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尽管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事业在如日中天时就戛然而止，其所造成的损失使我们无可估量地贫困，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两本重要著作，而是一大批内容极为丰富的作品，使大多数历史学家难以企及。而且他的每一本著作都与前一本密切联系，哪一本都不能与其余的割裂开来。霍夫施塔特的想象力很少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一点，他的思想驰骋在广阔的领域，包括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他懒得将它们区分——并且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但他的想法不断地返回到他的事业最初就形成的中心概念。不断地论及进步的传统——如他在《改革时代》一书的导言中所说，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到这一传统的抚育，同时又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批评——使我们清楚地了解霍夫施塔特的所有著作，并发现例如最早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与20年之后出版的《进步历史学家》之间的直接联系。

如果人们记得霍夫施塔特最早在1938年发表的关于查尔斯·A．比尔德论述国内战争的论文，以及关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V. L. 帕灵顿和再次关于比尔德——他在生命晚期又论及这些作家——的其他早期论文，他整个卓绝生涯的连续性就更加明显。 ^[1]

霍夫施塔特对进步历史学家的毕生关注使我们迅速了解到《美国政治传统》的一些特点——睿智、辛辣、大胆，这些最早使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得到普遍的注意。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相对抗，而且是与自由主义史学，特别是与对霍夫施塔特之前一代历史学家有巨大影响的三个大人物的对抗，这三个大人物，如霍夫施塔特在《进步历史学家》一书中所说，在这方面对他本人也有很大影响。霍夫施塔特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美国历史是“受了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崛起》一书的启发”（正如另一代人研究美国历史是受了《美国政治传统》的启发），但对于将美国历史歪曲和简单地解释为对抗的财产形式之间的持续冲突，或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人民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2] ，很快就感到不满。到1930年代中期，对美国的过去的这种进步的或民粹主义的解释已经失去了其所一度具有的一点批判性的内容，而与美国文化沙文主义的兴起沆瀣一气，令人厌倦地赞美美国的过去——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激进传统，民粹主义文化的初原效力以及所谓在“新政”下日渐前进的民族振兴。换句话说，对美国历史的进步解释促成了一种“英雄崇拜和民族自我颂扬文献”的出现，而《美国政治传统》就明确说明要给这种情绪泄劲。

一度是批评性的传统思想蜕变成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最为奇特的一面是这种蜕变是在左翼的推动下发生的。人民阵线于1935年成立，共产党也令人们放心地声明说，共产主义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的崇美主义”，这些都为受排斥知识分子的回归发出了信号。曾经把美国改革传统斥之为小资产阶级反动行为，将“新政”斥之为萌芽中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唯美主义、反美主义和内心生活的修养以及“第三期”共产主义的超级革命忽然不再流行。进步主义和对历史的进步解释出现回复契机，对政治和文化本土传统的追求开始兴起。范·威克·布鲁克斯曾严厉地批评美国文化，现却在《缔造者与发现者》之中踏上19世纪的思乡召唤之旅。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暴露性传记论文让位给了对人民英雄的虔诚纪念——桑德伯格的林肯、范多伦的富兰克林和弗里曼的李——通过实际细节的描写将读者引导入默许的、欣赏的情绪之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一直是可以信赖的风向标，放弃了庞德时代的先锋主义，并对那些“告诉我们诗歌是‘纯粹’的……［并］表达可怕的寂寞感情的人”提出了他称之为的“张扬、不敬和狂妄的挑战”。其他诗人对他“公共演说”的呼吁热烈响应。托马斯·哈特·本顿也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从纽约搬到密苏里，从抽象艺术转变到新地方主义，宣布“大城市”已经死亡。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刘易斯·芒福德赞扬地方主义胜过城市主义。“我们不是抱住令人寒战的都市财政火葬场不放，”后者高声地说，“而是走向新开垦的田野，创造新的政治活动形式，为人类的目的而改变我们经济体制的反常机制，设想并创生新的文化形式。” ^[3]

对于这些最近大肆宣扬的有关“美国复兴”的极端和荒谬想法最有效的批评，就像“复兴”本身一样来自左翼——主要是与《党派评论》相联系或接近的一些知识分子。这个杂志于1936年与斯大林主义文学运动决裂，一年之后以独立刊物的身份出现，总的思想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并且坚决反对将艺术和文化附属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党派评论》的评论家们指责新民粹主义作家们是，用理查德·蔡斯批评芒福德的话说，“通过对历史进行武装攻击洗劫过去”，以便建立一个伪造的文化传统，一个神话般的有机发展的社会。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否认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或对此二者从历史角度进行批评的必要，但他们将认为历史是“可利用的过去”的观点——布鲁克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等人宣扬的观点——和认为历史是经验积累的观点加以区分；将“利用”过去和汲取过去的经验加以区分。正像孩子不能“利用”他们的母亲，而是由其母亲塑造的一样，他们坚持认为每一代人都是由其上一代塑造的，历史分析不是编造与现在需要有关的过去，而是以批评的眼光意识到这些需要的影响。 ^[4]

