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陕西提学佥事：端士习，正学风
孔天胤第一个号“文谷”，即取于任陕西按察司佥事期间。
按察司，也叫提刑按察使司，一省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司”之一，另两司为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负责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最高长官为按察使，正三品；属官有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孔天胤五月被授陕西按察司佥事，七月朝廷再下一道旨，改陕西按察司佥事孔天胤提调学校，事记于《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
提学官又称提督学道或提学宪臣，简称“学宪”，负责各省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事宜，即“总一方之学”“为一方之师”（傅维麟《明书》），一般由副使或佥事担任。明代对于提学官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明英宗时就提出要“慎简贤良，分理学政”（《明英宗实录》）。这个官职，多是官员在历官多年之后由六品、从六品等渐渐升任，将其授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在终明之世，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绝对凤毛麟角。因而，这可以说是发生在孔天胤身上的又一个特例。
提学官的职责，《明史》载，“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所辖县境内的生员，提学官每年都要考试两次。通过“岁考”，将诸生分以等级，并将等级与各人的前程、补助挂钩，有升有降还有挞责；而只有考到一二等的，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明代的陕西，领八府二直隶州，即西安府、凤翔府、延安府、汉中府、庆阳府、平凉府、巩昌府、临洮府、灵州、兴安州，此外还有“三边”，即延绥（榆林）、宁夏、甘肃三个边镇，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宁夏三境。如此大的疆域，却只设一名提学官，因而孔天胤初仕即督学陕西，其劳繁之剧可见。
（一）敦行教化
在担任学职其间，孔天胤非常注重对生员行实的培养，这一基本原则也延续到了十年后他以提学副使之职督学浙江时。正如赵讷所总结的，“方其秦、越督学，则先行实而后文艺”（赵讷《孔文谷先生文集序》），因而能够“两省人才，多所成就”（康熙《山西通志》“孔天胤”条）。
端士习，正文风，是孔天胤督学陕西时最为重视的两点。
“端士习”事见于明代“前七子”之一康海（1475~1540）的记述。
康海对孔天胤非常看重，说到与孔天胤的交往，他说：“予以壬辰冬再诣长安，文谷子来访予，睹其人，听其言，有孚之君子也。当时诸君子相访者，顾无能如文谷子，于是定交焉。”（康海《送文谷先生序》）康海与孔天胤“定交”，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凡予所论说于文谷子者，他人莫能解，独文谷子迎刃解焉”。康海所说的孔天胤能解的问题，当是“士习”的问题。他说，如今“士习”之不端，就是士大夫往往以辞说略胜他人，便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这都是因为不能反求诸心的缘故。不能反求诸心，即便是那点小辞小说，也是没有领略的。康海又说：
予今岁凡四会文谷子矣，其所启迪士类，一皆因之于心而求诸理，故士子沛然兴焉，诸以言语文字相胜者方退然若无也，岂非文谷子之化哉？
一年中四见孔天胤，更深地了解到孔天胤的教育观和教育方法，因之于心而求诸于理，那些只在语言文字方面想要出头的人，也渐渐退去了不良的习俗，而这都得益于提学孔天胤的倡导和教化。
