋无月了，孔天胤感慨万千，思乡之情如刀割，写下了《浙中三载中秋俱不见月》：“客鬓正宜昏镜里，乡心无奈大刀头。凭栏绕绕看鸟鹊，匝树惊飞使我愁。”
（六）陕西时期的几首佚诗
孔天胤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致仕归汾前，整整八年的诗稿无存。而对于孔天胤陕西五年研究最大的缺憾，也在于他写于陕西期间的诗稿几乎全部散佚。截至目前仅能找到五首，即《送秋渠出巡》《送张秋渠出守庆阳》《新理右辖书斋》《蓝田辋川是右丞别业》《送林行人西使还潮阳》。
《送秋渠出巡》《送张秋渠出守庆阳》是写给陕西左参议张铎的。
张铎与孔天胤同年好友谢少南有同乡之谊，且同为“金陵三才子”之一6。陕西期间，孔天胤与张铎颇为相知。《送秋渠出巡》今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孔榜眼天胤八首》：
方此惊春驶，如何动使车。惠风流草际，新雨到田家。绿荫垂堤叶，红牵鹔水花。可因吏事迥，不为惜年华。
春雨惊春，万物萌发。张铎出巡，二人将要小别，孔天胤自是依依不舍。只因吏事繁剧，朝廷事大，身为朝廷命官，为了一方安定，抛掷年华尚且不顾，又何惜这满目的春光呢？由此诗可见二人之交好情深。此诗也见于清人赵瑾编选的《晋风选》，赵瑾评点此诗：“云静草闲，饶有幽况。”
《送张秋渠分守庆阳》见于《晋风选》。全诗如下：
北地天为险，清时人作城。惠风花鸟待，春草吏民迎。塞静还催饷，庭闲但省耕。须知省中旧，樽酒忆平生。
这是张铎分守陕西庆阳（今属甘肃）时孔天胤的赠别诗。这其中有着诸多贴心细切的叮嘱，还有对友人的诸多宽慰。赵瑾评点此诗：“笔气爱婉。”可谓至语。
《新理右辖书斋》与《蓝田辋川寺是右丞别业》见于《晋风选》。《新理右辖书斋》云：
一室盖庭阴，聊将吏隐心。芝兰香欲化，书史义还寻。月幌笼虚白，薇垣琐静深。犹如结茅地，未远此山岑。
这是孔天胤对自己右布政使生活的描述。由诗歌风格也可知，孔天胤在陕西时期诗风更为成熟，颇有王维诗歌平淡深远的禅意味道。前诗中“吏隐”二字，与嘉靖十四年（1535）祁州时期的“吏似闲为隐”（《春夜即事》）相呼应，时隔十六年，这种以闲为隐的心态依然是他吏治之暇“偷得浮生半日闲”式的小惬意。赵瑾评点此诗：“机息神恬。”深得其诗要旨。
在《蓝田辋川寺是右丞别业》中，这种“机息神恬”的味道更为浓厚：
辋水高人去，蓝庄旧迹沉。烟霞疑画障，松桂俨词林。竹馆弹琴断，花宫照月深。应知不灭意，惟有玉山岑。
也许孔天胤发现，自己的故乡人王维（山西祁县人）也曾为“右丞”，与自己布政右使（亦称“右辖”“右丞”“右使”等）的官职颇为相似，且均在陕西，这就在历史深处有了某种会心。此诗更像是作者对于王维当年生活和心境的一种情境体悟，因而也颇得王维诗风的精髓。赵瑾评点此诗：“听视超声邑外”亦为至语。
《送林行人西使还潮阳》是孔天胤陕西时期写给林大春的诗。嘉靖三十一年（1552），潮州林大春以行人司行人身份出使陕甘，于咸阳晤会了时任右布政使的孔天胤，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林大春离开陕西将回潮阳，孔天胤以诗相赠：
使节从天上，还车自日边。新知方自慰，忽别转凄然。灞馆花如霰，关程柳似烟。相看春正暮，何以报离筵。（《送林行人西使还潮阳》）
本诗今见于光绪《潮阳县志》卷二十二，作者署名为“明陕西布政孔天允（胤），河汾人”。
对于这位比自己小十八岁的行人，孔天胤因得友而喜，也因离别来得太快而伤感。“天上”“日边”既使诗境阔大，又道出对这种邂逅的惊喜；“花如霰”“柳似烟”既道出离别春景之迷离，又语含不尽之张望，写得情深意切。