《党派评论》的批评家们采取的立场意味着严正地拒绝了帕里顿、比尔德和贝克尔的进步历史学，以及特别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的美国历史前沿理论。这些作家恰当地认识到，美国进步主义历史上就是与“美国世界不断扩大的乐观思想”相联系的，这种思想想象有“无限的空间”，把“人民统治的早期阶段理想化为不断受到威胁又不断恢复的民主准则”。 ^[5] 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是，不仅仅是进步主义的肤浅性，而且还有和美国文化的彻底中断，均来自于对新开端的不断的探求，其中有一套经久不衰的形象——逃离复杂的事物，逃离过去，认为过去是累赘，在对更美好未来的不懈探求中就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把过去抛弃。

从这种对进步政治文化以及其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支脉的批评，不难看出霍夫施塔特早期著作的中心主题。像其他《党派评论》评论家一样，霍夫施塔特曾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和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但只是亲眼目睹了其堕落成为（用迈耶·夏皮罗与本顿辩论时所使用的话说）“内容是地方的但规模却是全国性的”“官方文化”。霍夫施塔特从个人关系到气质都与《党派评论》的人们接近，夏皮罗、蔡斯、F．W．杜皮、里昂内耳·特里林、埃里克·本特利和C．赖特·米尔斯都是他在哥伦比亚的同事。他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卡津在其研究美国作家的杰出著作《在本土上》的最后一节“美国，美国!”中，对这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作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指控。可以把卡津的书出版6年之后问世的《美国政治传统》看作是像卡津对美国文学研究那样的美国政治研究。两本书的核心问题都是美国传统（因而揭示了这些传统在30年代的根源）；但他们没有像进步主义和新民粹主义历史学家那样称颂这些传统，而是无情地揭露了其不足的方面。

两位作家都对他们之前的作家们保持了高度批评的眼光，但他们还是吸收了其著作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像卡津保留了范·威克·布鲁克斯最佳的研究方法，霍夫施塔特的分析也显示出比尔德的影响。像比尔德一样，霍夫施塔特赞美开国元勋们政治方面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在《美国政治话题》一书中将这种品质与对“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理解联系起来。不过比尔德把杰斐逊的传统与联邦主义的传统截然分开，这两者的持续冲突是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而霍夫施塔特则把杰斐逊看作一大串机会主义者中的第一位，他们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就是模糊意识形态冲突，口头上为农业民主而谴责商业利益，但实际上却在促进这些利益。没有像比尔德和帕灵顿那样划分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的传统，霍夫施塔特发现美国历史上有一系列的机会主义入侵、妥协和自我欺骗。这些论文题目中明显的讽刺术语的连续使用不仅仅是为了揭露英雄崇拜主义文学——例如强迫我们把林肯看成是自助意识形态的源头，把西奥多·罗斯福看成保守党人——而且要指出角色之间的混乱，主要政治家被迫披上的奇怪伪装以及缺乏坚定意识形态基础（最多是有作为潜流存在下来的经济现实主义传统）的政治制度中经常存在的意图和结果的冲突。

霍夫施塔特在强调美国社会缺乏意识形态冲突时——例如当他杰出地修改了对杰克逊原则的传统解释，不把历史看作是严阵以待的农民反对金钱权力的运动，而把他们显示成为因中央控制而恼怒的满怀希望的资本家——他就毫无疑义地为1950年代的理论家意见统一铺平了道路，这些理论家们把意识形态一致不仅看作是美国制度的主要特征，而且是其稳定的根源。但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意图并不是要称颂美国的“实用主义”。相反，他把这种一致看作是知识破产的一种形式，认为反映出的不是健康的实用精神，而是诸如疆界、坚强的自由民、自助、上帝和母性等民众神话对美国政治思想的控制。霍夫施塔特骨子里都是城市人，而且在他写作的时代，最好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已从与1930年代新民粹主义有联系的最新版本的农民神话后退，他从多情的农民神话中看到了不现实的美国政治话语中特别张扬的样板——在这个国度里，工业家、职员和工人装作是土地的结实的儿子。在他早期关于布赖恩的文章中，对农民幻象的攻击达到了喜剧性的高度——霍夫施塔特认为布赖恩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农民神话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之后还坚持之不放，而且因为他“不是在领导选民，而是为之代言”，于是“就将人民事业冻结在最低的理解层次”。