“正文风”之事则见于曾任刑部主事的“西翰林”之一张治道（1487~1556）的记述。
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明代中后期，士人的文风可概括为“奇诡”，主要表现就是经义割裂、用词艰涩，甚至掺用异说，科试中“虽时加禁革”，仍“难以猝改”3。弘治七年（1494）朝廷曾下令申饬，要求“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辞”。嘉靖十二年（1533），礼部题行乡试条约，要求“场中所作文字俱要纯雅通畅，不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词”。
孔天胤倡导清新明丽的写作风格，拂去割裂、艰涩的文字的外表，真正发现有思想见地和真才实学的人才。张治道记载：
（文谷孔先生）深虑士习之占侸，科目取士之苟且，敦崇教化，严制科条，淑士必先根本为文，必法秦汉，删繁剃稊，刬异归同，变近时崄涩乖戾之习以复成化、弘治博雅浑厚之气，士彬彬然盛矣。（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
占侸，轻薄貌。当时士人习气轻薄，科目取士敷衍了事，所以孔天胤崇尚教化，制订了严格的考试条例。对于文章的风格，孔天胤也做了规范，取法秦汉之简约清新，去除乖僻艰涩的文风，力求文辞畅达，博雅浑厚。在孔天胤的倡导之下，秦中习气大变，文风大转，人才一时称盛。
与孔天胤同官陕西的按察司佥事樊鹏4，也如此评价孔天胤在陕西的教化之功：
文谷子筮仕于秦，尚气而文隳，曰：“是在我耳。”则敦礼明义，勤教先身，爬梳芜秽，与之更新，今彬彬可观矣。（樊鹏《赠文谷子行》）
对于孔天胤在陕西的文教，樊鹏和张治道一样，都是见证者。他写到了孔天胤掌教陕西，文教不兴则自责于己，以孟子“舍我其谁”的勇气，敦礼明义，以身作则且勤于教诲，爬梳芜秽文风士习，更新士子观念，使陕西仅两年多即出现了人才“彬彬可观”的盛况。
因孔天胤这一时期的诗文散佚，张治道的一些诗歌，成为记录孔天胤在陕西任上循行学校活动的一个侧面。今检张治道前期文集《张太微集》，有《题陆魏孔三君子空同观鹤卷》《十月十五日孔文谷过留饮观诗至晚移菊下见月作》《孔文谷邀过兴善寺阁二首》《寺中送孔文谷之泾阳》《雨中同孔文谷宿金圣寺》等诗，记载了孔天胤在陕西期间视学崆峒（今属甘肃）、泾阳，登临兴善寺、金圣寺的行踪。而孔天胤在陕西视学之舟车劳顿，也略可从诗中窥到一二。
（二）主持乡试
嘉靖十三年（1534）是乡试之年，这是孔天胤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职业考验。
孔天胤主持乡试这一年，恰好乡试的政策也做了一个有利的调整。明初，乡试的主考官是由各地的教官担任的，嘉靖时开始由京官主持。《明史•科举制》载：“嘉靖七年，用兵部侍郎张璁言，各省主试皆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关于京官主考的弊端，张治道认为，“校阅不通乎监司，声名不采于提学”“而御史藩臬诸君，曾不得有所干与”，直接导致了“无才者得以幸进，而豪俊知名之士多遗弃弗录”。好在这一政策并未执行多久，不久，“复罢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明史•科举制》）。这一消息令陕西提学孔天胤闻之大喜，张治道记载了孔天胤的喜悦之情：
朝廷复罢京考，仍以监司主试，文谷闻而喜曰：“是科也，必得士，而士之颖拔者必尽录。”（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
制度的变化，为地方生员的公平、择优考录带来了新的希望。孔天胤在遍试诸县的过程中，对各县的才俊可谓了如指掌，而乡试大比，只是对他以往考察结果的一次检验。乡试之前，孔天胤将平时考核的优秀学子的名单、文章及相关情况向巡按御史范安5及省中诸多官员做了汇报，这些学子的学问才华之优，也得到了陕西诸多官员的认可：
及期，乃以所得士荐之巡按御史范君子仁。子仁曰：“有士若此，何有于科目哉？”乃以传诸藩臬诸君。诸君曰：“有士若此，何有于科目哉？”（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