林大春临行，孔天胤送了一册自己刻于浙江时期的《霞海篇》给他。林大春五言长诗《塞上读〈霞海篇〉寄管涔子》，既对诗歌本身进行了点评，也对自己的陕西之行怀有美好的回忆。诗中，林大春对孔天胤推崇备至，称“当代推词伯，如公思独玄”“奇文振岩穴，丽藻发林泉”7。
孔天胤与林大春一生都只有这一面之缘，其后林大春历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湖广江防佥事、河南睢阳陈州道佥事、广西苍梧道佥事等职仕途也历尽波折，但每到一处，都颇有善政。特别是隆庆二年（1568）任浙江提学，到了孔天胤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上，同样写下了精彩的一笔。那一年，隆庆帝为册立太子，诏令各地选拔诸生入贡太学，林大春集中两浙生员两千多名试于杭州，挑选了九十名赴试，结果“适试首选者六人，余悉高等”，殿阁大臣无不称异，朝廷通令各地今后选取贡士当以浙江为模式。后林大春因得罪权贵被免职归里，浙江士子沿途相送，不绝于道。林大春家居十八年，著书立说，施教乡里，特别是主修了《潮阳县志》，成为令潮阳人至今感念的一代乡贤。
孔天胤与林大春虽然再没有见面，但二人一生中还有两次重要的交集。一次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时到关西募兵，在汾州遇到孔天胤，孔天胤托张时带一首诗给林大春，题为《赠张职方募军北还兼寄怀林石洲户部》，表达了对林大春的怀念；第二次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林大春为孔天胤的四卷诗集写了序言。
这五首逸诗，可以作为孔天胤陕西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
（七）归汾后的生命之叹与人情之暖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孔天胤终于实现了他久已有之的归田梦想，成为了他后来时常自称的汾州“野老”。归乡二十七年间，孔天胤诗歌创作不断，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诗歌，也都写于这一时期。这从他诗集的情况也可得知。
《孔文谷诗集》四卷，第一卷《履霜集》写于祁州时期到丁父忧时期，收入诗歌近六十首；《泽鸣稿》写于河南、浙江时期，收入诗歌亦近六十首，加上《盛明百家诗》中收入的浙江时期诗歌，共计七十余首。陕西时期仅有五首佚诗。也就是说，其致仕前存世诗歌不足一百五十首，当然也和诗歌大量散佚有关（《霞海篇》未计入）。但即使如此，其数量依然不能与致仕后诗歌数量相比。
致仕后诗歌，包括《孔文谷诗集》第三卷、第四卷，均为《渔嬉稿》，写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总收诗歌一百六十首。而从嘉靖四十年（1561）开始，一直到万历八年（1580），每年刻一卷，共刻成《文谷渔嬉稿》二十卷，二十年间诗歌总计一千九百余首。其致仕后二十六年的诗歌，总量超过了两千首。
归乡后的诗歌，包括述志诗、记事诗、闲适诗、登览诗、郊游诗等多种类别，本章仅述其归乡之处的述志诗、闲适诗及其关涉亲友的诗歌，其余类别将于其他章节分叙。
《渔嬉稿》第一首题为《渔嬉》，可算作其后二十二卷诗歌的一个总纲。他以一首五言诗，阐述了自己的归来心志。诗歌前六句为：
平子赋归田，愿同渔父嬉。我今归已遂，舍此更焉之。言鼓沧浪枻，式歌濯缨辞。