《美国政治传统》表面上看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但书中所研究的是人民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将政治家视为“民众思想领袖”“而不是他们引人注目的职能”，霍夫施塔特禁不住补充说。写这本书的动机与同一时期，即1940年代中期，德怀特·麦克唐纳反对自由劳动者心态及“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动机相同，与欧文·豪攻击“伤感的结伴旅游”及民众的非民粹主义神秘性时的动机相同。在30年代，那些谴责人民阵线文化的人是以独立社会主义运动的名义进行的，他们想象这种运动会因美国的大萧条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而出现——这一运动既批评资本主义又批评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扭曲。“我自己1948年对整个历史的看法，”霍夫施塔特在另外书中说，“来自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6] 但到1940年代中期，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以保卫文化自主，反对文学上的斯大林主义，保卫独立的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传统，反对知识分子“顽固地接受——哪怕是断断续续地——社会的官方声音作为自己声音的必要性。” ^[7] 随着文化问题越来越压倒政治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内容逐渐淡化。

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因对激烈社会运动希望的暗淡而改变，因为没有这种运动，马克思主义看起来就越来越像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纯粹的知识类型。由于社会主义的前景日益暗淡，许多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大众文化批判。“他们早期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评，”如爱德华·希尔斯在其因此评论而出名的论文中富有见地地指出，“变成了对大规模工业社会的道德和文化批评。” ^[8] 但这种“变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社会主义者过去批评的不公正现象——这是希尔斯的说法，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政治攻击的可能性到1940年代中期已经大大地缩小，而且无论如何，对于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技术破坏的国际危机，进行纯粹的政治分析已经不再充分。德怀特·麦克唐纳1946年写道，“我现在认为，困难比进步党人想象的要更为深重，危机也更为严重。” ^[9]

进步派的政治文化现在已被视为当代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其解决办法。面对现代生活有组织的野蛮行为，进步党人依然天真地相信科学、进步和历史“前进”，而真正的激进派，按照麦克唐纳的说法，把人而不是历史作为政治的中心。“进步派从集体角度思考（社会的利益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激进派则强调个人的良心。” ^[10] 这种区分也出现在《美国政治传统》一书里，书中批评进步传统智力贫困，而对鼓动家温德尔·菲利普斯则深表同情——霍夫施塔特的作品中（不断指出）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也不希望担任公职而又完全符合麦克唐纳关于激进派定义的人物，因为“如果历史按照他指出的路走他也会高兴，但他……顽固坚持自己的路，强调‘应该’而不是‘实际是’”。 ^[11]

鉴于进步派心态的中心特征是崇拜历史和历史进步，那么霍夫施塔特在批评进步派的政治传统时就不能不对进步派或如霍夫施塔特后来称之为“辉格党人”的历史解释加以批评。在对此进行详细讨论的《进步历史学家》中，他指出“辉格党人”的解释具有以下特征：“它公开申明党派性，站在新教徒一边反对社会现存机构，……似乎在讲解一个不断进步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现代开明精神。” ^[12] 由于其党派性，进步派历史学家，如帕灵顿等人就将冲突简单化，以便能够创造对立的传统，这种对立似乎在一种脱离时间的真空中存在于整个历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债务人和债权人，农民和剥削者。按照《进步历史学家》的说法，这种做法使之“不能很好考虑知识问题借以呈现于历史学家之前的直接条件”。 ^[13] 帕灵顿有一种“在冲突中看到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的倾向，这使他不能看到罗杰·威廉姆斯和约翰·可顿共同信仰加尔文主义，托马斯·胡克与马萨诸塞神学政治统治者思想的基本相同之处，也看不到《宪法》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共同的辉格党原则”。 ^[14]

《美国政治传统》导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随后的文章也致力于探讨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拥护者之间、杰斐逊拥护者及其反对者之间以及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的共同的立场。霍夫施塔特在导言中解释说，他强调一致性而不是冲突，其主要原因是要避免进步派传统过度的党派特征，那会使历史学家们无休止地重复以往的争论。

这一“原则”，即共同信念比以往的冲突更为重要（这有助于解释，例如，“杰斐逊和联邦主义者，不顾人们的意愿，达到了共同的目标”），不仅变成了霍夫施塔特后来许多著作的基础，而且也是1950年代一些最好的历史著作的基础。