当时的巡按御史范安及省内各级官吏，都对孔天胤所优选的学子大为赞赏。西安知府还有点不放心，“又因其优续试之”，把选出来的这些优秀士子又考核了一番，结果“无不一当百者”。
所以，这年的乡试，据张治道记载，“遵制得六十五人，案首三十六，优等二十八，遗材一，皆尽先生之选”。“案首”，即各地童生参加县试、府试、院试名列第一者；“优等”，即在各级考试中名列前茅者；“遗材”，即不是经提学官“岁试”选取，或者在“岁试”中没有考取乡试资格，在会试前另设的“遗才试”中取得乡试资格的。本年乡试所选六十五人都是孔天胤所选，可见孔天胤之能。
检《陕西通志》，可知嘉靖十三年（1534）甲午科孔天胤所考选的举人名录，有张文卿、孟环、王道直、张蒙训、薛腾蛟、陈绶、邹学书、赵俊民、胡汝安、范世勋、宋珰等六十五人。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可以获得如下三条信息：
其一，这六十五人的覆盖面非常广，包括陕西境内西安、三原、咸阳、耀州、咸宁、兴平、华阴、扶风、武功、绥德、白水、神木、凤翔、临潼、周至、泾阳、醴泉、渭南、榆林、同州等二十余县。
其二，这六十五人中，明确标示后来考中进士的有十四人，占到了近五分之一，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比例；而其他没有考中进士的，也多出仕为官，在不同的州县任知州、知县、同知、通判、教谕等。
其三，这份名单中不乏后来成为名宦的人，仅举曾在山西任职的两人为例。薛腾蛟，曾任山西长治县知县雍正《山西通志》：“薛腾蛟，号南岗，陕西渭南人，嘉靖间以进士知长治县。时县新设，制度未备，蚤夜殚思，多所裁定。饬章程，节里甲，抑强扶弱，崇礼励俗，务与民休息，而驭吏胥则甚严，不少贷焉。升主事，祀名宦。”宋珰，曾任山西交城知县，雍正《山西通志》之“建置•交城县”：“（嘉靖）三十八年，知县宋珰撤土陴，悉易以砖，计千有五百。增修楼橹门，各题石，东曰‘据晋’，南曰‘带汾’，西曰‘搤秦’，北曰‘枕山’。”
正因为孔天胤纠正学风，考选出了真正的人才，张治道由衷赞道：
而先生提学之得教化之隆，转移造旋之妙，超绝前后矣，夫岂寻常者所能及哉？
“超绝前后”，此评价不可谓不高。
孔天胤在陕西任上，还刊刻了诗人樊鹏的《樊氏集》，此事将在后文“图书刊刻”部分详述。
（三）因贡左迁
纠正学风文风、考选人才、刊刻图书，孔天胤在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上可谓兢兢业业、雄心勃勃。然而令他没有料到的是，因为岁贡的事，他遭遇了仕途中的第一次沉船。
各省向朝廷举荐人才的途径，除了乡试，还有岁贡。所谓岁贡，即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资深的廪生升国子监肄业，而国子监生也可直接参加会试。各地提学所考选的岁贡生，进国子监前都要经过廷试，不合格者即会被黜落，而所推荐的岁贡生在廷试中被黜落的比例，就成为考察提学官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在孔天胤被提调学校的前一个月，嘉靖十一年（1532）六月，礼部奏“今天下岁贡廷试不中式者五十九卷”，而这是由于提学官选送的岁贡生不够优秀造成的，于是礼部奏请明世宗批准，出台了对提学官考察的具体方法：“岁贡廷试不中五名以上，各提学官俱照见行事例降一级别用……三名以上提问。”这一考核办法出台后就开始实行了，于是，孔天胤的前任，陕西提学官王邦瑞，以及湖广、四川、河南的提学官，就在最新的考核办法出台以后分别被降了一级。《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一年（1532）六月：“以生员被黜五名以上，降……陕西佥事王邦瑞各一级。”而孔天胤同样栽在了这上面。《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
下福建提学副使潘潢巡按御史达问，降陕西提学佥事孔天胤为直隶祁州知州，以廷试岁贡生员，潢所考上者黜落三人，天胤考上者黜落六人故也。