平子，东汉辞赋家张衡，字平子。当时宦官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张衡深感既无法等到社会清明之时，又没有报国之路，于是向朝廷自请退职，以归隐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对黑暗政治的诀绝与抗争。张衡去世前一年写下了一首优美的抒情小赋《归田赋》，成为后世官员辞职归田的经典。《渔父》是《楚辞》中的经典篇目，屈原遇渔父于江上，在与屈原探讨了一系列关于“自放”的问题之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渔父也成为世事黑暗时隐者的代称。
如今，孔天胤深感张衡之《归田赋》已替自己代言，而渔父之濯缨濯足的状态也正是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所以他表示“愿同渔父嬉”，这就是他致仕后前两卷诗歌命名为《渔嬉稿》，后每年刻一卷《文谷渔嬉稿》中“渔嬉”二字的来历。
初归汾州，是一种终脱牢笼的轻松和窃喜，甚至有回顾来路的种种心悸。如在《春林即事》中，他总结了自己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廿年尘土客中春，今岁春才属隐沦。欹枕杖藜随处得，野花啼鸟认来真。
这一年，孔天胤五十一岁。告别二十多年奔波的风尘，终于可以在汾州故土度过归来后的第一个春天了。出门皆春意，只因心上春。野花因情摆，雀鸟啼归人。认真识花鸟，从此皆弟兄。文谷本色是诗人，这种怡然自得之乐，也只有一颗诗人的心能够流连体会。
归来好啊，“形踪稍似鸡群鹤，得返云松自在飞”（《述怀呈程古川旧巡四首》）。归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孔天胤都沉浸在一种脱险的侥幸和后怕之中，仕路的坎坷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并非很快就能消除。一首《与南洲上人叙归二首》，将这种侥幸得脱的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第一首曰：
一官廿载苦伶俜，好似玄奘去取经。万怪千魔俱历尽，刚刚存得本来形。
“西游”故事的传说由来已久，晚唐五代即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又有《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与孔天胤同时代的淮安才子吴承恩（1510~1582）又将其演绎为百回本神魔小说，使其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而流传至今。孔天胤将自己二十余年的出仕之路，比作玄奘的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万怪千魔，却能侥幸得脱，以“本来形”平安归来，不可谓不幸运。而第二首中，这种侥幸心理则表达得更为直接：
巨蟒伺人横作岸，含沙射影暗如尘。当时就合江中葬，不意归来有此身。
这两首诗，既将仕途之险恶、人心之不可测描摹得生动传神，也是一个儒家士君子在历世事之险后，无力荡平人间是非，只能选择退守的无奈心态。他选择了以“用舍行藏”之“藏”，打开儒家士君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的另一扇大门。
归来后，他也更在精神上接近了古代汾州寓贤卜子夏，写下了《寄题子夏石室》：“道存身退老于斯，石室千年尚可窥”“梯云直上心犹壮，带月空回力已疲”，这是说子夏的，也是说他自己的。他甚至感叹两人同样“不遇”，原来，“由来吾党合栖迟”，他们在精神层面，是有着共同的旨归的。（《寄题子夏石室》）
种竹种菊，种田种菜，日子成了另一种节奏。霜雹打田堪忧，却也常有乐趣。这种生活的小忧小乐，孔天胤在《自笑一首》中写得最为生动：