这本书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一种不耐烦的心理，抱怨褊狭的党派之见使历史学家对问题辩论的方式竟与同时代人辩论这些问题的方式相同。例如，斯坦利·埃尔金斯在其关于奴隶制的开创性研究中，一开始就发出了与霍夫施塔特同样的抱怨：“在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中有一种强制性。对奴隶制恰当与否的同一标准年复一年地沿用了下来。” ^[15] 这种要与以前辩论中的道德强制实现某种程度分离的决心——不要与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科学“客观性”的幻想混淆——产生了一批历史著作，这些著作现在被错误地或不恰当地丑化为政治上保守。的确，那些力图将“共识”看成是历史解释的一般性原则的作品，最早从比进步派更左的方面对进步派历史著作进行批评，最终成了对美国“实用主义”的颂扬，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16] 但即使是这部著作也充满需要吸收和充分利用的真知灼见——的确，许多这些真知灼见甚至有待于真正理解。许多历史学家没有试图区分什么是共识历史中有用的东西和什么是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而是又回到了在许多方面与进步派历史学家没有区别的立场。进步派历史著作最坏的特征又在新左派的庇护下重返舞台：问题极度简单化；现代关切问题从历史寻求答案，使政治和思想传统合并到一起；刺耳的党派之见。 ^[17] 更糟糕的是，对于冲突的进一步强调产生了一种要求，要史学家们培养“积极的观念”，历史要从属于“运动”的需要。因此，霍华德·津恩要求史学家们“从特定的伦理基础出发”决定“什么是此刻需要的行动，并集中于能够满足需要的复杂真理的这一方面”。 ^[18] 面对这些批评家，共识论历史学家们无须为自己辩护。

这里不宜于讨论霍夫施塔特后来的著作及其与共识理论和1950年代的文化潮流（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关系，或者是讨论使他在1960年代末决定“共识历史对我来说不再像10年或20年前那么令人满意” ^[19] 的种种考虑。如我曾经指出，他后来著作的突出主题暗含在《美国政治传统》一书以及促成此书的文化争论之中。他在《改革时代》中对民粹主义的严厉批评以及在《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中对民粹主义的变态形式的严厉批评延续了3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民粹主义的批评。他后来对于反理智主义的关注来自于麦卡锡时代的创伤，但其最终的根源却在于，左派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于左派政治运动，而且看到其思想价值观也受到来自各种政治立场的攻击，于是他们便试图要寻求自己的传统。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的核心内容在威廉·菲利普斯1941年的论文中就已经提出。“知识分子传统”，其中菲利普斯把精华的现代艺术和思想看作是知识分子“优秀群体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是在其“对实用和顺从所做的永无休止的反抗中”形成的。 ^[20]

整个来看，后来这些著作与《美国政治传统》相比更易于受到批评。将平民主义解释为怀旧或向后看的运动容易忽略了平民主义真正激进的因素。批评平民反理智主义而捍卫知识分子传统，这就忽略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反理智主义，并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理智与利益混淆起来。 ^[21] 但即使在我写下这些保留意见的时候，我也明显意识到，霍夫施塔特著作内容丰富而复杂，对其评价是很困难的，我上述这些想法是很不充分的。这本著作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该书可观的规模。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数量就等于质量，而是因为它传达出了关于人以及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为了完成这本一流鸿篇巨著，霍夫施塔特不仅要有无比充沛的精力，而且对自己的工作还要全力以赴，不能分心。有时令我迷惑不解的是，面对令人气愤的乖戾而不公平的攻击，他也绝不停止写作来捍卫自己。 ^[22] 这倒并不是他认为捍卫自己并不重要，而是他对历史研究这一行业及其能力具有无比的信心，相信其会对这一领域的著作，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做出合理的判断。 ^[23] 他的这种信心以及他对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无私的学术研究中心的信念，他的年轻的同事们或许并不都有。我们觉得学术生涯并不舒服，并经常与这一职业中的人们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意见相左，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具有霍夫施塔特那一代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这一职业的坚定的献身精神。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比他们写的要少得多；我们也不能安慰自己说，我们改造了大学以及大学为其部分的政治制度。自从对共识历史学家大胆提出摧毁性的挑战之后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大学和政治体制基本没有改革（当然前景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而新的历史著作——对1940年代和1950年代年代具有明显长进的历史著作——却基本上没有写出来。我们这一代曾有过太多的勇敢的开始，太多的没有任何结果的主张要求，太多的书没有写完，太多的中断未完成的事业。我们主张积极行动，但并未实现我们的期望；作为学者，我们的成果整个来说并不突出。要取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倒也不晚，但现在再也不能沾沾自喜地夸耀我们的成就或宣称我们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优越于上一代历史学家。