福建提学副使潘潢因为选送的岁贡生在廷试中被黜落了三人，按照“三名以上提问”的规定，下到巡按御史去提问，但不降职；孔天胤选送的岁贡生在廷试中被黜落了六人，按照“岁贡廷试不中五名以上，各提学官俱照见行事例降一级别用”的规定，降一级，为祁州（今河北安国县）知州，由正五品降为从五品。
对于选贡制度，张治道有着理性的思考。他说，这种制度，“往岁谪我东谷矣，谪我凤泉矣，今又及我文谷，有是哉？议之过也”（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东谷，曾任陕西提学副使的敖英；凤泉，即孔天胤的前任王邦瑞。一个制度连栽三任提学，是提学的工作出了问题，还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张治道认为，明自有天下以来，取士有科、贡二途，建国之初重贡，那是在战乱始定、立国未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应时性的政策。但明太祖不久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弊端，于是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颁布了科举取士制度，自此科举成为取士常规。特别是“自宣、正以来，教化大行，人文丕显，怀才抱德之人虽科之弗尽而官之有余，所谓贡者自弗能出科之右”。明宣宗是一位有为的皇帝，在他继位的宣德年间（1426~1436），实行了一系列薄赋轻徭、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上他本人勤于政务、励精图治，使明初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的局面，民国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称宣德年间“为明代极盛之时”（中华书局，2009年）。在当时，科举所获人才多而职官之位少，哪里还能轮得到选贡所得之人呢？可是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反而在开倒车，重贡而轻科，因贡而废官，“自今上即位，廷臣始议以三途并用，科贡同官，贡不如试者，罪提学而提学之左迁者始前后相继矣”，他觉得让人匪夷所思。
在针砭时弊之余，张治道还结合陕西的具体情况，直陈选贡制度之不当。陕西幅员辽阔，八府三边，学校之设亦广，选贡更是难上加难，从中选出能如科目所选的真才更是不易。张治道认为，陕西人才之产，西安占十分之五，七府占十分之四，三边占不到十分之二，如果贡者一定是“得其真才如所谓科目者而用之”，那么“三边无一可贡，而七府不能抡其半”。科举已尽选良才，若一定要从三边、七府选贡，则“学校之设，遂废诗书之化”，会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选贡前，孔天胤也并非不知道：
今年有以此告文谷先生者曰：“贡士之例甚严也，今三边可弗贡，七府可半贡，西安益当拔其尤，如是可免其谪矣。”文谷曰：“人材学校之出也，学校风化之本也，弗贡是无人材矣，无人材是无学校矣，无学校是无风化矣，如是俗败、政紊、乱作，吾弗忍为也。”言者服而退，遂皆贡。（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
这位好心的“言者”，可以说给孔天胤提了一个免谪的办法，那就是边远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不实行选贡制，凤翔府、延安府、汉中府、庆阳府、平凉府、巩昌府、临洮府这七府中选取应选数量的一半，而从西安府这样人才素质较高的地方拔其优者，这样选出来的人才，在参加朝廷的殿试时，落选的可能性会小很多。可是孔天胤没有听取这位好心人的建议，他认为朝廷既然有此政策，就有朝廷的考虑，所以还是要按朝廷的要求去选。如果投机取巧，只顾自己的升迁，就会导致俗败、政紊、乱作。于是就按各地应有之比例选贡，结果，“贡果谪我文谷也”。对此，张治道为孔天胤抱屈：“呜呼，尽得一方之材以事君，乃以衰庸之七贡贬削焉。君子行道之难有如此哉？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师友为之叫屈，那么对于此事，孔天胤自己的反应如何？