人言拙老固相随，体向吾身信有之。艺黍石田逢雹打，种蔬卤壤著霜披。奸馋僮仆如油滑，顽钝妻孥似马疲。自笑瘸僧能说法，不能行矣但支颐。
僮仆奸馋，妻孥顽钝，自笑自嘲，却也趣味无穷。
当然也有种种忧虑。嘉靖三十六（1557）年，孔天胤五十三岁。当年一春无雨，至五月始雨，孔天胤作《喜雨》四言诗，体现了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怀：
自春不雨，迨于仲夏。田之弗苗，亦胡以稼？匪岁伊凶，维时我谢。我行弗逵，我旋弗灾。我求弗饱，曷甚我饥。上天有淹，忽其有祁。我畴晚植，以需口食。望秋且遥，枵腹中昃。众厌膏粱，我免沟洫。
归来的二十七年间，孔天胤也一直在反思回味自己这一生。
四言诗《自题山岩屋壁》诗，不妨可看作是其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思考和总结：
畎亩余夫，山泽臞父。略览诗书，粗穷邹鲁。厕足云逵，滥名天府。一命敷文，再命守土。三命如前，五教斯溥。既典藩宪，式昭王矩。名位攸崇，不能伛偻。众口铄金，大人解组。复厥初衣，保我衡宇。梦醒从伊，习习诩诩。泠吹满窗，月华在户。人谓我今，亦已太古。我欲求之，蔑无所取。
较之初归的情绪化，此时的诗已写得较为平和。
六十三岁生日时，赵讷写诗为他祝寿，他回有《中秋行生日答阳谿》一首七言古诗，以三十二句的格局，再次对自己的成长、宦游、归田之路进行了总结梳理。“少年学文守章句”，自信满满，宁与父母守困穷，也“结衣不肯干王侯”。“中岁登名猥随牒，关河江海无奇烈”，近三十岁才走上仕途，四方奔走，无多建树，又遇“几处阴晴”，仕路坎坷。“照彻关山嫌短梦，惊飞鸟鹊阻安枝”，人生不过一场大梦，梦醒时人生已老，“销魂最是临觞夜，叹老偏当皎镜时”。
万历二年（1574），在归乡二十年后，孔天胤写有一篇《渔父说》，更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归隐之志。他说，渔父有三，一是鲁国的渔父，《庄子》记其“与孔子言于缁帷之林”，批判了儒家的仁义、忠贞、慈孝、礼乐思想；二是楚渔父，《楚辞》记其遇屈原于江上；第三就是汾汀渔父，也就是他自己，“妻织布，儿纬萧，苍首治石田，计其所入以糊余口。有微羡焉，则沽取鸱夷而酣，就芦苇而卧，窃自视之，翩翩一渔父也”。鸱夷，盛酒器。他还对自己这种“渔父”的状态进行了生动描述：“其野莽苍，其滨寂寞，鸟兽之过我者，日数百而不惊，除罔两问，景绝迹无与晤谈者，而后嗟斯人之孤也。”（《渔父说》）
这种描述显然有些自嘲和夸张，但其精神的内核却是不差的。归田之后，孔天胤非常享受这种“水边花底倍相亲，稚子老妻欢不歇”（《中秋行生日答阳谿》）的生活。
归乡后，兄弟孔天民与学生赵讷成为其重要的诗友，而对儿子孔阶的教育和期望，也成为其人生的重要部分。由其诗歌所寄的情怀，人生也得到了诸多安慰。
孔天民终生未第，归乡后的几年间，兄弟依然得以相守。嘉靖三十八年（1559）再试不第后，孔天民以举人出仕，于嘉靖四十年（1561）出任直隶南宫县教谕。民国《南宫县志》“教谕”：“孔天民，汾州，举人，嘉靖四十年（1561）任。”嘉靖四十三年（1564），孔天民转任山东东明县知县。孔天民外出任职期间，兄弟二人多有诗歌相寄。任南宫教谕期间，孔天胤写有《夏日端居有怀南宫弟二首》，诗中有“鸿羽分飞处，棣华连理时。相思杳难制，极目夏云滋”之句，表达对兄弟的思念。得兄弟来信，孔天胤满心欢喜，写《喜南宫弟书至因便寄答二首》，其中既有“书到未开心已定，封皮先写报平安”的对兄弟的担忧，又有对自己近况“独冷斋中寄寓身，青袍无改二毛新”的描述。生日时，孔天民有诗以赠，孔天胤回以《生日寄答南宫弟见寿之作一首用来韵》，诗中写“气同连碧树，心远共长川。今夜双鸿影，遥天一镜悬”，可见兄弟情深。特别是孔天民任东明知县后，孔天胤的诗《寄答东明弟》中，出现了“鹡鸰原上迢迢望，鸿雁何时共渚田”这样的略带招隐式的相守期盼。在出任东明县知县两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孔天民即卸任还乡，再未出仕。其年，孔天胤六十二岁，孔天民五十二岁。