克里斯托弗·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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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战前夕的关税问题”，《美国历史评论》，1938年，第50-5页；“帕灵顿与杰斐逊传统”，《思想史学刊》，1941年，第391-400页；“特纳与边境神话”，《美国学者》，1949年，第433-43页；“比尔德与宪法”，《美国季刊》，1950年，第195-213页。

[2] 《进步的历史学家》，第xiv页。

[3] 莫顿·多文·扎贝尔在一篇激烈的辩论文章中批评麦克利什说“我们的时代富于政治和精神变化”，“国会山的诗人”，《党派评论》，1941年1-2月，第7-9页；又见迈耶·夏皮罗论本顿，“民粹现实主义”，同上，1937年1月，第53-57页，以及论芒福德，“瞻前顾后”，同上，1938年7月，第12-24页。沃伦·苏斯曼论30年代的一篇重要论文（“30年代”，洛曼·拉特纳和斯坦利·科本编著，《美国文化发展》（1970年），第179-218页）指出，文化概念——指源于人民日常经历的整个生活方式——为理解这十年知识界压倒一切的关注，即寻找本土政治传统和真正的人民文化，提供了线索。

[4] 理查德·蔡斯，“武装的蒙昧主义者”，《党派评论》，1944年夏刊，第345-348页；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乌，“文学批评的一些问题”，《科学与社会》，1937年冬季号。关于“可利用的过去”这一概念，见范·威克·布鲁克斯，“论创造可利用的过去”，《标度盘》，1918年4月11日，第337-341页以及卡尔·贝克尔的著名论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1931年。

[5] 迈耶·夏皮罗，“民粹现实主义”，《党派评论》，1937年1月，第55-56页。

[6] 《进步历史学家》，第452页。

[7] 威廉·菲利普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党派评论》，1941年11-12月，第490页。

[8] 爱德华·希尔斯，“白日梦与梦魇：关于大众文化批评的思考”，《塞沃尼评论》，1957年，第590页。

[9] “根源在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1958年），第30页。

[10] 同上，第29页。

[11] 同上。

[12] 《进步历史学家》，第428页。

[13] 同上，第440页。

[14] 同上，第415页。

[15] 《奴隶制：美国体制和思想生活中的一个问题》（1959年），第1页。

[16] 丹尼尔·布尔斯亭的情况尤其如此，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托马斯·杰斐逊失去的世界》（1948年），批评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很空虚，但其后来的著作发现美国人对政治理论的憎恨是一种伟大力量的源泉；见其作品《美国人：殖民主义经验》（1958年）和《美国人：民族主义经验》（1965年）。又见路易斯·哈兹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年）。 对这些理论的最出色的批评是由霍夫施塔特做出的。他在很有特色的一段文章中说：“对于是否将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激烈辩论称之为‘意识形态’差别，人们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这不是意识形态冲突（不过我认为这是），我们只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不需要因意识形态冲突就进行大规模流血斗争。面对这种政治委顿，如果哈兹教授对我们保证说，因为南方各州仅仅是坚持它们自己的写入邦联宪法的有关宪法的观点，因此内战不表示美国统一认识的实际破坏，那又有什么不妥?……我只能用一幅漫画表示我的不同意见：一个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士兵和一个北方士兵1865年碰到一起考察战争带来的实际和道德方面的破坏。‘好啦，’其中一个安慰另一个说，‘我们最终没有愚蠢到造就政治理论家的程度。’”（《进步派历史学家》，第462页。）

[17] 关于构建虚假的传统，当代人与这些传统无关，其连续性只在历史学家回顾过去时存在，见例如斯汤顿·林德所著《美国激进派的思想根源》（1968年）。

[18] 霍华德·津恩，“废奴主义者、自由乘车运动者及鼓动策略”，载于马丁·杜波曼等编著《反对奴隶制的先锋》，第430页。

[19] 《进步派历史学家》，第444页。

[20] 《党派评论》，1941年11-12月，第482-3页。寻求“知识分子传统”的努力受到许多批评，就像进步派和新平民历史学家受到的批评一样。30年代的拼命寻根甚至影响到布鲁克斯、芒福德等人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怀旧批评家。

[21] 我在我的两本著作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关于平民主义的讨论，见《美国左派的痛苦》（1969年），第一章；关于对“知识分子反理智主义”的讨论，见《美国的新激进主义》（1965年），第九章。

[22] 我这里特别想到的是诺曼·帕拉克的“霍夫施塔特论平民主义：对改革时代的批评”，《南方历史杂志》，1960年，第478-500页。

[23] 同时他不大注意这一职业中礼仪性的和自我推介的活动。他极少参加历史协会的会议。他也不大考虑自己在这一职业中的声誉和地位，让事情顺其自然。