首先是神色无异。“方报下时，文谷子与余联辔长安衢中……其色欣欣，其言侃侃……然略与常日无异。”（樊鹏《赠文谷子行》）其次是不怨。“贡果谪我文谷也，而文谷弗怨也。怨且弗有，何暇计官之升沉哉？”（张治道《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他是在坚守一种原则，而将个人的宦海升沉置之度外。
据王崇庆《孔麟新郑县君墓表》，孔天胤在陕西曾迎养其父孔麟到任，其父“见汝锡学政过严而忧之，示以弘度”，但孔天胤大约并未真正听劝。
（四）关中送别
孔天胤离开陕西时，关中康海、许宗鲁、刘储秀、张治道、张光宇、樊鹏等人皆写有送别诗文。
康海的送别文写于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文中写道：
闻文谷子以考贡不合于条例左迁治郡。今天子励精求治，庙堂诸公方虚心以求天下之贤，翊赞弘化，安有纯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于郡而不亟登于朝哉？于予是深有望于文谷子矣。
这是在关中诸君赠别诗的卷端所作的序言。康海认为，孔天胤是“纯儒”，此后必当有机会登于朝，朝廷不会让这样一位“纯儒”留于郡。当然，这是良好的期许与祝愿。
嘉靖十三年（1534）中秋之夜，刘储秀于宅中设宴，为孔天胤饯行，并招张治道与许宗鲁（1490~1559，号少华，陕西咸宁人）同来。许宗鲁赴约，张治道因病未至，后写《八月十五夜刘西陂邀孔文谷、许少华并余对月，余以病不赴。次日相遇文谷馆中，西陂出所作诗一首，余遂赋此答西陂兼别文谷云》说明原委。由张治道的诗题可知，八月十五夜聚刘储秀宅，次日众人又聚至孔天胤宅，可见众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刘储秀有诗《中秋同少华宴别孔文谷督学二首》，许宗鲁有诗《中秋刘士奇宅宴别孔文谷》，皆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和良好祝愿，刘储秀曰：“剧饮莫辞通夕醉，明年何地又相逢。”许宗鲁曰：“未许玄亭耽著述，早闻宣室会征求。”皆劝其看淡官海沉浮，有才德之人，终会被朝廷再次重用。
张治道后来又写过两首送别孔天胤的诗，一首是《永寿西关饮饯孔文谷》，另一首是《王石谷庄候孔文谷》，可见送别之意不尽。《永寿西关饮饯孔文谷》是一首五言古诗，共三十二句，回顾二人之交游，并对孔天胤给予高度评价。诗歌开篇即称“凤皇（凰）不世出，一出众鸟惊。騕褭不常见，一见千金轻”，将孔天胤比之于不世出之凤凰、不常见之騕褭。《汉书音义》：“騕褭，古之骏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他称赞孔天胤的文思才华：“落笔沧海流，举足青云生”，可谓格局大、影响广。
许宗鲁又写有《西园宴别孔文谷提学》五言古诗一首，也为三十二句，论述二人之情谊。赞赏孔天胤之才：“夫子特翘秀，恒类鲜能超。在木为松桂，在玉为瑛瑶。”人中翘楚，如木秀于林，凡人难超越。述二人交往：“末契投有终，矢言膝与胶”，情深意切，难分难舍。他还化用《诗经》中“皎皎白驹”的典故，说“絷驹徒殷怀，岂乏场中苗”。《诗经•小雅•白驹》是一首挽留人才的诗：“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许宗鲁反其意而行之，说如今场中有苗，却留不住白驹，只能“恻恻眷歧路，戚戚奏苦谣”，无尽的伤感与叹息。
太乙山人张光宇《送孔文谷提学归汾阳》写道：
吾嗟孔夫子，倏忽归汾涘。西风吹我心，远逐汾阳水。此情不可道，此念何时已。泮宫池上花，寂寞桃与李。良宾秽尘沙，凤凰楼荆枳。
泮宫为教育场所，桃李为莘莘学子。孔天胤于陕西为良宾，其品质高洁如凤凰。如今，良宾陷于尘沙，凤凰被于荆棘。这首诗既肯定了孔天胤在陕西的文教之功，又为之遭贬而叫屈。
除了写有送别赠文，樊鹏还写有一首诗《赠孔文谷》，称“天朝恩不已，肯负济时才？”他相信，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孔天胤有朝一日一定会重新得到朝廷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