对于这个结果，孔天胤是满心欢喜的。他一口气写了《喜东明弟还山诗十首》。在此录第三首共赏：
迢迢五载别，空此郊园扉。春草秋更碧，仰视征鸿飞。抚景心欲绝，涕下不可挥。今日破为笑，觏子遂初衣。
一别五载，故里郊园因他的离开而变得空旷，自己目望征鸿，抚景怀人，常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之问。如今兄弟平安归来，不禁破涕为笑，看兄弟换上入仕前的寻常衣着，觉得日子又回到了从前。
在其他几首中，他劝慰兄弟，“穷达有自分，华缨非所悬”，要懂得放下，适时归来；“归来复归来，薄田口可糊”“在家贫亦好，帝乡不可期”。归来了，兄弟还可结伴同游，“西山多爽气，翠彩杂烟岚”“兄弟时既翕，和乐诚且湛”。特别是《棣华轩即事两首》，更把这种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兄住东头弟住西，一壶新熟往来携。非关好饮相征逐，共对花林听鸟啼。
兄解微官弟亦辞，到家俱是黑头时。如今尚觉容颜好，长有春风面上吹。
这诗写得真可谓脍炙人口。孔天胤非常享受这种兄弟相守的平常日子，住得不远，不时携酒来往，不是因为爱喝酒，而是喜欢一起看着花林、听着鸟啼，享受这种平静的家居生活。第二首则更是写得心花怒放，庆幸二人均能于未老之前归来。如今容颜尚好，春风吹面，笑漾眉梢，多好的日子啊。
隆庆二年（1568）九月九日，六十四岁的孔天胤与五十四岁的孔天民结伴登高，孔天胤写有《同乾石弟书台登眺九首》。诗歌写得兴致盎然，称“我家兄弟乘时兴，联步紫霞调玉笙”“书台高处与霞平，霞外清光万里澄”“登高佳日赋新诗，五柳先生会意时。此意亦应人会得，醉吟寒菊两三枝”，颇见兄弟相伴之乐。
而于嘉靖三十年（1551）生于陕西的孔阶，在孔天胤归田后也一日日成长起来。万历元年（1573），二十二岁的孔阶入选国子生，赵讷有诗祝贺，孔天胤写《儿阶入学，阳谿君有诗见教，倚韵奉酬》一首，诗中有“喜看一脉缀斯文，却恐趋庭学未勤”“愿借光风作时雨，洒开桃李遍吾汾”句，对儿子的未来及汾州的未来抱以积极的期许。万历三年（1575），孔阶游太学归来，孔天胤作《喜儿阶游成均回诗以勉之》一诗。成均，官设最高学府的代称。孔天胤希望儿子能立大志、成大业，无愧天人：
观国觐明主，还家慰老亲。春衫青草色，旧卷绿窗尘。宇泰天光发，斋虚夜气新。肯因潜大业，行可对天人。
而孔阶的仕途显然还不及孔天民，连举人都未得中。但孔天胤对此也并不认为是坏事，四民之业，有业即可，未必一定得走仕途。倒是年年除夕，父子一起守岁，孔天胤对此颇为享受。隆庆五年（1571），写有《守岁庆云山房儿阶侍马》一首；万历六年（1578），写有《戊寅除夕儿阶具觞守岁》一首；万历八年（1580），写有《庚辰除夕儿阶奉予守岁》一首。这种平淡的父子相守，给他的老年生活带来了颇多安慰，“呼僮吹笛鼓频和，庆我身康儿复贤”，再没有比这更让人踏实了。
赵讷是孔天胤在嘉靖十七年（1538）至二十年（1541）丁父忧期间所收的学生，也是孔天胤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孔天胤归乡后，赵讷也成为他精神上的重要交流对象。
虽说孝义邻近汾阳，但要从孝义到汾阳也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然而无论他们此时都身在故乡，还是在后半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各奔东西，这份师生情谊都一直坚如磐石。
赵讷于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才俊。孔天胤后来记其与赵讷成为师生的原因以及他对于赵讷的欣赏：
阳谿子之从吾游也，以吾一日之长也；而吾与阳谿子游，则以其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当是时，道之上者，吾不得而语也，亦非吾之所能语也；乃阳谿子默而识之，不言而信，其有语者，特其最下者耳。（《汾上讲余录序》）
在孔天胤看来，赵讷的聪明睿智，当在自己之上，而且行在言前，“不言而信”，与他的名字“讷”义颇合。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之言行，便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孔天胤认为赵讷之品性，本身就是对这个字的理解和践行。孔天胤对赵讷这种赏识，颇有些孔夫子赏识颜回的味道。当年孔夫子评价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老师所喜欢的学生大约就是这样的，不自作聪明，不狡辩剿说，默而识之，退而自省，终获之于心，当其与老师再次交流时，已非昨日之水准，而教学相长，老师也常常能获得新的启悟。
对于得遇这样一位高师，赵讷也深感幸运，一生都对孔天胤执弟子礼，敬爱有加。而赵讷对于孔天胤思想、精神及其文学传承最大的贡献，就是非常注重搜集整理孔天胤的诗文作品。在两人相识二十七年后，赵讷将老师与自己的诗文汇编成册刊刻成书，名为《汾上讲余录》（今佚），孔天胤为之序，称其内容为“余两人诗，自嘉靖庚子（1540）至隆庆丁卯（1567），皆赠答寄忆而作”；孔天胤晚年时，赵讷不但多次参与了孔天胤诗集的校勘工作，还在孔天胤的诗集之外请刻全集，并亲自写序。对于老师的思想，他一直怀高山仰止之思：
讷也不才，忝厕门下，仅供洒扫，敢与斯文。执经三十年，虽未敢望登堂而入室，闻言千万语，亦私窃蠡测。（《请刻孔文谷先生全稿书》）
使老师诗文得以流传，他觉得也是自己身为弟子的职分所在。孔天胤殁后，为孔天胤写墓志铭的，还是他的这位高徒赵讷。
当然，师生二人一生聚少离多。赵讷在故乡时，孔天胤宦游四方；孔天胤致仕不久，赵讷又走上了仕途。但赵讷的每一次过访，都令孔天胤喜出望外，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所写：“荆扉无客见招寻，一晤高贤喜不禁。下榻幽兰当谷映，开窗凉树满庭阴。”（《和赵阳谿乐寿园即事之作》）许多时候，赵讷让他看到的，是“道”的承续，是未来的亮色和希望。
赵讷自嘉靖十九年（1540）考中举人后，屡试不第，孔天胤归田后，也得以经常随侍左右，孔天胤也应该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赵讷的指导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赵讷再次去参加会试，孔天胤作诗《送赵孟敏会试二首》，对赵讷此番得中充满信心：“目送者谁子，飞鸿凌紫烟。天人今擢第，乡国早推贤。日射黄金榜，风生白玉鞭。长安多意气，先遣报书旋。”果然，赵讷得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消息传来，孔天胤大喜过望，作《寄赠赵生登第》一首，称赵讷“久知嗟蠖屈，今却羡鹏骞”“运合风云里，身依霄汉边”“高文宜著作，共等贵招延”，对赵讷的前程充满良好的祝愿。
此后，赵讷先后出任直隶江都知县、刑部主事。二人诗书往来，互寄问候，表达思念。嘉靖四十三年（1564），赵讷父赵思商卒，孔天胤写《敕封文林郎、江都县知县、前清苑县主簿、致仕恭孝先生岐山赵公墓志铭》，详述其生平。赵讷丁父忧三年，二人又得以常相过往，来往于汾阳、孝义之间，这由孔天胤诗题《和答赵阳谿登楼之作》《逃暑园中赵阳谿适至便留小酌二首》《同赵阳谿题苑内莲池》《月夜坐树下同阳谿作》《新岁喜阳谿来晤》等可知。
隆庆二年（1568），赵讷服除，补户部主事，孔天胤送行并作《送尚书郎赵阳谿北上》，“
鹭趋朝还接武，夔龙补衮自成行。心旌马首多回恋，自是荣辉满北堂”，诗中既有深深的祝福，又有百般的不舍。孔天胤诗集中附录了赵讷的和答诗，对故乡与其师的不舍也现于字里行间：“眼见浮云忽相掩，心惊旅雁未成行。适来花里宜春服，何日寻师一上堂”。别后，二人互相寄诗，彼此牵挂。
这里还有一则佳话。隆庆三年（1569），赵讷以户部主事差管徐州仓，于徐州夜梦其师，“于梦中得寻，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而回”（《和答赵阳谿使君四月廿七在徐州见梦之寄》诗前小序），惆怅良久。醒后作诗寄给老师。诗曰：
终日思君不见君，清宵梦里转分明。关河宁阻来时路，江海遥怜去国情。北极风云方际会，西山豺虎且纵横。何当回我邯郸道，洒扫门墙尽此生。
终日相思，必当形之于梦。思而不见空惆怅，梦里相逢更伤神。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仕途的奔波，日侍老师左右？收到赵讷寄诗，孔天胤非常感动，回和诗曰：
别离无想应无梦，有梦还愁路不明。云树可遮千里面，江河能御百年情。形神静夜龙山合，意气遥天珠斗横。一笑漆园蘧栩处，漫将尘物等浮生。
他劝赵讷莫要牵挂，自己颇有庄子浮生之乐。师生情深，令人动容。赵讷徐州事毕，过家省亲，师生又有短暂时间的相伴，孔天胤作有《喜阳谿户部分曹事竣过家省觐，因赠五言二律》《喜阳谿员外以九月一日过汾见访》《喜阳谿再过见访》《冬日宴赵阳谿复移，小斋，夜坐得六言四句二首》等诗。孔天胤也曾亲往孝义探望，作《宿阳谿西郭草堂》等诗。赵讷回京上任，孔天胤作《送别阳谿户部在香林寺作》，诗中“出处两当明圣世，悲欢一系友朋心。谁堪妍景空琴酌，伐木时闻山鸟音”，道尽情深。赵讷和诗云：“久知奔走非吾事，无奈风尘违此心。试问相思何以遣，还凭早晚惠佳音”，相约常相寄书，以慰相思。
这年，赵讷诗文集编印完成将刻，自京师请老师作序，孔天胤为作《阳谿集序》（《阳谿集》又名《赵孟敏集》）。孔天胤给予了极大鼓励，引孔子“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周易•系辞传》），自己于汾州为千里之外的赵讷作序，正合孔夫子此句之意。
隆庆五年（1571）四月，赵讷母亲卒，孔天胤作《敕封太安人赵母田氏墓志铭》和祭文《祭赵母太安人田氏文》。赵讷丁母忧，又有三年与老师常相过往。万历二年（1574），赵讷起复，任四川保宁府知府，孔天胤作诗《赠赵阳谿出守保宁》。这一年，孔天胤已经七十岁了。赵讷在保宁只任职一年就致仕了，孔天胤作《喜保宁太守赵公还山》表示祝贺，称“羡君解印还东山，鸿飞冥冥不可攀。昔去寒斋掩松径，今来夏阁开云关”。他还亲往孝义看望赵讷，《访赵阳谿孝义道中作》，“碧山学士家何在，白石岩扉护紫霞”，充满寻路探问的乐趣与即将相见的喜悦。
从万历三年（1575）到万历九年（1581），赵讷陪伴了孔天胤最后的六年时光，也成为孔天胤在儿女之外的另一份牵系和心灵上的依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